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抓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效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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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效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紧抓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效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张文勇
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十七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强调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然而，正如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我们最大的隐忧和担心是，它突然失去控制而戛然停止，甚至出现翻车的危险。
这种隐忧和担心主要就在于我们也面对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第一，国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主要面临着五个方面机遇和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预计“十二五”期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可以达到3%，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根据历史经验，每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几年往往会再度爆发局部性危机。
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局部动荡。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但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多。
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而保护主义只是短暂的逆流。
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而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
三是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将进一步延续，且内容更加丰富，形态更加复杂。
从转移内容上看，传统加工制造业持续减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区域性研发中心等持续增多。
从转移方式上看，直接投资方式持续减少，项目外包方式转移不断增加，特别是服务业外包进一步增加；整个产业转移减少，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和多个国家共同承载成为重要形式。
四是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
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
五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同时也隐含着机遇。
减排将促进能源及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增强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国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归纳起来主要也有五个方面：
一是总需求潜力巨大，但有待释放。
我国巨大内需潜力的释放，受到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矛盾的制约。
目前，内需相对不足、内需中消费相对不足已经成为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是供给方面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新的优势正在孕育和显现。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优势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者数量多、成本相对低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有可能在技术研发、信息服务等高素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方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因此，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我国后发优势的新特点，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
在能源和其他资源约束加强的同时，水资源不足的约束更具挑战性。
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印度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使我们面对的资源环境挑战更为严峻。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形成挑战。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五是经济体制具有的独特优势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深层体制会进一步凸显，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与深层体制问题相关。
要把发展切实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要保障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除了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外，还需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
二、科学理解十二五转型的要义
十二五规划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对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公报是这样概括的：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这里，可持续发展是得到全体公民认同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愿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和满足，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就是可持续发展，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核心价值的概括性表述。
然而，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中，还包括着公平正义，这到是人们以往所忽略的。
公报作出的新界定，无疑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因为可持续发展只是绝对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实现，实际上是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体现着生产关系的和谐，所以同样是人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我们如果能够坚定地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前进，克服种种困难，我相信，未来中国还可以保持快速持续的发展。
但公平正义的问题，似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公平正义的问题不会因发展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这个问题要通过国家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这也是“十二五”规划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对于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着三次经济转型。
一是指经济制度变迁，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指经济模式转型，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单纯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
根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国将实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三次经济转型的华丽转身。
为此，我们必须注重把握以下内容：
三、把握转型的基本要求，合理定位我国的发展方向
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起飞”的前夜。
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已势所必然。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
第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重大转型。
据世界银行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共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炭、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
占世界人口的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已探明储量50％以上的主要矿产资源。
美国目前竟然以世界6％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能源。
人类对地球的索取已经接近到了极限。
20世纪末，中国、印度等人口超10亿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新增的需求使旧有经济模式的局限全面爆发，当前的世界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着空前的困难。
试想，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模式发展到接近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那么即使再有几个地球也不一定能够满足需要。
因此，国际上有专家学者提出“低碳经济”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这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缓解温室气体排放而提出来，它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其实质就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
2008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就是“低碳经济”。
2009年12月7－18日，当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会场变成不同经济体之间围绕减碳争斗的“战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低碳概念和清洁能源技术也同时成为发达国家制约发展中国家前进的一个新的手段。
对此，中央对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把它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
第二，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来看，中美两国都在争创新优势。
从今年1月初到现在，中美关系中接踵而来的纷争冲击着中国人的眼球：
美国对台军售、谷歌威胁退出中国市场、双边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问题、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等等。
最激起中国人义愤的，是1月底宣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案。
于是，“中美关系跌到谷底”、“中美要陷入新冷战”的担忧，又一次浮现于报端和网站头条。
当我们把眼光移到国内，胡锦涛总书记2月3日的讲话主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这个关键词，累计用了50次，凸显中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与紧迫感。
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中美风波频现，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我的回答是：
联系太密切了！
胡锦涛在这个讲话中指出：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这就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紧紧抓住了。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那儿，大局意识也十分明确。
1月30日宣布对台军售无疑冲击了美中关系的稳定，遭到了中方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也必然会付出代价。
但这绝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所在。
就在1月27日，奥巴马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将就业列为2010年头等大事”，为此要增加失业补贴、鼓励创建小企业、扩大出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医疗改革等等。
奥巴马还以“中国没有等待，进行经济改革”和“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来激励他的国内听众。
虽然没有使用“加快经济转型”这样的中国式概念，奥巴马想带领美国做的头等大事，同样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争创新优势”。
第三，从我国社会和谐来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迫在眉睫。
200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33倍，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
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其数值在0–1之间），0.4以上为收入差距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
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资本的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
一是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
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二是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
1996～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三是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劳动保障部人士透露：
“我们的统计结果更加让人吃惊，多数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在的劳资冲突、突发性群体事件等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密切相关。
对此，胡锦涛同志十分清醒地指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三、把握“五个坚持”，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都伴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创新、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提升、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降低、社会福利和居民生活的改善等等。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正如全会所指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在这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提法早就有了，但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好像这是第一次，并强调贯彻“五个坚持”：
