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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铿为了质感的生命体验解读新生活方式

卢铿:

为了质感的生命体验——解读“新生活方式”

一波复一波的“新政”及其“细则”将中国的房地产业推入了“后房地产时代”。

在这个新时期中,房地产业的政策、资源、产品和市场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行业重新洗牌、企业战略转型、产品升级换代、暴利时代终结等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当社会舆论普遍将开发商们“妖魔化”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以开发商为投资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多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居住文化进步走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前列。

而在这种量变的背后更有一种令人欣喜的质变——中国人正在尝试从“过日子”到“生活”的历史性进步。

“生活”这个词正以空前的频率出现在今天的各种媒体上和场合中。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二十倍到四十倍的巨大差异,但是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方式却在迅速地向发达国家靠近。

  曾听得一位基因专家说,当今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儿童患有肥胖症,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祖先大多长期生活在吃不饱的社会里,所以不少中国人的身体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嗜食的“饥饿基因”。

与之同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经历了只懂得“过日子”而不知道何谓“生活”的漫长岁月,那么已经习惯了“过日子”的中国人该如何去面对和适应“生活方式”的重大变迁?

  生活方式的中国趋势

  多次赴俄罗斯工作的经历使我有过不少难得的感悟,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俄国人普遍比我们懂得“生活”,尽管他们在整体上还远未实现富裕。

城市里的俄国人大多拥有自己的汽车和郊外的小木屋,他们的周末和假日总是与森林、郊游、打猎和钓鱼等亲近自然的生活要素相联系的。

试想,在俄罗斯大尺度的自然空间中,生活在悠闲淡慢的节奏里,品尝着负离子远比我们的城市多得多的新鲜空气,该是多么的惬意。

  在圣彼得堡时得知,二战时德军曾围城九百余天,艰难的守军每到周末却必派专机前往后方接来文工团,照样歌舞升平。

在这座因围城死亡了八十万人的城市中,人们竟保护好了包括冬宫在内的无数遗址和文物。

在俄国人看来,生活与生命同等重要。

  未来学家阿·托夫勒在其新著《财富的革命》中把时间列为财富创造的深层原理之一,足见与生命并行的时间的价值。

不少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自嘲是在“过日子”而不是在“生活”,是在使用生命而不曾享受生命,其原因在于我们习惯了忙碌——忙着读书、忙着考试、忙着工作、忙着炒股、忙着买房、忙着攀比、忙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因为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忘记了品味本来只有几十年的尘世之旅的真正快乐和价值,乐于驾驭事业而忘了驾驭生命的时间。

  当我们回顾上个世纪中国的社会进程时,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人们的休闲时尚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方式的差异。

上世纪初,人们风行吃西餐、照相、赌博和听戏。

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盛行跳舞、泡茶馆、看电影、看球和游艺。

自解放初年到“文革”前夕,整齐划一的全面休闲活动是集邮、广场运动和革命文艺。

在文革十年中,人们只能看样板戏、跳忠字舞、看老电影。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转向健身、旅游、运动、探险、收藏和泡吧。

而如今,仅仅在“吧文化”上,就已有了酒吧、茶吧、水吧、书吧、氧吧、陶吧、迪吧和网吧等的众多成员。

  中国人本应该有足够的民族优势来创造和享受新的生活——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且持续发展的国家,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地增长和积累中。

因为,中国人特别在意居住,所以在短短数年中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就从5平方米增加到了26平方米。

因为,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成本与欧美人相比还相当低,消费力和消费市场的潜能巨大。

因为,如今百姓的银行存款已经迅速逼近20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经济成长的“内需拉动”政策十分需要“新生活”的驱动。

还因为,中国人的祖先们不乏生活文化的想象能力,甚至在这方面曾经先于和优于西方人。

  我们的祖先们很懂得生活,唐人的诗句中就处处流露出来那些令人神往的生活情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牧人驱犊返,嬉马带禽归”(王绩),“顾步三春晚,田园四望通”(卢照邻),“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诠期),“月明听岭树,风静听溪流”(张九龄),“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以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等等。

  林语堂先生在《人生之盛宴》一文中曾写道:

“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非无所事事之所谓也。

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

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此语道出一位现代中国哲人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最能说明中国人在“生活”方面富有潜质的理由是中国人在烹饪方面的绝世造诣。

