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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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发展

东亚经济奇迹原因

一、调整产业结构

亚洲四小龙的情况与日本有所不同。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哥大,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者和策源地？

亚洲四小龙抓住这良机,结合自身的优势,使产业结构得到了稳步的升级。

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普遍转向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这一战略的具体途径就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向化.

在这一时期,它们打破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平衡发展的传统观点，把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倾斜到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

比如，台湾选择的出口主导产业是纺织品和制衣业、橡胶制品工业、化学品工业、电视、电器及电料工业等；韩国主导产业为纤维、玩具、胶合板、杂货和收音机等；新加坡出口主导产业为食品、成衣、香烟、家具和纺织品等；香港的主导产业则主要集中在成衣、电子、塑胶和钟表这四大行业中。

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主导产业部门，是亚洲四小龙综合研究和分析外部机遇与内在优势之后所做出的一项明智选择。

从外部机遇来看，60年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黄金时代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

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急剧扩大和科技革命成果的快速扩散，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次大的调整。

其主要趋向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进一步强化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轻纺、塑胶、钟表、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从内在优势来看，经过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的进口替代，亚洲四小龙的轻纺工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因而较之其他产业具备了更为牢固的物质基础。

尤其重要的是，它们的轻纺工业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占有绝对的比较优势。

这个优势集中地体现在劳动力的优质和低廉上。

1964-1970年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工业日工资水平，最低时为0．48美元，最高时也只有2．80美元。

这种数值不仅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比如,1970年，以半导体工业为例，美国工资是香港工资的10．3倍，韩国工资的10．2倍，新加坡工资的11．6倍。

而同为发展中国家（后来同时被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的墨西哥，其工人工资水平也要高出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地工资0．8-1．2倍，其民用电子工业的工资水平则是后者的2．0—3．8倍。

经过60年代的出口导向和产业升级,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轻纺工业部门,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地位。

到1970年,纺织和服装工业占它们制成品出口的比重高达41％,其中韩国为47%，香港为39％,台湾为40％，新加坡为24％,轻纺工业成为四小龙60-70年代制造业价值增殖和经济成长的主要贡献者。

世界经济进入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了第三次大调整,其总的趋势是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从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高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

比如，美国70年代比较利益明显上升的有农产品、电子计算机等，明显下降的则有办公机械、汽车制造等；日本比较利益明显上升的有办公机械、汽车、钟表及照相器械，明显下降的则有橡胶、纤维、钢板等.

亚洲四小龙抓住这个时机，根据产品周期理论、动态比较利益原则和竞争力的强弱情况，有选择性地确定了第二轮面向出口的主导产业。

亚洲四小龙确定的主导产业部门，主要有纤维、塑料、钢板、船舶、通讯机械、电视机、钟表等。

从它们的情况看，新加坡重点发展造船、电子、炼油三大支柱产业．香港以纤维等轻工业为主，台湾和韩国除此之外，还以某些重工业为主。

为了更快地发展重化工业，台湾和韩国还于70年代中期分别对自己的重化工业进行了进口替代的保护与鼓励政策，尔后才使之面向出口.在这一时期，台湾通过兴办十大建设和十二项建设,使电力、交通运输、炼油、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韩国则以民间企业为主,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等举措，迅速发展钢铁、造船和汽车等重型工业。

与前次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样，亚洲四小龙这次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力地促进了它们的商品出口。

从70年代下半期起,台湾和韩国经过短暂的进口替代之后，开始大量向外输出机械设备。

1979年，台湾出口了58套整厂成套设备，金额达到4，500多万美元，到80年代初,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已超过了轻纺工业产品的出口，少数重工业产品已成为出口的大宗商品。

韩国的重化工业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1977年为32．8％，1981年上升到42．7%．1982年时则已猛增到28．3亿美元，占同期韩国出口总额的13．2％。

总之，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利用世界经济第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所提供的机会，因势利导，及时而快速地实现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一跃跻身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行列之中，充分展示了它们灵活有效的适应能力和经济调整能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石油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广场协议（即发达国家五国财长会议）后美元的贬值和H元的大幅度升值，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太地区，又掀起了一次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浪潮。

如果说，世界经济的前两次产业结构调整对亚洲四小龙提供的基本上全是机遇的话，那么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提供给它们的就不仅只是机遇,而且还包括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比如，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复和加强，亚洲四小龙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削弱以及货币的升值等等。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迫使亚洲四小龙不得不再次改弦易辙，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关于这次产业升级，四小龙的提法不尽相同，如韩国称之为科技立国．新加坡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台湾的说法是科技升级，香港则标榜为工业多元化.但其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即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调整，重点发展电脑、生物工程和智力服务等行业，同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排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产业结构现代化.

