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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

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

邓英淘

原文于1989年5月、6月,发表在《未来与发展》1989年05期、06期上。

导言

中国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如何、何时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每个中国人。

然而.它们的答案,随着时光的流逝却变得越来越不明确。

当前的所谓“球籍”问花的讨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提出问题的背景:

困难而复杂的“三体”问题

实际上,上述问题的答案,尽管与当前我国所进行的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但却远不是它所能独立地予以解答的。

还有两个基本问题,也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其一是中国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长期发展方式—这是本研究报告的主题;其二是中国应该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受到这种国际大格局的何种影响,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使其向利于自身的方向演进。

应该说,这个“三体”问题—中国的外部环境、内部构造及它的目标和演进轨道—之综合解,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式与一成败。

在这“三体”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的侧面,又有彼此独立的内容(见图1)。

图1

例如,即使找到了一种合理的体制,但如不能寻求到一种合理的长期发展方式,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成功仍是疑问;又如,即使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正确的选择,但如在国际关系方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也会使中国的现代化难以成功。

在内部构造方面,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已充分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还远未完成。

但另外“两体”,却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仅仅从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确实难以说明这“两体”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错误决策的灾难性后果。

为此,必须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吸取更多的教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西方欠发达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我们称之为经典的发展方式)为楷模,采取了一系列对西方开放,引进国际资本,输入西方科学技术和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的发展政策。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还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技术、资本和资源等方面给非西方欠发达国家以较大的援助。

从1960年至1970年,许多非西方欠发达国家也确实实现了经济(确切地说是GNP)的大幅度增长,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4.9%。

但是,一个明确的事实是.GNP虽然增长了,经济结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方面的)却日益恶化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管有些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但大部分穷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在名义收入还是在实际收入上都变得更大了。

第二,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甚至在侧成品出口贸易方面也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几乎渗透到不发达国家每一个经济部门,控制了欠发达国家的许多经济命脉。

第四,发达国家的任何一种经济波动和不景气,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踌国公司的活动,成功地转嫁给不发达国家,使欠发达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第五.欠发达国家的外位负担日益加重。

总之,绝大多数非西方欠发达国家3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经典的发展方式对于它们来说是行不通的。

而且通过实施这种发展方式,一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挤格局已经形成,它正成为不发达国家自身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

这种历史经验表明了以下几点重要的判断:

第一,在这些不发达国家中意识态各异,经济和政治体制也不同(其中不乏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但普遍采用了经典的发展方式,结果是平均成绩不佳。

由此可见,发展方式的选择有其独立的意义,并不会因政治、经济体制的选择而自然地解决。

第二,我们不可能指望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采取一种宽宏和真诚援助的态度、撇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这些因素不谈,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上的默契,即维持乃至强化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这是它们共同的根本利益的核心和要害,因为这样最有利于保持它们的优势地位。

尽管在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同时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争夺,但在上述根本点上,它们并无二致,而会联手与不发达国家作战。

如果认为,发达国家会帮助不发达国家强大起来(尽管在发达国家中确有少数这样的政治家),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在这种性命放关的要害问题上,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政治家、企业家,是从不会含栩和动摇的,他们的基本哲学十分明确,那就是:

弱肉强食。

在生态学中,捕食者(如狐狸)和被捕食者(如兔子)的模型从唯象的角度对上述现象做出了形象的说明。

因此,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必须想办法扭转自己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被捕食者的地位。

战后3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开放方式并不成功。

尽管它们早已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对外开放(不少国家还相当彻底),但对自身不利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强化。

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非常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不同的开放方式的后果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因此,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是否对外开放,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开放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不发达国家采用何种方式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的问题,有其独立的、重大意义。

当前,听谓的南南合作,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种呼声和活动,说明了不发达国家的觉醒:

必须调整自己的对外开放方式,加强相互间的合作,打破那种已经形成的、存在很大惯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

第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具有同样的历史,都要经过传统和现代化两个阶段,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有先有后,时间有长有短而已.而依附理论则认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虽然都曾经有过“未发展”的历史,但自从两者相互接触以后,便开始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前者由“未发展”阶段进入了“发达”阶段,而后者则由“未发展”阶段进入了“欠发达”阶段。

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由现代数学中的分歧理论作出唯象的解释:

非线性系统对初始条件极为敏感。

也就是说,早发达国家由于特定的初始条件,以经典的发展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而这个过程恰恰又使上述初始条件不复存在。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已和一二百年前大不相同。

当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主导优势地位,已成为欠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新的初始条件的重要部分。

我们猜侧,战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在进行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屡受挫折与此有着重要的联系。

至此,可以引出一个自然的判断:

面对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不汉要改变自己的对外开放方式,同时也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式。

这就说明了在对外开放方式和自身发展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总之,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在上述“三体”问题上,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任务。

充分吸取战后不发达圈家的历史教训,在上述几个方面及其关系上少犯同样的错误,将会对我国的四化大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2.本项研究的目的

我们研究发展方式的最初想法可以追溯到1984年底,当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中国的现代化既不应该,也不可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经典的发展方式。

同时,我们还隐约地感到,当时在国内比较流行的、以满足人民的爸本偏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对于实现中国的高度现代化,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

正是这两种直觉促使我们开始对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不仅意味着达到既定目标的最终水平,而且首先意味着对各种现代化目标的综合取舍(这当然包括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很多表象进行识别和抛弃),以及对实现这些目标的发展方式或道路的选择。

为了看清这些问题的意义,我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在战后30多年的历史中,在选择发展方式中所经历过的艰辛历程。

前文已经说过,不发达国家在战后首先做出的选择是实施经典发展方式。

尽管有极少数国家以此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大多数国家则以失败而告终。

随后,约在70年代中期,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放弃了这种发展方式,转向了以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

这种发展方式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GNP的增长率上,而是强调每人摄取热量、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等一系列综合指标。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发展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说来,并不十分突出。

不发达国家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特别是普遍的贫困问题,并没有随之得到较好的解决。

因此,目前这种发展方式渐渐不受重视而隐居幕后,而强调经济增长的看法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中国的情况则有些例外。

自1949年以来,我们的发展战略屡经变更,但重视解决人民的基本需要则始终被置于较高的地位。

同时,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原有的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上是卓有成效的,但在解决普遍富裕和高度现代化的问题上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对此,很多人把问题的症结仅仅归结为原有的经济体制。

但是,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并不如此单纯,而是要复杂得多。

当今中国90%以上的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因此,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荃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已无很大的用武之地。

而战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采用经典发展方式所经历的悲剧又给我们敲响了替钟:

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即用何种发展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我们是否会重复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历史悲剧?

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新的例外:

沿用经典发展方式实现高度现代化?

如果不能,那么替代的发展方式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和判断,构成了本项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在双重压力下选择长期发展方式

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选择,要求人们从眼前那些纷繁复杂的短期问题中摆脱出来,认真地考虑更深远和更广泛的长期问题。

在这里,最为突出的是:

在新的消费阶段到来之时,必须对新的消费需求的形成给予高度重视,它直接涉及长期发展方式的选择。

将对我国新成长阶段“需求形成”问题发生持续的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有两个迄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因素:

第一,发展中国家一旦步入温饱有余的阶段,就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对它的“示范”影响;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低收入阶段很少显现的物质制约,将随着经济总规模的扩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愈益明显起来。

在这双重压力的挤压之下,中华民族的全部智慧和能量能否凝聚起来,形成一致而有远见的民族意识,实在是同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命运故关。

为了防止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短见的支配;为了防止在这些短见的支配下,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有限剩余配置失当,从而失去为未来发展奠定可靠基础的可能.为了防止国民经济的结构变革反引出消极的后果,使我国长久地徘徊于新成长阶段的门槛,而不能取得社会经济的实质性进步;我们有必要对我国长期发展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更彻底的探讨。

1.中国面临着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考验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资源限制内进行的。

虽然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可以改变这种限制的程度、范围和形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这种限制。

在一个相当的程度上,这种限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类型,并对这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起着最终的制约作用。

中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

表l把中国的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加以对比。

表中的数字都是以中国为10亿人,世界为45亿人计算的,时间约在1982年前后。

表中可见,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除了钨、稀土较高外,其他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多的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l/3。

一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制约作用的资派,如淡水、耕地、能源、铁矿等,我国的人均占有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半。

中国主要资源的分布特征

若从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划一条线,大约90%的人口集中在这条线以东地区,而大部分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分布在这条线以西地区。

后一类地区多属山地、峡谷、高原、荒淇,地下资源虽丰厚,但地面条件差;生存不易。

这种人口与资源分布脱节的状况,给生产的合理布局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较大的困难,而且不可能完全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解决。

我国的淡水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淡水资源在空间、时间和形态方面的分布也很不均衡。

从空间上看,大致是东南多、西北少,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从时间上看,全年60%的雨水集中于夏秋的3-4个月之间,而且多以基雨的形式出现。

从形态上看,约有70%的地下水分布在地表水比较丰畜的南方,而我国北方的地下水源严重缺乏。

表1中国主要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资源

我国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

国土

32

耕地

32

林地

13

草原

33

可用于农林牧业的土地

(包括尚未并垦的荒地)

