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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部落轩辕氏图腾初探文档
在孔子墓前闹文字笑话（汉字故事）
杨立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5月10日第10版）
图一：
山东曲阜孔林中的孔子墓碑
图二
图三
图四
几年前，我与家人去山东曲阜旅游。
在孔林孔子墓前，就听一位导游指着墓前一通高大的墓碑说：
“大家注意没有，孔子墓碑前有一道矮墙，将墓碑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墓’遮去了一部分，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王’字底下的一横不见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历代帝王祭拜孔子时不能二王对拜，孔子的后人故意嘱咐工匠把‘王’字的一竖拉得特别长，这样皇帝来祭祀孔子的时候，从正面就看不出来是个‘王’字，而是‘干’字了。
”
我闻之不禁愕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至圣先师孔子墓前竟发生此等文字笑话！
我们姑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于史有据，仅就“王”字的书写而言，就甚为荒谬。
因为墓碑上的字体为小篆，如果“王”字的一竖不拉长，那就不是个“王”字，而成了“玉”字了。
现在的孔子墓碑系明朝正统八年（1443年）所立，碑阳“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这八个篆字，为明代著名书法家黄养正所书。
黄养正官至中书舍人、太常少卿，以书法著称朝野，当时的宫殿榜署及国子监题名多出其手，因此对于书碑者的身份和水平我们不应有任何怀疑。
为了区分“王”和“玉”字，我们有必要从字源、字形上对它们进行一番分析比较。
“王”的字形演变：
（见图二）
“玉”的字形演变：
（见图三）
从上面两字的字形演变可以看出，在甲骨文中，“王”和“玉”的区别很大，“王”字像一个挺立在大地上的人形，表示君王的唯我独尊和不可一世；而“玉”字是三横加一竖，竖画上下出头，表示一根绳子穿系住美丽的玉片，就像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玉串饰一样。
金文中，两字都变成了三横一竖，“玉”字的三横比较均匀，竖画也不上下出头了；而“王”字的下面一横很有特点，为斧钺之形，象征王者的权威。
小篆中，“王”字的三横与“玉”字一样都比较均匀，不同的是，“玉”字的一竖上下等距，而“王”字的一竖上短下长。
到了隶书和楷书，两字的三横一竖别无二致，三横间的距离也都相等，唯一不同是“玉”字的右下方加了一点，意为玉上的瑕疵，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习见的“王”字和“玉”字了。
“王”和“玉”均为《说文解字》部首，下图中的小篆“王”和“玉”摘自现代书法篆刻家王福庵所书的《说文部首》，该帖向为学篆范本。
大家看“王”字的一竖下端拉得特别长，与“玉”字形成了鲜明对比。
（见图四）
由此我们知道，小篆“王”和“玉”虽均为三横一竖，却大异其趣，大有讲究。
三横之间等距离的为“玉”，而第三横距第二横较远的是“王”。
关于“王”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天下所归往也”，并引用董仲舒的话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者，天、地、人也。
而参（叁）通之者，王也。
”意思是说，三横代表天地人，而贯通天地人的就是王，这种解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
对此，唐代李阳冰注曰：
“中画近上。
王者，则天之义。
”
关于“玉”字，《说文解字》释为：
“象三玉之连。
丨，其贯也。
”意思是说，“玉”字的三横像三块玉片连接在一起，一竖表示穿玉的绳子。
李阳冰注曰：
“三画正均如贯玉也。
”
另外，汉字偏旁部首中有个极常见的偏旁“王”，很多人都称之为“王字旁”，其实正确的说法应为“斜玉旁”。
诸如玲、球、环、玷、理、现、玩、珍、珠、瑕、班、琼、瑶、瑾、瑜等，都是和“玉”有关的字，与表示权利的“王”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孔子墓碑上的“王”字应为小篆的规范化书写，绝无任何特异之处。
因此，有关孔子墓碑的传说，矮墙遮挡之说姑且存而不论，所谓“王”字刻意拉长的说法绝对是虚妄之谈！
中华文明独立完整影响深远
——谈谈中华文明的几个特点（下）
单霁翔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5月10日第10版）
藏族
白瓷茶瓶唐代茶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造纸（漫画）
我国传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已经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
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开始重视我国传统文化。
❶中华文明的整体性
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化”。
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它既是指生活在我国的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国家，又是今天在我国领域内56个民族的总称。
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多元文明的融合，是互相整合，而不是互相灭绝。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隔阻，是靠文化思想和文字为纽带，维系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各个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整体性延续不断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华文明本身的规模因素，即地域的广阔和整体规模的巨大，形成了一种难以征服与分割的力量。
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
