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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动向第27期

宏观政策动向

第27期

(总第475期)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2009年07月17日

国信观点:

 持续性:

下阶段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政策动向:

 货币政策微调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

发展智能电网,应对能源多元化政策取向

政策点评:

 要充分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

新农保应与农地改革等配套实施

政策文摘:

 发改委要求严格规范创投企业募资行为

《汽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出台

外管局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一周动态:

 财政部提出加大力度扶持新能源和环保产业

      住建部三大措施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信心和投资

      商务部正在研究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对策

政策借鉴:

 韩国出台鼓励环保汽车发展方案

英国公布低碳过渡计划

持续性:

下阶段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最新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在一系列刺激政策的推动下,已经触底回升,无论是从现实的增长数据看,还是从被大家普遍论及的信心看,均出现了明显的向好趋势。

但是,在“欣喜”的背后,也存在一些有待观察或说隐忧的问题。

目前大家关注的已不是经济是否复苏,而是这种复苏能否持续下去,短期的促增长是否会为未来的稳定发展埋下隐患。

因此,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如高层所言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宜做出一定的调整,将重点从年初的保增长向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转化。

一、经济增长触底复苏已然确立

之所以说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触底复苏态势已然确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经济增长(供给)、国内需求均出现向好态势。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回升态势明显。

其中作为占比最大的工业,生产加快回升,工业利润降幅减缓。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6月份增长10.7%),其中,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

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502亿元,同比下降22.9%,比1-2月份降幅缩小14.4个百分点。

发电量在6月份出现今年首次的转“负”为“正”,并出现逾3%的增幅。

从需求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4505亿元,同比增长9.9%,增幅比1-5月提高3.1个百分点,商品住宅完成投资10189亿元,同比增长7.3%,比1-5月提高3.1个百分点。

1-6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23.9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2.7%,增幅比1-5月提高1.0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4.7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0.4%,降幅比1-5月缩小5.8个百分点。

国内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同比加快3.7个百分点。

6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825.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7%,环比增长11.2%;其中出口954.1亿美元,同比下降21.4%,环比增长7.5%;进口871.6亿美元,同比下降13.2%,环比增长15.6%。

统计显示,6月份当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同比降幅比今年前5个月累计同比降幅分别减少7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和14.8个百分点。

二是景气指数回升明显。

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为115.9,比一季度回升10.3点。

其中,工业企业景气指数从一季度临界值附近回升至112.0,提高12.2点;制造业企业景气指数也回升至临界值以上,比一季度大幅提高13.3点,位于景气区间的制造业行业明显多于一季度;建筑业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128.9,提高13.2点;房地产业企业景气指数明显提高,提高幅度达18.7点;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6.5、108.5、109.0和103.0,比一季度提高3.9、4.0、3.3和4.6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景气持续保持高位态势,景气指数为145.1。

同时,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信息,2009年6月,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3.2%,高于上月0.1个百分点。

该指数连续四个月位于临界点--50%以上,表明随着中央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制造业经济总体呈现稳步回升态势。

三是微观主体信心恢复。

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二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回升至110.2,比一季度提高9.1点。

多数行业企业家对企业发展持积极态度;多数注册类型企业企业家信心有所回升;大型企业企业家信心明显提升;东中西部企业家信心均有回升。

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也稳步回升。

二、内生增长动力尚显不足

之所以说内在增长动力还不足,主要因为:

一是中小企业增长依然不容乐观。

二季度,集体企业景气指数96.7,小型企业景气指数为98.6,尽管已回升至景气临界值附近,但仍置于不景气区间。

表明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中小企业已初步摆脱“惊魂未定”的恐慌局面,但离全面恢复尚有距离。

作为中国对市场最为敏感、对就业以及增长贡献越来越大的中小企业,其景气程度如果没有大幅改善,就很难说市场的内在动力充足。

二是企业信心仍存在不确定性。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信息,6月份主要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4%,仍位于临界点以下,显示制造业企业主要原材料库存继续减少。

一方面表明部分制造业企业原材料采购难度加大,企业多以消耗原材料库存来满足生产需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仍“顾虑重重”,不敢贸然进货,市场仍处于弱平衡状态,向上的趋势性尚不稳定。

三是促成经济反弹的主导力量来自存货调整和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需求面依赖外部经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

而从中国外贸面临的形势看,仍有三大不利因素:

第一,从供给来讲,美国长期的潜在GDP增速可能会从过去的3%—3.5%下降到2%。

长期趋势线下调意味着美国经济将会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中低速增长。

第二,美国储蓄率上升,消费下降,外需订单减少。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

这样,外部环境低迷不振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也会延续,社会投资增长仍然乏力,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依然脆弱,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困难较大。

四是民间投资跟进并不理想。

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在基层的调研发现,许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反映,并未或很少从国家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受惠。

在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大型基建和工业项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项目几乎被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所囊括。

尽管上半年银行贷款大幅增加,但其中的大部分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国企等政府性项目。

对于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融资难仍是它们难以破解的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资金非但无法有效地吸引、带动社会资金,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对其产生挤出效应,市场自主回升的动力也就很难形成。

五是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储蓄和投资意愿增强。

三、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过去多年我们已经习惯了政策骤冷骤热交替,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这种背景下更加频繁,但不论是企业还是普通百姓,都不希望看到经济政策“急刹车”、“硬着陆”的局面,不希望经济大起大落,而是希望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

因此,政策制定需要未雨绸缪,站在长远的角度采取均衡发展的策略,任何短期的经济政策都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依据已经发生和即将可能发生的问题及时采取前瞻性的措施。

事实上,目前谈论经济是否明显复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可持续性。

因此,下阶段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着力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1、切实落实中央调结构的政策措施

剖析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局,实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叠加的结果。

其直接原因固然是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导致我国的外需骤然收缩,外向型企业出口减少、经营困难,进而影响到内向型企业;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内部长久存在的增长方式粗放、转变不到位等问题,才是最核心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中央在制定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时,一直强调要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综观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调整”二字被置于“振兴”之前;在每个规划当中,“技术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自主创新”等等,更是近乎一致的关键词。

可见决策层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视。

在截至5月底已经下达的562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预算中,有412亿元投向了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及服务业发展。

然而,产业结构调整知易行难。

最近几年,由于重化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带动力,许多地方罔顾当地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大干快上重化工业项目,“两高一资”产业遍地开花;而在当下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势下,“保增长、保就业”的即期目标与“调结构、促升级”的长远目标之间又潜存着一定的冲突,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倾向于优先考虑前者,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再度盲目投资,从而使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抬头。

对于此种苗头,务必保持足够警惕。

须知,“保增长”乃治标之举,“调结构”方为治本之策,治标的目的在于为治本赢取时间和奠定基础,决不可本末倒置。

2、政府主导性投资勿一味扩张、单兵突进

从中长期来看,大规模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有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此次经济刺激着眼于农村和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项目(如廉租房、环境治理、修建医院及学校等等)和产业及区域经济的升级换代,这对于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的转移、消除农村消费的基础设施瓶颈、降低消费者的谨慎性储蓄等等,都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且这些投资也将为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但如果一味独自扩张,一方面由此导致贷款增速过快,会带来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催生资产泡沫,为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埋下隐忧。

另一方面,过于强势的政府主导性投资不仅其效率难以得到保证,而且会给银行系统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抑制民间资本的热情,而如果民间投资不能顺利接过增长的大旗,未来增长的持续性就有问题。

因此,在看到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政策重点应放在如何激发民间投资上。

3、采取措施促进持续性消费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对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实施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下乡、“万村千乡”农家店建设等经济激励政策,近期国务院又决定实施汽车、家电以旧换新。

在国家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国内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但是,决定消费需求最终还是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对未来的预期。

表面上看,我国的储蓄率很高。

但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发现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个人储蓄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极少数的富人阶层。

目前我国贫富差别在加大,很多地方的平均收入水平看似不低,是因为有小部分高收入者的存在,而在总人口中占据绝大部分的群体,收入大都偏低,实际储蓄水平并不高,而高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负担却很重,使得这部分人一是没钱花,二是有点小钱却不敢花。

因此,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应该重点考虑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普通家庭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缩小贫富差别。

有关部门应抓紧出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意见。

在政府储蓄方面,应进一步向公共财政转移。

有盈利回报的投资项目,政府不要“与民争利”。

在企业储蓄方面,基于推出中央国企利润分红试点的基础,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分红比例。

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各种税费。

可先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管理,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推动消费,提高居民福利。

鼓励提高居民来自实体经济的资本收入,而不是突出来自房地产投资等资产市场上的财产收入。

政府可通过多项政策鼓励居民创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实体投资领域。

(胡少维)

