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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看来，由“气化”而成的具体器物在运动变化中有成有毁，“气”虽然也有聚散的变化，但聚散并不是生灭的差别。
具体器物的消散，是还原为“气”本然的存在状态；
“气化”为有形的事物，也体现“气化”的常则。
“气”的存在状态虽有差别，但“气”的存在本身是永恒的。
在他的哲学中，“至实”之“气”又谓之“太极”，“太极”所表明的正是作为事物本院的“气”的至上的实在性。
“气”作为万物的本原，就其普遍性而言是“至实”；
就其本然的存在状态——有别于有形的器物而言则是“太虚”。
在张载的哲学中，“太虚”一是指“气之本体”，即“气”本然的存在状态；
二是指广阔的虚空。
在他看来，以“气”为宇宙本原，即不能承认离开气而存在的虚空，虚空只是气存在的一种状态。
“气”是“至实”，又是“太虚”，这种虚实统一的特性，使“气”可以转化成各种不同的事物，成为世界的本原。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不论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本质上都是“气”。
没有离开“气”的“物”与“有”，也没有离开“气”的“虚”与“无”。
张载把“气”看做“至虚”与“至实”的统一，这使得他又将“气”看做是“动”与“静”的统一。
对“气”的属性的这些辨析，使张载从总体上将“气”的性能概括为“合两”，表述为“一物两体”，肯定“气”自身是一个兼含阴阳，包含对立面的统一体，将“虚实”“动静”等都看做是“气”“一物两体”的具体体现。
在张载的哲学中，统一体又谓之“一”，对立面则谓之“两”。
他肯定“一”中涵“两”，“两”在“一”中，强调“一”与“两”之间的联系。
没有对立面不可能形成统一体，没有统一体，对立面则失去了联系的依据，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停止了。
而“气”正因为自身是“一物两体”，自身包含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其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在“气化”中能够形成不同的事物。
三．“民胞物与”的人生境界
张载把儒家的人性论建构在自己的“气化论”基础上。
在他看来，“气”为世界的本原，人为物中一物，人同天地万物一样都源于“气”，人的也同于天地万物的本性。
在人性问题上，张载沿袭儒学“天人合一”的传统，把人的至善本性归之于“天地之性”。
这种天地之性是人物共有的本性。
但是，张载并不否认现实中的人性有善恶之别，所以，他在肯定天地之性的前提下，也讲“气质之性”，把人在才性方面的差异，归之于气稟的差异。
他认为，天地之性是人的本性，人的气质之性是可以变化的。
人们“为学”的目的，即在于“自求变化气质”，由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
人由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即能够正确地理解宇宙人生，不为生死寿夭所苦，不为贫贱忧戚所累，达到圆满的人生境界。
四．二程的心性论
命、理、性、心的同一
理为本体，为生化之元。
理虽与性一，与心同，但必须以心觉知，以性涵养，才能得见天理。
更重要的是，万物也是天理的流行，物虽天然涵此理，但理在物的形相声色的掩盖中却隐蔽不现，所以致知天理必在格物。
“致知格物”之所以有可能，一是因为二程在本体论的构设上，认为天理、性命、心物具有同一性。
“性即是理，心性天然涵道理，物以一理贯通。
”二是因为二程通过对天命之谓性的肯定，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这良知良能是本心的先验明觉和思的先天赋予。
良知良能降自天命，不出于人之私意。
天命无亲，仁德周遍，所以万物皆有良知良能。
良知良能“自家元足”，但在接物的过程中，容易为物欲蒙蔽，所以必须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在物中顿见本心、天理。
程颢更强调德性之知，认为致知实际上是洞察到“万物皆有生意”，都是仁心的发用，心与物浑然同体，在根本上原无分别。
程颐除继承程颢的观点外，更强调下学上达，在为学的过程中以“思”来认识物理，这是知性的了解与本心顿悟的统一。
五．朱熹的理气论
1.无极而太极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及出发点是“无极”，“太极”即“理”，且他训“极”为“至”。
“太极”指“理”，“无极”则是对“太极”的修饰。
朱熹言“无极”有三义：
其一，针对有形、具体的器物界而言，“无极”即“无形”，它表明“太极”不是事物类属链条上同质的一物，“太极”无形无象，不可以事物言；
其二，针对形上界而言，“无极”肯定了“太极”之上并无有一超然的绝对存在者，由此肯定了“太极”为逻辑在先的最高者，是确凿真实的，不因形象的变动而迁流，不因事物的幻现而虚无；
其三从贯通形上形下而言，“无极”既是对有形的否定，同时也是“太极”自身内涵的否定因素，“太极”不是于事物之外别有一事物，“太极”即本然之理。
2.“理”与“气”不离不杂
“理”与“气”是两个可分析、可区别的概念，但就天地之间具体真实的事物来看，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反抗分开各在一处，在具体而真实的事物中，“理”与“气”亦不相妨害各为一物，这就是朱子的理虽附气而行，然而理气既不相离又不相杂的思想：
