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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的小故事
蒋梦麟的小故事
【篇一：
蒋梦麟的小故事】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
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
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
秀才有两种：
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
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一次陈独秀问我：
“唉！
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
“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
”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
“失敬，失敬。
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
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
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
“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
不然大家不方便。
”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
于是由李大钊陪陈独秀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
1918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毛泽东带了23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长辛店、保定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
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
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
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在第二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
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
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
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
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
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
他说不行，都破了产。
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
给他一个职位好啦。
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
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
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
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
“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离婚再娶
蒋梦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遗孀。
1928年，由于政治嫌疑，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戕杀于天桥刑场。
高仁山遇害之后，蒋梦麟同情陶曾谷的凄凉处境，对她呵护有加，照顾备至。
不久，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陶曾谷成为他的秘书。
日久生情，二人坠入爱河。
蒋梦麟宣布要同陶曾谷结婚，他向亲朋好友宣称，之所以要和陶曾谷结合，完全是为了尽朋友之间的义务，这一说辞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笑谈。
胡适夫人江冬秀就一直反对胡适为蒋梦麟、陶曾谷证婚，认为蒋梦麟因陶曾谷而与原配孙玉书离异，有亏于道德，到了结婚当天还把大门锁上，不让胡适去参加婚礼。
胡适最终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后，夫妻感情倒是相当和谐，婚姻生活也算美满。
难展抱负
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存在一些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带来多少帮助。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
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内迁，与清华、南开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作为联大常委的蒋梦麟虽然尽心尽力，但是依然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希图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复兴北大，振兴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复校的北大大展宏图时，北京大学却出现了一股反对他继任北大校长的势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
这些人反对蒋梦麟，固然是因为他以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与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不符，但是据知情人讲“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
因为妻子的缘故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蒋梦麟的一大遗憾。
朋友反对
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与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
起初两年，虽有不少人说媒，蒋梦麟却不为所动，1960年蒋梦麟初见徐贤乐，便着了魔，缴了械。
徐贤乐一直追求者甚众，曾经嫁给杨杰，结婚7个月后，两个人便因为金钱问题，以离婚收场。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她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
蒋梦麟的朋友们非常着急，老友胡适一直站在蒋梦麟这边，这一次，他也投了反对票。
胡适住在医院，就写信劝说蒋梦麟，还为蒋梦麟支着儿，张群、陈诚等蒋梦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纷纷表达了对婚事的异议。
惊动第一夫人
陈诚直截了当地告诉蒋梦麟：
“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第一夫人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
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
蒋梦麟犹豫了，1961年7月11日，蒋梦麟去看望胡适，一进病房他说：
“孩子不听话，医生要你住在城里，你不听医生的话，又搬回南港了。
你给我的信，我已听了你的话了。
现在我说的话，你也要听了？
”蒋梦麟对胡适信誓旦旦，说自己会取消婚礼，然而一个星期之后，胡适知道了一个消息，蒋梦麟居然举行婚礼了。
心生不满
1962年年底，蒋梦麟不小心伤了脚住院治疗，住院未久，徐贤乐便心生不满，于1963年1月19日借口回家做年糕，将自己原在蒋家的户口迁了出去，并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来在“中央信托局”的宿舍。
蒋梦麟伤愈出院，徐贤乐已经不知去向。
徐贤乐的所作所为令蒋梦麟再也不能容忍。
1963年1月23日，他委托婚礼的证婚人、台湾有名的大律师端木恺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给徐贤乐新台币3000元。
这一提议遭到了徐贤乐的拒绝。
2月8日，蒋梦麟再经端木恺发出第二封信，指责徐贤乐擅自领去其应得之利息、股息。
4月10日，蒋梦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继而又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
离婚官司
此时蒋梦麟已是风烛残年，腿伤未愈，体质孱弱，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当场老泪纵横：
“我坚决要和徐女士离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
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会上做了几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岂会这么容易受人挑拨？
”“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
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此时胡适已经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
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
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
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字，否认她与蒋梦麟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
徐贤乐的反诉条理清明，也不能不算离婚官司中的好文章。
尤其对“侵渎先室”的反驳，列举出蒋先生当年婚中恋慕陶女士，与原配夫人分居，后陶女士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异议”。
对于蒋在离婚书中说“指责她趁着蒋开刀之际把存折、股票、土地过户”，她的回答也算工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儿女撒娇之态：
“当初你说的，你的东西都归了我，所以我今天做的无非是照着你的意愿做罢了。
”