曾经对中华文明构成威胁的其他文明最终都被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整体所吸收和同化。
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文化因素，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明的作用。
如对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的崇拜，影响深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完整性。
戴逸先生曾分析过对我国文化影响较大的诸项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对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所影响。
首先，我国是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
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的一面。
其次，我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
从秦代算起已有2000多年历史，给我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第三，我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
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
第四，地理环境也对我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立而完整的文化系统。
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人类四大古老的文明，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等。
然而，除中华文明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古老的文明都曾在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中断现象。
如果与其他三大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算最早，但是中华文明是惟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
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历经磨难，饱受风霜，然而其文化传统却始终一以贯之，未曾中断。
中华文明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传至今天，这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现象。
对此袁行霈教授认为：
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一些答案，前三种文明都是在相对集中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不大，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
而中华文明则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开展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
自从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生存、繁育。
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
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不断增加进来。
苏秉琦先生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
❸中华文明的先进性
技术发明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取向。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发明家引领着世界技术创新的潮流。
从春秋时期到宋代的1800多年间，我国的技术发明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华民族经过5000多年的迁徙、演化和融合，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
影响深远的诸子学说，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匠心独运的书画雕塑，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等，这些都令世界惊叹不已。
公元前600年，我国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使铁矿石源源不断地变成铁，并且直接铸造成型。
这项发明在较大范围内促进了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和兵器的更新，使人类历史迅速进入铁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深井钻探技术，使人类能够获取深藏在地下的财富。
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瓷器，取代了陶器，为人类抹去了石器时代留下的最后一道痕迹，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用品。
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我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要有成效得多。
盛唐时期，我国就已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目标国。
