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口述史 蒋闽平回忆母亲俞友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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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口述史蒋闽平回忆母亲俞友梅
【百姓口述史】蒋闽平︱回忆母亲俞友梅
题记：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
但是，你必须摆脱苦难，否则它是你的耻辱。
母亲独自把苦难带走，而将幸福给了全家。
千里皑雪飘梅馨——缅怀母亲俞友梅□蒋赣平蒋闽平（执笔）蒋皖平在皖南锦绣富饶的土地上，从黄山余脉发源的青弋江、漳河，婉延曲折数百里。
它的无数支流，有些是没有名称而被乡民称为“外河”的圩乡河道，它们就像人身上的毛细血管，灌溉、滋润着江南圩区平原的每一寸土地。
两条江河，水可以相互通达又各成体系。
在漳河以东，青弋江以西的百十里圩乡平原中，一条漳河支流从张公渡分流，经许村埠往北到一个叫丁坝的村子，向西拐了个弯又折向北，与青弋江支流资福河、沙河港在八尺口会合，最终融入长江。
丁坝村是个有五十几户人家的村子，在圩乡算是一个中等规模村庄。
外河由南向西划了一个漂亮的弧形。
这里风景秀丽，土壤肥沃，作物丰盛。
丁坝村村民都姓俞。
俞姓在这一带是大姓。
距丁坝村五里许的谢家坝，是安徽农民暴动组织者俞昌准的家乡，这里曾经设立过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农民暴动指挥部。
而对岸的俞家埠，在芜湖沦陷后，接纳过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和县党部。
在丁坝和下坝之间，矗立着一座巍峨显赫的俞家祠堂。
它座落在圩堤外侧一片高坡上，汉白玉的柱底，二人抱合的柱子，椽梁斗拱上描彩涂金雕刻着各种古代人物，陈述着《孟母三迁》、《孔融让梨》、《曹冲称象》、《桃园结义》等历史典故以及《二十四孝》的故事。
形态惟妙惟肖，望之栩栩如生。
大门旁有一对硕大的汉白玉门当，前面有四根石柱，门边两根刻着一副对联：
“孝悌本家传历代常兴桐叶崇封分禹甸；春秋龙祀典沧桑无恙棠阴终古恢陵阳。
”大门上方“春谷俞祠”四个大字，刚劲飘逸。
大门的对联是：
“春谷家声远；文献世泽长。
”很是气派。
祠堂很大，又有许多厢房，民国以后地方士坤逐渐接受民主思潮，由俞昌培、俞昌公、俞昌寿等人牵头在祠堂开设“俞祠小学”，后又改为“新闻中学”。
主要招收俞姓家氏的子女入学，接受启蒙教育和新文化教育。
1918年（戊午年）十一月，母亲出生在丁坝村。
母亲排行第五，前面有四个哥哥，后有个妹妹（冬珠）。
外祖父俞鸣岐是下林都圩圩主任，家有田产六七十亩。
大舅俞尔行（私塾）小舅俞尔豪（新学）都是教书先生。
二舅俞尔会，三舅俞尔宣种田。
母亲到了八岁，看到与她一般大的孩子都去学堂读书，就吵着也要去俞祠小学读书，外公外婆拗不过只好答应。
在学校，母亲接受新学教育，明白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许多新道理，为她日后逃避包办婚姻，投身抗日宣传打下基础。
母亲从小聪慧，身材高挑，长得明眸皓齿，又断文识字，说百里难挑，一点也不过份。
安徽南陵圩乡每年三月有唱戏的习俗，乡间谚语：
正月过年，二月赌钱；三月唱戏，四月做田。
每逢唱戏，四邻八乡的人都会去赶热闹。
母亲也去看戏，那些男青年看见母亲会追着打“哦呵”（起哄喊好）。
外公知道后很不放心，以后但凡母亲去看戏，一定有几个哥哥陪同做保护。
16岁后上门说亲的就没有断过。
我外公家境殷实，自然要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
经过再三权衡，允诺了对岸沙坝朱一家有田产，人品也说得过去的少爷。
但是母亲对这桩家长包办的婚姻十分反感，小舅俞尔豪与母亲同在俞祠小学读书，也支持她反叛这门包办婚姻。
母亲十八岁，朱家要迎娶。
母亲以没有完成学业为理由往后拖延。
到了第二年，母亲学完了小学全部课程，而朱家迎娶的呼声也越来越紧了。
那一年，抗战全面爆发，全国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参军，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