①“理”是一般，是抽象出来的全部或某类事物的共同本质、规定、法则、原理；
“气”也是一般，指一般的生命、物质与能量的存在；
“事”与“物”才是个别；
②就事物的构成来说，理与气的作用不同；
③理为形而上者，气为形而下者，所谓“杂”是指气物之杂，理气不同类，不可以“杂”言；
④从理上看，正如朱子所指出的，“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即理在事、物之先，从而把理与事事物物区别开来。
3.“理”“气”先后的问题
一般说来，朱子主张理气无先后可言，然必要强硬追问，则理为先，气为后。
朱子明确指出，理气先后是指逻辑上的先后，而不是时间上的先后。
他也具体指出了理气先后呈现出来的条件，物虽有生存毁灭，理却常存不息。
此理实指气之为物有生成毁灭之理，物的毁灭却正好照现理之存在，这是朱子论理气先后的由来之一。
朱子无法确定本原之气与气化之物的性质是否完全一致，因此同时他又对理先气后这一判断始终抱有怀疑。
对于逻辑上的根据，朱子从形上、形下之分来肯定理先气后，但也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
因此理气先后论是对理气浑成论的一种补充。
既然如此，朱子的理气观既不是唯气的，也不是唯理的，更不是理气二元对立的，它强调理气浑成一体的圆相论。
4.理一分殊与生生之理
朱子“理一分殊”有两义：
其一是指理物关系，其二是针对理事关系。
就理物关系来说，分不是剖分，而是万物各自稟有规定自身之一理，“分”既表明物物之性“未尝不殊”，但又统之以“天下之理未尝不一”，在“分”中体现“理”之广大精微。
就理事关系来说，朱子多把理一分殊之分读作份。
这里的理一是道德原则的理一，而分殊则是在亲亲、仁爱的人间差别上以尽人之性的分殊。
综上两义之“理一分殊”，其实都是对太极原理的分解与展开。
太极与万物的关系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不过这里还强调了理本而器（物）末、太极之本体作用的一面。
朱子论理气关系还特别强调天人相通的生生之理。
“天”有多重含义，有“理”义、“帝”义、“心”义、以及“苍苍者”义。
“理”是世界的本原与必然，“心”有意志、主导，“帝”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的主宰权力，而“苍苍者”则指人所直接经验的客观实体之天。
天地之心即是天地之理，理有必然，心有主宰之义。
因此，“天”既必须体现“理”自然且必然地特性，同时也需体现“帝”有心而主宰的特性，既要见它有心处，也要见它无心处，不可偏执一边。
而无心且有心，其实也只是一个理定如此，非真有心使帝命。
在此基础上，朱子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生生之理即天地之心，也即仁心。
六．居敬穷理论
1.居敬立己
朱熹继承伊川的传统，特别强调居敬涵养的一面。
居敬的真正目的在于使此心湛然专一，收拾自家精神在此。
“敬”如畏如恭，从外在来说有举止行为端直之容，但不是僵死的修饰，更不是作伪欺骗别人。
敬，是为了通往神明之诚。
从内里来说，是收敛身心，专心一致。
居敬和克己的侧重点不同，居敬不可以不克己，更不能偏废克己之功，而克己也须行敬。
敬在明心的基础上有格物穷理的要求，且居敬亦所以立己，至于立己之要，一是自作主宰，二是坚守诚道。
2.格物穷理
朱子认为，致知在格物，在于就事物上穷究其理，把客观事物纳入认识的范围。
所谓格物，朱子继承程子的观点，训“格”为“至”，最终目的不在于仅识得鸟兽草木之名，而在于透过物之活动与生命而认识到规限此物之理，这也是朱子训“格”为“至”的原因：
物之至不能仅是明白事物的表象，而必须是获得事物本身之理。
需指出的是，格物穷理之可能的哲学基础是朱子具有理气浑成一体、道器不离得哲学观。
所谓穷理，在朱子看来，其重心在于穷至事物为何应当如此以及所以然之理。
七．“心即理”的宇宙观
在陆九渊心学中，“理”和程朱理学中的“天理”基本是同一涵义，即既有客观规律的涵义，又有人伦道德的涵义，可以说是二者的统一。
他的理首先是指运行于客观宇宙的物理，继而由天赋予人而为人的伦理。
在陆九渊看来，这两种理就是同一个天理，不可分也无分的必要，对人来说，都是必须遵守的。
作为心学的开创者，他论心不是从知觉出发，而是从所谓“大心”“同心”或“本心”出发的。
所谓大心，是指不陷于一己之私，从而与天地相似想通的心；
所谓本心，即指本然之善心；
而所谓同心，则源于孟子的“心之所同然”，即千圣万圣与普通人所同具的普遍的道德心灵。
所以，这三种心都是一种“圣人之心”。
心与理的关系是直接回答二者如何相即、如何统一的问题的，也是其“心即理”得以成立的关键。
从本源上看，理对于心，就是天之所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坚持“心皆具是理”，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就是因为“顺此而动，故罚清而民服”。
如果从实践生活来看，他的心理关系又主要是通过“公”“同”来实现其合一的。
只要去私欲到大心、同心或公心的层面上，也就自然与理合一了。
显然，这种心理合一，主要是通过克去私欲，从而将心提升到理的层面上与之合一的，这无疑是合心于理式的“心即理”。
八．“切己自反”的致知论
陆九渊的致知论是其修养论的延伸，这主要是以“切己自反”为特征，以自见本心为指向的自我省察活动，同时也包括一定的读书涵养、讲学切磋活动。
1.切己自反，直指本心
所谓切己自反，就是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深入反思，从而达到自明本心、改过迁善的目的。