1964年1月23日，这场旷日持久、轰动台湾岛的离婚官司，最终经人调解而息讼，蒋徐二人协议离婚，由蒋支付给徐赡养费50万元。
尘埃落定后仅仅半年，6月19日，蒋梦麟便因肝癌病逝，终年78岁。
【篇二：
蒋梦麟的小故事】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对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
“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
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
“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
“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
蔡元培曾坦承：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
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
“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
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
蒋梦麟自己说：
“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陈平原则感叹：
“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
“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子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
蒋梦麟听后笑言：
“这话对极了。
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
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
“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
”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
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
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
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
“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
“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
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
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
【篇三：
蒋梦麟的小故事】
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
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
1908年8月赴美留学。
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
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
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
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
1964年病逝于台北。
北大“功狗”在“五四”运动后期的工人阶级成为运动主力的“六三”运动中，蒋梦麟与志同道合的胡适、汤尔和（当时的医专校长）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学生的挽留蔡校长（民国政府要撤免他）运动，鼓动蔡元培回北京复任北大校长。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签署大总统令表示“挽蔡”。
蔡元培则表示，只要民国政府答应不处罚学生，便可以回校。
可民国政府随即食言，并没有改变镇压学生运动的方针。
于是，蔡元培复电民国政府拒绝返校复职。
学生运动由此愈发猛烈。
在强大的“挽蔡”压力下，民国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民国政府国务院、教育部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可蔡元培在离开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过不再回北大，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的时机。
经过各方斡旋，由汤尔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职时的得意弟子蒋梦麟暂时去代理北大。
在这样的情势下，蒋梦麟开始了他与北大前后近20年的关系。
当时蒋梦麟年仅33岁。
当各方议定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后，蒋梦麟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接受了，于是，他提出两点意见要求蔡元培同意：
一是只代表蔡先生个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长；二是仅为蔡先生的督印者。
当时尽管蒋梦麟只有33岁，却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蔡元培对蒋梦麟提出的这两点都同意了，还交代蒋梦麟说：
“前段日子，各界代表来杭州（蔡元培离开北大后南下于上海、杭州之间）每天都有几起，迄未答谢，你到北京后，可代我向社会各界致谢，说明我已有回北大的决心，对大学责任，我愿意继续担负完全责任。
”之后蒋梦麟起程前往北京，临行前向蔡元培告辞，蔡元培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从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蒋梦麟颔首称是。
蒋梦麟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点。
暴风雨过去了，霁日重现，新的学期开始了。
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于是年9月20日到校，蒋梦麟向恩师蔡元培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十年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半。
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论是他赴欧美考察，还是因政府腐败愤而辞职，总是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务。
除了三次代行校长职务外，蒋梦麟长期以总务长的身份，将主要精力用在协助蔡元培进行北大的体制改革上，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蒋梦麟与胡适、陈独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北大是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这固然与蔡元培密不可分。
然而，倘若没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要逊色不少。
但对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位先生的办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评说，真是不敢恭维。
而认为自己的办事能力超过胡适，蒋梦麟的办事能力超过蔡元培。
有一次傅斯年对胡适说：
“论办事能力，你不如我，论学问，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条狗；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但办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蒋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以后，蒋梦麟也说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条“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只不过蒋梦麟是条“功狗”。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认为蒋梦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办事能力的人。
蔡元培也认可此说，在北大，学校的发展、部门的设置是请蒋梦麟君通盘计划的。
由于有傅斯年与蒋梦麟的这么一说一和，于是，蒋梦麟就落了个“功狗”校长之戏称。
说起“功狗”，这是有典故的。
话说刘邦做了皇帝后，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没有什么文化，却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提着脑袋南征北战，为刘邦打下若大江山的伙伴虽说个个封侯拜将，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却是一个文人——在后方协助刘邦的萧何！
这一下炸锅了，群情激奋。
萧何凭什么名列功臣第一？
刘邦对他手下这批开国武将说了一段颇有见地的话，他说：
“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
你们只不过是擒杀野兽有功的猎狗（功狗），只有萧何才称得上是猎人（功人）。
”这就是蒋梦麟讲的“功狗”一词的由来。
1930年12月，代校长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
蒋梦麟到校视察后，随即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北大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的职志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
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
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
改原评议会为校务会议，人员组成与职权同原评议会，必要时可延聘专家列席，所以，校务会实际上是教授会。
原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旧保留，职权不变。
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
