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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融改革相关研究的综述
温州金融改革相关研究的综述
[摘要]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实际上以温州作为金融试验区这已是第三次，1987年温州是第一个利率改革试点的城市，2002年被确定为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前两次政策效果均不尽如人意。
两次的失败到第三次的重来，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呢？
温州的金融改革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本文的前言部分介绍了理论界对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热点讨论话题并指出了现行研究领域中存在的空白之处。
正文部分通过各位学者对温州金融改革前期发展和金融改革的实施两个阶段的相关研究理论的提炼和归纳，总结改革经验并提出对温州金融改革的想法和建议。
[关键词]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前期发展改革实施改革彻底化
1、前言
温州，这个从来就不缺少话题的城市，屡次牵动着国人的敏感神经。
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但这两大政策由于缺乏顶层和系统的设计，并没有引导温州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步伐，民间资本虽然充裕，但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强大的金融。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长年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的温州民间借贷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验区有望在多项领域迈出开创性步伐，比如个人海外直投、民间融资以及新型金融组织等。
温州在具体改革中可能会遇到哪此瓶颈？
哪些政策需要突破？
企业和民众对试验区寄予怎样的厚望？
一时间，温州的金融改革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温州金融试验区改革意义重大，它不单是温州的试验，更是事关全国金融发展的试验，如果能够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效果，我们就可以将其模式推广到到其他地区。
通过检索大量有关温州金融改革的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温州1987年利率改革，特别是2002年温州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介绍和讨论很少，相关文献大部分都集中在本次的金融改革研究上。
在本次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发现有关于温州两次金融改革对比方面的文献比较少，几乎很难找到。
另外，需要进行金融改革的不只是温州，中国的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着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资本无处放的情况，而它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从不同地区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总结经验发现自身的不足，进而制定更好的政策应用于全国的经济改革之中，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在本次综述的写作中，我选取了中国金融和相关报刊的文章作为参考文献。
由于期刊的时效性不及报纸，所以本文参考了大量的金融报纸，研究的重心为学术界对本次温州金融改革相关政策的研究与讨论。
文章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次金融改革政策实施之前有关于温州金融改革相关研究，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002年温州第一次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到2012年再次成为改革试验区的十年，其主要内容为温州第一次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背景及改革期间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本次金融改革实施的宏观政策以及对改革持有相反态度的两派的理论，并针对改革存在的缺陷提出相关建议。
本次写作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两次改革的对比，从经验中得到启发并进一步完善我们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工作，从而推动中国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金融改革前期发展
（1）金融背景
2002年下半年，温州被央行列为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一时成为中国金融业最大的一个亮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2002年底到200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上海分行先后批准和下发了温州市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方案。
方案涉及6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建立小额信贷营销的“三包一挂钩”制度，创新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开展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工作，引进民间资金；重组和改造农村信用社；继续推进存贷款利率改革；成立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
[12]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与调统科科长刘守谦（2003）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温州成为试点区的原因，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富裕资金充足了，需要寻求一个投资出路，所以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便应运而生。