“切己自反”的基本前提，就是“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正是以“心即理”为前提，从而才使整个致知活动都以直指本心为方向。
2.优游读书，精熟为贵
正因为陆九渊处处强调“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因而常常遭到“束书不观”的批判。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陆九渊不仅重视读书，而且强调“以精熟为贵”。
在他看来，不能为读书而读书，必须以真正“思”“求”之心来仔细“玩味”。
他的读书法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是强调“优游”，其二是“精熟”。
在他看来，读书就是要通过“优游”以达到“精熟”的目的。
关于“优游”读书法，他首先反对那种只在文字上打转的方法。
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
“读书之法，须是平平淡淡地去看，仔细玩味，不可草草。
所谓优而柔之，厌而饫之，自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的道理。
”
关于读书的“精熟”指向，陆九渊认为，读书固然要通晓文义，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思索“意旨所在”，由此才能达到精熟的目的。
显然，所谓“优游”，就是不过分拘泥于文义；
所谓“精熟”，则是要就成败、是非、得失展开广泛的思索。
只有这样，才能“读得三五卷，胜看三万卷”。
九．陈亮的事功思想
陈亮并不反对孔孟的儒学传统，但认为孔孟之道必须根据现实的“人心”需要来济养“民命”。
陈亮的所谓人心，一般指现实的生命需求与理想，它并不与道心相对立。
在满足“人心”以得“民命”的基础上，陈亮认为必须发展事功之学才能解救国家的危难、民众的疾苦，并把先圣的理想精神落实下来。
陈亮对“道”的阐发，实际上是对功用的倾斜。
他特别称赞大禹之事功、孟子的德业。
对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他解释为一个事事物物皆不可舍弃的“我”，天下事物皆是身内之事、性中之物，因此人们必须在功用中充分注重物质需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在身体力行的事功中表现出来，这样才是一个真切的“万物皆备于我”。
陈亮“功到成处，便是有德；
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的事功之学，强调事功即是“有德”“有理”，在具体的功用实践中表现理之一般。
十．王守仁：
“知行合一”说
道德的角度构成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最基本的特征。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首先是指道德实践活动中知与行的本然关系，而不是指知行概念的逻辑关系。
道德实践的角度，从主体到知行涵义的重新规定，便构成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特殊性，也是准确把握其含义的前提。
“知行合一”说首先是指实践活动中自觉之知与意念显发之行的一时并在性。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人们好好色、恶恶臭，而是要像好好色、恶恶臭一样地扬善惩恶。
作为表现，这就是道德实践式的知行合一。
作为道德的知行合一，要除恶务尽。
就扬善而言，又必须知善而行善，而知善本身也就落实、体现在行善的过程中。
知行合一作为道德实践的律令，无论是扬善还是惩恶，都要求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一时并在。
当“知行合一”规范人的道德实践时，此时的扬善惩恶都还在带有自我提撕、努力为之的性质。
因而，虽说知与行一时并在，却时时存在着被“隔断”的危险，所以必须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
到了心不待存而自存、知不待致而自致时，就达到了真知阶段。
所以无论是好善还是恶恶，都像好好色与恶恶臭一样自然而然，不待提撕、不须防检，一如人的天性一般。
到了这一地步，“知行合一”便可称之为“生知安行”，属于圣人的知行工夫。
这样，从自然到道德再到圣人超道德的真知行，便是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基本层次。
由于自然的知行合一是人与动物所共同的，所以并不算在其知行工夫之内。
他的知行工夫，是完全从道德出发，并就道德实践的工夫次第作出划分的。
王守仁对道德实践揭示深刻、把握精到的表现，是其对儒家道德实践之学的贡献。
十一．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
1.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首先，他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的产生。
显然，君主是适应天下人之需要而产生的，也应当以服务于天下人为自己的最高使命。
随后，他开始分析现实的君民关系，后世之君颠倒了他与天下的关系，臣民之所以视其君如寇仇，称之为独夫、民贼，正是以其对天下人的压迫剥削为前提的。
君主之家天下，正是社会动乱、天下不治的总根源。
