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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
张文木:
“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作者：
张文木 发布时间：
2013-09-05 来源：
乌有之乡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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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心脏地带”之上的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具体表现是它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的悖论
“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
——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摘要]英国独控印度洋的时期也是英国扩张达到高峰继而转向衰落的时期，尽管其衰落的速度——因为有印度殖民地资源的支撑——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
进入新世纪的美国在中亚失败后，转入衰落的现象再次说明：
建立在“心脏地带”之上的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具体表现是它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的悖论。
这种悖论本文称之为“麦金德悖论”。
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沿着这条路线扩张的国家有足够的国力达到目的。
英国之后，麦金德理论的这种悖论——可能是历史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教训——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相反，它在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后发强国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其结果也无一例外地深陷其中并由此转向衰落。
“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有相当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关键词]麦金德；地缘政治；悖论
[中图分类号]D815，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5-0036-07
[来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五期
全文目录
一、世界扩张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麦金德悖论”
二、“麦金德悖论”及其产生原因的历史分析
三、“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四、经验与教训
五、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19世纪末，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Mackinder）的地缘政治学说在英国流行。
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又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
前一篇论文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后一篇论文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纪的“巨著”[1]。
英国牛津大学还为麦金德专设为期5年、薪水丰厚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麦金德担任系主任。
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种理论不仅没有挽救大英帝国，它还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推向极端并加速大英帝国的衰亡。
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世界扩张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麦金德悖论”
1919年，麦金德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基础部分即“枢纽地区”的内容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简洁的短句做出如下概括：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2]
麦金德这一经典表述，可以说是其地缘政治理论的经典的概括。
“英国的海上霸业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全部完成的。
”[3]而英国实现海洋霸权的关键是对其“心脏地带”即印度洋的控制。
19世纪初，英国乘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征战的时机，在印度洋大举扩张且大获其利：
1798年，英国攻占锡兰（斯里兰卡），1806年占领荷兰人在好望角的据点，1814年从法国人手中夺回毛里求斯，1826年从荷兰那里获得马六甲。
1824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这“可说是替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霸业安下了一块基石”[4]。
印度驻新中国首任大使卡瓦拉姆·潘尼迦（KavalamMadhavaPanikkar）评价说：
“英国，维也纳条约以来印度洋上唯一的强国，现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处的战略要冲;得此海上凭借，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稳了。
从此英国就这样统治了整个印度洋。
”[5]此后的印度洋，潘尼迦认为：
“这就比别处更像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了。
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欧洲国家一点好处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复如此。
”[6]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Bonaparte）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看到英国利用欧洲战争在印度洋的收获，对当年放弃征服埃及追悔莫及。
他认为他应该留在东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为东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
他说：
“如果我占领了阿克尔，我就可以进攻印度。
谁统治埃及，谁就能够统治印度。
”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说，如果他带着一小队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国人赶跑。
[7]
印度洋处于麦金德学说中“心脏地带”，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LeonardSpencerChurchill,1874—1965）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8]根据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退出印度洋的经验，英国人明白，如果没有对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占领，英国已拥有的对印度洋的制海权是得不到持久巩固的。
1757年，英国人发动普拉西战役，印度战败，英国占领孟加拉。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对手之后，便将目光瞄向整个印度次大陆。
1857年，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并由此形成对印度的绝对统治。
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统治印度。
