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规定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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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堂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规定性
李西堂：
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规定性
历史的道路是一定时期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按照效益最大化、活动最省力的原则，普遍做出的一种自然选择。
我们需要对这种自然选择加以认识和理解，以便弄清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某些基本原理和症结所在，或许对未来发展有些启示。
为此，首先就要说说我们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长短优劣和特殊规定性。
地理环境永远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也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不受其生存环境或自然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愈在人类社会初期，就愈大愈直接。
可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往往规定了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方向，也规定了一个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特殊风貌。
一、地理环境导致中国形成单一农业社会
人类社会最初的经济形态，都是在某种特定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自然经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不同种类和特色的自然经济。
因而，地理环境对自然经济——特别是对古代农业经济——的影响最大、最直接。
研究古代史，不能不涉及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毕竟事物是条件的产物，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大体分为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
一是干燥的高地，包括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地区，这些地区盛行畜牧业;二是巨大的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这些地区盛行农业;三是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如古希腊、罗马地区，这些地区盛行商业和手工业。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82—84页）。
道理很简单，人类先民和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不得不屈服于自然界，他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最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
干农业还是干其他产业，绝不取决于先民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他们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基本差别，居住在不同环境里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各不相同。
“居住在干燥的高地上的居民——例如蒙古人——过着家长制的游牧生活。
……文化生活是在平原地区开始的，这些平原，由于有河流，所以肥沃丰饶”。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5页）“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
在这些国度里都产生了伟大的帝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国家。
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盛行着的是农业，农业成为这地方居民生存的主要依靠，而农业是适应于严整的四季进行的，因而也就适合于有条不紊的各种工作”。
（同上书，第485页）“可是居住在平原地带上的农业居民惰性很大，安土重迁，闭塞成性，不善于互相联系。
至于沿海居住的人民则完全没有这种缺点。
海并不能使人们隔离，却把他们联结起来了。
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正是在沿海的国度里，文化以及随着文化而来的人类意识的发展，达到发展的最高度。
这种例子……只要指出古代的希腊就够了”。
（同上书，第485—486页）这段引文说明，不同民族的历史起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那么，我们民族独特的历史道路、民族精神和社会制度，也应该首先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得到解释。
中国的文明史，奠基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广袤的黄土冲积平原。
这里的自然条件有其独特的内涵。
首先是土壤。
黄土不但天然就是肥沃的，而且非常松软，易垦易种。
这就有可能使只有木石工具的时代的人们，能够很自然地发展农业。
古书所云“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下》），就是那种农业情况的真实反映。
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松软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开垦和粟、稷等耐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这里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
其次是气候和水情。
中国是位于北温带的大陆国，温暖的气候，加上丰富的河流和较浅的地下水源，非常有利于农
业。
此外，高热和多雨的季节正好处于同一季节，“在农作物生育最有效的时期往往降雨”（《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36页），从而保证丰收。
拥有如此适合农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不从事农业、不形成典型的农业民族和农业社会才是不可理解的。
即使像西北这样较为干旱的川谷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也是较好的。
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从半坡村、宝鸡北首岭、华县护泉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粟（俗称谷子、小米）的皮壳，说明这些地区在世界上很早就开始大面积种粟。
粟是耐旱的作物，很适宜于干旱的黄土种植。
一句话，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土壤、水分、气候等生态条件，特别适宜农业，先民何乐不为!
土壤、气候和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决定性条件。
显然，一系列优越条件——最适宜农业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先民很早便选择了农业这条生存道路。
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
“地理环境的特点往往给予个别民族生产力的发展以极其特殊的方向。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8页注释）。
经济效益的引领作用和驱使力量，比任何政府的重农、劝农政策要强大一百倍。
由于自然条件最宜农，致使我国农业不仅成熟得非常早，而且很快发展得一支独大!
