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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过于乐观的态度和急于求成的倾向、错误地以通货膨胀无害论和有益论为指导、具体工作方法上的失误、双轨制下的矛盾和摩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滞后使市场供需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分别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思想原因、理论原因、直接原因、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
[关键词]1988年；价格闯关；思考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1）02-0032-04
一、1988年价格闯关的缘起和过程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管理和价格体系模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从1978年以后就逐步开始对原有的价格体制进行改革。
1984年全面改革开始后，我们制定了推进价格改革的具体方案。
由于随后出现了经济过热，这一方案中的措施未能全部到位。
为稳定经济，1986―1987年我们实施了巩固、消化、补充、完善已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方针，价格改革在这两年未出台大的措施。
计划轨逐步缩小和市场轨逐步扩大的双轨制价格体系，既使经济活力大大增强，又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诸多严峻的问题。
实践证明，绕开价格改革，无论深化改革，还是调整产业结构，都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可是进行价格改革需要稳定的经济和宽松的环境，而这又要求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
于是我们在稳定物价和保持较高增速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故紧缩难以到位。
出现膨胀――紧缩――再膨胀的循环。
其结果便是价格改革未能获得进一步的推进，而预期的宽松环境也始终未能出现。
鉴于这种情况，1987年9月的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把“紧缩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作为安排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
1987年年底的国务院全体会议进一步强调，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但会后不久，由于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88年的工作重心遂发生转移，致使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没有把稳定经济放在首位，而是急于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推进以承包为特色的改革。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情况下，198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我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必须坚决而又稳妥地将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
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了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的方案。
在这次会议前后，价格改革加快了步伐。
1984―1987年物价逐年较大幅度地上涨，使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大大增强。
从1988年2月起少数城市就出现了抢购风潮。
改革和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抢购风潮的兴起，促使物价更快地上涨。
同年5月我们做出价格闯关的决定后，出台的措施较为集中，使放开的价格在需求的拉动下加速上涨。
于是，当同年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时，随即在各大中城市引发了突击提款和大量抢购的全国性风潮。
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惧心理和由此导致的抢购风潮，成为这次价格闯关难以逾越的障碍。
1988年8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随后发出的《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为这次闯关画上了句号，标志着这一改革再次搁浅。
二、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原因
第一，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过于乐观的态度和急于求成的倾向，是1988年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和价格闯关失败的思想原因。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一直存在着过于乐观的态度和急于求成的倾向。
在惯性的作用下，1978年以后，随着全面改革的启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态度和倾向不自觉地再次显现。
在此影响下，我们把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和意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进一步强调了改革与发展的紧迫性，逐渐偏离了1988年要“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经济工作方针。
显然，这时强调的重点已经变为增长和发展，经济工作的重心已发生了转移。
在此前后，国民经济中同时暴露出几个方面的尖锐矛盾，进一步证明价格改革难以绕开。
于是，中共中央对于坚决进行价格改革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这一改革遂不适当地在已日趋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浪中被启动了。
第二，错误地以通货膨胀无害论和有益论为指导，是1988年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和价格闯关失败的理论原因。
1978年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逐渐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迎来了复苏和发展的春天。
这使各种改革理论和主张既呈现出创新与发展的可喜景象，也出现了扭曲与失真的危险趋向。
如这一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无害论就认为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宣称货币发行政策的第一要务是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
在此基础上甚至出现了通货膨胀有益论，提出为稳定经济而实行双紧方针是不必要的。
显然，这些看法和认识与我国当时“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与经济秩序的混乱）的经济实况已有明显的背离。
改革理论和主张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扭曲和失真。
理论研究的不足和工作经验的匮乏，使我们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
依据这些理论，我们对经济形势做出新的判断，认为现阶段出现了增长与稳定相统一的情况。
前述政策需求的必要性和这种理论依据的可能性相结合，使我们从1988年年初开始就逐渐将当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从稳定经济转移到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上来。
然而，虽然通货膨胀无害论和有益论是当年我们经济工作重点转向的理论依据和随后进行价格闯关的理论肇始，但因其背离了我国当时国民经济的真实境况，最终使我们为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和价格闯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具体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直接原因。
（1）时机选择不当。
经过全面改革几年来物价较大幅度的上涨，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已大大增强。
1988年年初，因银根再次放松，物价上涨又日渐加快，到6月时达16.5％。
事实上，从这年2月起，少数城市已出现抢购风潮。
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价格改革的闯关，显然是不适当的。
（2）措施出台集中。
1988年4月以后，价格改革措施集中出台，且幅度较大，使本已严峻的通胀形势更趋严重。
（3）对群众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估计过高。
由于我们对群众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估计过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贸然进行价格改革，最终致使这几年间积累起来的超量发行的货币在1988年被集中释放。
（4）宣传工作不利。
如持续的物价上涨本已使广大群众产生了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消息于1988年8月初在媒体上公布时，虽然一方面会议强调“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宣传上反复强调居民对价格改革有很强的承受能力，价格改革要“攻坚”、“闯关”。
这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不仅担心政府是否有稳定物价的手段和能力，甚至怀疑政府的诚意和决心，使人们误以为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涨价即将开始，由此触发了突击提款、大量抢购的全国性风潮。
（5）缺乏配套改革措施。
这次价格闯关没有相应的工资、收入分配等改革措施的配套。
以至孤军深入。
难以为继。
第四，双轨制下的矛盾和摩擦，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深层原因。
（1）宏观管理出现“真空”。
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宏观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这一时期国家在行政指令性计划减少后，依靠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等组成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了宏观管理上的“真空”，因此对不断涌动的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冲动，难以及时掌控。