第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
具体来讲：
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这是公报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来的，改变了“三架马车”的排序，把消费放到了第一位。
由过去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对扩大消费，我们提了多年，长效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那种用一些短期政策来刺激消费有一个某个时点上的快速增长，则是不可取的。
所以公报提出了“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应该是个新提法。
我们扩大消费要着眼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一个目标，让它可持续、可保持的扩大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呀。
它理应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
一方面，要调整内外需结构。
1979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
即使近几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
2009年,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却增长了16.9%。
而且，我国今后仍然能够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来推动发展。
另一方面，要调整消费与投资结构。
有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提高1.5—2.7个百分点。
提高消费率，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近几年，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率持续降低。
从2000年至2004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的2.4%。
但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
从消费领域自身来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这制约了经济健康发展。
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就必须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这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
二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这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将呈现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首先，以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为目标。
从产业关联角度看，促进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这是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针对着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来的。
与此同时，也是针对着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了偏差，二产业增加值一路攀升，三产业增加值一路走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
因此，必须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成在更高水平上的协同发展。
其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
从产业创新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成效，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政策将向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照明、激光显示、现代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以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
再次，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
从产业链构成来看，产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单纯靠扩大加工规模降低成本的空间已经不大，所以未来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例如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其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个重要的突破口，并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使之与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机结合。
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这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十二五”期间，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突出要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促进科技进步，提高我国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其次，建立健全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体制和政策体系；再次，扶持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
只有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目前我国农业的技术约束非常突出，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至今仍未建立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适应国情和现实需求的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大量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成果长期沉淀在科研单位和技术人员中，难以真正为农民所用。
而高新技术的注入，科技文化的注入，已经发起了绿色革命，改变了农业的品质，出现了第二产业性质的大农业，兴起了第三产业性质的大旅游，还兴起了第四产业的知识农业、智能产品，比如信息农业和林业、试管畜牧业、基因养殖业等等，我们不能就农业抓农业，而应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二、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和关键，要在强化原始创新的同时，重视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培育自主创新品牌。
一是要以科技力量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针对我国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打造世界知名品牌，再也不能过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
无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的新情况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看，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等带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二是要抢占高新技术战略制高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的全球经济。
”当前，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科技与低碳经济的浪潮。
我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绿色能源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新的竞争。
我们抢占绿色能源科技的战略制高点，理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第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转型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是保障就业，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
第二件大事是社会保障和医药卫生事业，它关系带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第三件大事是改善民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此为根本目的，全会公报也以此为显著特点。
它集中体现在：
一是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
这决不是位置的简单颠倒，而是“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的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强国富民”，“十二五”规划则追求“富民强国”，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使之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但不能由此而把“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依靠经济实力来说话的，如果国力衰弱、国家不够强盛，“民富”根本没有可能；同样单纯只有“国富”，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快，那也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应该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是收入分配当中的一贯主张。
因此既要注意国富，又要注意民富，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和当今社会积累的一些矛盾，提出要更加强调民富应该是非常适时的。
二是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二元化”转变为“均等化”。
全会提出：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十一五”期间也有所提及，但本次公报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个前提，这就改变了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结构，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目标更具体化，操作性更强了。
三是从“逐步提高”转变为“努力提高”。
公报在收入分配改方面提出：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个提法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有所不同。
上述两个报告都提出：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10月16日举行的中过改革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也提出，上述两个比重也是要“逐步提高”。
全会公报的措词变化意味深长，这反映出国家将出台提高居民收入的相关政策。
但媒体广泛提到的“国民收入分配倍增计划”没写入公报、也不会写入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因为这是个舶来词，是日本上世纪60年代时的一个说法，也是口语化的提法，而不具有政府文件的行文风格。
第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着力点。
全会强调：
“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两型社会”建设，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统一起来，将当代人的发展与下代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全面推进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
一是实现低碳转型。
这既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国家权益和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革命,又是全球经济不得不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的一个必然选择。
因此被誉为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新的生态文明。
比如，为实现低碳转型，就要有节制地使用私家车。
日本私家车普及率达80%，但出行并不完全依赖私家车。
在东京地区私家车一般年行使3000至5000公里，而上海私家车一般年行使1.8万公里。
国内人们无节制地使用私家车竟成了炫耀性消费生活的嗜好。
有些城市的重点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一二百辆私家车将周围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这是与倡导低碳生活背道而驰的。
二是发展循环经济。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范式，它可以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目标，并通过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和再利用，促进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反馈式良性循环，实现低碳的节能减排目标。
比如，在节约与和谐思想指导下，鱼塘养鱼，塘泥为桑树生长提供肥料，桑叶为蚕提供食粮，蚕的排汇物为鱼提供饲料。
20多年前中学地理课本上介绍过的珠三角地区鱼塘桑基模式，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典型的循环经济。
对这种循环经济模式，我国学术界却很少总结它，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以至于我们现在非常遗憾看到的循环经济案例大都是发达国家的案例。
第五，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
经济转型要以破除体制性障碍为根本出路。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已经提了好多年了，但长期难以落实，主要原因在哪？
是存在着一些体制性障碍。
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原来一些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革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形成的某些体制随着形势变化，也有的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
例如：
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很多地方仍然把GDP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和支出责任过于下移使各级政府将财政税收和物质生产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尚需推进，等等。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过程中，原先计划经济的靠行政定价、人为压价的情况普遍存在，它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低效使用和大量浪费。
所以，破除体制性障碍，既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难点所在，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
按照全会公报的说法，“十二五”期间改革将重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等六个方面攻坚，我重点讲三大改革：
一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应转换角色，从追求短期GDP最大化从而自然倾向于粗放扩张，转变为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良好环境，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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