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参考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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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词参考资料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

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

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

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

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

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

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

“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

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

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

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

代表作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念妈娇?

赤壁怀古》。

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

如《水调歌头?

怀子由》。

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

如《江城子?

掉亡》、《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平述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2010-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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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学有着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若将之比成一条河流，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其源头必定是混沌的一片云天，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它的源起，后世人提到这一时期，总充满了美好的追忆，其后自源头而下蜿蜒漫衍，两岸群山起伏不定，可以说自公元前十一世纪——也就是《诗经》中一些年代较早的诗篇出现的时间——以后，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其文学的高峰。

而纵观这条穿越数千年而至今日的长流，其上最亮眼也是最震撼人心的两座高峰，必定是唐诗宋词无疑。

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所谈到的，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发育、成熟、衰老的时候，而一种文体的发育、成熟无可置疑地有赖于时代的英才。

每一个文学体裁的成熟期一般说来，都如昙花一现般短暂，然而也正如“昙花一现”一词所描绘的，在这一短暂的时期里，群星灿烂，文质彪炳，在多少的天资、才情的倾注下才有了这短短的一现。

若果说李杜诗是盛唐无法一翻而过的篇章，那么苏轼也必定是宋词中不可忽视的强音。

要说苏轼在宋词中的地位，仅勾勒其轮廓也需要不少篇幅、笔墨，而若要论苏词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势必要将之置于文体发展的纵线上谈起，那么千百来言实在道不足其十一。

而本文所能尽者，即在整合诸家常谈的意见的基础上，以微薄学力试为填补未尽之处。

词之一体，其源自中唐，常州词派张惠言《词选序》曰：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名曰词。

”而在其初发轫阶段，词仅仅是酒筵歌席上用于娱悦耳目的文体，自中晚唐而下，在苏轼前已出现多位词家，各为词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攫取其中具有阶段性代表的，则有晚唐五代“温韦冯李”四家词、花间词派作者群，至于宋初柳永为宋词发展中第一个里程碑，苏轼继之而广其情志，苏轼以后则有以周邦彦“清真词”为代表的重格律一派，到了南宋李清照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词别是一家”之论，其后词家大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学思想，兹不赘述。

那么苏轼在宋词发展中的贡献又有哪些？

首先要指明的一点是，苏轼是北宋词坛上无可替代的大革新家，他对词的革新，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他的革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除旧布新之功，至于叶律、用调方面当然也有其独特的建树，学力所限，非笔者所擅，故略而不谈。

这种全面的革新，若要以一句话来概括，则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所提到的：

“苏子瞻以诗为词。

”可谓一语中的。

“以诗为词”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

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曾谈到，一种文体发展到一定阶段，若欲求新变，往往靠着引入其他体裁的特点。

引入其他体裁的特点，往往能让一种渐趋凝固的文学体裁焕发出新的活力，“以诗为词”为是，顾名思义就是在词中引入诗的特点以求达到新变。

苏轼以诗为词，赞同其改革词风者咸以为是，拘守“词别是一家”者或以为非，以李清照《词论》为例，可见一斑：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后人谢薖亦有“坡词欲唱无人会”之语。

李氏评苏词为“句读不葺之诗”，确实如是，然苏轼“以诗为词”并未将词与诗混同为一，也并未泯灭词与诗的艺术畛域，关于李氏之语，下文将作论述，暂搁置不论。

而谢薖所语，笔者则不敢苟同，谢薖所说恰恰是误解了“句读不葺之诗”一语，同时也误解了“以诗为词”的实质内蕴。

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曾云：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

”意指词之风格香软华贵，宜于表达诗歌所不能表达的幽微情感，但却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

盖因词本为配乐文体，由于文体特征、音乐格调所限，所能承载的内容不易超出花柳情事、风月水滨等等。

然而苏轼所高绝之处，正在于他打破了此中界限，试看刘熙载《艺概》中所言：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将词所难承载的内容移之于词，这才是“以诗为词”的重点所在，这一创见，不仅提高了词的品格，并一举将之从文学之边缘抬升到一代文学之中心。