——偌大的中国内地，劳动力和土地差不多全都投入粮食种植业，其他经济部门如渔猎、牧业和手工业等，都不如经营农业稳定可靠、简单易为和效益显著。
至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务农，比放牧和渔猎养活的人口都要多。
农业经济这种突出的优越性、合理性，使它以外的行业或者得不到发展，或者被历史所淘汰，或者依附于农业。
由此造成了中国几乎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而不像欧洲那样，农牧并举，且牧业、工商业收益甚至皆已超过农业。
于是我们可以说，数千年处于几乎单一的农业社会——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一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二、地理环境导致社会分工和商业不发达
中国形成单一农业经济，与农业之外的分工和商业之不发达，实为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
但这里重在强调分工和商业都不发达的地理原因。
不可否认，相对于西方海洋地理环境而言，中国内地特别宜农的地理环境，导致农业之外的社会分工和商业之不发达，是显而易见的。
这其中固与历代王朝存心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绝大关系。
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之产生和经久不衰，本身也有地理方面的原因。
抑商政策之能通行数千年而不变，首先表明该社会对商业的依赖性本来就不大。
相反，在古希腊那种不太适宜于农业却很有利于工商业、海运业的地理条件下，即是再强悍的政府也恐怕难以像中国那样，长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可以说，中国内地特别宜农的大陆地理环境，导致农业之外的分工和商业不发达。
首先，在我国以中原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物产的地区性不甚明显，各地的物产大致相同。
农业生产几乎是单一地种植粮食，而不像古希腊的农业中种类繁多的果树、油料作物和各种农产品加工业占很大比例。
我们知道，商业本来是不同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媒介，但在物产差异性不大、作物种类单一、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农业生产者之间，相互贸易的必要性不大，也就基本上无需乎这种媒介。
正是由于具备这种较单一的经济地理特征，专制统治者打击商人、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才能长期得以顺利实施，而对社会影响不大。
其次，中国三面环绕高山大漠、一面濒临茫茫大海的封闭性大陆环境，交通不便，同古希腊、古罗马人活动的地中海地区相比，显然不利于商业、海运业和渔业的发展。
正像单一的农业经济产生于唯独经营农业最为有利的自然条件下一样，农牧工商并举的经济产生于亦可农、亦可牧又便于开展工商航运业的自然条件下，即欧洲的条件下。
欧洲陆地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主要分布在北纬45度以上，与我国东北和外蒙一带的地理位置相当。
其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显然不如我国中原地区利于农业，但却同我国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地区一样，是发展牧业的好地方。
那些地区农业只占社会经济的一小部分，而畜牧业所占比重较大，不少国家粮食不能自给，但几乎都能出口羊毛、驼毛、皮革、骨制品和奶制品等畜牧产品。
例如，英国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夏季低温、潮湿，是发展耕作业的障碍，但对牧草生长却十分有利，适合发展畜牧业。
所以，畜牧业是英国农牧经济的主要部门，其产值占农牧经济的70%。
北欧（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五国）耕地面积有限，从事农业的人口很少，主要是发展畜牧业。
荷兰、比利时也以畜牧业和园艺业为主，粮食不能自给。
农业条件的不足，由牧业得到补充，形成农牧并举的经济结构。
因此，恩格斯总结说：
“耕作和牧畜是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至于欧洲南部（这里特指北纬45度以南）亦即地中海地区，气候条件固然没有问题，但半岛狭长，土壤贫瘠，缺乏地域辽阔、土壤肥沃的大平原，种植粮食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优厚。
可是这里却存在另一种自然条件：
土壤差异大，具有丰富的矿层;半岛和岛屿众多，又有不少伸入大陆的海湾。
这便助长了各种手工业、海上贸易和航海术的发展。
因此，那里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冶金、制灯、制床、裁缝、乐器、酿造和武器制造等手工业工厂;而最显著的还是其频繁的商业贸易和航运、渔业等海上经济活动，以致古希腊人曾自称，他们就像一群围着地中海的“青蛙”。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但与中国相反的是，古希腊粮食生产的情况就特别坏，那里没有重要的平原，土壤比较贫瘠，土层也不够厚，大多数希腊地区缺乏自产的粮食，必须从外面采购。
（参阅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4、9页）仅此一项，就使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商业贸易活动，而不像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几乎不与市场发生关系。