当有洋人听说仅在成都地区的面条就多达260余种做法的时候,那种肃然起敬似不亚于我们今天对他们的足球技艺和诺贝尔奖的崇敬。

  最近一段时期里我们看到了不少可喜的现象——服务业迅速发展,新产品迭出不穷,文化艺术创作的质和量在迅速提升等等。

中国的发展商们也较早地意识到了居住区的文化主题问题。

以五千年文明史的深厚底蕴和善于学习创造的民族精神,我们不难发现和发掘中国人生活方式中无限个性化的意趣空间。

  不同族群对生活方式有着各不相同的喜好,诸如——便捷的、自然的、悠闲的、热闹的、奢华的、都市的、乡土的、繁华的、宁静的、怀旧的、时尚的、国际的、地域的、社交的、动感的、恬静的、养身的、康体的、科技的、智能的、民俗的、风情的、童趣的、娱乐的、保守的、前卫的、超现实的、山景的、水情的、SOHO的、LOFT的、HOMETEL的、SPA的、YOYO的等等。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定语”为社区文化主题的创造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依据。

  快乐成为生活第一需求

  伊璧鸠鲁说过: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与终点”。

而今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却在我们身边无情地发生了——愈是富有就愈感觉空虚,愈是有钱就愈缺少快乐,愈是发达的城市里生活节奏愈快并且工作压力愈大。

当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美国也正在与暴力、空虚、犯罪和霸权等等联系在一起。

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精神压力正在无情地耗蚀着人们有限生命中的快乐时光。

  当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之时,“幸福指数”却未见提高多少。

物欲横流扭曲了戴着种种假面具存在的人们的现代生活。

人们的自然寿命逐年上升之际,心理生活质素却在下降。

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幸福无法划上等号。

金钱既象征着所有关于幸福的梦想,同时又象征着所有追逐金钱者的噩运。

正让我们想起了赫尔岑的诗句对现代人的描写——“那么缺乏情感,那么狭隘的视野,那么缺少激情而见识浅陋,那么虚弱的思想”。

  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演变已经到了让今人必须审视生活品质的阶段。

“中国人力资源网”的一次四千人的调查表显示,目前只有31.6%的人认为自己能有效胜任工作并有较高的成就感。

另一项大型社会调查结论也显示,中国职场就业者2004年的总体压力比2003年上升21.5%,2005年更比上年高了52.3%。

无以数计的人们“工作着但不快乐”,“活着而不幸福”。

“不快乐”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病。

  据2005年中国16座城市“生活方式”的调查,“亲近自然”和“与家人游玩”成为最重要的需求主题。

“解脱压力”和“享受自然”成为城市居民新的消费需求主体结构。

当代人快乐指数下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均寿命在延长。

“老龄社会”中一部分老人在健康质量方面存在问题。

人们真正希望的不只是长寿而是“健康的长寿”。

此外,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在滋生着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疾病”。

  聪明的商家们开始创造各种可能来满足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快乐生活的需求,于是娱乐的、康体的、休闲的、游戏的、鉴赏的、体验的等等服务成了现代服务业中最为重要的体验式产品。

“快乐”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需求。

  在这个物质社会里,何处才是精神家园?

什么样的生活才能令人真正快乐?

  健康的生活奠定快乐。

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一个最质朴的真理——“健康才是个人最高的物质幸福”(托尔斯泰)。

(身与心的)健康是“1”,人生其他的一切诸如工作、事业和情感等等都是“0”,有了“1”垫底,所有的“0”都可以成为“1”后面的阶数,反之则一切都只能是“0”。

  学习的生活丰实快乐。

“好人天生的欲望是知识”(达·芬奇),“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米兰·昆德拉)。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信息爆发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在自我学习方面量、质和速度都必然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人们必须在不断的再学习和交流中寻求人生真谛和自我价值。

  休闲的生活享受快乐。

哲学家认为,“游戏”是一种生活精神,“游戏”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为了生存和进取,人们的头脑和身躯大多在尘世的纷忙中疲惫不堪,故而特别需要利用业余时间去享受节奏淡定而身心愉悦的悠闲。

快乐真正的秘密在于精神“自由自在”。

  艺术的生活创造快乐。

继信息爆炸之后,我们必定迎来文化艺术的“爆炸”性扩容。

艺术是一切创造的源泉和动力,故而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和影响生活,创意和艺术正在愈来愈多地直接走进我们日常的生活。

物质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只有精神带来的快乐才是无限的。

  安全的生活护卫快乐。

“9·11”事件标志着继上个世纪后半叶因为核威慑力量形成之后的平静已被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恶势力重新建构。

现代生活中还存在着越来越多的由人类自己造就的不安全因素——自然灾害、建筑安全、传染病以及房屋病等等。

  歌德说“人之幸福在于心之幸福”。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沿一说“下班后的生活决定个人的竞争力”。