潘尼迦认为：
“自从1805年法国舰队在特腊法耳加[9]被歼之后，在整个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这是英国当之无愧称得起威镇四海的世纪。
”[10]如果不算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对优势的时间，我们仅从拿破仑失败后的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英国开始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此间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成了英国世界海权从而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支柱，它是如此坚固以至英国在这一百多年间能够相继挫败俄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发起的全面进攻。
而这样的“战绩”，美国至今也难以企及。
近代历史表明，只有一流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制海权，而只有最终占领印度大陆的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洋是实现世界海权的“心脏地带”。
比较此前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等霸权国家，可以说英国是控制印度洋时间最长的帝国，其巅峰时期，印度洋俨然成为“英国的内湖”。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MilhousNixon）看得明白，他说：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
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
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11]
英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换言之，正是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才得以拥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绝对制海权所需要的巨量的物资支持;同理，不能在印度洋内就地获得这巨量的物质资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不能对印度洋形成“英国式”控制的原因。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对印度洋的占领使大英帝国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繁荣达到顶峰，接踵而至的就是英国转入——尽管速度很慢——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世界霸权受到重创，此后印度出现民族独立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先经德、意、日法西斯在世界范围的合击，后又遭美、苏合谋及印度本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多重打击，最终被逐出印度洋。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向印度洋的最后告别。
[12]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帝国的黄昏。
好在眼不见为净：
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
可能是历史没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足够多的教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与英国实践上存在的上述悖论现象不仅没有引起后人的警觉，相反，它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后发强势国家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联手苏联击败欧洲，又回头与苏联冲突以争夺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政策、[13]二战后美国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的遏制理论[14]以及以“艾森豪威尔主义”[15]命名的与苏联抢占中东的政策、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对“心脏地带”的两翼战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实行最后一击的政策，特别是21世纪初小布什上台后直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显的麦氏“心脏地带”的烙印，这些政策的结果也无一例外地使实施它们的国家的国力因此透支并走向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之间多为市场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转入对资源的争夺。
这时世界地缘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这新的地缘政治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印度洋沿岸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
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在战后进一步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
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更将麦金德“心脏地带”的理论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
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出版《真正的战争》，其中对阿富汗地缘政治位势的分析可视做美国中东中亚政策最到位的注脚。
他写道：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
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
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
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
”[16]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
不战而胜》，再次强调美国必须在“心脏地带”遏制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
他说：
“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把波斯湾称为西方的‘石油咽喉’。
我曾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苏联控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克里姆林宫就可以通过威胁扼杀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经济，来对西方进行讹诈。
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纪剩余的年月里，这种情况仍然将继续下去。
”[17]
尼克松可能是罗斯福之后美国人中对麦金德地缘政治学理解最为深刻，同时也是在其误区中陷得最深的政治家：
他认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并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迅速与石油挂钩，成为“石油美元”，他要求美国政府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心脏地带”的主导权。
可能是由于此时的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不久，还没有更多的世界治理的经验，这使得尼克松——如果再往前说还有凯南的“遏制理论”——在将地缘政治理论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反使美国更深地陷进“麦金德悖论”的泥淖之中。
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
