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善意的善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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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善意的善改

毫无善意的“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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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善意的“善改”-历史论文

毫无善意的“善改”

文王月

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日本人在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上花了相当大的力气：

借鉴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规划设计、仿造巴黎建造、亚洲首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城市……日伪的目的很明确：

中国东北已是“日本国土”，要永久霸占，必须有大量移民，而现代化的城市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是吸引移民的必要条件。

畸形的“田园城市”

对于中国的城市，日本人有着自己的“规划”。

1937年12月，驻留上海的日本陆海军就已经要求日本内务省，向上海派遣土木技术工程师。

翌年，日本派来的包括港湾、城市规划在内的12名专家来到上海，一个《大上海都市计划》就诞生了。

其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租界，计划又发展成彻底改造上海市中心的方案。

为了形成纪念性的城市轴线，他们选择彻底改造北至南京路、西至跑马场的浦西英租界，拆除所有的现存建筑，全部修成巨大的板式高层建筑。

巨大的轴线穿越黄浦江到达浦东地区，在两岸创造两个象征性的中心：

浦西是“帝国”的行政中心，浦东则是一组纪念性建筑——“日华慰灵塔”。

这种格局，正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独裁形象。

不过，这一规划由于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停留于图纸之上。

在当时的中国，另一个著名的城市是长春。

“大屋顶，两排树。

圆广场，小别墅”，就是当时长春人对伪满时期长春市容的鲜明记忆。

对于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人也是可谓“花了大力气“来建设：

这是当时的中国第一座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唯一的一座仿照外国首都（巴黎、堪培拉）建造的城市，亚洲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城市，甚至比日本东京还更先进。

长春的规划建设，还借鉴了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整个长春将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

规划中，到1942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

花了这样大的力气，日本人的目的很明确：

吸引日本民众移居东北。

对于日本而言，东北是“国土”，要永久霸占。

想要长期占领，必须有大量的移民。

而要让日本民众离开家园前来东北这块陌生的土地定居，就必须提供现代化的城市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但实际上，东北的城市当时是严重畸形的。

以长春为例，为日本人提供的一级居住区每平方公里为04万人，各种配套十分先进齐全；为中国人设计的居住区却是每平方公里l.2万人，基本就是原来的老城区加上日本人修的两条大马路。

受日本人居住区环境好、档次高的吸引，来东北的日本移民数量急剧增长至l4万。

而长春总人口也达到121.7万人，超过东京（都市区），号称“亚洲第一大都市”。

但是，这里也是反抗日军侵略最激烈的城市。

沦陷14年间，长春工人和学生从未停止过抗争，少则几十、上百，多则几百、上千人参加罢工、罢课。

有一次，长春地下党组织3000多名榨油工人举行总罢工，被当局惊称为伪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罢工。

长春市民因地制宜，还采取了各种方式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工商业者张泽多决定，在“新京”市（即长春）内开办一个酱油作坊。

当时开作坊都被要求必须冠以“新京”“国都”的字样，但张泽多不理那一套，硬是把作坊起名为“长春酱园”，就是要以“酱”寓“倔犟”，以“园”唤家园，表达内心深处对家乡故园的怀念和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

而曾任吉林省高等顾问的王西秋，伪满成立后，有人请他出山为官，遭到他严词拒绝：

“我不能忘记自己已是亡国奴了，我的良心告诉我，誓死不能当汉奸！

”后来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纠缠，他干脆回老家农安县隐居。

1940年以后，长春民众自发的反满抗日活动更是此起彼伏：

1942年冬，市内出现大量宣传反满抗日的传单和漫画；1943年秋，关东军宽城子仓库被长春人烧毁，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两夜；1944年冬，市内两名夜间巡逻的日本警察先后被杀死……

“经济犯”和“勤劳奉公”

同伪“田园城市”的好景并不长。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当局缺乏财力和人力，长春…些在建的公园被迫停止建设。

1943年，为了节省原料，又将大量正在建设中的建筑全部停下来，城市里就出现了大量半截子工程。

又由于缺乏汽油，满街跑的公交汽车陷入瘫痪，伪满当局只好变更规划，重新发展电车运输——本来，为了美观，长春的规划是市内不发展电车，以公共汽车为主——甚至还提出过建设地下铁路的设想。

长春不复美好，是因为“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日本战局吃紧，就顾不卜“形象工程”了。

原来的城市规划随意改变，后来的修建飞机场，建设重工业企业，目的就是加速掠夺东北资源。

彼时，煤铁运往日本，粮食也要运往日本，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其中一半都要作为军事用粮和对日出口。