在地下党员俞锡恩和小舅俞尔豪的帮助下，那一年的夏秋之际，母亲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只身离开了故乡丁坝，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一腔革命热情，和其他许多热血青年一起，在青弋江畔的湾止坐船到芜湖，在芜湖再乘轮船逆江而上，到江西在赣南报参加了“第三战区战时干部工作团”。
那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全国军民守土抗战热情高涨。
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在“战干团”，来自平津、苏浙沪皖的爱国有志青年，怀着一颗抗日报国之心，集结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下。
有医学专长的去了战地医院从事医护工作，其余大部分编入演剧队做抗日宣传工作。
在那里，母亲参加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演唱“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
母亲还学会许多向往新生活的歌曲。
直到现在，我还能够回忆起小时候母亲教我唱的《春回来了》那首歌：
“春山如海，春深如黛。
春水绿如苔。
白云，快飞开，让那红日露出来。
风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吹坏。
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园里园外，万紫千红一起开。
桃花红，红艳艳，李花白，白皑皑，蜂飞来，蝶飞来，把花儿采，那么更开怀。
”《秋水伊人》“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踪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人们常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我们从小受到母亲的教诲和熏陶，长大了都具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诚实、勤劳的品质，还具备对文艺爱好的潜质。
这为以后立足谋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江西的日子在那里，母亲结识了父亲。
父亲蒋国权（宝陵）1916年出生，属龙，长母亲两岁。
父亲原是北大工商系二年级学生，由于日寇入侵，华北已经安放不了一张平稳的书桌了。
父亲在老家德州沦陷后，就涌入到逃难的人流中。
到了江西，看到三战区战干团正在招募青年，于是就报名参加了。
父亲在北京读书期间就酷爱京剧，并且拉得一手好京胡。
父亲是山东汉子，长的人高马大，英俊潇洒，字也写得漂亮。
而母亲是身材窈窕，肤色白嫩，气质高雅而且风度不凡。
在演剧团是令人刮目的一对。
他们除了心仪对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战干团那些当官的家里有太太，不怀好意的大有人在，凌辱女学员的事常有发生，为了明哲保身，有个男友就有了保护伞。
于是，母亲和父亲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行将结婚前，父亲如实告知自已已经有过一次婚姻，并且还有两个女儿的事实。
经过一番痛苦的煎熬，热恋的感情难以割舍，况且，在战争的状况下，日寇的炸弹天天轰炸，生命如草芥，朝不保夕。
母亲最终还是选择了嫁给父亲。
这个决定，命中注定，母亲将为此背上沉重的十字架，直至生命终结。
但是，父亲也是母亲唯一所爱。
她爱得真诚、爱得深沉，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孩子们的责任在以后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1939年夏天，父亲与母亲在江西于都结婚。
结婚后的那段日子，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日子。
