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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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观

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

2014级史晨霞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时兴起，始终贯穿了对父权社会传统的反抗。

它综合借鉴了20世纪各种批评理论经验，发展成自己的批评模式。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有英美派和法国派两个流派，共同经历了从重在批判男权文化到深层发掘分析女性作家作品再到突破文本限制，反思两性关系的发展历程。

这一批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在国内掀起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热潮，并在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了自身的特点。

要了解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先驱——女权主义有所认识。

追溯女权主义的源头，不能忽略人类的发展历史。

人类世界和人类文明本是由男性女性共同形成，男女性理应处于平等地位。

但千百年来，女性一直被束缚于男权社会的罗网中，无论在古希腊、基督教的文明里，还是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女性的身份始终是处于边缘化的被压抑地位。

在长达数千年的压抑与沉默之后，女性意识觉醒，妇女起而反抗，女权运动随之掀起一次又一次浪潮。

一般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妇女思想解放的肇端。

文艺复兴倡导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对中产阶级妇女产生了重要影响，鼓舞了妇女争取平等的愿望。

至19世纪中后期，西方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这是女权主义的真正开始。

在这一历时约70年的女权运动中，妇女高喊男女平权的口号，强烈要求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平等，最终以妇女获得选举权而胜利告终。

进入20世纪，西方女权运动又掀起了两次浪潮，分别发生在六七十年代和80年代末，经历了从主张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和性别的差异性到要求多元化的差异取代男女对立的发展过程，从形而上学的男女二分法推进到温情、友谊的新的文化政治话语。

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不能等同，但可以认为，女性主义源起于女权主义，是由女权主义的不断发展衍变而来。

“女权主义”代表了早期妇女争取男女平权的斗争，而“女性主义”则注重“性别意识”和文化建构，是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的。

1、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发展

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促进了左倾学术思潮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于此同时，西方正掀起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浪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就在这一时期兴起。

对两性生存境况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形式主义批评的内在危机，以及妇女文学的兴盛，是导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兴的主要原因。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社会处于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形成剧烈的冲突，激起了人们对旧事物的厌倦和怀疑转而追求文化革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在美国，种族平等与妇女自由问题突显；法国妇女也兴起反抗男性压抑的女性主义运动。

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现代文学理论本身的危机也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勃兴。

新批评衰落，结构主义向解构批评转化，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的“中性/无性”运作模式引起文学女性的不满，她们试图在对社会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的综合思考中建构起自己的批评理论。

20世纪的大多数女性接受了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因此产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的女性作家。

比如美国出现了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等著名黑人女作家；法国有写作《第二性》的西蒙·德·波伏娃，以及玛格丽特·杜拉斯等蜚声文坛的大家；英国的伍尔夫、琼·里斯本也同样令人瞩目。

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不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个凸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

了的女性主义”，著有《阅读妇女：

女性主义批评文集》。

对促进英美学派与法国理论的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学派: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受到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注重语言批判和心理建构，关注如何颠覆、打破男权话语，研究写作中反映出的女性观，“女性书写”是它们的一条重要理论。

法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法国的西蒙·德·波伏娃、露丝·伊利格瑞、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以及挪威的陶丽·莫依等。

波伏娃是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的存在主义作家与哲学家之一，政治活动家和女性主义者。

她的著作《第二性》应该说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源头。

它以对女性性生活的坦率讨论和对父权制的深入剖析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影响了数代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伊利格瑞曾师从拉康，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者女人的反射镜》因对弗洛伊德性别理论和父权社会的二元对立等级制度发起挑战而被逐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

她提出“女性谱系”理论，主张重建类似于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女亲情的新型女性关系，故而倡导“女人的表达”。

克里斯蒂娃受语言学家索绪尔、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俄罗斯哲学家和文论家巴赫金理论的多重影响，提出在人类生命的最初阶段存在着“符号”的观点，倡导“符号写作”，依赖她所谓的“符号域”力图打破象征父权的“象征秩序”。

她的《关于中国妇女》表现了对中国妇女命运的关切之情。

西苏和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一起，被誉为“法国女性主义文论界三位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她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和理论。

其《美杜莎的笑声》被公认为“女性写作”的宣言书。

莫依是20世纪挪威知名的女性主义学者与文学批评家。

她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代表作是《性与文本的政治：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其最突出的宗旨是解构“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之间致命的二元对立”。

（2）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领域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生的主要场域在这里指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主要借助的其他批评经验，并在其他批评经验中发展自己的理论。

可看作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种流派划分法。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

马克思主义提出，婚姻制度与家庭形式及两性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的性别特征是与社会属性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这一基本原理受到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拥戴。

马克思主义主张反抗一切压迫、要求人类解放、追求完全平等，这正好与女性主义要求女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反抗男权压迫相吻合。

因此，这种批评可以说是马克思妇女理论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受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而开创的新领域。