因此，抛开抑商政策暂且不说，位于辽阔陆地上的中国，商业贸易不够发达，而古希腊罗马曾发展成规模宏大的“世界贸易中心”，是很自然的。
而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环境中，东滨太平洋，汪洋浩漫，横无际涯，海岸单直，几无彼岸，成为学习航海术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巨大障碍。
至于西北、西南一带，则高山峻岭，荒漠绝域，也使中国人不易长期维持国外市场的联系和存在。
海洋的民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弯曲的海岸首先是一种便利的运输条件，无论过去和现在，往来交通和货物运送，走海路要便宜得多。
此外，海洋还是某些生产部门如捕鱼等活动的场所，它可以在耕地和畜牧以外更容易为人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便大大减小了人们对耕地的依赖和人多地少的矛盾，也不致出现农业生产周期长和颗粒无收的灾荒。
如果说肥沃的陆地很早就对中国古代居民显示出发展农业的优越性，致使他们好像对诸如畜牧业等产业“不屑一顾”，那么，大海却没有对他们提供多少积极启示。
相反，欧洲陆地环境的多样性，使那里的民族既农又牧，且农业并非单纯限于粮食生产;优越的海域条件又使之发展了商业、航运业和渔业生产。
这正证实了马克思的下述论断：
“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至此我们看到，自然条件使一个社会农不废牧，分工和商业都很发达;而使另一个社会特别适合农业，以致成为典型的单一农业社会，缺乏分工，缺乏工商业和从事不同行业的工商阶层。
“大田多稼”（《诗经·小雅·大田》），中国至迟在殷周之际即已成为单一农业社会，这就抑制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
自殷周以迄明清数千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奠基于农业而不是工商业。
其实，我们的沿海先民未尝没有征服大海的强烈愿望，但面对无边无际的浩瀚海洋无可奈何，只好转向内陆，靠农业为生，而不能出海经商（内陆经商贩运很不容易），致使海上贸易不发达，商业始终不是部落、家庭和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倒是开荒种地几乎成为中国唯一的产业部门和生存方式。
难怪我们发现从有巢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的历史传说，到夏商周的文字记载，车载斗量，无不与农业息息相关;而有关商业的神话故事和民族史诗则未之有也。
于是我们可以说，单一农业之外的分工如工商牧渔业之不发达——这是中国与西方又一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三、地理环境使中国形成保守的民族性格
中国相对封闭而优越的内陆地理环境，容易形成保守的民族性格和闭关锁国政策。
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显然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而以中原为中心的内部，却是一片沃野千里的农耕宝地，同周边恶劣的生存环境相比，明显具有再好不过的优越性。
这样一个相对封闭而优越的生存环境，向内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且风险和成本较小，收益稳定，遂使中国人只向内讨生活，而无需向外自讨苦吃;背井离乡、陆地跋涉，何如悠然耕田、居家安食的农家生活舒坦?
万里商旅使人望而生畏，即使偶尔出行，也直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于是，眼睛只盯住一小块土地，就成为几千年人人信守的生存哲学，这便养成了国人安土重迁、保守中庸、含蓄内敛、消极忍耐的农耕民族性格和讲究家庭和谐、长幼有序、重男轻女、孝敬老人、尊重长辈、祭祀祖先的农业社会道德伦理规范。
与这种农耕民族性格和伦理规范相一致的儒家文化，就是从这种农耕文化土壤中产生提炼出来的。
不是保守的儒家文化造就了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而是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造就了保守的儒家文化。
希腊、罗马、地中海各国以及英吉利、日本等海洋民族，栖息在狭隘的岛屿或半岛上，商业、航海业较发达，相互交流频繁，容易促使人们向海外拓展，其文化心理较为外向。
与此相反，中国相对封闭而优越的内陆地理环境，向内容易向外难，由此形成内向而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缺乏文化交流和向外开拓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走向世界的动力，主要原因还不是地理条件的阻碍，而是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西方思想家说过，过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往往使居民养成保守的习性，这是不无道理的。
比如，为什么中亚、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可以不畏艰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来往于丝绸之路的中原人却少得可怜呢?
为什么当西方人千方百计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时，中国的统治者却要禁止海上交通，连早已开辟的航路也不加利用呢?
这些固然有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所处的宜农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守住一块土地，勤劳耕作，即可丰衣足食，何苦冒艰险向外谋生?
