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描写亲情的散文 朱自清描写亲情的段落共11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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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描写亲情的散文]朱自清描写亲情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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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散文大家，朱自清的名字永远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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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儿女》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
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
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
”更有些悚然了。
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
”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
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
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
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
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
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象抚摸着旧创痕一样，我的心酸溜溜的。
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流下泪来了。
去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
”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象父亲的仁慈？
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对待我们来着！
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象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
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
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
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
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
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
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
”那个说，“大哥不让我！
”大哥却说，“小妹打我！
”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
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了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
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
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
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
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
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
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
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
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
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
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
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
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
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
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
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
”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
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
那时我正象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
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
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
不知怎的，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
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
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
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
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
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
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
妻说，那时真寒心呢！
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
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
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
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
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
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
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象一朵正开的花。
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
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
”她说她象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
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
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
我们老是要笑他的。
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
他便说“小”，或“不小”。
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
他有一只搪磁碗，是一毛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
”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
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
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
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
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
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里念着书。
在饭桌上，一定得罗罗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说完了总问我：
“爸爸认识么？
”“爸爸知道么？
”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
她的问题真多：
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
是不是真人？
怎么不说话？
看照相也是一样。
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
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
为什么打人？
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
蒋中正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
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
但合式的时候也有：
譬如这个往这个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这个床到那个床，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象小狗似的。
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
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
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
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
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
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
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
”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
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
便乘电车到海宁路。
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
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
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
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
“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
”其实这是冤枉的。
他又曾和我们说：
“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
”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
他们是恨着我们呢？
还是惦着我呢？
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
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
转儿与我较生疏些。
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
“我要到北京去。
”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
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的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
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
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
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
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
我对他们只有惭愧！
可是近来也渐渐觉得自己的责任。
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
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
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
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
我得计画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
但是要不要他们象我自己呢？
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丏尊，他毫不踌躇地说：
“自然罗。
”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
”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象”不“象”倒是不在乎的。
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
”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
”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
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
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
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
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
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
－－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朱自清写父亲的散文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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