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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

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

  摘要:

在天人问题的看法上,柳宗元与韩愈的看法截然不同,其文集中关于天人之谕述颇多,主要的有如:

《天说》、《天爵论》、《时令论上、下》、《断刑论》、《贞符》并序、《天说》、及《答刘禹锡天论序》等。

在天人问题的论辩中,关于天之形成,天之形貌,以及天与人之关系等等论题,柳宗元均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柳宗元;元气;天人不相预;

  一、惟元气存

  关于天地之起源问题。

柳宗元曾作《天对》,以针对战国时期屈原所着之《天问》之形式,阐发自己之看法。

如曰:

“问:

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

冥昭替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

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对:

本始之茫,诞者传焉。

鸿灵幽纷,曷可盲焉!

曶黑晰眇。

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

而何为焉!

”这就是说。

宇宙是悠远渺茫,举凡有关宇宙之起源创造的传说。

皆属荒诞之谬论,其只不过是由混沌之元气所构成,非有造物者之主宰。

因此,从蒙昧混沌到天地形成,皆为元气之作用,故元气才是宇宙之本源。

而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中;产生了阴阳和天地。

他又曰:

“合焉者三,一以统同。

吁炎吹冷。

交错而功。

”自注曰:

“《谷粱子》云:

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他进一步的指出。

天地万物和阴阳二气皆统一于元气,亦由于阴阳二气的“吁炎吹冷。

交错而功”,产生了千变万化的世界万物。

又日:

“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

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

世谓之元气。

”他明确的指出了天地之形貌,上而青色者为天,下而黄色者为地。

茫茫处于天地之间者为元气。

亦即是说明了天和地。

皆为元气所构成。

且元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至于日月星辰的安所系属。

他则曰:

“规毁魄渊,太极是属。

棋施万荧。

咸是焉话。

”。

这就是说明了炎炎发光的太阳,圆缺变化的月亮。

以及如棋分布的众星,皆是属于太虚,也就是无所系属。

这些观点其实是吸收了“宣夜说”的看法而否定了“盖天说”和“浑天说”者。

视天为固体之形态的说法。

也反映了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水平。

但这种元气的宇宙论。

显然的是汲取道家的天道自然之思想,他曾曰:

“庄周言天日自然。

吾取之”也继承了荀子、王充的元气自然论。

荀子曾曰:

“水火有气而无生。

草木有生而无知。

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天地间之物类生置无论是生物、非生物。

乃至是万物之灵的人类。

其共同之处是“有气”。

亦即气是天地人物共同之本源。

又曰: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列星随旋。

日月递熠。

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合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更表明了自然界中万物的变化和生成,皆是阴阳二气的交感合和所致,如星辰的运转、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风雨的博施。

无不是阴阳运动变化的结果。

  汉代之王充亦有曰:

“元气,天地之精微也”“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

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

与物无异”说明了元气是天地精微的本质。

万物皆是阴阳之和气所耩成。

  柳宗元承袭了的前人气化宇宙观的思想,亦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产生,因此。

一切自然之现象都不是天或神的有意创造。

只是一元混沌之气的自然存在罢了,所以曰“唯元气存,而何为焉?

”至于元气自身之运动规律又如何呢?

他则曰:

“山川者。

特天地之物也。

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

自动自休,自峙自流。

是恶乎与我谋?

自动自竭。

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

……天地之无倪。

阴阳之无穷,以澒洞磬幅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

其孰能知之?

”这就是说。

山川乃天地间自然之产物,阴阳则为天地间流动之元气,而元气之流动、休止、聚集、流散、衢激、枯竭、崩裂、残缺。

皆是自身自然之运动,在广大无际的天地中,阴阳之气涌漫交错其间,其聚会、分离、吸引、排斥犹如车轮织机般不停的运动,此种自然的规律。

不依恃任何外在力量之主宰,亦即非有高于宇宙的人格神所主宰操纵。

也决不以人类之意志为转移。

  此外。

柳宗元又以为元气是无始无终者,他曾日:

“一气遛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

”由于元气是无始无终的,因而有了“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

也述说了宇宙的无限性。

宇宙的天,就其空间言,具有“东西南北,其极无方”的无限性;就其时间言,也是具有“漭灞非垠”的无限性。

此种无垠元极。

无边无际,不停运转的天体,无须栋宇绳柱之撑持,无所谓的青黄赤黑,亦无所谓的中央与八方,是“无中无旁”、“无限无隅”的。

  二、天人不相预

  在元气惟存,气化宇宙的思想前提下。

柳宗元视天为自然之物,天道只是按自然规律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在当时与好友韩愈有关天人问题的激辩中。

他曾指出韩愈以为“天人相雠”之看法。

是有激而为者。

至于其真实之观点,认为天是有意志、能赏功而罚过的看法,则深不以为的驳斥日: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呼而怨。

欲望其哀且仁者,愈不谬矣。

子而信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

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这就是说,天地、元气、阴阳与果蓏、痈痔、草木一样,皆是无知之自然物质,没有什么意志,不能赏功罚过。

人事之功祸,皆由人自取。

因此,希冀天地、元气、阴阳来赏功罚过。

或呼天怨地,以求上天之怜悯仁慈。

皆是荒谬愚蠢之事。

因此。

主张“天人不相预”,而日:

“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二之而已。

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豊理乱出焉。

”他肯定的指出,草木之生长繁殖,年岁之凶歉璺收。

是天所造成的自然现象;而法制与动乱,是人为的社会现象。

二者皆有其发展变化之规律,各司其职,各行其事,互不干预。

这种天人相分的思想。

不仅是驳斥了韩愈所主张的天能赏功罚过的天命论,也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同时承继了荀子所谓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

  三、天命和鬼神之否定

  韩愈承袭了汉代儒学之天人感应的思想,宣扬道统天命论。

以为“唐受天命为天子”对此柳宗元深不以为研的批判曰:

“臣所贬州流入吴武陵为臣言:

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也?