一方面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阳物崇拜”发起猛烈攻击，一方面又借鉴和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的话语，作为女性写作的指导原则，提出“女性话语”、“女性写作”、“双性同体”的新概念。

旨在把女性从父权制话语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营造女性“自我认证”的大氛围。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还注意到种族的问题，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有时又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

其特征是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殖民话语的分析，并为非殖民化探寻出路。

在这一流派中应特别注意“话语”、“身份”与“主体”三个关键词。

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关系的关键，而女性主义则关注父权话语对妇女从属地位的操作，力图建构取代父权话语的话语。

广义的“身份”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得以联系的显著共同特征，比如“种族身份”。

“主体”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成为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产物，直接影响了受压迫的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以及反抗统治和屈从地位的能力。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直接继承了后现代的特征，如否定所有宏大叙事，反对以男性文学为标准的大型理论；否定二元对立、强调多元方法论，反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二元对立；反本质主义以及话语的狂热，创造女性自己的话语系统。

后结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于语言观、“身体书写”论以及解构文论。

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由男性操纵的语言表述与妇女的真实存在并没必然联系，因此要颠覆现存的语言符号系统，改变语言结构，改变涉及她们自身的语言用法，创造“妇女自己的语言”，进而倡导“身体书写”。

女性主义文本“消解中心”的努力使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狭义的解构批评相联系。

解构主义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质疑与颠覆父系意识形态的策略与方法，但其颠覆现存话语后不注重重构，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强调颠覆与重构的同时并举。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及妇女运动的共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视为“生态批评”或“文学与环境研究”的一部分，从性别角度切入生态问题，旨在解放妇女与自然，围绕自然、女性、发展等主题批判父权制的统治和压迫，进而高扬女性文化、女性原则对解决生态问题的作用。

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当代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女性主义意识的萌芽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发生，但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较早清醒自觉批判男权意识的，却是一些男性思想家和文学家，比如李贽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倡导“童心说”；李汝珍创作的《镜花缘》以文学反思了两性生活。

到五四时期，中国的广大妇女渐渐觉醒，与西方的妇女解放进程有相通之处。

女革命家秋瑾开创了现代女性叙事社会化的视角，五四时涌现出一批女作家，如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及凌叔华等，以后出现了丁玲、白薇、谢冰莹、萧红、张爱玲、，梅娘、施叔青等，女性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未成气候。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大规模引入传播，90年代中国掀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热潮，至今延续着这一理论的研究、实践和发展。

1981年，朱虹首先开始了西方女性主义的介绍和引进。

她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中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

1983年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系统地开始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的译介。

而在1986年，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文版出版，可说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正式出场，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西方的一些重要专著和论文被陆续翻译介绍进来，比如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989），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房子》（1989），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1992），米勒特的《性政治》（1999）等。

同时，《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报》、《文艺理论研究》等著名报刊杂志也加强了对女性主义批评的介绍。

除了译介原著外，由中国学者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也陆续出版，最具代表的性的是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此外还有李银河主编的《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1997）等。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更是引发了一种爆发式的女性主义传播热潮。

通过西方重要专著及论文的译介和传播，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实践。

出现了一批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写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孟悦和戴锦华，著有《娜拉言说》的刘思谦，写作《走出男权传统樊篱》的刘慧英，还有盛英、陈顺馨、李小江、林树明、罗婷等。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在选择性接受西方理论的同时，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自己民族的文化建构联系起来，取得了一定成就。

与西方相同，他们也注重对文学话语的男性神话解构，重建女性话语几乎贯穿了所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

另外，对文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也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

随着对西方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实践，以及性别研究的社会化，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遭遇到困境。

由于中国并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致使人们不断产生质疑：

没有女权主义背景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可否生存发展？

但同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出现在其他的批评模式上。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受英美派的影响，中国文坛分裂出区别男性文学的女性文学，性别意识觉醒，女性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告别文学的无性时代，女性的自强精神也开始彰显。

比如诗歌界翟永明、伊蕾的新诗《黑夜的意识》、《独身女人的卧室》，女性特征非常明朗；舒婷的《致橡树》更是新时期女性崛起的宣言书。

小说界的刘索拉、残雪，新写实小说家池莉、方方，以及王安忆、铁凝等，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重新安排女性命运，极力称颂女人的母性。

而受到法国派“身体书写”的影响，女性开始了私人生活的描写，从陈染、林白到卫慧、棉棉，把女性欲望实现的渴求逐渐抒发到几近疯狂的状态。

女性主义始终处于一种与对男权传统毫不妥协的反抗的立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种反抗从社会、政治、历史领域向文化、文学领域推进的结果，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较于其他批评模式，始终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性、革命性与反抗性。

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自身独有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所以又不可避免地实行“拿来主义”，横向综合了20世纪的各种理论流派，发展成一种集合体式的文化批判。

这种批评模式被介绍到中国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中国学者从文学创作到批评实践都在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特点发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遭遇了窘迫和困境，但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