每年关东军征完粮，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

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时便实行配给制。

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

那时，柳春在大连读书，她回忆道，大米是专门配给日本人吃的，中国人只能吃苞谷和高粱米。

那时她的小妹妹刚出生，因为粮食不够，营养不良，母亲的奶水很少，便让柳春回旅顺老家一趟弄些口粮。

柳春心想自已是学生，还穿着日本学校的水手服，捎带点粮食应该没问题。

她把粮食缝在一个长筒袋子里缠在腰上，藏在裙子里，但最后还是给车站的乘警搜了出来，认为她是“走私犯”“经济犯”。

柳春解释说是因为小妹妹没有奶吃，对方也不听，还打了她两个耳光。

柳眷只好哭着跑回家。

把在学校里吃的“日之丸”留一点带回去给小妹妹吃，但小妹妹还是因为营养不够而夭折了。

“日之丸”，就是一大盒白米饭，没有菜，饭正中间放一颗酸红梅，象征日本国旗。

学校的规矩是每周都要吃一顿，就是让中国学生吃了这一顿饭而不忘日本天皇，不忘所谓的“大和精神”。

饭前要“静坐，低头祈祷，保佑天皇，保佑日军打胜仗”。

柳春回忆说，他们班里的中国同学都在心中骂日本人，偷偷诅咒“小日本快完蛋吧”。

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有两门课：

日语和“国民道德”。

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

“国民道德”也就是奴化教育。

不过到了战争后期，更重要的是军训课。

军训课合格的，入伍就有军衔。

这实际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

于是，学生们就整天在训练场或田野上摸爬滚打，接受各种军事训练，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再后来，又有了“勤劳奉公”。

这就是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为其侵略战争效劳。

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活等。

三、四年级就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

“勤劳奉公”并不限于学生。

事实上，除被征兵者以外的青壮年劳力，都要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日满的工矿、军事工程劳动。

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平民，满洲人聚居地区也不能幸免。

在这场对中国人劳动力的掠夺中，饿死、累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

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残暴统治，连满族人也无法忍受，要起来“造反”。

爱新觉罗·宪东，是川岛芳子的弟弟，末代肃亲王善耆的小儿子，就毅然加入了东北抗日地下组织，并且在满清贵族之中发展出…个规模惊人人的情报网。

而东北的青年学生，更是将伪满洲国的总理府变成了东北抗日情报联络点——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是“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

他利用自己的住所为党组织藏匿进步书刊和秘密文件、抄写情报、提供开会场所等，还借父亲的关系在一些要害部门安插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另一方面，他还利用父亲的特殊地位，刺探到火量一般人无法得到情报：

伪满公路的分布和扩建情况；伪满大汉奸和“宪特”的名单；长春市区要图……

封锁

张爱玲的上海，停留在沦陷时期。

从她公寓的窗口望出去，那个旧上海似乎总是井井有条，不慌不乱的。

十字街口永远是热热闹闹的，电车是按时收班的，公寓里的生活，有小孩子嬉笑打闹，要买菜做饭，耍读报会客。

张爱玲跟大汉奸胡兰成谈起了恋爱，很多人都为她惋惜。

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只有张爱玲在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实在是异数。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小说的名字，写的是“封锁”导致的一场电车上虚幻的爱，还挺浪漫的。

但当时上海人眼中的“封锁”，是恐怖的。

一旦出事，日军就封锁出事地点，实行军事戒严，大肆搜捕，不少仁人志士死于其中。

普通老百姓一旦碰上被封锁了，就是成天都在封锁中，哪儿也去不了，甚至有五天五夜不许进人进车，生活自是苦不堪言。

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4个小时，孩子就死掉了。

1941年除夕，沪西愚园路发生日宪兵被击事件，日军在这一地区封锁了7天7夜进行搜查，适逢天冷下雪，冻死饿死了许多中国人，出现了难产孕妇无法送医院致死的情况。

但封锁时，日侨一律是通行无阻。

当时的上海，日本人不少，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

曰军掠夺了许多中国人的工厂、企业，叉增设了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公司、商行、机关。

从中国掠夺的能源和物资，可以给日本雇工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大批日侨便举家来到上海。

到后来，整个虹口尽是日侨和日本商店、公司，街上一片木屐声。

中国小贩则以日本话叫卖。

日本占领了上海，加强了对上海社会的控制：

颁布了《上海市大道政府警察局违警暂行处罚条文》。

该条文规定了很多不能做的事：

人烟稠密处，不能燃放烟花；公共场所不能高声放歌，不能横卧；夜间不许无故喧哗；不许随意便溺，不许乱倒垃圾；不准乱贴春药、堕胎药的小广告……违者罚款或拘留。

这些条款相当细致，以往在道德层面的要求，现在都成了法规。

日伪政府在上海的统治相当严酷，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非常不易。

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不断上涨，为了养活自己，很多中国人只好去日本的工厂做工。

但是，日侨可以吃白米饭、饮日本酒，中国工人就只有吃着像牛马料一样的饭菜。

上海有名的杨树浦发电厂，中国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数度举行罢工，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以刺刀强迫工人劳动；在松下电气工厂和木代造船厂，都发生过中国女工因小便超过了时间便遭日本工头毒打的事情。