为化解金融风险，他们曾查处过不少的违规违法金融活动，但民间金融活动却一直没有断绝。
温州的民间金融在国内来说是最具典型性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央行把温州作为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7]
（2）已取成效
经过金融改革六项措施的实施，温州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好效果。
廖宗亮（2003）指出三个明显变化：
一是，企业贷款不再那么困难。
多年来，各银行虽然围绕此殚精竭虑，但终归受许多条条框框限制，服务总很难到位。
金融改革措施实施以后，银行的政策进一步放宽，服务的路子也越走越宽；二是，农用资金不再缺。
近年来，在减人增效、撤并机构的时潮冲击下，温州各商业银行也实施了机构调整，将网点纷纷从农村撤出，即使保留了一些网点但资金上存率也较高，再加上农村信用社自身实力不足等原因，市场份额不断萎缩，导致农村资金一度出现突出的供需矛盾。
这次温州的金融改革的攻坚目标就是首先在农村信用社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推出，立即就收到良好成效。
截止2003年4月底，全市各项存款余额达202.5亿元，比年初增长了30多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大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三是，银行服务更加有效。
工行全行从2002年8月就开始试行改革，过去客户到基层网点办理抵押贷款，光审批流程就要经过9到10个环节，起码要7到8个小时，推行“三包一挂”后，办理时间直接缩短为1小时。
[9]
刘守谦（2003）指出改革给温州带来的积极影响，因为温州的金融机构比较多，而且存贷市场的蛋糕相对也很大，这就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为谋求更大的市场，各机构都在做出各种努力。
例如工行温州分行把50万元的小额贷款提高到了200万元，就吸引了很多有潜力的优质客户。
同时，利率的放开更加要求银行加强内部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降低成本。
要想立住阵脚，赢得竞争，获取较好的效益，就得想方设法把自身内部管理搞好。
温州市商业银行考核的指标不再以存贷增量及市场份额指标来作依据，而是把不良贷款率和资产利润率作为考核指标，还特别注重人均利润率指标。
该行的职工人数由原来的近2000名，减少到970名，减幅超过了50%，而利润却翻了一番。
另外也能促进优秀人才的引进。
温州市商业银行在减员增效的同时，千方百计从外面引进了130名懂管理、会经营的金融专业人才。
[7]
吴国朕（2008）指出改革开放到2008年三十年间温州金融改革发展主要成就。
一是金融改革全国先行。
温州是全国第一个开展利率浮动改革试点的城市。
二是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
创建“三包一挂”贷款模式，提出信贷“五要素管理法”三是金融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率先建立同业短期资金拆借市场，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发展地方民营小法人金融机构，大力整顿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率先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期监测制度，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投向。
[2]
（3）遗留问题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国家银行与民营企业不相适应的矛盾在温州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方面，温州银行有高达500亿元的存差（2003年1季度，温州市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546.36亿元，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045.67亿元），更有大量闲置的民间资金。
2003年春节前的10天时间里，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人通过银行汇回温州的资金即达100多亿元。
另一方面，温州又有不少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
根据温州大学的一项调查，全市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小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资金紧张”。
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温州中小民营企业总资产构成中自有资本、银行（信用社）贷款和其他负债的比例为6：
2.4：
1.6，其他负债主要为民间借款和应付款，其中民间借款不少于总负债的25%。
[12]李建军认为，关于民间借贷合法化，国家层面很难形成无地区差别的政策性文件，所以我国的民间借贷合法化只能是“自下而上”的推进过程，地方政府应该做出更多尝试，承担更多监管责任。
温州正在积极搭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等两大平台，是探索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运作的有益尝试。
马津龙（2003）认为高度分散的民间直接借贷根本不可能完全解决民营企业的资金问题。
如果能让相对较多的民间小银行取代直接借贷活动，不仅更有利于解决温州民间资金的供求矛盾，也可以适当降低民间利率。
对温州市商业银行的改制思路限于增加民间法人乃至自然人的股份，降低国有股的比例，只能起到劣势互补的作用。
[12]
自2011年4月开始，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多元投资失败、赌博欠债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因此而跑路。
随后，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
温州金融问题中最可怕的是企业之间的互保，根据温州的官方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
一旦信贷危机失控，互保的企业之间将产生连锁反应，连片倒下，这意味着大量的银行坏账以及大面积的失业。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认为，是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张震宇建议，民间借贷很活跃、中小企业比较多、有市场化基础的温州，适合作为利率改革的试点。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温州金融和企业存在“两多两难”的特点，因为要推进地方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
