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性双重变奏中的女性命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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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人性双重变奏中的女性命运
历史与人性双重变奏中的女性命运
单纯从生理学的意义上说，“阵痛”是一种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
张翎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命名本身，就已经强烈地暗示出，作品的基本写作方向，与女性的生命存在，与女性命运的展示与探究存在着密切关系。
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设定合理的艺术结构。
这一点，对于曾经有过诸如《金山》等长篇小说写作经验的张翎来说，可以说早已心知肚明。
尽管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极大，从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时期，一直写到了本世纪初的2008年，但张翎的睿智，却表现为她并没有让故事铺满全部的时间。
虽然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张翎却只是从当中择取了四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落笔。
整部小说共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逃产篇：
上官吟春”的故事时间是1942―1943年，第二部分“危产篇：
孙小桃”的故事时间是1951―1967年，第三部分“路产篇：
宋武生”的故事时间是1991―2001年，最后一部分“论产篇：
杜路得”的故事时间是2008年。
这其中，篇幅最短的是最后一部分，大约只有几百字的样子。
单就篇幅大小而论，这一部分与前面的三部分简直太不相称。
或有人问，这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删掉，或者干脆并入到其他部分之中呢？
答曰，不可。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小说的结构问题。
尽管篇幅超短，但如果缺失了这一部分，整部《阵痛》（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版）思想艺术主旨的凸显，就可能会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这一部分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市区一家国际学校的一年级新生班里。
老师要求学生完成一个题目为“我长大了做什么”的即兴演讲。
一个名叫杜路得的亚裔女孩，面对老师的提问，沉吟半晌后，表示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一个接生的医生。
至于如此一种选择的具体原因，她的答案是：
“我外婆和我妈妈都说，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
”杜路得出人意料的说法，令老师大感吃惊：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啊？
”实际上，最后一部分的所谓“论产”云云，也正由此而来。
小小年纪的杜路得，之所以能够对于女性的生产做出如此一番令人瞠目结舌的理解，自然与她外婆和妈妈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
说实在话，读完全篇之后，我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小说最后一部分带有明显尾声性质的“论产篇”是否应该被放置到小说的开篇处，以小说序幕的方式出现，会更合适些。
那样一来，整部小说也就有了一种倒叙的意味。
但不管是序幕还是尾声，从小说艺术结构完整合理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都或缺不得。
倘若少了这一统领全篇的“论”的点睛作用，那么，张翎这部旨在思考表现女性命运的长篇小说，恐怕就少了好多耐人咀嚼的思想意味。
最后一部分“论产篇：
杜路得”尽管从结构的意义上不可或缺，但严格地说，构成小说主体的其实是前面的三个部分。
而这也就意味着，张翎的《阵痛》应该被看作是一部描写展示20世纪下半叶上官吟春、孙小桃以及宋武生三代女性苦难命运与坚韧意志的长篇小说。
虽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家族小说，但这部作品却又明显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家族小说。
或许与父权制的强大有关，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习见的家族小说，从巴金的《家》《春》《秋》，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再到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等，几乎清一色的全部都是对于父系家族的一种艺术书写。