货币政策微调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

近日,中国央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发表课题文章指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尚存,应继续保持财政对经济的刺激力度,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

同时,课题组还建议,央行应根据银行业盈利状况和市场流动性状况,灵活调整利率和准备金率。

显示虽然央行未来将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但可能根据宏观经济总体情况对政策进行微调。

[问题]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出现了爆炸式、超高速度的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6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较上月新增15304亿元,至此,我国上半年新增信贷高达7.37万亿元。

这种银行信贷超高速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将给国内银行体系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首先是中长期贷款风险。

因为商业银行经营的特征本来应该是以短期贷款为主,中长期贷款比重不能太高。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是短期债务(即存款)多,如果用短期债务做中长期贷款,就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债务资产结构错配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

其次是票据融资风险。

因为如果票据融资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只是在银行体系内循环并放大票据融资规模,那么这种循环的系统性风险就会逐渐积累起来,当票据融资没有真实贸易做背景时,这种票据融资的交易也可以流入股市及楼市,吹大资产泡沫。

再次就是利率市场化风险。

尽管国内商业银行的利率看上去是市场利率,但实际上仍然是央行严格管制下的利率。

有人估算过,商业银行的存量贷款有30%的比例采用的是基准利率下浮10%的标准,如果对这些贷款一次性使用30%的利率下浮幅度,会导致总体净利润水平下降10%左右,这给国内商业银行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

[对策]尽管国务院做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表态之后,央行有关货币政策的措辞不会变化,但从一年期央票重启,财政部原定7月13日招标的112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推迟发行等来看,未来信贷调控力度可能将加大。

同时,监管部门的一些内部会议已经有了“信贷投放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审慎的”的表态。

因此,未来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节奏,有效解决信贷结构性问题。

在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情景下,促进信贷稳定增长,避免信贷投放忽松忽紧增加宏观不确定性;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优化投资信贷结构,避免加剧产能过剩;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

同时,央行可能会根据银行业盈利状况和市场流动性状况,灵活调整利率和准备金率。

同时,银监会也要求收紧二套房贷政策。

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按揭贷款风险管理的通知》中,银监会要求各商业银行,严格贷前审查和按揭贷款发放标准,并坚持重点支持借款人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贷款需求,严格遵守第二套房贷的有关政策不动摇。

此次银监会重申收紧“二套房贷”,重点强调两点:

一是不得以征信系统未联网、异地购房难调查为由放松标准;二是不得自行解释认定标准,变相降低首付比例。

发展智能电网,应对能源多元化政策取向

日前于青岛召开的国家电网年中工作会议上,国网首次拿出了智能电网的详细部署,会议特别提出,全面掌握清洁能源发展的规划和布局,将建设统一智能电网与清洁能源发展紧密结合。

加快推进风、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尽快制订风能、太阳能发电并网等相关标准规定。

要积极推动建立电网与清洁能源统一规划、统一审批、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力争公司的相关技术标准成为国家标准。

[问题]根据国网内部对清洁能源做出的预计,“2010年和2020年,我国风电装机将分别达到3500万千瓦和1.5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100万千瓦和2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分别达到1050万千瓦和8600万千瓦。

到202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装机将占电力总装机的16%左右。

”而现有电网的资源配置能力远不能适应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远距离输送和大范围消纳的需要。

此外,清洁能源带来的系统调峰问题、分布式电源接入问题、有关电价机制问题、相关标准制订问题等也是很大的难题。

无疑,多元化的能源结构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受气候影响条件较大,核能发电效率高,但动态性能不足。

因此,保证多种能源的稳定供应和运行的问题,需要现在就开始认真研究。

这样,就要发展智能电网技术,提高对电网的监控和调控能力,研发高效储能机制,为灵活应对大规模清洁能源接入电网创造条件。

同时,增强电网的内部调峰能力。

[对策]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智能电网,继今年5月提出后,国家电网的规划工作正在加快进行。

7月11日,国家电网公司年中工作会议专门就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开出了具体时间表:

2010年前,完成发展规划的制定,开展关键技术设备研发和试点工作;到2015年,在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实现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到2020年,全面建成坚强智能电网,使电网的资源配置能力、安全水平、运行效率,以及电网与电源、用户之间的互动性显著提高。