他提出，要建立三个体系：
为大批中小民企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为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搭建资金交易的市场体系；为防范风险而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从根本上防范债务危机。
[11]
3、金融改革实施阶段
（1）金改概述
在出现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温州再提“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此次温州推动地方金融改革，措施包括：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2012）认为国家选择温州作为此次试点城市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温州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地方。
其次，改革开放30余年，这个城市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具有了金融改革的物质基础，这为试点提供了重要保障。
最后，温州有4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样雄厚的实业基础，金融改革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温商本身也对投资金融服务业情有独钟。
[14]
辜胜阻（2012）将温州的金融改革总结为三个问题、四大取向、五大挑战。
他认为温州金融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民间资本多，但投资渠道狭窄；二是温州有几十万中小企业，但融资渠道不畅；三是出现了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
温州是全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温州问题表象是高利贷，实质则是产业“空心化”。
另外，温州金融改革应把握四大取向：
一是引导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地上”，实现民间金融“阳光化”；二是推动民间金融从暗流涌动的“野蛮成长”到规范有序的“理性发展”，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三是深化监管体制改革，放权地方管理民间金融，让其从“场外”走向“场内”，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化；四是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构建与99%小微企业构成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五大挑战风险：
一是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二是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大量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生存困境，相当一部分变成“僵尸”企业，名存实亡；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
五是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10]
（2）优势分析
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茶洪旺（2011）认为，温州确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意义非凡。
首先表明我国金融改革坚冰打破，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此外，金融改革试验区选择在温州具有代表性，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之一，是中小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方，改革试点选择在温州，具备了实践基础。
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为中国全面进行金融改革探路，是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的里程碑，开启了民间融资规范发展的先河，指明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方向。
[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陈道富认为，这次改革不仅意味着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也为担保公司转为村镇银行提供了机会。
另外，允许个人境外投资，颇有新意。
[11]
陈伟（2012）指出，浙江、温州两级政府提出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方案获批恰逢其时，它不仅从制度规范角度重塑温州民间信用体系，引导民间资金支持实体经济，而且可为温州中小企业打造多途径、快捷高效的融资渠道，从而支持温州企业的产业升级。
此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产生的作用还不仅局限于温州，将在多方面对推进全国的金融改革产生重要的示范意义。
首先，如果温州能够在规范民间融资发展方面建立有效和良好的运作机制，并能得到很好的实施，适用于全国的放贷人条例就能更快出台，我国更多地区的民间融资也将能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第二，由于温州是首个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地区，这势必会吸引全国感兴趣的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借道温州向境外进行直投，无疑增大资金的管理难度，也会使更多有条件的地区都推出类似的试点。
第三，当前我国正在开展场外市场建设，上海等地也开始了地方性场外交易（OTC）市场的交易试点。
这次民间资本最活跃的温州地区加入试点，将对探索地方OTC市场的建设具有更重要的标本意义。
它将加速我国建立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更好地帮助地方中小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第四，温州综合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也将在温州本地打造一个更为多元开放的金融生态体系，这样的体系会迫使各类金融机构更快提高竞争能力，会对资金价格的自由浮动提出更多的要求。