张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在《阵痛》中所具体书写的，居然是一个以女性生存为主体的母系家族。
连同只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杜路得在内，出现于张翎笔端的，是连绵四代之久的母女相承的一种女性家族谱系。
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在此之前真还没有见到其他类似于《阵痛》这样的家族小说。
放逐男性主体，凸显女性存在地位的重要性，倘若联系张翎的女性作家的身份来分析这个现象，则其中一种性别政治意义上挑战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
正因为首先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所以张翎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才会围绕“阵痛”这一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大做文章。
四部分章节的命名中，唯一贯穿始终的字眼就是“产”字。
这一细节的存在，也强有力地佐证说明着这一点。
“逃产篇”中，上官吟春在奔逃的途中生下了女儿孙小桃。
“危产篇”中，孙小桃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中生下了女儿宋武生。
“路产篇”中一个人在巴黎休假的宋武生把女儿杜路得生在了赶往医院的出租车上。
“逃”、“危”、“路”，一个女性家族谱系中三代女人的生产方式都是非正常的生产方式。
就这样，与生命诞生紧密相关的女性艰难的生产方式，自然也就成为张翎这部《阵痛》的基本艺术结构。
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女性家族中的三代女性都会遭逢如此不幸的生产方式，遭遇如此难以承受的生命阵痛呢？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究，实际上也正构成了张翎小说叙事的原动力。
某种意义上说，张翎之所以要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为了形象地诠释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也正是在形象地诠释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张翎方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引入了历史的因素。
道理说来也并不复杂，这个女性家族中三代女性的不幸命运遭际，从根本上说，正是拜历史因素所赐的结果。
因为历史因素在小说中对三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张翎的作品看作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张翎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明确地标示出与三代女性生命历程紧密相关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42―1943年、1951―1967年、1991―2001年的根本意图，也正是为了强有力地凸显出小说文本的历史感。
具体来说，张翎所书写着的核心命题，就是一个家族中三代女性的生产问题。
首先当然是上官吟春的“逃产”。
身为大户人家的太太，上官吟春之所以被迫在出逃的路上生下自己的女儿，与当时那场残酷的民族战争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上官吟春是在年仅十八岁的时候，嫁给比自己的爹还要大两岁的时年已经四十一岁的大先生陶之性为妻的。
吟春嫁到陶家的根本使命，就是早生孩子，早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未曾料到的是，就在吟春想方设法试图完成生育使命的时候，却在一次回娘家探望生病父亲的路途上，不幸遭遇日军士兵，被日本士兵强奸了。
吟春本想把如此巨大的羞辱彻底隐瞒过去，没想到，就在被强奸后不久，医生前来给她诊病，发现她居然怀孕了。
那么，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呢？
吟春本能地希望是大先生的。
因为抱着如此一种强烈的愿望，吟春试图继续把被强奸的真相隐瞒下去。
妻子怀孕，对于一直没有子嗣的大先生来说，本来是天大的好事，但他却一反常态地高兴不起来。
却原来，这次从省城返乡与吟春同床之前，大先生曾经专门因为生育的事情去看过医生。
医生的诊断结论异常残酷，大先生没有生育能力。
正因为事先已经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所以面对着吟春的有孕在身，大先生就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
不仅无法高兴，大先生反而还会疑窦丛生：
医生既然断定自己没有生育能力，那么，吟春肚子里的孩子究竟从何而来？
吟春面对大先生逼问时的最终坦白，让拥有强烈民族气节的大先生顿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大先生不情愿戴绿帽子，但他却更不情愿戴来自日本人的绿帽子。
在得知自己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居然是日本人的孽子之后，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大先生难以摆脱的精神痛苦确实可想而知。