相关信息表明,特高压骨干网架将加快建设,电网智能化将加快实施。

国网为加快建设统一坚强智能电网,将以特高压、区域和省级主网架、城乡电网建设为重点,协调推进各级电网建设。

优先解决供电紧张地区的输配电“瓶颈”问题,保证各类大型能源基地特别是清洁能源基地的送出需要。

同时,在建设管理体系上,国网总部履行投资决策主体职能,原则上网省公司按属地化原则负责建设本地区电网项目。

国网交、直流建设公司负责组织交流特高压示范工程和重点工程、±660千伏及以上直流工程建设。

特别是,国网提出,将结合现阶段网架结构频繁变化等情况,深入开展交直流混合大电网安全稳定机理和智能控制策略研究,保证电网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合理性,实现安全评估动态化、运行控制自动化和机网协调最优化。

这是其首次在具体业务层次上提出智能化举措。

由于新能源发展已成为国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相信发展智能电网,将成为应对多元化能源的政策取向。

要充分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特别强调需求管理的作用。

当前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主要采取的是需求管理政策,这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忽视供给政策的作用。

供给政策是指从供给角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与之对应的需求政策则是从需求角度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一般说来,供给政策往往强调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保护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包括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

而需求政策则往往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政府干预,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近年来,我们在扩大内需中主要采取了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的投资需求、通过增加工资和提高收入提高个人的消费需求、通过消费信贷政策扩大企业和个人的消费需求、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的消费预期等措施。

所有这些措施确实是直接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有效措施,但企业和个人有效需求的扩大最终是由其供给能力决定的。

原因在于:

虽然需求对供给有重大影响,但各种主体(个人、企业等)的各种有效需求都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其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其供给能力。

具体说来,企业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提高能满足市场需要的有效供给能力,即提高竞争力,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才能赢得客户和市场,才能提高效益和收入,才能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

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

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政策,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而且,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副作用很多,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政策,如发挥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由于需求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限制,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是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

新农保应与农地改革等配套实施

日前,国务院决定,从2009年起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把社会保障体系从城市延伸到农村,让农民也能够像城里人一样退休,这是我国农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新农保制度的建设对于改善心理预期、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确保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动农村减贫、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也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对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全局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新农保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现有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本身也是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

有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农民家家有土地,就可以满足温饱需要。

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就稳定了,也就为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是,仅把农民的养老保险固定在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中也是有缺陷的。

这一制度把农民拴在小块分散的土地上,实际上也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它只能保证农民有饭吃,却不可能带来富裕。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将把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剥离出来,恢复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将为农村土地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奠定基础,从而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

新农保也将极大地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从农村土地上剥离了社会保障功能,它的流转速度将得以加快。

既然农民有了社会保障,可以退休、拿退休金了,不仅退休农民不必把承包土地拿在手里,而且也为年轻农民流转土地解除后顾之忧。

土地将逐步集中到种田能手或者大户手中,土地规模经营将成为可能,从而为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再有,新农保对于加快我国城市化、城镇化建设也必将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了社会保障、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将会有更多农民工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城镇工作、居住,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将成为可能。

但做好试点工作,首先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政策落实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监管,让农民群众参与监督,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要向农民开门,让农民参与其中。

国家用于农民养老保险的钱,农民自己交的钱,一定要公开透明地放在那里,让农民群众放心,这是建立新农保的关键。

推进新农保改革,应充分考虑与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如何配套的问题。

这一改革必然牵动其他方面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虽然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改革的设计者、领导者必须早做预案、早做准备。

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农保应当与土地承包制度的调整结合起来、协调起来,在稳定农村大局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有序流转。

另一方面,要为新农保逐步与城市、城镇的养老保险制度接轨做好准备。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新”,强调的是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力相适应”。

但是,一旦较多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因而有条件到城市、城镇工作生活的时候,低于城市、城镇的保障水平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这就需要在农村养老保险开始试点的时候就要预留接轨的“接口”,而不能把城乡差别固化、封死。

发改委要求严格规范创投企业募资行为

针对近期市场出现的以“募集有限合伙基金”和“从事代理业务”等名义开展非法集资的活动,国家发改委7月16日发出《关于加强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严格规范创业投资企业募资行为的通知》,要求加强对备案创业投资企业的监管,严格规范募资行为。

该通知也是在之前发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对一些条款进一步明确。

通知规定,投资者人数不能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办法》第九条第四项规定的上限,即投资者不得超过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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