[15]
（3）缺陷讨论
珠海就（2012）认为，温州信贷危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所引起，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危机埋下伏笔，但货币收紧时，危机就显露出来了，温州的信贷危机只不过是大范围的危机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除了温州，在其他地方，如鄂尔多斯和河南等等地区都有信贷危机发生。
由于“危机“的直接原因不是当地企业行为的失范，那么“监管”也就不是危机的解决之道。
相反，政府的细致监管，反而束缚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并且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监管也必然无法达到其目标，它只会扩大政府的权力，增加其设租的空间。
当前，我们缺少有关民间金融的规则，我们已有的金融规则大多是关于所谓的“正规金融”的，这与我们解放后，甚至在改革开放后都未开放金融领域，金融活动都处于高度的国家垄断之下有关。
这套与“正规金融”相适应的规则，未必适合于“民间金融”。
把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正规金融制度，套用到民间金融身上，不仅可能水土不服，而且可能扼杀民间金融。
[8]
海燕（2012）认为，在出台的改革措施中，广受市场高度期待的利率市场化、开放民营银行这两项尝试被回避，让业界对这个改革方案略感遗憾。
温州民间金融之所以有旺盛生命力和广泛的资金动员能力，就在于其市场化的利率。
在温州，地下钱庄的存款利率随季节、物价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灵活性很强。
正因为此，其吸引游资的能力甚至超过了银行。
不推动利率市场化，隐藏在社会中的民间借贷危机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14]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表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依法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现在却没有相关法律可依，《商业银行法》中是不允许民间资本设立银行的。
如果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渠道兴办金融机构，拿不到金融行业的牌照，就不算是进步。
因此，在法律和相应措施尚未协调解决的情况下，温州的金融改革之路很难一帆风顺。
[1]
谭雅玲（2012）认为面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微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瓶颈与困境，包括我国中小企业的不景气和僵局，我国政策方案中提出符合条件的贷款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适宜可否拭目以待。
这种对策也是面对我国金融问题或缺失而为的举措，但无论时机或条件都不够恰当，并不利于解决问题和消化矛盾。
一方面是我国现行的村镇银行并没有准确定位，盲目的模仿模式，缺少特色的经营理念和流程，尤其是低效率，并不见得是一个成功的模式，这种模式依然在进行之中、摸索状态以及成长过程中。
另一方面我国金融状况处于精细化和专业化阶段，我们当前并不急于扩张和扩展金融规模和板块，而是急需健全和完善金融机构的模式和效率。
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银行发展需要准确定位我国经济特色的需要，尤其是村镇银行对接农业和农村版块的实际，村镇银行的业务特色和流程应该有别于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其灵活性和务实性提出的要求会更高，并不能简单套用城市银行板块的模式。
[3]
陶海青（2012）针对我国现状，对温州金融改革提出了四大质疑，悬念之一：
试验能否奏效？
温州试点改革，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且开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只是头痛医头的简单措施。
问题的根本在于金融垄断和社会信用体系的支离破碎，温州金融改革前景难言乐观。
悬念之二：
影响有多大？
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一直存在，即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
中国经济在不稳定的预期中前行，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难以获得长远战略投资，导致制造业滞胀，资本投机却极其盛行。
悬念之三：
信用体系何时恢复？
温州民间借贷普遍没有担保和抵押物，双方借贷只凭一张借条，有的连借条都不用，完全靠口头信用，在借钱方出现亏损或破产时，出借资金人将承担极高的信用风险。
没有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专业银行不敢扶持微小企业，对于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温州来说，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重建民间信用，但何时恢复民间信用体系依然是未知数。
悬念之四：
监管如何到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提出，一是要防止运用静态化标准去衡量温州民间金融，二是要对温州民间金融开展业务的能力和资质严格把关。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温州金融改革应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进行适度监管，不要重蹈美国覆辙。
温州金融改革作为风向标，试验成功将为中国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与规范化树立标杆。
然而，温州能否再破体制坚冰，创造温州新奇迹，在目前看来，依然困难重重。
[5]
（4）相关建议
刘畅（2012）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12项主要任务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和“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中国社科院重点金融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此前民间资本参股商业银行曾发生过一些风险事件，因此，很多审慎监管要求的提出，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
此外，在经营管理方面，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之后，还面临着市场定位不清、金融人才缺乏、社会认知度不高、资本规模较小等诸多难题。