彼得·德鲁克批评过那种“独自在旷野中操作一台高速旋转的车床”的“工业时代的隐者”。

台湾管理学者刘维公则认为“过去休闲是为了补充劳动的体力,如今休闲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创造力。

”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认为理想的生活是“有点钱但不要太多,有些权也不要太多,但一定要有大量的闲暇”。

看来,我们很需要重新认识与评估休闲和快乐的当代生活价值。

  本届世界杯的标识是“大力神”托起的三张开心的笑脸,我想那绝不是设计者偶然的创意,实在是因为快乐无时无处不在成为今人追逐的生活目标,足球产生的快乐成了世界杯让球迷们为之癫狂的奥秘。

正如伯恩斯坦的那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微不足道”。

  设计让生活更艺术

  在欧洲,古希腊奴隶制时代的人们追求思想自由。

中世纪神权时代的人们为了享受现实的幸福,近代的西方社会里自由成了人们新的生活目标。

而到了现代,当理性主义泛滥之后,种种非理性主义的个性化人生观相继出现。

于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设计”的力量从欧洲蔓延到全球,日渐明显地影响人们的个性化生活,生活化的设计在渗透甚至取代许多原有的艺术形式和生活形态。

  在物质文明较低水平的时代,人们不大会在意产品、服务和生活的“设计性”。

解决“温饱”的需求和创造“舒适”的生活有着本质不同。

当中国城市的“恩格尔系数”普遍降低至40%以下时,人们发现知识的世界未必就是美的世界,遂对生活的个性化和时尚化方面的要求有了重要的改变。

今天设计的市场需求和设计的技术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设计”已成了这个时代和未来时代的人们追逐时尚生活的必然行为。

  真正的设计是创造性智慧的反映。

我们今天幸运地处在一个设计思想相当自由的时代,伟大的设计调动着人们的生活情感。

时尚、潮流、个性、人性这些先前我们只能奢想而很少问津的生活内容如今变得已经俯拾皆是。

反过来,色彩斑斓的、多元而高品质的生活体验又为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设计创意。

  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有句名言——“市场不是调查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而新的生活方式创造新的市场。

今天的人们通过自己、家庭、团队或者社会分工所完成的各种“设计”行为,使得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由“设计”创造出来的生命体验。

设计成为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常项”,想象力成了最有价值的资源,一些有突破性创新的设计正在形成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当“设计”广泛地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将形成一种莫大的民族创新力量。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说,“美是艺术的目的和推动力。

”日本设计师西源远藤说,“设计房子就是送个礼物给希望生活常变常新的人们。

”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让我们安居的诗意的创造就是建筑。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艺术与科学不同但却互相关联,它们在审美之时交会。

”无论是关于办公场景还是居住空间,发展商应当通过设计的组织,创造出能够留在人们身边的艺术形式,产生近在咫尺的优雅生活,让激情的生命在创意的场景中轻舞飞扬,并且还为工作者和居住者们留下能够自己继续进行“再设计”的生活空间,一个可以不断产生设计新意的生活空间。

于是,“感官知觉不只借着大大小小各种行为使人的生命有了意义,而且还把现实分裂成充满生命力的碎片,将之重组为有意义的花样”(戴安·艾克曼)。

  建筑空间的“创意性”、“未来性”、“主题性”和“可变性”成为重要的话题,设计可以改变人们感受空间的方式。

而生活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软件的变化中,软件可以更好地体现设计之于空间特殊而长久的象征意义。

唯有变化的软件可能产生和保持生活那永恒的动力和魅力,生活方式也因为有不断发生的原创成果而更显其存在价值。

有时候,“场景比事件更为重要”。

设计有可能帮助解决好建筑与生活的辩证关系。

人们需要生活在设计中同时又需要设计产生在生活里,用创意提升生活的品质又借生活造就创意的始源。

  中产引领生活方式变迁

  在中国,中产阶级正以每年新增数百万人的状态迅速地崛起,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

可是,因为历史原因引起的思维惯性,中产阶级一直未受到充分的重视。

媒体总是习惯把注意力聚焦在社会的两端——富人和穷人,关注富人如何“为富不仁”以及穷人如何“穷则思变”等等。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中产阶级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时隔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产阶级依然是社会里一个颇为重要和特别的阶级,是一个应该受到广泛关注和关爱的群体。

  在中国,由于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城市人均购买力平价的标准实际上已经接近不少发达国家。

多数舆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教育和知识程度比较高,年收入在10万~100万元之间,拥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衣食无忧和富于进取的族群。

中产阶级在比较多地创造和享受着不断更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创造“新生活方式”的中坚,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财富观等等形成了这个时代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重要驱动力。