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说过，那时，父亲常陪母亲去剧场看戏。
有一出《杀子报》又名《油坛记》的戏，讲的是有个经商人家，死了前妻，续了后母，后母两副面孔，心肠歹毒。
丈夫外出经商就百般虐待孩子，无所不用其极。
后来与奸夫竟将孩子谋害，肢解后藏在油坛里。
最终真相大白，恶人受到惩罚。
母亲每每看到此都会泪流满面。
她对父亲说：
“世上若是真有这样的事，那么这女人实在太可恶了。
”1940年农历五月初三，大哥赣平在江西于都出生。
三口之家充满了忙碌、快乐、幸福和温馨。
这时，母亲己经退出了战干团演剧队，一心在家担当起做母亲的职责。
有一次，母亲抱着哥哥和父亲从剧团往家走，有个女同事遇到，就看看孩子，问孩子像谁，父亲顺口说了句：
“像你”。
母亲一下子就生气了，二话不说，把襁褓中的大哥往路边草丛一放，径自走了。
后来父亲一而连三地道歉，母亲还是不依不饶：
“我们的孩子怎么可以说像别人呢？
”这就是母亲的性格，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家人孩子坚贞不渝。
她的眼睛揉不得沙子。
三十年后，除大哥外，我们全家十口由内蒙古遣散，回安徽落户，人生境况掉到了冰点。
妹妹首先考取到南陵黄梅戏剧团，当她对自己的婚姻作出抉择时，母亲顶着压力，毅然支持自己的女儿。
当时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既然决定了要跟他，那么就不可以变心。
他做官你坐轿，他讨饭你拿碗。
”妹夫丁可胜是剧团作曲，心气高傲人所共知，但他一辈子都敬重母亲老人家，是母亲富贵不淫、贫穷不移、朴实忠贞的爱情观感动了他；母亲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恪守着这样的爱情诺言。
1942年，日本人攻占了浙赣线，第三战区成了敌我双方胶着状战斗的区域，父亲是学经济的，已经奉命调到兵站当了军需官。
但凡部队调动或打仗，都需要供给补充粮食和弹药，兵站工作的繁忙和辛苦可想而知。
父亲经常外出采购或调运。
为了安全，（母亲那时怀上了我）他把家从江西鹰潭搬到紧邻的福建省光泽邵武一带，具体什么地点已无从知晓，反正我出生在福建，这是无须置疑的，闽平的名字也由此而得。
躲战乱，携家辗转赣闽浙苏四省日本人的进攻步步逼紧，兵站的家眷安排撤离。
谁都想早点搬到安全地点。
那一天，本来安排我们家走，另一家有个才结婚不久的太太吵着要上头班车。
我们家母亲带着大哥又怀着我，就让那家先走。
晚上，得到消息说有辆车出了事，翻到山沟里了。
第二天，全家乘车过盘山岭，在山头上看到昨天翻到山沟里的汽车，一车子人全都摔死了，无一幸免。
后来母亲对我们说：
“真是命大。
想想实在后怕”。
苍天有眼，不该我们家绝。
不然我也来不到这个世界了。
1942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我出生在福建农村的一所平房里。
母亲坐月子，兵站派了个叫李富德的勤务兵看家守院。
另外还请了个丫头帮助浆洗。
我们住的房子前后两进，有院子，前面是大路，李富德住前房看大门。
母亲住后房，丫头住外间，便于有事招呼。
后房窗子外是条小路。
俗话说年关近，贼盗多。
更何况兵荒马乱年代。
我小时候吵夜，母亲经常睡不好。
有天深夜，母亲忽然被一阵寒气袭醒，在朦胧的月色下突然发现后墙的窗子被打开，叫丫头点了灯发现贼偷用钩子钩走了父亲的一件大衣。
第二天，母亲吩咐李富德和丫头睡觉一定要警醒一些，因为贼偷第一次得手还有可能再来行窃。
果真如此。
第二天夜里，刚刚把吵夜的我哄睡，母亲却没有了睡意，她睁着眼聆听着，一会，就听到窗栓被拨动的声音，母亲一下子就紧张了，她不知道贼有几个人，万一惊动了会不会进来伤害孩子。
她悄悄到外间捅醒丫头，示意丫头去前房叫李富德。
一会儿，李富德提着支枪边走边喊：
“在那里？
在那里？
”母亲指了指后窗，李富德拉了枪栓开了大门要去追，母亲连声喊：
“别追了！
不能开枪！
”其实，那时贼早就跑了个无影无踪。
1944年农历十一月十九，三弟皖平在江西鹰潭出生。
为了记住母亲是安徽人，就取名皖平。
那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对日作战。
全国的抗战形势由防御转入进攻。
日本穷兵赎武，由于战线过长、资源匮乏而感力不从心。
但对国统区的轰炸却有增无减。
对军需补给线的轰炸更是变本加厉，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
