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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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
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
摘要:
在天人问题的看法上,柳宗元与韩愈的看法截然不同,其文集中关于天人之谕述颇多,主要的有如:
《天说》、《天爵论》、《时令论上、下》、《断刑论》、《贞符》并序、《天说》、及《答刘禹锡天论序》等。
在天人问题的论辩中,关于天之形成,天之形貌,以及天与人之关系等等论题,柳宗元均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柳宗元;元气;天人不相预;
一、惟元气存
关于天地之起源问题。
柳宗元曾作《天对》,以针对战国时期屈原所着之《天问》之形式,阐发自己之看法。
如曰:
“问:
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
冥昭替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
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对:
本始之茫,诞者传焉。
鸿灵幽纷,曷可盲焉!
曶黑晰眇。
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
而何为焉!
”这就是说。
宇宙是悠远渺茫,举凡有关宇宙之起源创造的传说。
皆属荒诞之谬论,其只不过是由混沌之元气所构成,非有造物者之主宰。
因此,从蒙昧混沌到天地形成,皆为元气之作用,故元气才是宇宙之本源。
而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中;产生了阴阳和天地。
他又曰:
“合焉者三,一以统同。
吁炎吹冷。
交错而功。
”自注曰:
“《谷粱子》云:
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
他进一步的指出。
天地万物和阴阳二气皆统一于元气,亦由于阴阳二气的“吁炎吹冷。
交错而功”,产生了千变万化的世界万物。
又日:
“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
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
世谓之元气。
”他明确的指出了天地之形貌,上而青色者为天,下而黄色者为地。
茫茫处于天地之间者为元气。
亦即是说明了天和地。
皆为元气所构成。
且元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至于日月星辰的安所系属。
他则曰:
“规毁魄渊,太极是属。
棋施万荧。
咸是焉话。
”。
这就是说明了炎炎发光的太阳,圆缺变化的月亮。
以及如棋分布的众星,皆是属于太虚,也就是无所系属。
这些观点其实是吸收了“宣夜说”的看法而否定了“盖天说”和“浑天说”者。
视天为固体之形态的说法。
也反映了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水平。
但这种元气的宇宙论。
显然的是汲取道家的天道自然之思想,他曾曰:
“庄周言天日自然。
吾取之”也继承了荀子、王充的元气自然论。
荀子曾曰:
“水火有气而无生。
草木有生而无知。
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天地间之物类生置无论是生物、非生物。
乃至是万物之灵的人类。
其共同之处是“有气”。
亦即气是天地人物共同之本源。
又曰: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列星随旋。
日月递熠。
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合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更表明了自然界中万物的变化和生成,皆是阴阳二气的交感合和所致,如星辰的运转、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风雨的博施。
无不是阴阳运动变化的结果。
汉代之王充亦有曰:
“元气,天地之精微也”“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
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
与物无异”说明了元气是天地精微的本质。
万物皆是阴阳之和气所耩成。
柳宗元承袭了的前人气化宇宙观的思想,亦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产生,因此。
一切自然之现象都不是天或神的有意创造。
只是一元混沌之气的自然存在罢了,所以曰“唯元气存,而何为焉?
”至于元气自身之运动规律又如何呢?
他则曰:
“山川者。
特天地之物也。
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
自动自休,自峙自流。
是恶乎与我谋?
自动自竭。
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
……天地之无倪。
阴阳之无穷,以澒洞磬幅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
其孰能知之?
”这就是说。
山川乃天地间自然之产物,阴阳则为天地间流动之元气,而元气之流动、休止、聚集、流散、衢激、枯竭、崩裂、残缺。
皆是自身自然之运动,在广大无际的天地中,阴阳之气涌漫交错其间,其聚会、分离、吸引、排斥犹如车轮织机般不停的运动,此种自然的规律。
不依恃任何外在力量之主宰,亦即非有高于宇宙的人格神所主宰操纵。
也决不以人类之意志为转移。
此外。
柳宗元又以为元气是无始无终者,他曾日:
“一气遛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
”由于元气是无始无终的,因而有了“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
也述说了宇宙的无限性。
宇宙的天,就其空间言,具有“东西南北,其极无方”的无限性;就其时间言,也是具有“漭灞非垠”的无限性。
此种无垠元极。
无边无际,不停运转的天体,无须栋宇绳柱之撑持,无所谓的青黄赤黑,亦无所谓的中央与八方,是“无中无旁”、“无限无隅”的。
二、天人不相预
在元气惟存,气化宇宙的思想前提下。
柳宗元视天为自然之物,天道只是按自然规律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在当时与好友韩愈有关天人问题的激辩中。
他曾指出韩愈以为“天人相雠”之看法。
是有激而为者。
至于其真实之观点,认为天是有意志、能赏功而罚过的看法,则深不以为的驳斥日: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呼而怨。
欲望其哀且仁者,愈不谬矣。
子而信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
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
这就是说,天地、元气、阴阳与果蓏、痈痔、草木一样,皆是无知之自然物质,没有什么意志,不能赏功罚过。
人事之功祸,皆由人自取。
因此,希冀天地、元气、阴阳来赏功罚过。
或呼天怨地,以求上天之怜悯仁慈。
皆是荒谬愚蠢之事。
因此。
主张“天人不相预”,而日:
“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二之而已。
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豊理乱出焉。
”他肯定的指出,草木之生长繁殖,年岁之凶歉璺收。
是天所造成的自然现象;而法制与动乱,是人为的社会现象。
二者皆有其发展变化之规律,各司其职,各行其事,互不干预。
这种天人相分的思想。
不仅是驳斥了韩愈所主张的天能赏功罚过的天命论,也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同时承继了荀子所谓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
三、天命和鬼神之否定
韩愈承袭了汉代儒学之天人感应的思想,宣扬道统天命论。
以为“唐受天命为天子”对此柳宗元深不以为研的批判曰:
“臣所贬州流入吴武陵为臣言:
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也?