这就不难理解，让国人无比自豪的“丝绸之路”，何以竟是西域人独自往返的“单边贸易”之路。
就地理环境而言，海洋事业的开拓是促进欧洲文明特别是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有力杠杆。
由此形成的海洋文化是一种躁动的、富有开拓、冒险和充满活力的文化。
而以农耕为主体的中原文明则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
这种文化意味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意味着淳朴、礼仪、保守、稳定，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乡土文化，缺乏开拓海洋事业的进取精神，因此，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张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作为农耕经济之补充形式而存在的一种内敛型经济。
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礼仪、文化、礼物、友谊，体现的是保守、安抚与和平姿态，但缺少了冒险和开拓精神;而哥伦布带去的则是武力征服、财富攫取和殖民统治，处处体现了强权掠夺与开拓进取意识。
农业经济要求居民守土重迁，祖祖辈辈永久定居下来，因而保守、内向就成为农业经济方式最合理的选择，这与强悍的游牧民族、商业民族精神是相反的。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相对封闭而优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内向保守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内向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
这种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民族性格，具有天然闭关锁国的保守倾向。
或者说，闭关锁国政策与这种封闭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内向保守的生产方式和民族性格，正好是相适应的。
中国封建政府之所以有可能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基本上不需要与外部发生任何联系和进行产品交换。
直至十九世纪，对外贸易对中国农民和朝廷来说，并非必不可少。
闭关锁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与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相适应，也与内向保守的农业民族性格相契合，因而它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行得通，不致于明显阻碍自然经济发展而引起生产方式强烈反抗。
于是我们可以说，保守的民族性格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三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四、地理环境使中国形成大一统专制帝国
单一农业经济起源于单一“宜农”的地理环境，这种“宜农”的经济地理单一性，乃是地理统一性的表现之一。
除此之外，中国军事地理上的统一性也是较为明显的。
这种地理上的统一性，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庞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
中国东、南濒临浩瀚无际的大海，西北横亘崇山峻岭和漫漫戈壁，西南阻隔绵绵数千里的青藏高原，在此四面合围下的“内地”，则是一个金瓯无缺、自成一体、比较统一的地理单元。
在这统一的地理单元里，基本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天然分界，敌对双方谁也无法长久画出一条人为的鸿沟，以抗拒武力统一。
且中国外部阻隔而内部统一的地理环境，使得军事势力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由此形成一种自然的军事便利性和内向性，这是促使国家统一和疆域完整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要靠大军远征。
而大军远征，要有两个地理环境条件：
一是地域较为平坦，易攻难守，大军纵横，便于奔袭，基本上没有崇山峻岭、河海天堑或中国江南那样遍地水网泥沼的阻隔;或者虽有一定阻隔，但都容易克服。
二是大军所及，皆为粮食产区，军行千里，粮秣无忧;野战生存，水草不绝。
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原地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便于为统一展开厮杀。
因而中国老早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北方，地理上易攻难守，明显便于统一而不便于割据。
且中国内地纵横数千里，均为同一文化地理单元，居民同文、同种、同风俗、同肤色，生产生活方式也都大致一样，没有条件和理由人为地划疆列土、彼此独立为国。
这就可以解释下列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大战多在北方进行;中国历代首都大多设在北方;中国三国时期、前秦时期、北魏时期、五代时期、宋金时期，北方统一的程度和面积均超过南方，每次北方统一也早于南方;五代时期北方的割据政权昙花一现，而南方的独立王国如吴越、南唐则比较长久。
这说明中国地理条件有其统一性，或者说在地理上便于统一。
各地区之间地理上不大的阻隔，并不能阻断强大的军事进攻。
特别是中原单一性的地理环境容易走向大一统，统一是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割据也是各以希望统一的目的去割据。
武力统一离不开强有力的君主专制集权这一必要手段，因而，专制主义应运而生是有其合理性的，不然诸子百家何以会普遍主张专制主义?
显然，保持大一统的庞大帝国和极端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历史的鲜明特点。
而专制与民主是死对头，在适合专制政治强势发展的环境中，民主思想、民主政治和人权保障没有地位，则自不待言。
与中国统一的地理环境不同，地中海及北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地区，岛屿或半岛交错，地理上相互阻隔，其种族、文化、语言和经济方式及政治制度呈现出多样性，易分不易合;大军不易行动，势难展开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也就不易统一为一个大国，难怪欧洲中世纪分为许多小的封建城邦。
中国则很早就统一为一个大国，而且统一时间之长久、幅员之辽阔，在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
与武力统一相伴随的是君主专制主义政体。
西方也有君主专制主义和《君主论》那样的专制理论，但与中国两千多年的“极端”君主专制主义和《韩非子》那样的专制理论相比，可谓是小儿科也!