1700年前后，我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大国的经济收入都还处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只是到了清代中后期，中华文明才渐渐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潮流。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已经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
1988年，许多国家的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开始重视我国传统文化。
实际上，孔子和老子早已是历代欧洲哲学家们心中伟大的思想家。
今天人们看到，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黄帝部落“轩辕氏”图腾初探
作者：
曹定云《光明日报》（2016年05月09日16版:
国学）
图一：
《山海经》中的轩辕图像
图二：
马家窑图像
图三：
庙底沟所出壁虎图像
图四：
洪山庙陶缸壁虎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个时间节点是从轩辕黄帝经过“涿鹿之战”后开始的。
“黄帝”乃部落之名，“轩辕”乃氏族之名。
在此之前，黄帝部落同炎帝部落一样，都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
这段路就是传说中的“三皇时代”，时间可能长达三千余年。
自此以后，是由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
近代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以来，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
在很长时间里，如何将这些考古“文化”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大家感到茫然。
近十余年来，我先后写过《炎帝部落早期图腾初探》，指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人面鱼纹”是炎帝部落“彤鱼氏”图腾，为寻找古代炎帝部落“彤鱼氏”提供了依据；《试论炎帝文化与高平羊头山的文化内涵》一文，指出“羊”是炎帝部落“神农氏”图腾；2009年，《华胥氏的历史传说与考古文化史实》一文指出“华胥氏”是以“花蕊”（花须）为其“图腾”，仰韶文化中许多以“花”为图腾的先民，都应是“华胥氏”后裔。
但黄帝轩辕氏的“图腾”是什么？
却始终下不了结论，原因是情况复杂：
黄帝部落中有不同的“氏族”，如“轩辕氏”“有熊氏”“帝鸿氏”“缙云氏”等等。
过去对黄帝部落中的氏族“名称”，往往混淆不清，甚至将“轩辕氏”与“有熊氏”等同起来，认为是同一个“氏族”，给研究带来困难。
由此看来，对黄帝部落中的不同氏族，应分别进行研究，寻求它们各自的“图腾”标志，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黄帝部落出自华胥氏。
据史载，黄帝出于少典，生于寿丘（今甘肃天水），长于姬水，故而以姬为姓。
姬水在哪里？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现在一般学者认为，是指从今麟游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
此河在今武功县境内，历史上属宝鸡市管辖。
“姬”“漆”相通。
所以，宝鸡市是黄帝从渭河上游东迁的第一个居住地。
继续向东，就是“华山”。
而古“华山”泛指秦岭。
《列子·黄帝》篇记载：
“〔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
”所谓“华胥氏之国”，就是以古之秦岭为中心的陇东、关中地区。
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因此，黄帝部落出自于“华胥氏之国”是没有疑问的，地域上也非常吻合。
黄帝“轩辕氏”崇拜“花”，说明他是“华胥氏”后裔。
但他又有自己独特的“图腾”标志。
《山海经·海外西经》：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图一）此云“轩辕之国”，自然是指黄帝轩辕氏所居之地。
此“轩辕国”的人，均“人面蛇身，尾交于首上”，这是古代“图腾崇拜”的反映，为我们寻找黄帝“轩辕氏”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黄帝“轩辕氏”居民的文化面貌是什么样子？
人们一直无法确指。
但《山海经》中的“轩辕”图像，无疑给了我们启示。
这种“图腾崇拜”的图像，最早出现于甘肃甘谷县西坪遗址的一件彩陶瓶上（图二）。
此图像头作“人面”形，身躯似“蛇”，前肢粗短、有爪，长长的尾后翘至头部。
与《山海经》中的“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基本吻合。
在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也出土了同样一件彩陶瓶，绘有相似的图像，也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对于以上图像，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是“蛇”，有人认为是“鲵鱼”，也有人认为是“蜥蜴”。
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人格化”了的“动物”，可以视为“图腾”。
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图像，我曾仔细观察：
这种“人格化”的动物不是“蛇”，“蛇”不应当有腿和爪；也不是“鲵鱼”，“鲵鱼”没有这样修长的身体和长长的尾。
这种动物的“原形”，应当是属于蜥蜴目的“壁虎”：
“壁虎”身体似蛇，但有腿有爪，且“尾”很长。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之“蛇”，实质就是“壁虎”。
这一解读，对本文的考证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粗略地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庙底沟类型以河南庙底沟遗址为主要代表。
在庙底沟遗址所出陶片中，有三片雕塑有壁虎图像的陶片：
⒈H20：
36细泥黑陶片口沿（残），口沿下有一雕塑的壁虎，仅存后身和尾（图三：
1左为照片，右为摹本。
下同）；⒉T234：
16夹砂粗红陶口沿，口沿边上，爬着一完整的壁虎，壁虎作蠕动向前状，尾亦弯曲，身上着点状纹，生动活泼，十分可爱（图三：
2）；⒊T234：