为了推动第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亚洲四小龙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诸如降低关税,强化竞争；优胜劣汰，奖罚并用;租税减免，加速折旧;尊重企业自主，发挥市场机能;注重外力推动，引进外资和技术；加强研究开发，培训专业人才；等等。

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的逐步实现，四小龙的产业结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兴技术工业就显出了一种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1986年,台湾电脑终端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为30％,电脑显示器为40%，个人电脑电路板为33％,电脑影像扫描机则达到70%。

另据台湾经济部公布的统计,1995年台湾电脑业软、硬件总产值为213．1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33．3％，在台湾各项产业景气不佳的状况下，资讯业的表现可谓一枝独秀。

韩国电子工业发展也极为迅速，1980年其产值只有28．5亿美元，到1988年时则达到235．3亿美元，9年间增加8．3倍，成为世界第六大电子生产国和世界第三大集成电路生产基地。

在电子产品出口方面，韩国也在向长期独霸亚洲电子市场的日本进行挑战，1992年，韩国电子产品出口额达221亿美元，成为该国目前第一大出口商品。

新加坡近些年来的高科技产业年平均增长速度高300A，其电子工业产值1980年仅有57．2亿新元，1986年上升到120亿新元，1989年进一步增加到近250亿新元。

目前,新加坡电子产品的出口已大大超过了石油产品的出口,占其产品出口总额的40％以上，并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磁盘驱动器生产国,同时还是世界五大半导体生产国之一。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仍在继续中，虽然迄今为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国际环境毕竟已大不如前，而且要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提高科技水平，顺利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和转换,绝非短期之功所能完成，这就需要它们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坚持不懈,继续努力.惟其如此，方能尽现全功，达到产业结构再次升级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目的。

总之,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方面，亚洲四小龙基本上是跟随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沿着轻纺工业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到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再到高技术产业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而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才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里我们不妨再以韩国现代集团为个例，来看一下亚洲四小龙是如何捕捉时机，推进产业升级的。

韩国现代集团原以建筑商而著称于世。

70年代初,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韩国政府提出重化工业宣言，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发展.现代企业集团便抓住时机，适时地推行了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发展战略。

经营蔚山造船厂可算是现代集团实现企业多样化经营最关键的一步。

1970年，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宣布要建造100万吨级油轮的大船厂，而且还要造大型油轮。

经过四处游说和种种努力,郑周永终于得到了一笔宝贵的外国贷款和两张外商订单。

之后，郑周永带领职工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27个月的连续奋战，蔚山造船厂与两艘油轮同时竣工，创造了世界最短的施工期纪录，同时大大推动了韩国造船业的快速发展。

蔚山造船厂建成后不久，郑周永又宣布要建造综合性的大型汽车厂,生产小轿车.1975年，郑周永同美国福特公司合资经营办厂.14年后，现代轿车首次打入美国市场，并连续多年被列为美国市场上的畅销车。

进入80年代后，韩国政府制定了电子工业高级化计划和发展半导体工业计划，把电子工业作为国策战略产业.现代集团又抓住极好的时机，于1983年成立了现代电子公司，把企业发展的重点由建筑、造船和汽车制造业向电子业转移,并仅用2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生产彩电、录像机等家用电器的工厂和生产电子零部件的工厂，使之成为与三星、乐喜金星和大宇齐名的韩国四大电子支柱.

二、出口导向

0-70年代，亚洲四小龙采取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从而跻身于新兴：

业化经济体之中。

1959-1964年期间，亚洲四小龙先后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既有必要性，同时也具备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这可以从当时国内外的条件上反映出来。

从内部方面来说，时间不等的进口替代战略为四小龙的战略转换创造了良好条件，如工业基础较好（韩国的水泥业、玻璃业、造纸业，台湾的塑料、家用电器业,新加坡的木材业、纺织业、食晶业等部门得到V较快的发展）、资金积累较快（除了有较高的居民个人储蓄率、企业利润积累率和社会公共积累率以外，还有日益增多的外资流入），以及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等等。

从国际方面来说,当时出现了极其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科技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技术、工业产品生产的周期规律、国际贸易的扩大、能源及原材料的廉价供应等等，都为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正是在这种内外相叠的双重有利条件下,亚洲四小龙因势利导,及时地进行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相互转换，使各自的经济得到了起飞，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也随之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对外贸易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因此,在转向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后，它们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制订并加以实施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相应政策和措施有下面几种：

第一，对商品出口事业高度重视。

为了更好地扩大商品出口,建立以出口贸易经济为中心的国民经济体系,它们都成立了相关韵负责机构，以加强对出口商品的规划、督促和引导工作。

如韩国负责管理外贸工作的政府机关是经济企划院和商工部，前者负责编审外贸计划，后者则直接管理工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下设主管政策的商业贸易局和主管配额的商业振兴局；新加坡主管贸易事业的政府机构是贸易发展局；香港也成立了贸易发展局，并且附设有贸易署,用于加强本地产品的出口工作。

此外，它们还采取了一些带有精神鼓励性质的举措,来促进各自的商品出口。

比如韩国在1964年11月30日时出口达到了1亿美元，当局即把这一天定为出口节，此后每年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并且表彰奖励在商品出口方面作出优秀成绩的企业和人员；1974年，政府又规定，对一年内出口额达到l亿美元的企业颁发1亿美元塔奖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