31

森林蓄积量

13

淡水

24

煤(地质储量)

其中:

可开发火电量

47

40

石油(地质储量)

32-64

水能(总储量)

其中:

可开发水电量

61

81

铁矿(探明储量)

48

铜(探明储量)

29

铝(工业储量)

33

钨(工业储量)

225

锡(探明储量)

70

稀土(工业储量)

338

钛(探明储量)

100

镍(探明储量)

25

铅(探明储量)

54

锌(探明储量)

100

硫(探明储量)

85

磷(探明储量)

52

从能源和淡水资源的关系看,我国这两类重要资源的分布不仅极不平衡,而且极不相配。

淡水资源丰富的南方,由于缺少能源,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北方缺乏淡水资源,使其能源丰富的优势也难以有效地发挥。

总之,从水、土、能、矿、加工能力和人力资源(包括质量和数量)的分布看,我国的状况是极不均衡的,而且搭配也极其不利。

如果考虑到我国的生态和环境仍在进一步恶化这一因素,它和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低、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且搭配十分不利一起,构成了我国今后长期发展的物质制约。

这种制约,如果说对于解决6一10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并向现代化形式作初步转变尚未构成明显障碍的话,那么它对在12亿人口基础上实现人均1000美元收入的发展目标来说,则肯定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强制性约束。

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只顾近中期增长的短浅看法和政策,无疑会进一步恶化我国长期发展的物质基础。

即使勉强达到小康水平,那么,由于“本金”耗损过重,中国2000年以后的前景就可能黯淡无光了。

2.来自国际比较的压力

目前,我国已经感受到了发达国家“消费示范”的某种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中国与发达国家已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这种差距必将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所了解。

当我们使用中长期的眼光进行判断时,应当充分估计到,我国经济发展所承受的“消费示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并且会日益强烈起来。

小康水平的比较

据世界银行的推算,198。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00美元(1950年美元)。

假定2000年我国人口为12亿,并且假定实现了翻两番。

那么,200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1980年美元),约合500美元(1970年美元)。

这比1960年的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要低,只相当于日本50年代末的水平。

看来这个估计偏低。

我们根据资料对世界银行的推算做了调整,·估计198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10美元(1980年美元),约合205美元(1970年美元,下同)。

如果上述假设不变,至本世纪末,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00美元,相当于60年代中期的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

看来这个估计较为适当。

根据上述推算,我们假定将1960年和1970年的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限和上限,则这一档次上的世界消费水平,对本世纪末的中国来说,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见表2)。

如表,到本世纪末,与世界1960年或1970年的水平对比,我国问题比较突出的项目有:

一次能源、发电量、钢铁、汽车、化纤、硫酸、电冰箱、牛奶、捕鱼量和木材采伐量。

在一次能源生产方面,如根据等值能源单位计算,即使比照世界1960年的水平,在本世纪末中国也要使能源生产增加2倍,而不是增加1倍(即能源生产翻一番);若比照世界1970年的水平,则能源生产至少要翻两番。

在发电量方面。

比照世界1970年的水平,将近要翻两番。

从近几年情况看,实现上述要求相当困难。

在钢铁和汽车方面即使比照世界1960年的水平,在本世纪末,我国钢的生产要达到1.374亿吨,汽车生产要达到545万辆,从目前情况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化学肥料方面,比照世界1970年的水平,本世纪末我国的化肥生产,氮肥约要翻两番,磷肥要增加十几倍,钾肥要增加上百倍。

在化纤方面,比照1970年的世界水平,本世纪末我国要翻两番多。

在电冰箱生产方面,比照世界1970年的水平,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增加14倍(从1984年起)。

在农业生产方面,与世界1970年的水平相比,到本世纪末,我国牛奶生产要增加49倍,捕鱼量要增加约2.5倍,木材要增加10倍。

通过上述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出,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我国的资源结构有关。

如与能源有关的一次能源、化学肥料、化纤等生产,都与我国能源构成中石油比重过低有关;电冰箱则与电力发展有关。

钢铁、汽车与铁矿分布和开采有关,农产品的生产则与我国耕地、草地、林地的人均占有量低有关。

毫无疑问,外部的“消费示范”压力向我国物质资源基础所施加的影响将是十分强烈的。

自60年代、70年代以来,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

在未来的10一20年内,我们不妨预计,全球的平均水平仍将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

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在本世纪内所感受的压力将比上面的描述来得更为强烈。

还应该指出,现实的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而是来自典型发达国家的影响,这将使我们面对更大的“反差”。

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已有方式及其后果

如果在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并假设从2000年以后,中国每20年翻一番,而人口则稳定在15亿,那么到了206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5120美元,折合成1980年美元则为10240美元,这比197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一些。