今天，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湾保护西方利益的国家。
亲西方的波斯湾国家都不够强大，无法承担这项工作。
我们的欧洲盟国也都无力或没有决心来完成这项任务。
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这样做。
[18]
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
它是一场重要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
[19]
但是，理论上的推进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外交实践上的进步。
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远没有达到当年英国那样的水平，但为了控制印度洋透支国力的速度却远超过当年的英国。
不错，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曾在中亚地区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美国没有由此形成当年英国那样对印度洋的有效和持久的控制。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苏联利用当时美国的颓势实现19世纪英俄冲突中没有实现的向印度洋冲刺的战略目标，那么，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俩[20]也是利用当时苏联的颓势及其解体后出现的机遇，试图在“心脏地带”实现“英国式”（即陆地占领）推进。
美国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拿下印度洋西侧的巴尔干半岛——这与当年苏联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东侧的中南半岛而后进军阿富汗的路径相似——并以此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
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了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英国式”部署，这为小布什在任期内大规模挥师中亚做了前沿铺垫。
但不出意料的结果是，美国在伊拉克被搞得灰头土脸，随之而来的便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从伊拉克的撤军。
二、“麦金德悖论”及其产生原因的历史分析
英国和美国当然还有俄国在中亚的多次失败的教训说明：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其集中表现是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悖论。
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麦金德悖论”。
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从实践上分析是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力，尤其是海权国家的国力可以支持其从本土扩张至麦金德“心脏地带”的战略目标，在理论上分析更是在国家战略能力和目标之间缺乏资源和运用资源经验的维度。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古训，在不成熟的理论家或政治家那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他们缺乏的并不是理论逻辑训练而是运用国家资源的经验积累，因此他们设计的目标往往超出资源许可范围，其结果无一不是陷在理论目标的合理性与其实践的不可行的悖论中不能自拔并最终走向失败。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
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贯穿人类发展进程的始终，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使国家在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有了强弱转化的空间。
国际关系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样，它的伸展总有其资源允许的底线和极限。
超越了极限，国家就会由强转衰;过了底线，国家主权就会受到伤害。
如果橡皮筋的某一边被拉断，则意味着沿此扩张的国家因力量不支而失败，这轻则导致国际体系的局部重组，重则则会导致“橡皮圈”即整个国际体系的崩盘。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
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已至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
保罗·肯尼迪说：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
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
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
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21]
这从扩张中获利到失利之间的关节点，对世界霸权国家来说，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
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将其战线拉得太长，透支了国力并使国家出现衰迹，这才有了尼克松的调整及其后的中兴。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将战线拉向全世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来不及调整反导致苏联解体。
国家扩张的原则是不能将国力“拉断”，这是极限;国力收缩的原则是不能缩得受到入侵，这是底线。
只要找出这两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建立其上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才能避免上述悖论。
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的情况下，仅凭书本上的逻辑知识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实施政策的经验。
但从历史所呈现给我们后人的经验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国的扩张能越过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也就是说，每当世界霸权国家的扩张“皮筋”拉到这一地区，其扩张就开始出现逆转并陷入“悖论”怪圈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哲学就是在战略力量使用上拿捏分寸的学问。
关于此，早在250年前的卢梭就有经典的论述，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
“征服一个国家要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
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人们只消用一个手指头便能够摇动全世界，可是要担负起全世界来，却非得有赫居里士[22]的肩膀不可了。
”[23]据说拿破仑是卢梭的信徒，但拿破仑没把握好卢梭哲学的精髓，在其事业巅峰时入侵俄罗斯，要担负只有赫居里士才能担负的重担，结果失败了。
二战前罗斯福明白卢梭哲学的要义，他与斯大林合作，保证了美国在二战后步入世界舞台中心。
此后的大多数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认识日益远离哲学境界，步拿破仑的后尘，要接过赫居里士肩上的重任，到处透支国家力量，最终导致它今天的衰落。
与英国相比，美国，尤其是二战以后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是外交理论最缺经验维度，因而最容易陷入“麦金德悖论”并更快衰落的国家。
美国接手英国世界霸权后不仅没有英国那样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没有当时英国所处的历史条件。
由于有印度殖民地巨量资源的支撑，英国占领印度洋后出现的衰落的速度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