黄宗羲并不是无君论者，他之所以要以“向使无君”来说明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正是为了突出君主对天下人的为害作用。
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就集中体现在对封建君主家天下的批判上。
在他看来，既然是天下与君主是主客关系，那么君臣之间也应当是平等的关系。
即是说，君臣之间虽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不是主仆关系，更重要的是同事之相互配合的关系。
他们都必须服从于治理天下、服务天下这一大事。
在这一基础上，一个人出仕做官，也必须首先以治天下为事。
这就不仅对君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臣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从天下之忧乐出发规定君臣义务，正是黄宗羲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2.对未来社会的设计
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认为好的制度、法律，远远大于个人的作用。
显然，这是法制高于人治的思想。
这说明，黄宗羲已经看到了人治社会的种种怪圈，只有实行法制，才是走出怪圈的必由之路。
从法制的思路出发，黄宗羲着重探索了如何限制君权的问题。
在他看来，要限制君主的胡作非为，就必须剥夺其无条件的是非权，而将其交还于集中公议的学校。
学校如何集中公议呢？
他认为，学校的学官不能由政府委任，而必须由各级公众公议推举。
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设置学校，中央则设置“太学”。
各级学校均是各级公议的集中地，而各级学校也有权“纠绳”各级官吏；
太学则设祭酒，祭酒由大儒担任。
每月初一，皇帝率宰相和百官到太学听祭酒讲课，祭酒可直接批评朝廷得失。
在黄宗羲看来，这样就可以免除君主对各级官吏的专断非为了。
除此之外，他还对科举制提出了批评。
对于这种通过考试以选拔人才的方式，黄宗羲基本上是认可的，但他又认为科举制有许多弊端，需要加以改进。
科举制这种严取宽用一方面将大量的人才弃之于科举之外，但另一方面，一旦出仕就宽泛任用的方式又往往使位不能得其人，人不能尽其才，这就造成社会与人才的双重浪费。
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黄宗羲认为既要拓宽取士途径，尽可能吸取有用之才；
同时，还有增加荐举的比重，像天文、历算、水利、火器以及工商业方面的专门人才，往往要从实际工作中选拔出来。
在他看来，这种多渠道取士与强化致用的效益考察，几乎能够克服科举制严取宽用的种种弊端。
最后，黄宗羲的理想设计必然指向社会，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权益、效能作出新的规定。
首先，他针对明末土地剧烈兼并的现实，提出恢复井田，以缓解当时的现状。
自然，这带有很强的空想性，但对黄宗羲来说，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土地不均、贫富悬殊，正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而一种理想的社会，也必须建立在人们衣食不愁、安居乐业的基础上。
其次，针对明中叶以来工商阶层崛起的事实，黄宗羲一反汉代以来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明确主张“工商皆本”。
这种主张，除了对工商阶层崛起的已然事实予以承认外，更主要的是从国计民生之所需的角度着眼的。
总之，在黄宗羲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中，他一方面大胆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揭露了其种种弊端，同时又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国计民生，对理想的社会作出了大胆的构想。
十二.“质测即藏通几”的科学哲学观
方以智将所有的知识分为三大类；
质测、宰理和通几。
所谓质测，相当于实证自然科学；
所谓宰理，则指传统的“外王之术”，相当于现在的社会政治学和经济学；
至于通几，是指研究事物存在依据的学科，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哲学。
1.“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
关于质测与通几的关系，方以智首先坚持的一点就是质测包含着通几。
就其最直接的涵义而言，是说具体科学本身就包含着哲学的道理，或者说，哲学的道理也就表现在具体的实证科学之中。
他的“质测即藏通几”之说，不仅包含着对前人的批判与反思，而且对新崛起的气学，也有着明确地将其格致话、质测化的指向。
关于通几与质测的关系，方以智说：
“通几护质测之穷。
”即，虽然质测之学有着重实用、见功效的功能，但对天地万物所以然之理，质测毕竟不能穷究，因为那是一个超乎实证的领域。
在这种条件下，通几正好派上用场，因为通几本来就是穷天地万物“所以为宰，所以为物”之理的。
显然，这是从通几的角度看质测，看其对“质测之穷”的弥补作用。
从这一角度看，通几自有其不可废弃、不可或缺之处。
这样，从质测的角度看，“质测即藏通几”，通几也只有质测化才能真正发挥通几的作用；