对此，工人以罢工来进行反抗，此起彼伏，甚至连上海邮电、自来水厂和电车这些服务公共事业的工人也要掀起大规模的罢工。

1939年，日伪特务在租界制造了18起恐怖案，打死多名爱国人士。

在日本占领的虹口又发生3起出租车司机被杀害事件。

于是，全市4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便一起罢工，“拒驶虹口”。

他们为被害司机举行大出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

后来，日本加紧利用上海工业基础，竭力扩大军工生产，工人们的反抗就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还故意制造各种“事故”：

棉纺厂的工人暗中将肥皂头、山芋皮丢进传动皮带，使其打滑；发电厂工人故意不去修设备，导致发电量下降；机器厂工人故意违反工艺规程，造成塑件有砂眼，不能用；江南造船所建造一艘日军急需的轮渡，工人暗中做了手脚，导致船一下水，龙筋弯曲，船体变形、渗水，日本人只好把它拖进船坞重新返工……生意

生意

沦陷时期的生意，真是不好做。

海一个五金店店员颜滨在日记中写道，“本号的货物因受统制的影响，生意清淡得可怜，尤其是这几天几乎是完全停顿了。

所以，我们除了吃饭之外，简直毫无别事，因此无聊之极！

”

但是，要维持生活，必须要做点事——当时因为日本大肆掠夺，经济环境恶劣。

一旦失业，人就要马上陷入绝境，甚至妻离子散。

颜滨写道，他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妻子给人家做奶妈，老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了乡下，生活无着。

而他的姐夫“启昌兄在做的永盛薄荷公司准备在月底解散了，他家三人（爹爹、四阿哥及启昌兄）俱将因此失业，真所谓要坐吃山空。

”

统制，也就是日本推行的“强制性干预”和“管制”经济的体制，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垄断经营，又经常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

1943年，日本棉布统制会受日军委托，实施“棉布紧急统制”，封闭上海仓库。

中国人所存的棉布，一夜之间顿成乌有，损失之大，难以计算，有的资本家甚至要自杀，但是日商却可用各种名目从仓库中提取棉布。

垄断之外，也要掠夺。

虹口地区的曰侨，大多都是强占的中国居民的房屋——如果是空屋就直接破门而入，如果有人住就让军队先赶走住户。

新大祥布店变成“森永糖果店”，中国银行改建为“东洋食堂”，原新中央电影院，改为“银映座”，不准中国人入内。

日本人有钱，那就做日本人的生意。

苏州菜馆倒是深谙此道。

沦陷时期，餐饮生意并不好做。

日军大肆搜刮，导致各种民生用品物价飞涨；曰伪政府从乡村收不到税（因为有游击队），便想办法从城市收更多税，这便有筵席捐、旅馆捐等的产生，筵席捐甚至还要使用累进税制，普遍在15—40%之间，高得吓人。

菜馆直接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菜单上，利润甚至要超过50%。

价钱如此之高，但是在苏州，菜馆生意却很兴隆。

哪怕后来菜馆职工公会成立，也从来没有闹过罢工或者要加薪，可见生活确实过得不错。

对此《江苏日报》都大惑不解，发文质疑。

其实很简单。

菜馆全都开到景德路了，那边是日伪政府机关的所在地，日本人多。

原本统治苏州餐饮的，是徽莱，因为徽商多。

但在抗战后期，上海菜馆大量出现，这是因为同是沦陷区，苏州物价较上海便宜，又还算安宁，很多上海人就移居苏州。

北京莱馆也出现了，四川菜也传入了，但徽莱只剩一家——因为徽商的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

后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日伪政府只好缩减开支，实施节约生活政策，高级菜馆要改为平民食堂。

哪怕物价急剧攀升，莱馆只能按限价销售——这是日伪政府的强制规定。

按规定，粮、油、盐、棉等物资都属限价物资。

日伪为加强经济掠夺，一边滥发纸币，又要限价，把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商人。

商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便开始反抗日伪掠夺性的物资统制体系。

你限价，我就提价，这是最直接的抗争办法。

提价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只将小众、瑕疵的商品摆放在柜面出售，应付限价，而将紧缺、上等物品用于暗盘交易，比如米店公开出售的只有配给米和不在限价之列的面粉和杂粮，前者质量太差，后者非南方入主食，所以店面表面看起来营业清淡，实际上私下交易非常火爆。

另一种方法，就是以口头报价或隐藏标签的方式暗中抬价。

限价的政策，要求将商品的最高限价公示于众，店里必须要悬挂标签。

但商家就要么把标签挂在不显眼处，要么就发明了另一套计价体系，完全不按限价来卖。

不过，相比此前江南十多万农民举行暴动消灭日伪军的征粮队，商家的抵抗还是比较消极而且隐晦，但很快就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了。

原本只做黑市和走私的各路摊贩，大胆将摊位摆到街头巷尾，还大规模进军市内大商场，他们以哄抬物价的办法来反抗限价，令日伪政府防不胜防，取缔了很多次，紧接着又有摊贩加入进来，抓都抓不完。

最后，限价政策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