况且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和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冲突、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而英国正处鼎盛时期。
1856年在克里米亚成功阻挡俄国南下争夺地中海后，英国即就挥师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同期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最大的国家同时开战并取得胜利。
由此形成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了打倒欧洲的世界霸权，释放出民族自决运动的浪潮。
这场运动冲垮了欧洲殖民势力并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主权国家。
但令美国人意料不到的是，经验老辣的英国人在被迫向美国移交霸权时，不动声色地大幅提升了美国掌控这个“心脏地带”的难度：
英国借力打力，在印度洋地区释放出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还暗助中国[24]和埃及消耗美国。
这样，美国独控“心脏地带”目标反成了消耗美国从而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
美国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投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试图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
虽然其扩张还没到“心脏地带”，而且美国还出动了远比19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但结果却败得让美国人至今也不堪回首。
一句话，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国家拥有核打击能力后，情形就更是如此。
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时的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能实现“英国式”占领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地的占领，就不可能有19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美国就不会获得稳定的海外资源回流及由此带来的国内政治的稳定。
二战结束之初的美国人明白这样的逻辑关系，它缺乏的只是在现实中联接起这些逻辑环节的能力和经验。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制陆权来自绝对的制海权，而绝对的制海权同样也来自绝对的制陆权;而没有陆战的胜利，海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25]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人，甚至对美国之后的可能的世界霸权国家来说，都成了天边那渐行渐远的彩云。
潘尼迦说的这些道理，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
朝鲜战争后，美国人换了思路，试图通过地区集体结盟的形式替代“英国式”的直接占领：
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英国、法国等48个国家在没有中国、苏联等战胜国参加的情况下单方面与日本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
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2月，美国拼凑起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
当这些所谓“集体安全”链条建立起来后，令美国感到尴尬的是，面对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盟国，美国用于“维修”这一串串防务链条的代价不比直接占领更少，其效果对美国外交来说——比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更是添乱。
这又迫使美国重新回到“英国式”直接占领的思路，为此美国挑起越南战争并再次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尼克松上台后大幅收缩战线、暂时放弃了遏制中国的目标、压缩了美国为这些盟国承担的义务，这才使美国渡过了战争失败带来的国家危机。
在古巴导致危机中对苏联的胜利曾骄纵了美国挥师越南的万丈雄心;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再次燃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普遍存在的“凯南式”冲动，21世纪初的美国人再次考虑如何才能扩大由这些胜利带来的红利。
这时他们的目光再次转向麦金德的、甚至更早先的克劳塞维茨的经典陆权学说，认为如果没有对中东的直接陆地军事控制，中东石油利益对美国只能是若即若离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小布什上任前夕，时任美国陆军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斯格尔思（RobertH.Scales）明白直言，不管美国军事技术如何进步，但它终替代不了陆军占领的军事效果。
他告诫：
“在21世纪，我们国家军事战略的两根支柱将继续是前方存在和力量的投送。
”[26]而“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陆军部署即“直接控制陆地”。
在总结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斯格尔思写道：
虽然上述军事挑战的根源不同，种类不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也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在每一种挑战中，战略胜利最终将要求直接控制陆地、人民和资源。
与发展中国家对抗时，战争目的很可能是领土的控制。
在与第三世界的对抗中，则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
镇压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战者将要求剥夺他们的政治、心理和物质支持。
[27]
战争是意志的考验。
最有把握使敌人意志崩溃的办法是控制他的领土。
如果没有实际占领，战争只能仅仅是远距离的惩罚，是任何一个想要抵抗的国家都能无限期忍受的东西。
[28]
最后，罗伯特·斯格尔思似乎是在为即将上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费菲尔德做政策规划，[29]他提醒美国政府：
如果在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还要像一个军事大国那样有发展能力，我们必须极大地改进夺取和控制地面的能力。
我们必须将速度和灵活性建造在我们的战争系统之中，使得在通过大片地域时能不受阻碍地机动。
我们必须像我们现在精确和灵活地把炸弹投掷在远距离目标上一样，能将战斗部队精确和灵活地部署在关键地点。
如果我们有能力将部队部署在广大地区，而且还能在敌人最脆弱和最虚弱时迅速地集中这些部队，那么我们就能在敌人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将其打败。
[30]
我们真的不知道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了解到罗伯特·斯格尔思的意见，但从其在2001、2003年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分析，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作战目标已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有了本质的不同，即从海空打击转变为地面的纵深占领。
如果读了罗伯特·斯格尔思的书后会发现拉氏指挥的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样式与斯格尔思的观点，尤其是与其“领土占有”的观点有相当的契合。
斯格尔思的军事观点是否正确呢?
可以说，它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绝对正确的，但由于缺乏资源供给或资源运用的经验，其实践结果让美国很是难堪：
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了。
与此前的朝鲜战争继而越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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