一有空袭警报，母亲就背上三弟，左手牵大哥，右手牵我往防空洞跑。
那顾路上高低不平，坷垃遍地，以致长大后看到父母的脚趾，有好几个是叠在一起的，那是为了带领我们逃避日本人的炸弹，在跑警报的途中被石头踢断而长成畸形的。
在那个年代，人们是多么地渴望和平，多么渴望早点结束战争，父母对和平的企盼就融入到儿子的名字中。
1945-1946年间，随着父工作的调动和交接，全家又在江苏镇江、仪征住过一段不太的长时间。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人们盼望和平建国的愿望却因蒋介石挑起的内战而破灭。
父亲虽然没有打过仗，但他厌倦战争。
母亲带着我们担惊受怕又东奔西颠，更希望有个安定的家，孩子要受教育呀！
于是父亲便趁抗战胜利之机要求退役。
全家暂住杭州等待分配。
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他托关系，找熟人，终于谋得宁波专员公署视察室主任一职。
在杭州我大概五六岁吧，是我最早开始有人生记忆的年龄。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大哥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也吵着要去，母亲拗不过也只好给我准备一个小书包。
别人装的是学校发的课本，我装的却是母亲给的零食。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我央求、撒娇都无济于事，只有眼巴巴地看大哥他们去春游。
结果天下了雨，大哥淋成落汤鸡，他把书包当成帽子戴在头上，书包里的烧饼吃掉了，掉下来的芝麻却弄了一头。
母亲对我说：
“你听话幸亏没有去，不然你这么小回都回不来。
”父亲到宁波专员公署去任职。
全家坐着卡车从杭州搬家去余姚，杭州到余姚150公里，那时路况不好，颠颠簸簸，走走停停走了五六个小时才到。
到了陌生地，扫屋子，安置行李，购买生活用品，还有四岁、六岁、八岁三个孩子。
母亲的辛劳无人替代，只有她独自承担。
余姚安顿下来不久，妈妈又怀上了四弟。
母亲实在太劳累了，她实在不想再要孩子了。
没有地方可以堕胎，听别人说奎宁可以打胎，于是就吃奎宁，几十粒一下子吃，吃了后肚子痛了一阵，还是没能把四弟打下来。
而结果四弟讲话迟，长大后话不多，而且讲话不甚流畅。
他属牛，倒有一股牛的犟劲和韧劲。
小时候我们几个长得很讨人喜欢，加上母亲巧手给我们装扮，大人的衣服经过母亲的巧手改成一件件儿童装，得体又气派。
从呀呀学话开始，母亲就给我们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我们嘴上没有脏话，不会骂人，兄弟之间从不争打，也从来不和别人打架。
多少年后，我们长大成家了，母亲说过这样的话：
“我带养了你们几个后，看现在任何孩子都没有你们小时候又乖又可爱。
”在宁波的艰苦岁月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在大陆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撤往台湾已成定局。
随着部队的撤退，全家又从余姚搬迁到宁波。
当母亲拖着四个孩子从宁波汽车站下车后，黄包车夫一副懒搭理的样子。
母亲答允多给车钱，车夫还是不太愿意拉我们，说宁愿行李多一点，也不愿意拉半大孩子。
这倒是实话。
到一个新地方，六七岁大的孩子哪有不兴奋的，在车上能老实吗？
黄包车重心不稳自然是难干的活了。
像这样的委曲，在我们小时候频繁的搬家过程中母亲不知道遭遇过多少。
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隶属宁波管辖。
父亲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多次去奉化溪口。
因为同姓，祖籍在河南（《金陵春梦》称蒋介石祖籍也在河南。
）溪口蒋氏宗祠后人称爸爸为“同宗先生”这样也得识了蒋经国先生。
父亲名讳蒋国权，与经国先生又同一个字，因此颇得经国先生好感。
蒋介石撤离大陆后，专门留了一艘二千吨位的登陆艇（俗称大开门）供蒋经国调遣。
蒋经国嘱父亲携全家一起去台湾。
军舰停泊象山港。
父亲回来与母亲商议是否去台湾，结果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
母亲认为：
结婚十年，颠簸流离搬家无数次，物价飞涨，孩子又多。