在了解到大先生的真实心意之后，吟春曾经几次试图制造事端让自己肚里的孩子流产，但却都无果而终。
到最后，实在无可奈何的大先生只好乖乖地认命。
置身于中日民族战争期间，自己的妻子不仅被强奸怀了日本人的孩子，而且这孩子还只能够生下来。
大先生那样一种窝囊、屈辱与痛苦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复杂感受，一般人着实无从想象。
他之所以在日本人把守着的富阳县城拒绝向膏药旗鞠躬行礼并因此而惨遭毒打折磨，与这种复杂感受之间，肯定存在着无从忽略的内在因果联系。
吟春之被迫离家出走并最终把女儿生在奔逃的途中，与大先生把她肚里的孩子称为“贼种”有直接的关系。
唯其如此，当她预感到生产的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方才毅然决然地决心离家出走。
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个大先生眼中的“贼种”出生在大先生面前。
没想到，到最后，当肚里的孩子在山洞里终于生出来之后，她才最终确认，这个孩子的父亲正是大先生。
因为“她看见了它的右耳廓里，长着一团细米粒大小的肉。
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便拿手去捻。
真真切切的，她摸到了一块肉――一块和大先生耳朵里一模一样的肉”。
遗憾在于，这样的证实与发现为时已晚。
等到她带着大先生的孩子回到家中时，大先生和吕氏都已经撒手人寰了。
大先生为何而死？
“大先生是叫她害死的。
其实害死大先生的，也不全是她。
大先生是叫慢刀乱刀凌迟至死的。
起先是肖安泰的事，再后来是省城那个庸医，再后来是那个唇边长着一颗痣的日本人，再后来是她肚腹里的那块肉，再后来是富阳城楼里插的那面膏药旗……一刀接一刀，一刀又一刀。
这刀那刀的都混在了一处，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刀最后送了他的性命。
”归根到底，无论是大先生之死，抑或还是吟春自己的“逃产”，都是那场残酷血腥的民族战争导致的结果。
通过大先生与吟春的苦难遭遇，对于反人性的战争暴力进行深入的批判反思，显然是张翎所欲达至的思想意指。
无论是从文本篇幅而言，还是从叙事时间来说，《阵痛》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危产篇：
孙小桃”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之所以会在《阵痛》中占据最大的篇幅，根本原因在于，虽然这一部分的名称是“危产篇：
孙小桃”，但就文本实际而言，占据中心地位的，却不仅仅是孙小桃。
孙小桃之外，她的母亲勤奋嫂（即前一部分中的上官吟春）这一形象的主体部分，其实也是在这一部分方才得以充分展示的。
上官吟春之所以要化身为勤奋嫂出现在温州城的谢池巷里，究其根本，还是拜历史所赐的结果。
只不过，这一次的历史，已然不再是腥风血雨的民族战争，而是抗战结束之后包括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
正是为了女儿小桃的前程计，吟春最终决定背井离乡逃向温州城。
吟春自己化身为寡妇勤奋嫂，月桂婶化身为二姨婆，改名为刘玉桂，小陶更名为孙小桃：
“三个人改名更姓，和乡下所有的亲戚都断了联系。
吟春典当了几样随身带出来的细软，在谢池巷口租了个地方住下，开了这家老虎灶至今。
”老虎灶听起来吓人，实际上却是小小的卖开水的铺子而已。
勤奋嫂的老虎灶价格低廉，最先的时候新币一分钱就可以灌一个热水瓶。
凭借着如此低廉价格的老虎灶，就要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计，她们家生活的艰难程度，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上官吟春为了自己女儿的生活前程，不惜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在温州城里艰难度日，但纸里却终究包不住火。
躲过了土改，却躲不过“文革”。
待到“文革”全面爆发之后，一个老乡在街上认出了上官吟春，孙小桃的身世之谜，就此彻底被揭开。
为了不让这种特别的身世影响自己的大学生活，内心里一直深爱着孙小桃的宋志成老师建议她与母亲断绝关系。
万般无奈一时六神无主的孙小桃，只好接受了宋志成的建议。
革命与人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在这一细节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
但也因为身处“文革”乱世的缘故，孙小桃发现自己怀孕之后，最终还是拖着笨重的身体回到了温州城，回到了自己早已宣布断绝关系的母亲身边。
之所以如此，与她肚里孩子的身世有直接关系。
却原来，在大学期间，孙小桃居然不管不顾地爱上了一个来自越南的留学生黄文灿。
尽管明明知道未来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但真正的爱情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尤其是对于如同孙小桃这样生性执拗的女性来说，偏偏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黄文灿回国后，孙小桃方才发现自己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尽管未婚先孕在当时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为了留住这爱情的结晶，孙小桃坚决不肯去做人流。
到最后，深爱着孙小桃的宋志成，只能自我牺牲，与孙小桃结婚，成了宋武生的养父。