  与富人不同的是,中产阶级以比较优越的条件过着仍然属于平常人的生活,没有极度的奢华和浪费。

与穷人不同的是,中产阶级以优越的努力创造着优雅的生活,少一些艰涩和苦难。

中产阶级的生活由于其量大、其质高和其速快而在带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中产阶级是新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是一个工作压力与生活优越感并存的阶级,他们喜欢新奇、审美、变化并且懂得个性的、时尚的文化享受。

他们在新的生活方式方面所做出的追求和探索正是今天主流时尚商品和服务的最好尝试。

中产阶级所代表的消费群体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很关注生活的品位素质,他们会选择更加有话语权的设计效果与生活意见。

  阶级形成和成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文化进步的过程。

中产阶级存在之重要意义不在于多了一个社会等级,而在于使这个社会有了一种“中产阶级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重要文化群体的历史向度,代表着进步的、时尚的、鲜活的进步动力。

毋庸置疑,中产阶级拥有相对集中并且成长最快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人数上的迅速增加有许多特殊的时代背景,例如经济成长、收入增加、教育普及、消费改变、国际交流、竞争环境、区域差异、文化生活的丰富等等。

很重要的是,在中国曾经有过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历史断层,所以其基数小而增长快。

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数量还会持续地增加。

正如这个人口大国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在数量上已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形成一个庞大的数字,这对于改变中国人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生活方式具有极大的意义。

  一个真正成功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穷人不断减少的社会,一个百姓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财富受到尊重的社会和一个中产阶级成长最快并且富有贡献的社会。

  生活之梦常绿

  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创造了“第二自然”(即人工世界),每年使得逾千万种生物在地球上永久地灭绝。

现代文明正造成地球史上空前的野蛮。

这个时候,人类终于祭起了绿色的思维。

斑斓的生活正在向绿色靠拢。

  今天的中国在飞快地进步,这是一个文明古国一旦掌握了自己前进的社会密码之后的历史使然。

当人们广泛地受益于经济繁荣的同时,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能源紧张等问题正在严重地破坏着我们现在和将来生活的质量。

每年近两位数的持续经济增长确实让国人欣喜,然而与经济同时增长的是高速发展引起的资源消耗所带来的资源日近枯竭所产生的民族恐惧。

  中国的未来必缺能源,而我们今天的平均建筑能耗却几乎是世界水准的三倍。

与发达国家寿命长达数百年的建筑相比,中国的许多建筑往往二、三十年就被拆掉。

当发达国家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和“可再生能源”奉若圣典之时,国人却还在固执地消耗着许多本不应该大肆消耗的宝贵资源。

  要让十三亿人口在我们这个大约只有一半国土可被有效利用的国家决非易事。

试想,平均每人增加一平方米的居住空间,就意味着十三亿平方米的总数,相应的建筑成本就至少需要1.3万亿元人民币。

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中实在有许多东西不应该受到鼓励,而最有效的节约则在于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方面的材料节约以及生活方式上的绿色革命。

  哲学家赵鑫珊教授认为,“家”与“家庭”不是一个概念。

“家庭”(Family)乃是“家”的一个部件,是个人的心灵空间,而“家”(Home)则应当是地球的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今天造房既是为了服务于无数小的家庭更是为了服务于一个大的“家”。

如果只为了个体家庭的栖居而牺牲地球村的整体环境,人类必然会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之中迷失自我和终尝恶果。

  被尊为建筑界泰斗人物的诺曼·福斯特说:

“就公共空间而言,一幢大厦应该尝试要回馈城市。

”建筑占用了城市的物理空间,所以就需要通过技术的应用对城市的生活空间予以弥补。

人类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破坏了自然,所以就需要同样用“人造”的力量恢复和再造自然。

  未来的居住一定是绿色的,除了太阳能、中水利用和建材回收等等行之有效的技术性举措之外,我们的设计师、开发商和居民们都应该成为未来绿色生活的设计师、创造者和践行人。

当每个人在建筑和生活方面的“绿色思考”乘以这个“十三亿”的因子,中国人将为世界创造一个无比规模的绿色明天。

重要的是,那个需要深入民心而形成十三亿人自觉行动的“绿色生活观念”。

  英国智囊机构“新经济基金”组织七月十二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地球上最幸福快乐的国家并不是大家熟知的发达国家,而是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

