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的论文外语翻译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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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的论文外语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的论文

外语翻译论文

摘　要: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在我国翻译界已经讨论多年了,大家对此都有了相当的了解,然而,有的翻译教师至今仍认识不清,由于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翻译教学任务,对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如若对此问题存有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就会影响翻译教学的内容、教法和研究等,因此,有必要讨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以及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地位。

关键词:

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教学

abstract:

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nslationtheoryandtranslationpracticehasbeendiscussedformanyyearsinmainlandchina.someteachersoftranslation,however,stillhavesomefalseperceptionsinthisregard.astheyteachalargenumberofstudentsatthelevelsrangingfromundergraduatestopostgraduates,suchfalseperceptionsmayaffectadverselytheirteaching.therefore,itisnecessaryto

continueourdiscuss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nslationtheoryandtranslationpracticeinconnectionwiththepositionoftranslationtheoryintranslationteaching.

keywords:

translationtheory,translationpractice,translationteaching

　　翻译教学是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

wWW..CoM我国的翻译教学从新时期以来逐步繁荣,除外部因素如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之外,翻译学的发展是翻译教学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因,而翻译学的发展则得益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

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展迅猛,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纷纷涌现,翻译教学开始受到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年有关保护翻译人员和改善翻译人员生活条件的文献中指出:

“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教学区别于纯正意义的语言教学,翻译教学需要进行专门的翻译训练。

”（让·德利尔,1988:

96）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翻译人员的培训,许多大学设立了翻译本科或研究生专业,授予合格的毕业生翻译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参阅柯平鲍川运,2002）。

　　我国的翻译研究繁荣于20世纪80年代,与翻译教学几乎同时起步。

1987年“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可视作我们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队伍的第一次大检阅,因为出席会议的100多名代表绝大多数是大专院校的翻译教师以及他们所带的研究生,还有少数职业翻译中的翻译理论研究者。

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队伍主要是由这两部分人组成,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与翻译教学关系密切。

　　在翻译教学,尤其是研究生的教学中,翻译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四个意识,即敏锐的学科意识、方法论意识、自觉的理论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挑战和创新意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意识也需要注意培养,如充分占有资料的意识、学术研究的规范意识、团结协作的精神、对话和宽容的态度等等）。

翻译教师只有注意将自己的教学观念现代化,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

这里重点讨论理论意识的重要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翻译教师都对翻译理论的重要意义有足够的认识,有人认为,翻译教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水平。

这一认识中包含了几个问题:

①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②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③翻译教学的层次与翻译理论的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香港岭南大学孙艺风（2002）已经有长文专论,笔者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故此不赘。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有许多学者讨论过（如杨自俭、许钧、谢天振、朱纯深、王东风、潘文国、张南峰等）,本文只稍加补充并重点讨论第三个问题。

　　多年来,一谈到翻译理论,总有人提出资格问题,即什么人才有资格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也就是学术身份的合法性问题,甚至强调只有那些翻译出版过大量文学作品的文学翻译家才有“资格”谈论翻译,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知道,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其他学科领域里,没有人要求从事理论研究者必须首先从事一定数量的实践才能取得研究资格,也无人坚持要求实践家必须研究理论。

有能力既从事实践又研究理论固然是好事,但毕竟只有少数人愿意并有能力为之,此其一。

其二,翻译实践既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包括其他文体的翻译,如科技、政论、法律、实务等翻译。

　　在当今社会里,文学翻译在所有翻译实践中所占的比例极小,文学翻译实践不能替代其他文体的翻译实践,文学翻译家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并不一定对其他文体的翻译具有普遍性或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尽管文学翻译作品比其他翻译作品容易出版并得到流传,但是,没有或很少出版文学翻译作品不等于缺乏翻译实践。

其三,根据调查,目前我国从事翻译研究工作者绝大多数为高校翻译教师,而翻译教师几乎人人都从事翻译实践,担任各种口、笔、译工作,翻看各校外语教师的成果目录就不难看到,外语教师都不缺翻译成果（暂不论质量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他们评职称、报奖项、申报学科点时都有大量的翻译成果,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翻译理论研究者都在“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对翻译实践一窍不通。

也就是说,即使按照这些人“有了实践才可谈翻译”的“标准”来看,也没有什么人“不具备翻译研究的资格”。

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从事翻译研究的真正资格倒应该是接受过严格的理论研究方法训练。

再说,如果自己不善于总结提高,就算翻译出版了大量作品,也不一定就能跻身翻译家的行列,而总结提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

最后,经常有人从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译作中挑出一些错误,并以此证明“理论无用”,或理论研究者没有资格谈论翻译,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样一个原文文本,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翻译是正常现象,何以见得自己那种理解和翻译就是最佳版本呢?