还要跨海渡洋，远别家乡，人生地疏，前景未卜，不肯去台湾。
父亲说自己身有职务，得服从调谴。
母亲却口气十分坚决：
“你要走就走，我不栏，你前脚走我后脚就领着四个孩子去跳甬江。
”母亲性格刚毅，父亲深知她说得到做得到，结果父亲让步了，放弃了去台湾的打算。
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写过一部名为《望断云山》的文学长篇。
以母亲为原型塑造了“香珠”这么一个艺术形象。
只是男主人公去了台湾，女主人公带着几个孩子在大陆翘首期盼两岸和解，国家统一，家庭团圆。
这个主题无疑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现在，两岸实行了三通，两岸的共识和谅解在不断增强。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一定会实现。
宁波很快解放。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不复存在。
靠父亲薪金生活的经济来源没有了。
一家大小要吃饭呀。
原先父亲的薪金随着物价不断上涨，也只够开销，家中没有不动产，也没有节蓄。
正因为如此，解放后我们家的家庭成份被定为城市贫民。
父亲在宁波江北汽车站行李房谋到一份差事。
母亲在家里蒸点包子、馒头到车站去卖。
小弟浙平才一岁多带在身边，有一次小弟走丢了，急得母亲四处找，结果小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被警察看到，交付一个人看管着，总算没有丢失。
不久，人民政权发布公告，国民党员、伪职人员主动申请登记。
如有隐瞒，一经查实予以严惩。
父亲主动去登记。
不几天，几个政府的人到家里要母亲给父亲带上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来人告诉父亲在思训班学习，接受思想改造。
父亲不在家。
母亲没有了依靠，生活断了来源，宁波举目无亲。
偏偏在这个时候，小妹出生了。
我们四个孩子又不黯世事，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跨过这道坎的。
个中艰辛让我们的后代自己去想像吧！
在写这段文字时，我的双眼因泪水盈眶而膜糊，以致看不清电脑键盘该如何敲击。
宁波临近海，又是军事要地，驻扎许多部队。
于是母亲揽起了替军人洗衣裳的营生。
反正衣服脏了总得洗吧。
我那时候七岁，就帮母亲到部队的大操场去收、送衣裳。
我记得洗一件衬衣3分钱，一条短裤2分钱。
一身棉衣5角钱。
那些军官住在街上，他们包月是五元钱，多少不限每月还给洗一次被子。
这时大哥十五六岁，是家中最大的男子汉了，放学回来就帮母亲洗衣服，星期日和寒暑假大哥更是卖力地洗，尤其是冬天洗棉军衣，一想到这段往事，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新马路九十二号的天井里架着一块门板，浸泡后的棉衣很沉很重，大哥左手打肥皂，右手用刷子使劲刷。
瘦小的身板和厚重的棉衣形成强烈的反差。
刷净污垢后，再送到门前池塘的河埠头让母亲清水，啪…啪…啪的捶衣声从早晨一直响到中午。
大哥累了用双手撑着门板，轻轻嘘一口气接着又刷，而母亲的双手，在冬天的塘水里冻得又红又肿。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还当过奶妈。
一个叫刘妹妹的婴儿到我们家，母亲的双乳一个喂妹妹，一个喂别人。
妹妹从小营养不良，严重缺钙。
她五十岁就掉牙齿一定和这个有关。
三弟读完小学就去牛奶场领牧一头水牛，他人小还没有发育呢，牛又犟，吃了人家的稻禾或拉屎在人家门口遭到辱骂是常有的事，而母亲还得陪着笑脸给人家道不完的歉。
家里经常没有菜吃。
母亲咬牙也把每月的定量粮食买回来，我们就用酱油拌饭当菜。
每年过年，别人家都热热闹闹，而我们家冷冷清清。
爸爸到思训班后就没有回来，不久判决书下来了，说是因历史反革命罪判刑八年，投入劳动改造。
在宁波时，母亲接见日还去送点衣物看看爸爸，后来爸爸送到安吉，不久又送内蒙古改造，离家越来越远，他两个月给母亲寄一张明信片，廖廖几个字，报个平安。
后来，军官或接来家眷，或另找新人结了婚，衣服就有家属洗。
驻军也在减少。
洗衣活计就结束了。
母亲为了生活又去修马路。
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去做男人干的苦累活，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