该调查综合考虑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寿命和环境承受力等多项指标。

该项研究成果表明,各国应该在充分重视环境与资源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

未来生活的梦必定是绿色的,因为惟有绿色才是我们这个星球最本真的底色,也惟有绿色可以让我们人类赖以长久地生存和繁衍下去。

  新生活方式进行时

  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曾提出过“生活世界”的观念。

他认为生活世界是“始终在不断相对运动中为我的存在之物的总体”,即是随着每个个体的主观视域运动而发生变化的世界。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人文化成的历史,也是一个生活方式演进的历史。

人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与地域和与时代相关联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进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与人口增长的曲线一样,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近现代发生了重大突变。

今天的生活方式具备了加速进化条件——经济的进步使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的进步使得许多以往只能想象而不能实现的东西有了可能,交通的进步加速了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的交流和互动,文化的进步使得人们的观念和习惯发生了转型,而社会的进步又导致了人们面对不少新的诱惑、干扰和困难。

  我们身边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新生活方式”确在引导着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的出现和升级。

例如,“卡拉OK”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的表现欲和情感渲泄。

因特网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体验另一种人生。

“购物中心”的出现使购物成为逛街的多维乐趣。

主题文化的出现使不同的生活方式成为住区卖点的差异。

波音787和空客380的出现使远程的飞航成为旅途的享受。

青藏铁路的通车使本来艰难的“天路”成了观景和休闲的旅程。

  如今的城市人大多已经挣脱了温饱的困扰,转而在尝试和追求从“小康”到“富裕”的生活体验。

“衣食固其端”之后有了“人生归有道”(陶渊明)。

此时,如果我们还只是以顺应和跟从传统生活方式去思考产品和服务问题,就只能在同质化竞争的“红色海洋”中无情搏杀。

倘若我们能够意识到“新生活方式”所引领的崭新创作空间,则将拥有一个无限大的创造前景。

  “新生活方式”具有若干时代的特色——其一,便捷,人们更加珍惜忙碌中飞逝的时光;其二,安适,人们更加希冀动荡和忙碌之中的淡定;其三,时尚,人们更加觉得变化的审美潮流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其四,享受,人们更加知道生活不只是付出和给予;其五,健康,人们更加清楚唯有健康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其六,生态,人们更加懂得履行作为人类的社会责任;其七,人性,人们更加感悟到人本身存在的重要;其八,精致,人们更加了解细节到位才是品质和品位的保证。

  人们总是从生活方式的进化之中感受着社会的进化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进步。

如今许多人对市场的期许已不只是某个单一产品和简单服务的局部改变,而是一系列集群后的内容和形式所带来的生活形态的“内核”创造和系统改变。

有专家认为,生活方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正在将看似毫无联系的商业孤岛联系起来,并且形成一种崭新生活方式的新的商业空间。

  我们今天在研究“新生活方式”及其成因的时候,能够找到许多与之相关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依据,诸如“建筑空间美学”、“娱乐文化”、“生活经济学”、“体验经济学”、“艺术经济原理”、“情感空间论”、“当代伦理学”、“审美体验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等方面的重要学说。

  在探讨住房问题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格外关注成本、价格和产品结构问题,却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进化中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创造着新的市场需求。

  “生活”与“过日子”大不一样。

今天的“生活”是什么?

——是快乐事业的美丽,是都市节奏的居停,是劳顿过后的畅饮,是纷忙之余的长假,是苍茫戈壁的远足,是探险云端的漫步,是深蓝碧潭的潜游,是盛满风景的窗口,是品味小康的知足,是发现之旅的渴求,是茂林深处的呼吸,是炫彩之夜的优雅派对,是邻里之间的童趣亲情,是游艇甲板上的海风,是心路开启的顿悟,是创意想象的玄妙,是精致的审美细节,是恋物私藏的专注,是雪茄吧里的闲读,是寒江独钓的清静,是卸掉面具的真纯。

  在这个时代,多元的生命体验构成了“新生活方式”的文化系统,而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创造、享受、体验”莫不深藏于“新生活方式”之中。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产品创新的重要动力,人们对“新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在催生着种种商品和服务的更新与复兴。

简·雅各布斯在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说,“设计一座梦幻城市容易,而要塑造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却煞费思量。

”如今,当我们终于明白是为了生活方式的整体改变而不只是为了某种商品本身的局部改变而在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设计与创造时,思维的起点和终点可能会发生可喜的变化。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我们不难想象,孟子当年所谓之“身”,是身心的修炼加上生活的体验。

在过往那些只能“过日子”的岁月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不得不为了工作而牺牲生活。

而现在和将来,我们应该也可以快乐地工作而不需要牺牲生活,不断更新转型和进化的生活还会成为使工作不断进步的积极动力和创意源泉。

  八十多年之前,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曾对他的员工们说,“我们在工作时决定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什么,我们在娱乐时决定我们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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