时乖命蹇的是，尽管孙小桃已经回到了母亲身边，但等到她要生产的时候，却又偏偏遇上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武斗。
因为胎儿过大，孙小桃自己怎么都生不下来。
仇阿宝只好冒着枪林弹雨去牛棚找谷医生来接生。
没想到的是，尽管在谷医生的协助下，孙小桃最终有惊无险地生下了女儿宋武生，但仇阿宝却搭上了自己的命，被流弹击中不幸身亡了。
唯其因为孙小桃的生产恰好赶上了非常凶险的武斗，所以才被称之为“危产篇”。
孙小桃的女儿之所以被命名为宋武生，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这里，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就是勤奋嫂与谷医生、仇阿宝这两位男性之间的感情纠葛。
与大先生成家时的上官吟春，年仅十八岁，对于感情的理解肯定非常简单。
再加上那件日本军人强暴事件的缠绕，吟春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真切地体会所谓的爱情。
她和大先生之间，实际上只是一种现实的婚姻而已。
到了“危产篇”中，勤奋嫂已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成熟女性了。
在开老虎灶维持生计的过程中，她先后和知识分子谷医生、工人仇阿宝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纠葛。
尽管两位男人都喜欢勤奋嫂，但或许与大先生的读书人身份有关，勤奋嫂自己内心里却只对谷医生有强烈的兴趣。
关键的问题是，谷医生的右派身份成为他们结合的最大障碍。
用勤奋嫂自己的话说：
“只是，想嫁的那一个，我偏偏嫁不得。
能嫁的那一个，我又不想嫁。
我和仇阿宝，实在过不到一块。
”之所以不能嫁给谷医生，当然是因为他的右派身份。
勤奋嫂爱而不得其所，我们在她的感情纠葛中所感受到的，如同孙小桃宣布与母亲断绝关系一样，依然是带有暴力性质的革命对于正常人性的扭曲与压抑。
到后来，在孙小桃的家庭成分已然全部浮出水面，谷医生的右派身份不再能影响到她的前程后，勤奋嫂终于和谷医生办理了结婚手续。
但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只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很快就因为谷医生的病逝戛然而止了
正因为上官吟春（勤奋嫂）与孙小桃母女两代人都曾经体验过艰难的生产经历，所以，她们才会期盼着有朝一日自己的后代可以安安生生地生孩子。
孙小桃问：
“妈，你生下我，叫小逃；我生下她，叫武生。
你说这天底下，什么时候女人生孩子能安安生生？
”“‘等到我们武生也生孩子的时候，就该天下太平了。
’勤奋嫂喃喃地说。
”但谁知，即使已经到了1991―2001年这样的太平岁月里，她们的后代宋武生却仍然不能够安安生生地生孩子。
宋武生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来到美国留学，与她生父的暗中协助有很大的关系。
她的生父黄文灿身世颇为复杂，父亲是越南人，母亲却是法国人。
尽管黄文灿早年的确有过热诚的革命经历，但因为对革命后越南现实的失望，他很快就移民回到了母亲的国度。
移民到法国后，黄文灿改名为克劳德?
布夏。
理想主义的火焰熄灭后，他很快变身为一位专注于学问的学者，并且最终落脚到美国辛辛那提的一所大学任教。
正因为内心中一直牵挂着当年曾经深爱过的中国姑娘，所以布夏教授才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和孙小桃取得联系，并在宋武生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宋武生以全额奖学金的方式来到美国留学。
生命真相的了解，对宋武生形成了强烈的刺激：
“原来她的生命从出娘胎那一刻起就是一个遮天蔽日的谎言。
她的母亲，她的外婆，还有那个她一直以为是父亲的人，在这二十六年里，都在合着伙儿蒙住她的眼睛，叫她看不见那些有关她身世的蛛丝马迹。
她生命的基石是个大虚妄，所有后来发生的事，都不过是从那个大虚妄里长出来的小虚妄，她现在再也不知道那里头到底有没有一样是真实发生过的。
谎言没有脚，谎言站不住，一阵风来雨去，她的人生就坍塌成了一堆乱石。
”虽然已经是太平岁月，宋武生也已经是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但人生苦难却一样不会轻易放过她。
由于生父布夏教授突然中风，他对她在美留学的暗中资助无法持续，宋武生的生计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但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生父布夏教授因病“断奶”的前后，本来应该从精神到物质都给宋武生以大力支持的男友刘邑昌却倒过来不断向她“求援”添乱。
万般无奈之际，宋武生只好委屈自己，与自己其实并不爱的杜克结婚，以维持自己在美国的学业。
但在内心里，宋武生却一直深爱着这位刘邑昌。
两颗相爱的灵魂却不能够走到一起，只能是一向乖谬的命运作祟的缘故。
而且，这种乖谬命运的缠绕也同样降临到了家族中其他女性的身上：
“还要过很多年，等她走到了可以回首往事的年龄，她才会意识到：
她这个家族的女人，血脉里似乎都有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叫她们忍不住要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壮男人情迷意乱，而最终却都嫁了一个四平八稳的老男人。
”在上官吟春，是那位日本军人与大先生，在勤奋嫂，是仇阿宝与谷医生，在孙小桃，是黄文灿（克劳德?