于是我们可以说，大一统帝国和与之相应的极端专制主义——这是中国与西方第四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五、地理环境使中国不产生古代民主政治
中国宜农的地理环境导致商业不发达，进而没有形成强大的城邦市民社会;分散的农民平时缺乏便于充分表达民意和议政的公共场所，因而很难形成民主政治传统，却为强权和专制培育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由于没有海洋和岛屿阻隔，中国内陆地理环境很难限制强权暴力扩张，不利于保护多元政治和异质文化存在下去，反而有利于武力征伐和实现统一，因而是培植政治枭雄和专制君主的肥沃土壤。
比如，由于没有地理上的巨大阻隔，战国时代，秦国的战车才能长驱直入，消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极端专制帝国。
显然，缺乏海洋、岛屿阻隔的中国内陆地理环境，不支持内部各国和平共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以武力方式解决，而不是以平等谈判协商方式解决。
这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由于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的分隔，很难用武力实现长期的统一。
大海的阻隔能够抗拒强权和武力入侵，能够保护和平和商业竞争，从而使诸多不同文化制度的国家得以生存下来，形成多元化而非大一统的局面，不利于那些军事巨头成长和长期延续其独裁统治。
虽然欧洲出现过亚历山大、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军事强人，但往往是昙花一现。
我们知道，陆地平原发动进攻战争，即使是劳师远征，也比海洋岛屿环境下要容易得多。
只要出动一支大军将对方打败，使之臣服、纳贡，由此实现“国家统一”，便能一劳永逸地年年坐享好处。
因此，陆地平原上的民族往往战争频繁而规模大，国家幅员辽阔，常备军数量惊人。
在这里，武力强权就是一切，而民主法制社会永远没有立足之地。
这就是古希腊和近代欧洲能够产生民主政治、中国却走向极端专制政治的地理原因。
农业社会与工商业社会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内涵。
农业是分散和封闭经营的，人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商讨什么，也就不需要市民社会那样的公共场所;不需要像商业贸易那样对外交往和交流，也就不需要获取什么信息、话语权和规则。
由于一家一户的农业社会不需要公共场所，杰出人物就没有机会向民众发表演说或展开辩论，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从而使民众了解和争取大多数人支持;民众也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选择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这就制约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位于地中海半岛的古希腊，拥有十分便利的海上交通，因而那里的商业很发达，人口主要集中于城邦，形成独特的市民社会，其居民时常聚集在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交流商业信息，议论时政;城邦的管理者和国家大事，皆由公民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决定，从而走上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且商业贸易需要四处奔波，需要开放精神和平等交换原则，需要独立承担市场风险和高度的自主性、预见性，即使是老爹大爷，面对变幻莫测的商机，也无法主宰商人的判断和行动;而且商业活动不像小农经济那样完全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一切事务都可以在家庭内部决定，商人之间时常需要合作商谈和利润分成，老年人或家长的权威在这里并不管用，因而也就很难产生唯长辈之命是从的专制习性和宗法伦理关系，很难产生充满家族等级观念的纲纪礼仪。
而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年复一年地重复进行，生产者的实际经验具有决定意义。
而在一家老少的共同耕作中，唯有老年人的经验最为丰富、最具权威性，因此当然处于家庭核心领导地位，成为家庭大小事务和经济生活的主宰，这就自然形成以家族血缘为基础、以专制服从为特征的“家长制”和宗法制度，讲究长幼有序、孝敬老人、重男轻女、祭祀祖先等农业社会的等级伦理规范，年轻人要绝对服从老年人，其核心是一个“孝”字，谓之“百善孝为先”。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统治者很容易把家与国相联系、把孝和忠相统一，家国合一，“移孝作忠”，以礼代法，建构出一个以“忠孝礼法”为教义、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专制主义家天下的统治机构，其实质是
“忠君”二字，臣民要绝对忠于君主。
在这种家庭、家族和家国环境中，民主基因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显然，中国缺乏海洋和岛屿阻隔的内陆地理环境，不利于商业发展，也就不支持古代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存在。
倒是很适合发展农业，因而形成了单一农业社会。
而这种社会最容易形成“家国同构”的专制统治，其与民主理念自不相容。
于是我们可以说，没有市民社会和民主基因——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五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六、地理环境使中国不易与外界开展交流
近代以前的东西方世界相隔遥远，基本上互不来往。
最后还是富于冒险、开拓精神的西方人“发现”了神秘的东方世界和通往东方的航路，由此正式开始了艰难的中西文化交流，古老的中国才接触到近代文明的曙光。
问题是我们这个长期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伟大民族，为什么不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更早地发现包括美洲在内的西方世界?
为什么不能经常走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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