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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

第九章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

第一节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文化语境

一、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

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1、社会结构表层的变革与精神、思维的惯性延续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

但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

具体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那种主体解放的热情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觉的、理性的。

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经济领域的“洋跃进”与文学领域的“洋跃进”的契合等。

2、、“时代共名”笼罩下的“伤痕”、“反思”与“改革”

伤痕文学：

新时期之初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

虽然，批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话语方式都跟“四人帮”时代毫无二致。

文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伤痕文学”响应着时代揭批“四人帮”的主潮。

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

“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伤痕文学存在的意义。

在许多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已异化成了“瞒和骗”的怪胎，“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的文学决裂。

反思文学：

“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是惯性写作的继续，但其中也已经孕育了自觉写作的某些因素。

思想解放、“反左”的呼声开始高涨，全民族开始从激情政治时代转向理性反思时代。

理由：

其一，“反思文学”与政治思潮仍保持着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学领域完成的是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的政治主题。

如果说“反思文学”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历史惯性的话，那么，对它来说现实的惯性仍然未能摆脱。

其二，“反思文学”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语言更迭。

从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看“反思文学”仍然在用过去时代的“武器”进行着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特征的无法避免。

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更换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权力”问题。

其三，“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而言，显示了文学由激情状态向理性状态的升华。

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获得无疑提高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但必须指出，就“反思文学”而言，文学的本体地位和艺术的中心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或确立。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其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的呼应既表现了对于巨大时代惯性的认同，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自觉”写作因素的萌芽。

这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从“改革文学”开始已经完成了对于“沉重历史”的摆脱，而尝试着建立文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

从历史的控诉到现实的书写，文学“为什么”的性质和模式虽然未有改变，但文学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的、未知的世界时必然需要作家拥有更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事实上，“改革文学”对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伦理困境的揭示，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都是开拓性的。

“改革文学”的意义：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改革文学”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方面、在修复文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杀的。

“改革文学”惯性的写作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二元对立的改革模式。

这既是一种简单的极端化文学思维的体现，也是作家对现实认识概念化、观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

从深层次讲，这也是陈思和先生所谓“战争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

其二，寻找清官的主题误区。

前面说过，改革文学在对现实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恰恰在对所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改革文学”显示了其“非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一面。

“改革文学”往往把摆脱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乔光朴这样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积淀着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负，甚至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作者们却对之普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学”从主题指向上说都存在一个寻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说可为代表。

“清官”情结不仅弱化了“改革文学”的批判性，而且从“反思文学”对中国文化和体制层面的反思上后退了一步，显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旧与缺乏现代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文学与真正的自觉写作还相距甚远。

3、寻根文学：

由惯性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化

寻根文学已经本质上结束了单一的写实主义时代，扬弃了小说创作上的所谓主题性、情节性、典型性之类的规范，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贵的突破。

这种突破概括地说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写意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

由写实转向写意可以看做是寻根文学最基本的写作策略。

无论是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这些小说或飘逸或反讽或凝重或幽默的语言风格都给中国读者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效应。

其二，隐匿和虚化的文本结构方式。

寻根小说已经摒弃了经典的整一结构方式，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空缺和空白。

艺术线索也呈现出多重和混乱的状态，传统小说的明晰和直白开始为模糊、歧义甚至晦涩所替代。

寻根文学已经自觉地开始了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当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并真正开始了对文学主体现代化的思索以及对独立文学品格的建树，在这里寻根文学既显示了其文化的自觉，又更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

而后者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4、中国新时期文学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写作：

1985年新潮小说的崛起

所谓自觉写作，是指作家在拥有了对于文学本体性和独立性的自觉认识，以及对于文学审美本性的建构冲动和主体能力之后的创造性写作活动。

虽然，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纠缠，但文学至少必须表现出挣脱这种种纠缠的充分自觉。

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才说新潮小说之后中国新时期文学进入自觉写作阶段。

新潮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小说。

“形式主义”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得以提倡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是对于中国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传统的双重反抗。

正是在形式主义的大旗下中国文学开始轻松自在地脱离现实和政治惯性的裹挟，回归其本体写作之路的。

也正是在“形式主义”大旗下，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命题，比如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关系、小说“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写实与虚构”的问题、“真实与想像”的问题，等等，全都在不同层次上遭受到了被解构和颠覆的命运。

其后，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和90年代初的新生代小说都可视为是对于新潮小说的自觉超越和艺术修补，均是自觉写作的代表。

就前者而言，它既没有回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写作的老路，又很好地修复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就后者而言，它既克服了新潮小说的现实失语症，又开始挣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尝试建立真正的个人话语。

这些都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学回归本体的革命历程。

二、从一元到多元：

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1、三次思想解放与“奇理斯玛”中心的解体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仍处于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一元化特征非常明显。

但随着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五四’时期”。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

他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

“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

“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中心也再次开始解体。

如果说“五四”时的“奇理斯玛”中心是“王权”和“皇帝”的话，那么80年代的“奇理斯玛”中心则是“毛泽东”崇拜和专制的意识形态。

中国当代社会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市民民间意识形态三元分离的局面。

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

表面上中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导致的是文化脱序、道德混乱，但这种脱序和混乱正为文学艺术的创新、蜕变、实验创造了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心理空间。

各种名目的艺术观念、小说样式、文学潮流都获得了名正言顺的登台亮相的机会，中国当代新潮小说正是这样诞生的。

2、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和价值规范的巨变

在新时期，对西方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引进是同步的。

从政治、经济层面上说，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从文化层面上说，改革开放直接带来了多元性的文化结构，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地域文化等都有了特殊的多重的景观与内涵，而市民文化的崛起则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带来了冲击。

而对中国作家来说，改革开放更是意义非凡：

其一，真正拓展了他们的文学眼界。

意识流、荒诞小说等在中国登陆可以说多是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刺激。

其二，真正使他们意识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学之间的差距。

长时间的文化隔绝，使中国文学远离了世界先进文学的发展轨道当西方几百年间的文学成果共时性地呈现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空间中时，那种巨大的反差无疑会使中国作家变得清醒和理性。

其三，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不仅在意识和思维方式上影响和培育了新时期的中国作家，而且在实践层次上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机遇。

这种“拿来主义”确实大大加快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至少在表层形态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语言换血和技术换血。

三、从中心到边缘：

文学回到了其本源的位置

1、意识形态关注中心的转移：

政治到经济

当新时期之初文学成为意识形态“和弦”的时候，文学的地位被无限地抬升了，它成了形象化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把关注中心转向经济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学受意识形态宠幸的历史就不复存在了。

2、商业社会对文学的挤压

随着“政治地位”的丧失，更是日益受到来自“经济”的压迫，这真是雪上加霜。

文学只好无奈地退居边缘了。

政治对文学的制约也由强制的指令变成了放任自流或利益诱惑。

与此同时，现代传媒的日益发达也使文学的地位迅速下降，影视音响对于文字的挤压使文学对于读者的吸引力降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最低点，文学的生存空间显得日益窄小了。

3、文学边缘化的正面意义

80年代初及其之前的中国文学，其虽然居于社会意识的“中心”，但是，那种“中心”地位更多是由文学之外的非文学因素促成的，也就是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本身，而恰恰是因为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时民族心理的契合而身价倍增的。

文学实际上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它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获得中心地位的。

与此相适应，文学从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内在主题与外在形态上都处处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发出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声音几乎成了居于“中心”的文学惟一可能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文学地位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其实正是中国文学向其本源位置回归的过程，是文学逐步摆脱“不堪承受之重”的松绑过程，其正面意义远超过其负面价值。

文学边缘化的意义：

其一，在文学与现实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