苏词并非皆不能歌，谢薖所谓“坡词欲唱无人会”一语并不能概括苏词的全部，愚以为因其误解李清照所言，并奉之为金科，方有此语。

至于李氏所评“句读不葺之诗”，盖因诗的句式多为单式，而词因常有领字或衬字，所以句式既有单式也有双式，这是诗与词两者的差别之处。

所谓“句读不葺之诗”，其意之所指正是苏词句式多与诗相似，仍脱不出作诗的藩篱。

这是非常细微的，我以为这才是李清照所评侧重之处，则李清照之感受力岂止敏锐二字。

苏轼在改革词风上所取得的成果，上文已提及其一，即打破词的文体局限性，拓展了词的内容，使词从仅能承载花柳风月一类情事拓而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自此而词的言志抒情等文学审美特质越过其娱乐性，苏轼的这一贡献谓之词的救赎也未尝不可。

其二，救弊，漱清一时风气。

苏轼改革词风之时，正值柳永词传唱江南江北之际，所谓“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颇能说明。

前文曾提及，柳永是宋词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柳永以前，词多为令词，而令词则多与诗相近，唯在柳永横空出世后，不仅大量的长调词牌为其首用，也创调颇多，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之词牌《望海潮》即为柳永所创。

“苏轼继之而广其情志”，所谓“继之”，正是肯定了宋词史上柳永的贡献，如果没有柳永开长调创作的先河，开出一番局面，后世词家未必能有多如恒河之沙的词作，则柳永对当时词人的影响可见。

然而，柳词风格如何？

其影响到底到了怎样的地步？

据传，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词沾染柳词的风气，苏轼论秦词为“犹以气格为病”常戏云：

“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柳词的风格，及苏轼对柳词的态度，由此可以管窥。

柳词风格，论者皆称为“侧艳之词”，试想象当其风靡于世，人们争相传唱模仿之时，这种“侧艳”的风格充斥了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是如何的一番景象。

苏轼改革词风，大有革除这种柔靡之气而澄清天下的志意。

他力辟柳词，并为自己的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而自喜不已，南宋俞文豹《吹剑录》中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

‘我词何如柳七？

’对曰：

‘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卓板，唱大江东去。

’东坡为之绝倒。

”俞文豹所举的这位幕士的这一段评论广为人们所引用，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苏词与柳词的区别，同时这一则材料透露出来的另一个信息，也说明了苏轼为词有意以柳永为目标，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漱清了那充斥人们耳目的柔靡之气。

然而有趣的是，在苏轼力辟柳词以之为目标而“自成一家”的这一过程中，也许连他自己也未发现，他的一些词作的深处也暗藏着柳永的影子。

若将其《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与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对举时，就不难发现，这两首词虽然寄托的情感、口吻、风格各异，但无论是物象的描写次序、这种物象所展现出来的境象甚至连词中回忆、抒情的次序都出奇的契合，就连情感的高涨与低落处，也几乎为同一条曲线。

这一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苏轼有意以柳永为目标而欲“自成一家”。

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诗句上心头。

”这不也是李白、崔颢一事的不同时代的重演么？

苏轼在宋词发展史的贡献其三，开创了东坡范式，下启后世词家中豪放一派。

有关于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对举，当属词学中常谈的一个话题，要详细分析豪放词之“豪放”其内涵与实质，以为非本文重点所在，实不愿多费笔墨。

（可参看杭州大学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第四章。

）

以诗为词——浅谈苏轼的词学贡献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王国维《人间词话》        诗与词是中国文学的双姝，然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

诗虽境阔，而难达幽微之情：

词虽言长，却难抒豪放之志。

北宋文坛巨匠苏轼“以诗为词”的大胆变革，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从而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作为“艳科”、“小道”的藩篱，使词这一文学形式开始全面反映社会现实，体现人民生活，并以此为标志，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

       在苏轼之前，受晚唐五代“花间”、南唐词派的影响，北宋词坛所吟唱的基本是男女恋情、离愁闺怨。

纵观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晏殊，直至欧阳修，他们的词多充溢着“绮罗香泽”，甚至“男子而作闺音”。

其中虽有一些登山临水和怀远感旧之作，但也是婉约词一统天下。

        苏轼的出现，使词这一文体发生了质的飞跃。

这种飞跃，不是柳永、张先将小令发展为慢词的飞跃，而是通过“以诗为词”后，词在内容上的飞跃。

“以诗为词”的变革后，词不再只是传情达爱的工具，也不再只是娱宾宴客的点缀，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东坡词中，凡能入诗者皆能入词，正如刘熙载所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其词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但是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爱国词。

在苏轼之前，最负盛名的爱国词，莫过于范仲淹的《渔家傲》，但其却被欧阳修谑称为“穷塞主之词”。

苏轼的爱国词慷慨激昂，催人奋进，有虎虎生气，铮铮铁骨。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到：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二是交游词。