而我们兄妹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学习上进给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
赣平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杭州工业学校，那一年是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享受全额助学金。
我在宁波四中初二时获全市中学生征文比赛二等奖。
母亲的苦劳有了补偿，她在儿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我想，是希望给了她力量，是希望给了她盼头。
人是要精神支持的。
宁波历来是通商口岸，教堂很多，信徒更多。
每年圣诞节是我们很开心的日子。
基督教徒们会舍施给我们一些糖果、饼干和衣服。
他们会说：
“这家人的先生吃官司去了，太太带着五个孩子举目无亲在宁波守着，真是可怜。
”在那几年，母亲也经常带我们去教堂做礼拜，在家吃饭前要我们做祷告。
我想，圣经里的话一定也给了母亲巨大的精神力量。
大哥在杭州读书十分发奋，他清楚自己家庭的境况和自己的位置。
他拚命用功是为了多掌握知识，以后工作好挣钱养活母亲和弟妹，以致于眼睛很快就近视了。
他节衣缩食，不仅不从家里拿一文钱，每月的助学金还有节余。
由于营养不良，在杭州读书期间他患过早期肺结核。
他优异的成绩也遭到了家庭政治和经济优越同学的妒嫉，并且伤害了他的心灵。
三十年后，当他已是余姚市副市长时，同班的同学会他一次都没有到场。
在省厅、市局退休同学的再三邀请下，退休后他才参加过一、二次同学会。
古稀之年，有的同学已经作古，而人到老年也多了一份宽容。
在“工农及其子弟有优先享受教育的权利”的教育方针下，我，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和资本家儿子李仲明，家庭成份是地主的蒋顺帆，初中一毕业就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
2003年6月，我回到离别48年的宁波，见到了李仲明和蒋顺帆，性格豪爽的李仲是我的同窗好友，他在江北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上班。
他告诉我，我们那年考的试卷如今还封存在那里，都没有批改。
背面盖一个兰色方章；“此人不宜升学”。
我除了茫然和感概还能说什么呢？
在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的今天，我写这段尘封的往事，旨在告诉现在的青年人，要加倍珍惜今天的学习环境。
1958年七月，我在浙江省宁波第四中学初中部毕业，虚龄十六岁。
正是大跃进年代。
政策不让念书，市里就得安排工作呀。
于是成立开矿队，反正全民大办钢铁，那些矿石有没有铁，有多少铁，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安置一部分志愿军退伍坑道兵，会打炮眼放炸药，带一帮学生仔，一下就解决成百上千人的就业。
而向上边汇报成绩就可观了：
如何鼓足干劲大跃进，如何重视大办钢铁，采了多少铁矿石……。
我们就惨了。
十五六岁，正是求知识、长身体的年龄，而我们头戴安全帽，脚穿山袜草鞋，肩扛八磅铁锤，跑遍宁波东北乡骆驼桥、镇海、蟹浦一带的丘陵山区，打炮，炸山，撬石，运石头。
在那里渡过亦民（城市户口）亦工、亦农（吃住在农村）艰苦的一年零十个月。
留下一段苦涩的青春记忆。
儿行千里母担忧。
二个孩子，一个在省城读书，一个在乡下开矿。
我每个月会回宁波家里一趟，把在二十几元微薄工资里节余下来的钱交给母亲，回来带些母亲为我特意做的下饭菜。
有一次，，为了国庆十周年放卫星，开矿队取消了假期，两个月没有回家。
寄信的邮局离驻地还有十几里路程，也就没有写信告诉母亲。
有一天，我正在山上撬石头，塘口里来了二位中年妇女，她们在下边东张西望找人。
接着下面有人喊我：
“蒋闽平！
你姆妈来了！
”我一看，果真是母亲到乡下山上看我来了，我解开安全绳，飞快跑到母亲跟前：
“姆妈，你怎么来了？
”母亲说：
“你都两个月都没有回家了。
又没有信。
我心里惦挂呀！
你总说在这里很好，我也想来亲眼看看心里才踏实。
我找了个伴（同学的母亲，儿子也在开矿队），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下车后一路问来，还好找。