从通几的角度看，通几又能“护质测之穷”，质测也只有以通几为方向和指导，才能真正发挥其经世宰物的作用。
2.质测通几不可偏废
关于质测与通几的关系，方以智除了对其各自特殊性的把握外，更重要地集中在二者的互补关系上。
因为它们各有所长，因而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恰恰是互补的关系。
如果只重质测，不重通几，就往往会限制质测作用的发挥；
反之，如果只重通几，不重质测，又会导致坐而论道，空空穷理，同样难以发挥其高屋建瓴的作用。
只有从其各自的特殊性出发，双向并重，才能真正使二者互补其短，相得益彰。
十三.“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
王夫之认为，物质世界时刻都处在自我运动之中，不存在所谓的“废然之静”。
王夫之在肯定运动的绝对性的同时也承认相对静止，并揭示了动静互函的辩证关系。
王夫之的动静观，既否定了宋明理学的主静论，又从理论上堵死了佛老哲学中的割裂动静关系的种种诡辩。
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变化日新”的观点，把“荣枯代谢而弥见日新”看做是宇宙的根本法则。
他用最朴素的经验事实证明世界时刻都在变化，从来就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
他把日新之化概括为两种类型，即量的积累与质的更新。
他把事物量的变化称作“内成”，其特点是“通而自成”，如肌肉的新陈代谢。
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终归于“散灭”，化为别的事物，称其为“外生”，其特点是“变而生彼”，这种变化就是“推其故而别致其新”。
正是这种“推故致新”，才使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气。
十四.“格物”新解与重“习行”的认识论
朱熹之前，对格物的解释多为文字、训诂学；
朱熹训“格”为“至”，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理”；
王守仁从心学体系出发，将“格”训为“正”，“格物”即是以“正念头”入手的道德实践活动。
颜元从实践的角度解释“格物”，认为“格物”即是“犯手实做其事”，要求亲身投入到实际的、具体的活动中，使知与行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他看来，人的认知能力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物不格则知不至。
在这里，颜元首先肯定了格物是致知的基础，肯定“物”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的。
其次，又肯定了实践是人的理性得以展开的条件。
再次，他基于有些知识的特殊性，认为必须通过反复的实践，在积累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才能了解其中的奥秘。
他的认识论重视感性、实践的作用，主张一种“动的哲学”，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倾向。
十五.从科学进化论到俱分进化论
章太炎早年接受了严复宣传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依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指出自然界经历了由无机界到有机界、由低等生物到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也是物竞天择的进化过程。
但人类进化并不同于自然进化，它是以生产工具——“器”为标志的。
章太炎进而指出，人类进化不是一个消极的适应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征服自然的过程，与其说是“天演”，不如说“人演”。
他响亮地提出以“人力”胜“天命”，依靠社会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这种进化历史观出发，章太炎力倡革命，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认为这对于社会进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后期，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思考，他认为人类社会运动一方面趋于完善美好，另一方面又远离完善美好。
由此，他提出了“俱分进化论”，强调人类社会的善与恶、乐与苦双方同时进化和发展。
这就是说，道德与生计并不是像知识那样进步的。
随着知识的进步，道德会愈加沦丧；
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生的痛苦却会更加剧烈。
十六.“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的知行观是他的哲学体系的精华部分，通过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知难行易”说。
首先，孙中山认为知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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