17也是夹砂粗红陶口沿，口沿边上爬着一小的壁虎，头向上，四肢附壁，身上饰点状纹，尾后部残（图三：
3）。
这三件雕塑有“壁虎”的陶片，其文物价值十分珍贵。
这三只“壁虎”，原来都应该是在三件完整的陶钵上，而且“头”靠近口沿。
它们的“形象”以及所处的“位置”，同甘谷“人面壁虎”彩陶瓶非常相似：
前者是彩绘，后者是雕塑；前者形象是“人格化”，后者形象是“写实”。
除了没有“人面”之外，其余又多么一致啊！
据此可以证明：
马家窑文化中所谓“人面蛇身”的原型就是壁虎（蜥蜴），本文改称为“人面壁虎”完全正确。
这种“壁虎”崇拜，也出现在河南汝州洪山庙的彩陶中。
汝州洪山庙遗址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在洪山庙M1W46：
1陶缸上雕塑一完整的“壁虎”。
此“壁虎”前肢向上；后肢向下，爬在陶缸的口沿下，离口沿很近（图四）。
值得指出的是，这完整的陶缸是“祭器”，是“祭祀”时才使用的。
这更突出了先民对“壁虎”的崇拜。
洪山庙遗址中还有彩绘“壁虎”，这里不一一列出。
庙底沟类型遗址先民为何崇拜“壁虎”？
因壁虎身体扁平四肢短，趾上有吸盘，能在墙壁上爬行。
它吃蚊子、苍蝇等小昆虫，对人类健康有益，能与人类“友好”相处。
在远古时代，蚊蝇是人类健康的大敌，壁虎吃蚊蝇，自然受到人类的保护。
壁虎的生存能力极强：
当它被“敌”咬住或抓住时，它可以将“尾巴”甩断，而后“逃之夭夭”。
也许正是这些“特性”，受到了黄帝轩辕氏先民的喜欢与敬重，并进而成为轩辕氏的“图腾”。
我之所以认定壁虎是轩辕氏“图腾”，还有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壁虎”之尾的特性。
《山海经》说，“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而在所有“蛇”类中，能真正“尾交首上”的只有“壁虎”。
它既然在被敌“捉住”时能将“尾”甩掉，那自然也能将“尾交于首上”。
因此，《山海经》中“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之动物肯定是“壁虎”。
庙底沟类型遗址所出壁虎图像，便是“壁虎崇拜”的真实反映。
前面所举三种图像，即《山海经》中的“人面蛇身”图像、甘肃马家窑文化中的“人面壁虎”图像、河南庙底沟类型文化中的“壁虎”图像，都与黄帝轩辕氏“图腾”有密切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发展顺序又是怎样的呢？
这需要弄清楚它们各自的时代。
《山海经》是一部描述神话、鬼怪之书，但其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历史内容，但最后的成书当在战国后期至汉初。
而马家窑文化与庙底沟类型都是新石器晚期文化。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庙底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至前3600年之间，上限于半坡文化年代下限略有重合，延续达300年以上”。
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又早于马家窑文化。
如果从庙底沟最早的年代开始算起到汉初，这中间的时间跨度大约近四千年。
“轩辕氏”图腾由最初真实的“壁虎”到半真半神的“人面壁虎”，到最后完全神化的“人面蛇身”。
这就是“轩辕氏”图腾演变的“三部曲”。
我们观察这一过程，可以从中认定：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先民（崇拜壁虎者），就是黄帝轩辕氏氏族及其后裔。
注：
本文中庙底沟遗址陶片上的“壁虎”图像，为我所李淼先生描绘，特致谢忱！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学漫谈
黄帝之道
作者：
葛志毅《光明日报》（2016年05月09日16版）
为认识黄帝的本来面目，必须从“帝”说起。
上古的历史多与神话传说夹杂在一起，“帝”之概念对此有所反映。
如在甲骨文中，帝指上帝，能主宰风雨灾祥及人间祸福，又用为商王称号，如帝乙、帝辛之类。
《礼记·曲礼》谓“措之庙，立之主曰帝”，郑玄解释为“同之天神”，即天子死后入庙立主称为帝，尊之如天神，这就使上古所谓“帝”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质，所以《山海经》中的黄帝，就兼具天神与人王的性质。
这是因为帝本指上帝，又被氏族部落酋长们移用来尊称自己去世的祖先，使之获得神性而受到尊崇。
借此我们可以明白黄帝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一位被神化的氏族部落酋长。
在《左传》《国语》等早期史籍中，黄帝已是一位人王。
《左传》记载晋文公筮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卜官解释说：
“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就是以周王比说黄帝的人格身份。
《国语·晋语》则说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长成于姬水，炎帝长成于姜水，按古代以生地为姓的习惯，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
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出于四母，分为十二姓，乃是上古的大族名姓。
《国语·晋语》中历数虞夏商周四代的祀典，其中虞夏两代同“禘黄帝而祖颛顼”，就是说，黄帝成为虞夏两代祭祀的宗祖神，这些反映出黄帝身世的显赫。
在据说出自孔子的《五帝德》及《帝系》中，对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及其世系与事迹，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五帝同本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同为黄帝子孙，五帝同祖。
司马迁据此作《五帝本纪》，置于《史记》之首，使五帝同祖说获得正式承认，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所以昔人有言：
“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
”五帝同祖论是孔子以来儒家大一统理念的凝聚，而司马迁则用此为秦汉一统局面找到了种族血统上的根据，从此它又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扩大融合的民族信念支持，总之，司马迁作《五帝本纪》的文化意义，如何说也不为过分。