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后，推行的仍是他当年协助蔡元培时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过突出了他那美国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针和办事原则而已。
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除了管理就看师资队伍的质量了。
蒋梦麟一面将流失的教授请回来，一面延揽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充实师资。
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
“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蒋梦麟用人继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传统，挑选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
如钱穆没有高学历，国学水平却很高，蒋梦麟毫不犹豫地将其请到北大当教授。
犹如当年蔡元培延请梁漱溟。
在蒋梦麟的诚挚待人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教授，北大成为人才荟萃之地，这就保证了北大的整体教学水平。
为了促使教学科研的健全发展，对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蒋梦麟坚持不变。
在“大度包容”的方针下，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延续下来。
他对全校同仁宣告：
“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
”蒋梦麟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把希望之舟平稳渡过惊涛骇浪，二十年如一日，终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提升，达到了北大历史上的最高峰，为当时北平国立八校之首。
到抗战前北大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对此，蒋梦麟十分谦逊地说：
“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几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又说：
“我自到北大后，始终得到适之、孟真的全力帮助，方才有北大的发展。
”“郭子仪第二”在蒋梦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学生一般不应该介入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是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国家驱使。
只有当现实政治实在惨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负责任的时候，青年学生利用自己的热情，出而唤醒民众，昭示天下，达成此目标即应返回教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荒废学业，放弃其自身的职责，自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至于成年人的责任，蒋梦麟在当北大校长那些年里，从来未敢放弃，并以北平文化界领袖的身份冲锋在前，以致引起日本军方的关注，并将之列入应予逮捕的黑名单。
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宪兵径直来到北大校长室，“邀请”蒋梦麟到日本驻防军司令部“解释”其反对日本的事情。
蒋梦麟本着“临难毋苟免”的古训，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
当蒋梦麟将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时候，有朋友劝他不要去日本军营，听日本人到北大来逮捕好了。
但是，他们敢吗？
然而考虑再三，蒋梦麟依然决定单独前往，在天黑以前抵达设在东交民巷的日军司令部。
蒋梦麟独自前往，显然出乎日军的预料。
日军大佐说：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
”边说边递给蒋梦麟一支香烟。
“你说什么？
我进行反日宣传？
绝无其事！
”蒋梦麟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日本人的香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
我是签了字的。
那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
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
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
”这时电话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蒋梦麟说：
“已经给你准备了专车。
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
日本宪兵是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听闻此言，蒋梦麟正色道：
“我不是怕。
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
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
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
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这位日本大佐听到这句话脸色立即变了，好像蒋梦麟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你不要怕呀！
”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
不，不。
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
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
你是相信武士道的。
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蒋梦麟抽着烟，很平静地对日本人说。
电话又响了，这位日本大佐再度转身对蒋梦麟说：
“好了。
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光临。
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
谢谢你。
再见。
”对于这件事，罗家伦后来评价说，蒋梦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英雄精神。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蒋梦麟正在南方，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为全面抗战建言献策。
7月底，北平沦陷，北大也成为日本的军营。
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相继沦陷的平津各高校陆续内迁，北大与清华、南开组建联合大学，先设长沙，后移昆明，是为抗战时期闻名国内外的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由三个著名大学组建，蒋梦麟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三常委，共同负责联大的日常事务，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为民族复兴、为建立新的国家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谱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由于西南联大的三个学校都是名校，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优长之处及学风，以学校的历史及校长的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
但他为了三校的团结，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坚决主张不设校长，实行常委负责制，共同主持校务。
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请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而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校内的事务基本不管。
蒋梦麟就此常说：
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家是我痛苦的深渊”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
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
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
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原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
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
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
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
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
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
“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
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1958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在台湾因病去世。
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
陶女士曾经对她说：
“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梦麟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
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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