臣日:
非也。
何独仲舒尔。
自司马相如、到向、扬雄、班彪、班彪子固。
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
其吉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
显至德。
扬大功。
甚失其趣。
”前文中点名批判了西汉以来儒家代表人物。
除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主张帝王受命之符外:
又有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到向的《洪范五行传》、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彪的《王命论》、班固的《典引》等,皆沿袭了董仲舒荒唐愚昧之天人感应思想,倡言符瑞之应,其特徵不外是根据神话传说加以编造,然后于现实社会中故弄祥瑞以附会天命。
这种符命之说。
好比“淫巫瞽史,诳乱后代”,故又严厉的斥曰:
“妖淫嚣昏好怪之徒。
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
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
这些有关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妄诞传说。
被附会为帝王受命于天的祥瑞,是荒诞无稽、诡诈诳骗的无耻行径,也是当时门阀世族,作为维护其政治与经济之特权地位的工具。
尤其是自武则天以后。
帝王大讲祥瑞、符命。
而为主张政治改革。
反对宦官和藩镇势力的柳宗元深所不满,他以为: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地仁,匪祥于天。
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
未有丧仁而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
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能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
”说明了帝业之承转,不在于天命。
而在于民心之向背:
吉庆之依据不在于仁德。
是以统治者应明了丧仁恃祥,不能使国祚长久。
因此,有为之君主,勿以天命、贞符、祥瑞之说来自欺欺人。
当修己、行仁,以图天下之长治久安。
故曰:
“黜休祥之奏。
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治。
以敬于人事”。
又曰: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
日仁义。
仁主恩,义主断。
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
蹈之斯为道。
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
一再的强调了仁德之重要。
说明“德昭者嗣,道怠者夺”、“非德不树”的道理。
可见永贞革新失败以后。
柳宗元未放弃追求仁政的主张,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虽身在贬谪,甘冒生命之危险。
仍献上《贞符》给宪宗皇帝。
表明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
用是自决”的良苦用心。
且极力批判屋来大儒的天人感应观点。
而力扬“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与仁、德、圣人之道相连结,实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
就其理论而言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即是“受命于生人之意”,而与“受命于天”相对立。
亦即是强调君权人授,取代君权天授用现实的世俗学说。
取代幻想的神权神话。
也就是其所谓的“势”。
他曰:
“彼封建者。
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
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
不初。
无以有封建。
”“封建非圣人之意也。
势也。
”
在这里。
所盲的“势”即是“生人之意”,是由众人之愿望所造成的客观趋势。
柳宗元藉“势”之范畴以解释历史之演变。
指出封建制度历经唐虞三代皆未能废除,是由于形势所不允许,秦以后设置郡县制以取代封建制,也是历史趋势发展之必然。
这种势的进步史观。
是承继荀子“治乱非天也”的思想。
对于主张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的君权神授思想。
予以无情之批判,确有振袭发睛之效。
然而“生人之意”。
纵使是人民之意愿。
但未论及对人民之权利义务之具体保障,因此也无法对帝王产生现实之约束力,仁政也成为帝王对人民之恩赐。
人民之权利仍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因此,“受命于生人之意”,未免流为空洞之理论罢了。
或许是柳宗元囿限于时代之民主知识水平,而未能注意及此吧!
对于汉代儒者所编纂的《檀记》之《月令》,以宣扬“天人感应”的谬论,柳宗元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曰:
“《吕氏春秋》十二纪。
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檀》以为大法焉。
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
迎日步气,以遣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
然而圣人之道。
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
备于事,如斯而已矣!
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
”。
其意以为《月令》中说,一年有十二个月,分七十二候,以此推测太阳之运行和气候之变化。
依四时寒暑。
五行相生之序,以作为政令措施之准则。
如春夏行赏,秋冬施刑等等。
于此,冯友兰曾指出:
《月令》是科学和宗教迷信的产物,柳宗元明确的区分了二者。
其科学方面,以为是圣人之道,现行至今之农屠即承继下来。
至于其迷信方面。
则应批判。
所以柳宗元特别的强调指出。
圣人之道不在推天引神。
而在谋求利人备事。
至于政令之措施。
本当有“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之别,如农业之生产活动。
固须有待于天时,以适应自然界之季节变化;而人类之社会活动。
如举贤与能。
严明法制等,则与之无关矣!
否则:
“使秋冬为善者。
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
则为不善者必懈。
是驱天下之人人于罪也”。
可见以天人感应为理论根据。
来作为政令刑罚之措施,是不切实际的。
若盲目的效法天行。
而必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以为“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风、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款、鼽嚏、疟寒、疥疠之疾。
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监兴之异。
女灾、胎天伤、水火之讹,寇戎来人相掠、兵革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人堡、流亡迁徙之变”等等天罚。
则元异是胡诌瞎的“瞽史之语”罢了。
其实天是毫无意志的,他又日:
“或者乃以为雪霜者。
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
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
当刑者必须时而杀,人之经也。
是又不然。
夫雷霆、霉霜者。
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
圣人有心于物者也。
春夏之有雷霆也。
或发丽震,破巨石,裂大木。
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
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
彼岂有惩于物也哉?
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
”这就是说明了冒霆雪霜。
不过是阴阳之气所化生的自然之物,非有意识而有心于物者,而木石无知无罪。
亦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而有意识者唯人。
鼓吹着顺时得天,企图以受命于天。
饭藉代天行使赏罚之美名,于刑以秋冬的谬论之外,复加以经、权之说。
以遂其刑戮人民之目的。
在此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