（2）市场尚不能很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的商品市场虽然形成，但尚未覆盖主要生产资料，要素市场则刚刚出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还需较长时间的发育。
此外，价格扭曲仍很严重，市场运行规则、制度等也未建立健全，更谈不上企业的重组、破产等条件。
（3）企业行为存在扭曲和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状况虽有改善，但还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不少地方部门还继续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
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既有独立行使自主权的意愿，又不愿受市场的约束，希望与地方部门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行为存在着扭曲和混乱。
这种出自企业利益既想独立，又希望继续依附于政府的状况，却在扩大投资方面与地方政府一拍即合，遂造成严重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加剧了投资扩张的冲动。
此外，在负盈不负亏的情况下，企业还会尽量满足职工不断提高收入的要求。
促使消费与投资同时过度膨胀。
（4）双轨制价格触发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加剧了经济社会的混乱和改革的难度。
据估计，当时双轨制下每年的价差、利差和汇差总额达2000亿到35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30％。
这一问题触发了人们的投机心理，除导致企业千方百计增加计划外销售，冲击国家计划外，各种官倒、私倒也应运而生，此外还引发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商品采购“大战”。
第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滞后使市场供需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主要表现在：
（1）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再次突出。
虽然经过国民经济的再次调整，农、轻、重等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但那是在放慢经济特别是重工业发展速度和依靠政策释放原有投人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且这种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增产，潜力已不多了。
此外，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多年来始终发展不足，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能源、原材料供应短缺的问题虽一度得到缓解，但随着加工工业的迅猛发展，其供求矛盾在这一时期也重新突出起来。
（2）国民经济内在技术结构变化迟缓。
面对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促进工农业生产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但我国这一时期不仅工业的技术装备仍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而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的资金不足，技术进步所需的物质基础、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等也都十分落后，与国民经济内在技术结构变化的要求很不适应。
因此，不难理解，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长期滞后的条件下，工农业生产所能承载的社会总需求只能适度，一旦超过这一限度，国民经济过热乃至社会震动就在所难免，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就是明证。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和卖方市场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之前，试图以闯关来造就市场定价机制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历史启示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和稳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其中改革是途径，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条件。
1988年价格闯关的实践证明，即使从总体和长期看十分必要的改革内容，如果各方面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今后既要坚定地继续推进改革，又要兼顾发展和稳定。
第二，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切实坚持从国情出发。
对经济工作来说，指导思想是第一重要的。
因此，指导思想是否切实坚持从国情出发，就成为决定我们经济工作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再次证明，偏离了国情的过于乐观和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与由此导致的超越了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的改革和发展，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价格闯关失败后的治理整顿其实是高速发展后又一次的被迫调整，其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计和弥补的。
所以，今后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切实坚持从国情出发，力避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
第三，必须提高我们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平和鉴别能力。
我们应积极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使各种经济理论在相互碰撞、交锋与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深化、完善。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提高对各种经济理论的鉴别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经济理论指导上的失误，正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今后不但应努力加强对各种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平，也应积极提高对这些理论的鉴别能力，使我们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第四，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工作方法，积极稳妥地推进各方面改革。
如我们曾屡试不爽的先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的方法，就是早已被证明为正确的重要经验和方法。
事实上，1984年前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平稳、顺利地进行，就跟广泛采取这一方法有直接的关系。
而此后的一些改革，尤其是1988的价格闯关则是在缺乏冷静分析和充分试验的情况下贸然做出的，其后果也自然充满变数和风险。
因此，今后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当遇到缺乏必要理论和方案做行动先导以及改革经验匮乏的情况下，特别是一些难度较大、波及面广的改革，一定要进行周密分析，选择和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工作方法。
第五，必须坚决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提出，是顺应改革深入发展的要求而提出来的。
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到本世纪初我们初步建立了这一体制，旧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已退出历史舞台。
但这一并轨只是初步的，新体制中的诸多要素还带有旧体制的色彩，突出体现在政治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尚未完成适应新体制要求的转型。
所有这些加上长期积累下来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矛盾和摩擦的延续。
使我们当前在经济改革与发展领域的摩擦和冲突，再次出现十分剧烈和紧张的局面。
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地使改革得到深化，就难免重蹈经济社会动荡的覆辙。
第六，处理好重点攻坚与协同推进的关系，提高改革的协调性和普惠性。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其体制内部的统筹配合。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工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除了将直接面临国际经济体系、国际通行规则等新的改革参照系，需要从内外统筹的角度提升改革的协调性外，还会日益遇到市场信用、市场文化、市场道德等深层次非正式制度的制约，需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统筹的角度提升改革的协调性。
因此，改革的深化提升了对配套性和协调性的要求。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等领域改革的关系，提高改革成果的普惠性。
改革的实质是构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体制，核心是在各个领域构建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机制体系。
因此，改革是一个公共过程，其成果是一个公共产品，应该具有普惠性。
长期以来，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成果的普惠性受到局限。
今后，我们要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成果的普惠性。
第七，改革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
因此，改革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告诉我们，今后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践中，只有经常性地用生产力标准对各种改革措施进行检验，才能使我们在改革遇到困难和险阻时尽早尽快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动这些改革并使之不断地深化。
[参考文献]
[1]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979―982.
[2]吴敬琏，1988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98.
（责任编辑 赵社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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