”她说得很轻松，我却哽咽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才没有让眼泪淌下来。
这就是母亲，儿子在她心目中的份量重于一切。
大哥毕业后，分配到余姚通用机器厂当技术员。
他没能留在杭州或分到宁波。
但以他的学业成绩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里去更好的单位。
但是这已经很知足了。
是正式分配，又是正式工作。
而我却陷在开矿队的泥潭里苦苦挣扎，不知何处是岸。
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称病，有的托人找关系纷纷离开了开矿队，这时候，父亲的刑期满了。
父亲文化程度高，又有当财会的经历。
在劳改的后阶段就从事统计工作，那时，他在呼和浩特市新生第二砖瓦厂当统计。
厂方执意要他留厂就业。
于是，一份要求做好劳改新生就业人员家属动迁工作的函，就到了宁波公安局有关部门。
其实，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家一直处于被监管被排挤的弱势地位，从新马路七号动迁到二十四号，又迁到九十二号。
号越大，越靠郊区。
那么，内蒙古要家属去支援边疆，国家又正处三年困难时期，于是轮番上门，软硬兼施，措施跟上。
母亲不为所动，她以怕冷，爱生冻疮为由拒绝。
她知道关外是荒凉和贫瘠的，这与浙东的富庶决非可比。
她不愿意自已的孩子在那个不毛之地安身。
后来还是考虑到我的处境，我在开矿队是一天也不想呆了。
我分析认为：
呼和浩特毕竟是内蒙古的首府，宁波虽好但没有我的工作机会。
那边既然要接家眷，也一定会安排我们的工作，应该看成是一次机会。
于是和大哥商量共同做母亲工作。
还有一层原因，全家可以团圆了，没有父亲的日子结束了，对未来我充满着希望和期待。
经过反复掂量，母亲也感到继续在宁波安身弊大利少，于是决定北上内蒙古。
内蒙古十年1960年十一月，我们在内蒙古新生劳改就业单位接眷工作组的安排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坐在绿皮车厢里，车过北京转车，由京包线往西行，车过张家口，越来越冷，夜里，一股股冷气透过车皮直往身上钻。
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兄妹四个和母亲终于到达呼和浩特。
父亲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我们。
我们坐上一辆马车往呼市南郊走。
砖瓦厂离市区有十几公里远。
父亲骑自行车先走安排我们的住处。
厂方对我们全家的到来也表示欢迎。
那一年我二十岁，三弟皖平十八岁。
已经是大小伙子了。
厂方对我们的到来一方面欢迎，一方面对我和皖平工作的安排表示无能为力。
意思这是劳改单位，也没有合适岗位安插。
而让我们自己到呼市去找工作那又成了天方夜谈。
父亲说，反正这里不缺吃的，（那里大食堂吃饭不定量），眼下就到隆冬季节，北方人猫冬都不干事情，等开春再说。
我们无所事事，每天吃吃玩玩，有运砖的便车就搭车去呼和浩特市里转转。
小弟从小喜欢抓鱼，有次到砖厂取土后形成的土坑里抓鱼，抓了两条鱼上来就成了冰棍，人冻得连话都说不成了。
母亲以后再也不许他去抓鱼了：
“你以为是南方呀，这里冬天零下二十几度，会把你冻坏的。
”1961年，为了解决三年自然灾害凸现的全国人民吃饭问题，全党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
我想一定是我们的工作无法落实，使砖瓦厂感到压力，因为我隔三差五去找接我们来内蒙古的人落实工作，要他们兑现作过的承诺。
砖瓦厂忍痛割爱放弃了父亲。
春天时节，一纸命令，一列火车把我们全家从呼和浩特火车站拉到东部哲里木盟的通辽，在辽河平原金宝屯农场安置了我们全家。
这下与城市的距离就拉远了，今后的路在何方？
人生的又一道坎横亘在我的面前。
好在全家都在一起，有了信心和力量，从小在逆境中成长，母亲说：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于是，拿出开矿队的吃苦劲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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