此外，据《世本》等先秦史籍记载，黄帝还是一位创物利民的圣人，如谓黄帝始穿井、造火食、作冕旒、作旃旗等等，为后世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诸多方便，这些使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色彩浓厚起来，也加深庶民百姓对黄帝的尊崇和认同感。
从早期的记载看，黄帝本应为北方的上古部族酋长，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言似更无疑，其中有谓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故黄帝与北方游牧部族有一定联系。
随古代南北交流的加深，尤其是经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之后，使南北文化加速融合，黄帝影响南移，南方开始接受黄帝。
如越自称夏禹苗裔，乃从中原黄帝族团追述先世渊源；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发现，有研究者认为与南方越国范蠡的思想有联系，作者应是越国人，“吴越一带本有依托黄帝的传统”（刘国忠《古代帛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那么，黄帝的影响已入南方越地，今浙江缙云地区的黄帝遗迹即与此有某种关联。
黄帝时代在中国古代早期思想文化方面亦有所发明绎，如在有关记载中可见“黄帝之道”的概念《新书·修政语上》：
“黄帝曰：
‘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
’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
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
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
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
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
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
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按，黄帝以水喻道，与老子相近，今本《老子》八章：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水性柔弱，与道相近，故二者同以水喻道，此应为黄老思想的一个特征。
此外，其中对于道的玄妙奇伟特征的比喻论述，亦与《老子》对道的推尊态度相近。
又“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及“唯躬道而已”，结合文中所述，其实是讲黄帝乃守道、乐道及行道之人，据此可以推出“黄帝之道”概念；而《大戴礼记·虞戴德》孔子所言“黄帝慕修之”及“黄帝之制”，可以有助于证明这点。
《新书·修政语上》：
“帝颛顼曰：
‘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
’是故以后者复迹也。
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
加而弗损，天下亦平也。
”即以肯定的态度提出“黄帝之道”的概念。
《吕氏春秋·序意》有曰：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问师尚父“黄帝颛顼之道”，这在《修政语上》亦可得到证明：
“帝喾曰：
‘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
’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
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此与上引帝颛顼之言，表明由黄帝之道推出颛顼之道，颛顼之道乃上承黄帝之道，是二道并为天下之士所推尊，乃平治天下之良法嘉猷（此可与《鬻子·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比较，百子全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五册）。
黄帝之道应该是古代社会较早萌发的统治管理方术，所以上引《修政语上》谓：
“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即黄帝经纪人物，“躬道”治世还是取得相当成绩的，即肯定了“道”作为古代早期的统治管理方术对社会历史发展自有其裨益。
《群书治要》引《鬻子》曰：
“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帝王之器也。
凡万物皆有器，故欲有为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
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也。
”即“道”作为治世工具的有效性已得到承认；“黄帝之道”的概念，说明中国古代认为，关于施政化民的政教设施、制度文明等因素的出现，由来已久，应该从黄帝之世已经有其发端。
与“黄帝之道”相关，《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诸多黄帝君臣名下的经籍，包括诸子略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书略阴阳，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杂占，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层面广博，内容丰赡。
固然其中大多可能出于后世依托，但无疑应该有较多可由黄帝之世引出其端绪的思想文化因素。
从文明的历史层面视之，黄帝确当为中国古代的人文始祖，如若剖析所谓“黄帝之道”，中国民族继承自黄帝者主要应是政治文明传统，概言之即如何据国以治人之道。
此乃黄帝代表的上古文明留传于后世的最大政治权谋智慧遗产，乃至为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必须以此为入手之资方可。
试想，中国古代的君主王朝循环，不就如此在据国治人伟业的反复交替中一路走过来的吗？
是耶？
非耶？
（作者单位：
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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