建议，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应当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提高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效率，“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发生，就把民间资本‘关在门外’，而应该持积极的态度，让金融业成为吸纳民间资本的‘蓄水池’。
对于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要有更为细化的政策出台，让投资者明确投资金额、投资范围等。
[13]
林春霞（2012）总结温州改革政策，认为改革试验区具体措施有待细化，在细化具体实施方案时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地方发展的现实需要来合理配置金融资源。
政府要作改革的服务者，为改革提供政策、法律方面的公正环境，特别是要做好各方面的统筹工作，同时还要防止实施中由于保障措施不当导致权力阶层借机寻租。
[4]
应宜逊（2012）指出，鉴于工商企业主的理念、利益，“脚踏两条船”势必会造成大量的“关联”贷款，进而成为银行的“杀手”。
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应宜逊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有关当局者应当厘清思路，把不允许“脚踏两条船”作为“开放”中的“底线”。
其次，要从立规、严格审查等方面入手，切实防止出现“脚踏两条船”。
再次，从制度上规定由民间资本“主发起”的村镇银行的产权组织形式不能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而只能是“无限公司”或“两合公司”。
第四，允许、鼓励“小型”村镇银行发展。
[6]
蒋悦音（2012）认为，斩断高息吸金、以实体为吸储壳平台、资金热衷于投机矿产地产、资金链断裂引发群体性追债风暴等“温州金融老毛病”背后的黑箱和利益链条，改善这些现
象背后的经济金融生态才应该是规范民间高利贷攻坚战的真正主战场。
规范民间高利贷，只有斩断权力黑手，改善整个社会生态才能标本兼治。
[16]
周小川（2012）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
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做到“依靠市场、适应市场”。
对于那些基本具备条件的改革任务，成熟一项，就启动一项。
在把握好方向原则的同时，大胆探索。
[17]
4、结论
今天的温州，其实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折射的都是改革层面的问题。
温州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改革不彻底导致金融扭曲和实业萎靡的结果。
实际上以温州作为金融试验区这已是第三次，1987年温州是第一个利率改革试点的城市，2002年被确定为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从以上的理论的分析和目前看，前两次政策效果均不尽如人意。
温州经济取得了不少问题的根源是改革的不彻底。
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滋生的同时，也在累计风险；而深层经济领域改革的不彻底，导致做实业的环境不佳，民间经济只能选择放弃实业，去做短期的投资和投机。
因此，现在的关键并不是温州该不该救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以本次危机为契机，思考制度性的救助方案的问题。
作为“试验区”，温州的金融改革应该有长远的目标，为我国金融的市场化、现代化积累经验，而不能停留在解决危机这个层面上，因此它要为全方位的改革做准备。
就金融方面而言，很显然要解决多年来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问题；就实体经济而言，作为为中国经济贡献了60％以上GDP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来就没有得到制度的关爱和倾斜，这个政策的思路不改变，不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至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中小企业就难以走出自身的周期率，民间借贷崩盘的风险也难以从根本上化解。
我们不能局限于就金融谈金融，必须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和公民社会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在这方面，可借鉴香港、瑞士的社会管理经验。
这次，改革再次降临温州，而这无论对温州，还是对中国经济，都是一次“刮骨疗毒的魄力之举。
如果不能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改革的进程，丧失转瞬即逝的改革良机，那么温州尴尬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
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挑战与机遇并存，从历次改革的经验中，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真正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来解决，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用于今后的改革中，我们有理由对温州这次的金融改革有更高的期待。
[参考文献]
[1]马光远.温州金融改革:
正逢其时仍有缺憾[N].经济参考报,2012-3-30（008）
[2]吴国朕.温州金融改革发展三十周年经验与启示[J].浙江金融,2008，（12）：
12-14
[3]谭雅玲.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不应简单照抄别国模式[N].证券日报,2012-4-9（A03）
[4]林春霞.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具体措施待细化[N].中国经济时报,2012-4-6（002）
[5]陶海清.温州金融改革四大悬念[N].中国贸易报,2012-4-10（003）
[6]应宜逊.温州金融改革要警惕“脚踏两条船”[N].上海金融报,2012-4-10（A02）
[7]刘守谦，魏书传.温州金融改革一席论[J].金融经济,2003，（6）：
8-10
[8]朱海就.“正规金融”经验不适用于温州金融改革试验[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4-6（004）
[9]廖宗亮.福音在这里奏响[J].金融经济,2003，（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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