若确实能够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就可以说我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现代化。

这些假定的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看清它们的含义,我们还是通过对比来说明问题。

选择的对象是美国和日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5000美元左右为比较基点。

美国是在1970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794美元的,日本则是在1980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436美元。

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实现高度现代化,在能源方面,2060年我国的能源人均消费量为10.87吨标准燃料,总量为141.31亿吨标准燃料(人口按12一13亿计),相当于世界1970年消费总量的2.7倍。

在原材料方面,根据资料可算出,铝消耗约为世界1980年消费总抢的2.52倍,铜为2倍,铁为1.7倍,铅为1.5倍,锡为1.5倍,锌为1.6倍,铬为1.2倍,黄金为1.6倍,镍为2.3倍,汞为1.5倍,钼为2.4倍,类白金为1.8倍,白银为1.6倍,钨为1.3倍。

如果按照日本的方式实现高度现代化,在能源方面,2060年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为4吨,总量为52亿吨,相当于世界1970年消费总量的80%。

(如果按照等值能源单位计算,则会更高)。

在原材料方面,至少也要占到世界1970年总消费量的一半以上。

表2我国1980年人均消费水平与世界1960、1970年平均水平的比较

消费项目

单位

世界

中国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610-630

889

210

人均消费开支

美元

576

城市人口比重

%

36.52

每人每日振入卡路里

千卡

2.4

2.162

每人每日振入蛋白质

66

64.4

每人每日摄入脂肪

62.2

29.9

一次能源生产

(人均)

固体燃料

吨标准燃料

0.6726

0.6243

0.4480

液体燃料

吨标准燃料

0.5246

0.9456

0.1536

气体燃料

吨标准燃料

0.1972

0.3624

0.0191

电力

吨标准燃料

0.0314

0.0428

0.0245

总计

吨标准燃料

1.4258

1.975

0.6456

工业

(人均)

发电设备装机总量

175

310

60

发电量

760

1368

301

钢铁

公斤

114

164

37

生铁

公斤

80

118

38

汽车

万辆/亿人

54.5

80.9

2.25

其中:

载重汽车

万辆/亿人

12.19

18.4

-

拖拉机

万台/亿人

3.34

4.29

0.215

硫酸

H2SO4公斤

15.92

23.8

7.71

烧碱

NaOH公斤

33.31

6.2

4.95

纯碱

NaCO3公斤

33.79

4.59

1.63

氮肥

N公斤

3.568

9.00

10.12

磷肥

P2O3公斤

3.336

5.71

2.338

钾肥

K2O公斤

2.874

4.937

0.02

化学纤维

公斤

1.094

2.24

0.45

水泥

公斤

104.7

156.9

81.9

砂糖

公斤

18.16

20.49

2.6

新闻纸

公斤

4.61

5.96

-

工业

(人均)

收音机

万台/亿人

171.06

297.87

304.34

电视机

万台/亿人

65.47

126.57

25.25

自行车

万辆/亿人

66.23

97.61

131.95

缝纫机

万台/亿人

32.16

40.38

77.8

照相机

万台/亿人

59.54

-

3.78

洗衣机

万台/亿人

39.72

68.32

2.48

电冰箱

万台/亿人

40.64

78.92

3.19

手表

万只/亿人

185.05

477.69

224.17

农产品

(人均)

谷物

公斤

31.8

33.5

287

茎状作物

公斤

-

126.5

29.64

大豆

公斤

9.02

12.85

8.07

其他高蛋白作物

公斤

-

24.97

7.79

肉类(猪、牛,

牛)

公斤

20.38

23.32

12.21

牛奶

公斤

103.93

101.2

1.86

鸡蛋

公斤

4.36

5.9

-

捕鱼量

公斤

13.05

14.48

4.56

棉花(皮棉)

公斤

3.6

3.24

2.74

羊毛

公斤

0.835

0.765

-

木材采伐量

公斤

0.594

0.653

0.0546

不难看出,按照美国的方式实现中国的高度现代化是不可设想的;即使按照日本的方式,也同样困难重重。

在能源方面、如果全部使用石油,则中国的地质储量不足10年之需,如果利用国际资源,则必将引起激烈的资源竞争。

如果进一步考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走上这种发展道路,那么整个世界的环境和生态肯定是无法支撑这种重负的。

迄今为止,凡是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日),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尽管其社会制度不同,但在耗用大童不可更新资源以加速经济增长方面却极为类似。

如果这条无一例外的道路对于中国的未来是行不通的。

那么,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方式呢?

3.突破经典的现代化发展方式

目前,中国在物质限制和“消费示范”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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