唐诗里不乏描写友情的诗句，如脍炙人口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等等。

但在苏轼之前，交游词却并不多见。

苏轼一生阅历丰富，与社会各界人士皆有广泛交往，因而其词中多有体现。

他的交游词内容广泛，包括饮宴、送别、怀远、感旧、赠答等方面。

如《江城子别徐州》写道：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        三是山水田园词。

唐朝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之诗清新秀丽。

苏轼“以诗为词”的改革大大拓展了这一主题的词。

在他的笔下，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农田水乡如春水东流、夏木繁荫、秋菊吐蕊、冬雪幽香，一派清新自然。

如《南乡子》写道：

“认得岷山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渌醅。

”        四是咏物词。

咏物词源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在历代是个中不乏名篇佳作。

对此，苏轼提出来自己的观点。

他说“诗人有写物之功”，认为诗人咏物不仅要神似，更要传神。

如《浣溪沙咏桔》写道：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

吴姬三日手犹香。

”

五是节庆词。

在唐诗中，关于节日纪念与庆祝的诗句比比皆是，如“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寒食东风御柳斜”（韩翃《寒食》）等等。

而节庆词之开创者当推苏东坡。

如《浣溪沙端午》有“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之句，描绘了端午节这天仕女们芳兰沐浴，身穿光鲜罗纱，身佩五彩饰品的盛况。

        六是悼亡词。

自晋代潘岳作《悼亡诗》以来，悼亡诗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利，其中以元稹的《遣悲怀》诗为代表。

苏东坡首开悼亡词之端，其最为著名的词之一——《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其在密州任上因夜里梦见亡妻王弗而作的，将夫妻十年生离死别之苦、思念之深，写得肝肠寸断，令人不忍卒读。

另有一首《西江月》，借咏梅悼其妾王朝云，有“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之句。

        七是遣怀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坦率正直的性格和过人的才华，苏轼被卷入党争，且招致诽谤，一生宦海沉浮，三次被贬，仕途坎坷。

但他对此却往往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因而这类词风格多清旷雄健。

这对后来的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坡词也因此被冠以“豪放”二字。

如明代张綖称：

“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但豪放之外，更类老杜之沉郁。

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满庭芳》（蜗角虚名）等。

       以上便是东坡词的大致内型，但由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故很难将其词作具体的分类。

东坡词之所以能够包罗万象，正是因为苏东坡“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

        关于词体的解放，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一书中写道：

“自柳永多作慢词......而体势既经拓展，曲调又极流行，高尚文人，亦多娴习；乃有感于此种新兴体制之可以应用无方，而仅言儿女私情，不足以餍知识阶级之欲望；于是内容之扩大，相挟促进词体，以入于解放之途；而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坛别开宗派，此词学史之剧变，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

”        词体的解放，既有客观的需要，又有现实的基础。

        客观的需要，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

北宋自开国以来，统治者吸取唐朝藩镇割据导致亡国的教训，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

至仁宗一朝，北宋形成了一批“学际天人”的士大夫阶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苏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着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这一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又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这一庞大的社会阶层有着广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但又越渐感到诗文等难以满足自己内心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于是他们逐渐采用词这一“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文体。

但是，长期以来，词作为缠绵柔靡，重女音、唱情歌的传统又让这些封建士大夫们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在他们看来，词作为“艳科”、“小道”，难登大雅之堂。

因此，词体的解放，是满足士大夫阶层精神文化需要的客观要求。

       现实的可能，是词的形式的拓展为词体的解放提供的可能。

北宋初期，“士大夫承五代遗风，留意声乐，而令词益臻极盛。

”（《中国韵文史》）受五代西蜀、南唐词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词在形式上受制于小令，从而在内容上多儿女私情和娱宾宴客之作，难以用铺叙的手法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

随着“中原息兵，汴京繁庶”，社会逐渐得到稳定和发展。

为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宋朝开始恢复唐教坊旧制，并收编江南乐曲，“因旧曲创新声”。

柳永因“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于是不再留念仕途，转而“倚红偎翠”，“流连坊曲”，应乐工歌伎之请，“变旧声为新声”。

因此，词“自柳永一变，犹诗家之有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在内容上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得到了发展，慢词开始兴起。