臣日:

非也。

何独仲舒尔。

自司马相如、到向、扬雄、班彪、班彪子固。

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

其吉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

显至德。

扬大功。

甚失其趣。

”前文中点名批判了西汉以来儒家代表人物。

除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主张帝王受命之符外:

又有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到向的《洪范五行传》、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彪的《王命论》、班固的《典引》等,皆沿袭了董仲舒荒唐愚昧之天人感应思想,倡言符瑞之应,其特徵不外是根据神话传说加以编造,然后于现实社会中故弄祥瑞以附会天命。

  这种符命之说。

好比“淫巫瞽史,诳乱后代”,故又严厉的斥曰:

“妖淫嚣昏好怪之徒。

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

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

这些有关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妄诞传说。

被附会为帝王受命于天的祥瑞,是荒诞无稽、诡诈诳骗的无耻行径,也是当时门阀世族,作为维护其政治与经济之特权地位的工具。

尤其是自武则天以后。

帝王大讲祥瑞、符命。

而为主张政治改革。

反对宦官和藩镇势力的柳宗元深所不满,他以为: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地仁,匪祥于天。

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

未有丧仁而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

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能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

”说明了帝业之承转,不在于天命。

而在于民心之向背:

吉庆之依据不在于仁德。

是以统治者应明了丧仁恃祥,不能使国祚长久。

因此,有为之君主,勿以天命、贞符、祥瑞之说来自欺欺人。

当修己、行仁,以图天下之长治久安。

故曰:

“黜休祥之奏。

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治。

以敬于人事”。

又曰: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

日仁义。

仁主恩,义主断。

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

蹈之斯为道。

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

一再的强调了仁德之重要。

说明“德昭者嗣,道怠者夺”、“非德不树”的道理。

  可见永贞革新失败以后。

柳宗元未放弃追求仁政的主张,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虽身在贬谪,甘冒生命之危险。

仍献上《贞符》给宪宗皇帝。

表明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

用是自决”的良苦用心。

且极力批判屋来大儒的天人感应观点。

而力扬“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与仁、德、圣人之道相连结,实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

就其理论而言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即是“受命于生人之意”,而与“受命于天”相对立。

亦即是强调君权人授,取代君权天授用现实的世俗学说。

取代幻想的神权神话。

也就是其所谓的“势”。

他曰:

“彼封建者。

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

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

不初。

无以有封建。

”“封建非圣人之意也。

势也。

  在这里。

所盲的“势”即是“生人之意”,是由众人之愿望所造成的客观趋势。

柳宗元藉“势”之范畴以解释历史之演变。

指出封建制度历经唐虞三代皆未能废除,是由于形势所不允许,秦以后设置郡县制以取代封建制,也是历史趋势发展之必然。

这种势的进步史观。

是承继荀子“治乱非天也”的思想。

对于主张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的君权神授思想。

予以无情之批判,确有振袭发睛之效。

然而“生人之意”。

纵使是人民之意愿。

但未论及对人民之权利义务之具体保障,因此也无法对帝王产生现实之约束力,仁政也成为帝王对人民之恩赐。

人民之权利仍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因此,“受命于生人之意”,未免流为空洞之理论罢了。

或许是柳宗元囿限于时代之民主知识水平,而未能注意及此吧!

  对于汉代儒者所编纂的《檀记》之《月令》,以宣扬“天人感应”的谬论,柳宗元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曰:

“《吕氏春秋》十二纪。

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檀》以为大法焉。

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

迎日步气,以遣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

然而圣人之道。

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

备于事,如斯而已矣!

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

”。

其意以为《月令》中说,一年有十二个月,分七十二候,以此推测太阳之运行和气候之变化。

依四时寒暑。

五行相生之序,以作为政令措施之准则。

如春夏行赏,秋冬施刑等等。

  于此,冯友兰曾指出:

《月令》是科学和宗教迷信的产物,柳宗元明确的区分了二者。

其科学方面,以为是圣人之道,现行至今之农屠即承继下来。

至于其迷信方面。

则应批判。

所以柳宗元特别的强调指出。

圣人之道不在推天引神。

而在谋求利人备事。

至于政令之措施。

本当有“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之别,如农业之生产活动。

固须有待于天时,以适应自然界之季节变化;而人类之社会活动。

如举贤与能。

严明法制等,则与之无关矣!

否则:

“使秋冬为善者。

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

则为不善者必懈。

是驱天下之人人于罪也”。

可见以天人感应为理论根据。

来作为政令刑罚之措施,是不切实际的。

  若盲目的效法天行。

而必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以为“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风、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款、鼽嚏、疟寒、疥疠之疾。

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监兴之异。

女灾、胎天伤、水火之讹,寇戎来人相掠、兵革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人堡、流亡迁徙之变”等等天罚。

则元异是胡诌瞎的“瞽史之语”罢了。

其实天是毫无意志的,他又日:

“或者乃以为雪霜者。

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

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

当刑者必须时而杀,人之经也。

是又不然。

夫雷霆、霉霜者。

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

圣人有心于物者也。

春夏之有雷霆也。

或发丽震,破巨石,裂大木。

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

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

彼岂有惩于物也哉?

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

”这就是说明了冒霆雪霜。

不过是阴阳之气所化生的自然之物,非有意识而有心于物者,而木石无知无罪。

亦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而有意识者唯人。

鼓吹着顺时得天,企图以受命于天。

饭藉代天行使赏罚之美名,于刑以秋冬的谬论之外,复加以经、权之说。

以遂其刑戮人民之目的。

在此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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