优劣应由读者去加以判断。

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再优秀的翻译家,也难保证自己所有的译作百分之百正确无误、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如果从其译作里挑出几个硬伤就断然说该译者翻译能力不行的话,恐怕就找不到翻译家了。

擅长从别人译作中挑错并以此证明自己高明者,就敢保证自己的译作十全十美、没有硬伤吗?

（这里还涉及翻译批评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在此不谈。

）

　　诚然,的确有的理论研究者动手能力不如职业翻译家,“眼高手低”,这也不足为怪。

一个人的10根手指还各有短长,一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也不会齐头并进。

举例来说,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但语言学并不能帮助小孩子学习讲话,甚至无法让所有的语言学家自己伶牙俐齿、能言善辩。

语言研究者不善言辞的并非罕见,许多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反倒出口成章、滔滔不绝。

民间艺人和一些老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讲起话来却不乏机智幽默。

这难道就可以证明语言学没有存在的必要、语言学家没有讲话的资格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美食家和营养学家不一定会亲自下厨,是否就没有资格评论厨师的手艺呢?

反过来,天天在家炒菜烧饭的家庭主妇对美食的门道大多也谈不出一二来。

只知埋头搞翻译实践,而不善于总结提高,就算翻译了几百万字,充其量也只是个翻译匠,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家,更不用说获取所谓谈“翻译理论”的资格了。

　　有人指出翻译理论无用论的根据是理论与实践有距离。

　　不错,理论与实践之间确有一定的距离,不仅如此,这个距离还是必不可少的。

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对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一点孙艺风和谢天振都有详细论证。

理论与实践中间隔着经验,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之后,一部分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从而对实践具有直接的或针对性较强的指导意义,另一部分则推演出具有认知意义的更高层次的理论,一方面可以使人们对翻译现象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对从事翻译活动具有间接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规律有所认识,或对翻译现象作出预测。

如果只满足于经验层次,翻译实践就会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止步不前,或一直在主观经验里徘徊,难于提高,往往陷于就事论事而无法跳出局限。

所谓“当局者迷”,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出“庐山真面目”,缺少客观的参照,缺乏理论的指导,翻译实践能力就得不到有效的提高。

理论与实践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比较清楚、公正、客观地认识实践中的问题,发现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研究者有必要与他感受到的事物在真正的意义上保持距离。

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使研究者在思想和验证之间、理论想象和研究方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平衡并非意味着妥协性的折衷主义,而是为了在平衡中建构起系统性的翻译理论。

保持距离也并非意味着逃避,而是为了更客观、更冷静地审视翻译。

”（傅敬民,2002）因此,理论与实践有距离并不等于理论就没有用了,相反,这样的理论往往用处更大,更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传统译论,之所以多年来一直进展缓慢,就是因为满足于经验的总结,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当翻译实践快速发展以后,原有的经验就不再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从而导致“翻译理论无用”论,其实“无用”的并非真正的理论,而是已经过时的经验。

认清这一点对于翻译教师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翻译教师必须向学生讲清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关系,指出各自的意义和局限。

　　对理论本身的认识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有人认为,理论的特征或者说本质属性就有功利性和非功利性两种（曾利沙,2002;钱冠连,2002）,或者可以分为有意识性和无意识性两种。

功利性或有意识性即指上文所说的对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理论,非功利性或无意识性则指那些对实践具有间接指导意义或者对世界具有认知意义的理论。

也有人认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种理论来自于实践,还有一种理论来自于公理,既由前一种理论或一些不证自明的道理经逻辑推理而产生的。

因此,理论是分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理论对实践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中观层次的理论可以描写和解释现象,宏观层次的理论则具有再造理论的功能（杨自俭,2002）。

更有人认为,翻译理论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六大功能:

认识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方法论功能、批判功能和实践与检验功能（侯向群,2002）。

具有描写和解释功能的理论一定是“马后炮”,事件发生之后才去描述和阐释;具有认知功能或不需证伪的理论则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预测某些尚未发生的事件。

具体到翻译理论来说,一部分理论可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一部分理论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某些翻译现象,还有一部分理论则可以提出一些假设,做出某些预测,加深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深化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甚至可以由此推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理论的层次性,把微观层次的理论误作理论及其意义的全部,就会一叶障目,得出片面的结论。

“有些理论产生于非事实或非经验性的思考过程,如想象、推测或者思辨。

理论未必完全来自于实践性经验资料,因而翻译理论不能仅仅当作是翻译实践的附庸,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翻译实践的反映。

翻译理论可以产生于非事实或非经验性的翻译思考过程,翻译理论的建构也可以是一个与翻译实践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