词体既经拓展以后，词坛遂“别开广大法门”。

通过铺叙的手法，可将写景、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于一炉，大大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词体的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那么，为什么苏轼能够“以诗为词”，从而促进词的解放，即除上述原因外，苏轼作为词体的“解放者”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我认为应该有如下几点：

        首先，苏轼博学多才。

苏轼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文艺全才，诗、词、文、书法、绘画和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堪称大家。

其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不拘章法，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书法舒卷自如，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州寒食贴》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其绘画新奇有致，成竹在胸；其文艺理论见解独到，卓然一家。

纵观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如此全才型大家，苏轼一人而已。

广博的学识，为他解放词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苏轼宦海沉浮，阅历丰富。

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过激之处，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转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后迁汝州。

哲宗立，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启为相，苏轼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后应召入京，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

又因反对新党尽废新法，于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

元佑六年（1091年），他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外放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州市）。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欢离合，这为他解放词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次，苏轼性格复杂多重。

苏轼的一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世界观存在着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他性格的复杂多重性。

他生性豪爽旷达，“奋励有当世志”。

但由于坦率正直，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因而在政治上长期失意。

对此，他虽然常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也不时流露出一些逃避现实、寻求解脱的老庄思想。

“入世”和“出世”的思想常使他产生一些矛盾的心理，这不免他的在诗词中有所体现。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东坡词风格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最后，苏轼填词晚于作诗。

苏轼的诗文久著盛誉，有“苏文熟，食羊肉；苏文生，嚼菜根”的说法。

但他是被贬知杭州后才开始作词的。

从创作年代来看，苏轼最早的词应是熙宁五年任杭州通判时所作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和《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

这一年苏轼三十七岁，此时的他已能将作诗的章法套路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且他认为词是”诗之裔”，即诗词同源而异派，作词应在遵守词律的基础上，又不为其所缚，甚至有时可以为了表现某些思想内容的需要而突破词律的限制。

因此，他才能够“以诗为词”，将诗之境阔、言志的特点运用于词，从而促进词体的解放。

        虽然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促进了词体的解放，也在词坛上确立了豪放一派，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诗化后的词，难免不符合词律的要求，缺乏音乐美；同时，它违背了含蓄蕴藉这一词的传统抒情原则，余味大减。

这一不足之处，尤为其后重音律，尚婉约的正宗词派所诟病。

“一代词宗”李清照就在其所著的《词论》中批评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句耳”，即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长短不一的诗，所以“又往往不协音律”。

        其实，苏轼并非不懂音律。

其长调《哨遍》就是依声律隐括《归去来兮辞》的，由此可见他是通晓音律的。

东坡词之所以“多不协音律”，一是他“非醉心于音律”，二是他“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但这更主要的是“以诗为词”所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结果。

由此可见，词既要做到协音律，又要做到“应用无方”，是十分困难的。

        总之，苏轼凭借其广博的学问、盖世的才华，高尚的人格和过人的胆识，在词中“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词之“绮罗香泽之态”，打破了婉约词独霸天下的局面，将词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以诗为词”的变革，使词这一文学体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而大大促进了词的解放。

他不仅是婉约词的改革者，而且以豪放词的开拓者的身份，正式确立起了豪放词派在词坛中的地位。

《中国韵文史》评价说：

“以严肃态度填词，而提高词在文学上之地位，一洗士大夫卑视词体之心理，实苏轼发之。

”尽管东坡词存在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但苏轼“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和他对词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如同其本人一样，足以让我们仰视千年！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

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

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说起苏轼不说其诗词就像到了杭州没去看西湖一样。

（一）.苏轼的诗文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数量最多，现存的诗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

苏轼歌咏自然景物的诗作，往往能把寻常景物写得精警动人，极富情趣或理趣。

如《惠崇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作，笔下描绘的湖光山色，风姿雨态及江南早春画面，无不曲尽其妙，具有悠然不尽的情致。

《题西林壁》则由看山引发一个具有深刻哲理意味的问题。

它告戒人们：

由于各自观点立场不同，困难问题的出发点不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对事物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狭小范围，摆脱个人偏见。

它也启迪人们在认识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对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大呢个关系的思辩，以及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警戒。

苏轼诗中这种引人入胜的景色与耐人寻味的诗意以及发人深省的这里融为一体，就是所谓的宋诗“理趣”。

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苏轼诗歌的另一主要内容。

苏轼是有志于经世济民的诗人。

他出身寒素，入仕后累遭贬谪，接近下层民众，这为他写作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