布夏）与宋志成，在宋武生自己，则是刘邑昌与杜克。
正因为自己的家族曾经经受过如此一种乖谬命运的困扰，尤其是母亲与外婆有过那样惨烈的生产体验，所以才会在宋武生的心里留下极难消除的精神阴影：
“等她被逼到那个绝境时，她就不得不告诉他实情：
她对生育有一种无法排斥的恐惧。
当然，如果她嫁的是一个她真爱的男人，她兴许可以为他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一回，可惜他不是。
”对于宋武生的这种心理痼疾，我们只应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加以理解。
一方面，外婆与母亲的经历在宋武生这里投下了巨大的精神阴影，另一方面，她也的确谈不上对杜克有多少爱情，所以她才固执地不肯怀孩子。
但所有的这一切，却因为避孕的失败而彻底改变了轨迹。
或许是血缘中的法国成分作祟的缘故，宋武生利用一次停薪休假的机会来到了巴黎。
正是在法国休假期间，她忽然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
没有想到的是，意外怀孕的事实，竟然唤醒了她内心里隐伏已久的母性。
只有在怀孕之后，宋武生方才觉得自己真正地理解了外婆与母亲，理解了她所归属于其中的这个女性家族。
宋武生本来准备飞回上海在母亲身边生产，没想到由于意外获知了9?
11恐怖袭击的消息，更因为杜克就在纽约世贸大楼工作，她突然早产。
结果，就在乘坐出租车赶往医院的路上，她生下了自己的女儿杜路得。
之所以要命名为“路得”，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生在路上的缘故，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命名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圣经》中的那位路得。
我不知道张翎在写作时是否曾经产生过类似的联想，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假若这种联想能够成立，那么，其中所透露出的就自然是一种宗教救赎的意味。
这一点，在宋武生临产前的一段意识活动中，即有所流露：
“这一辈子她欠了太多条人命，比如仇阿宝――那是快刀杀的；再比如她的两个父亲――那是慢刀剐的；甚至还有杜克。
……她虽然没有亲手杀死他们，可他们的死里却到处找得见她的指痕。
”如果把“路得”的命名与这种强烈的罪感意识联系起来，则一种宗教救赎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就这样，从上官吟春的“逃产篇”，到孙小桃的“危产篇”，再到宋武生的“路产篇”，张翎紧紧地抓住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非正常艰难生产这一问题，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堪称曲折苦难的中国历史图景艺术性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其中，我们所真切感受到的，正是历史与人性两种因素之间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一方面，是历史因素对于人性世界的强制压抑，另一方面，则是人性世界对于不合理历史因素的强劲对抗。
前者直接导致小说中三代女性苦难命运的生成。
假若不是置身于残酷的抗战期间，自然就不会有吟春被强奸事件的发生，缺失了这样一个故事起点，那未来的故事走向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
同样地，假若不是面对着土改那样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上官吟春也就无须变身为勤奋嫂隐姓埋名去到温州城开老虎灶，那此后的一切，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宋武生虽然生活在所谓的太平岁月里，但一方面是家族既往历史的缠绕，另一方面却又遭逢9?
11恐怖袭击。
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看，9?
11既是美国人的灾难，但也是全人类的灾难。
这就意味着包括宋武生在内的这一以女性为主导的女性家族三代女性，都是人类苦难命运的体验与承载者。
但关键问题更在于，正因为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苦难降临到这个女性家族的三代女性身上，在克服对抗这些苦难的过程中，方才充分显示出了女性本身一种坚韧生命力的存在。
在写实的意义上，张翎的“阵痛”当然是指女性生育时一种必然的生命征候，但如果从一种艺术象征的层面上说，这“阵痛”却又可以被理解为生命哲学意义上对于苦难命运的一种坚决抗争。
而且，也正是在这三代女性对抗历史苦难的过程中，强有力地彰显出了女性那样一种坚韧不屈的生命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到，与其他那些更多是在性别对比意义上凸显女性存在力量的小说不同，张翎《阵痛》的独特价值在于，作家鲜明地超越了狭隘的两性比照格局，在一种相对宏大的历史时空中，书写表现着女性强力的生命意志。
（秦琰，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
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
13&ZD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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