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文档格式.docx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文档格式.docx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文档格式.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三史质疑》）再加上《理宗实录》，肯定超过3000卷，而整个宋修纪传体《国史》也只600卷，仅为《实录》的1／5。

一、《宋实录》史料来源

（一）官方原始档案及文献

作为官史史料的汇总，《宋实录》首先来源于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和文献。

中国自唐代以来便形成了《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制度，即注重保存诏敕、奏疏、公文等档案文件，作为修纂《实录》的基本史料。

《宋实录》是宋代列帝事迹及朝政的重要大典，它的史料储备受到极大关注，自真宗始宋廷便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较为严密的制度作为保证。

至道三年，奉诏修纂《太宗实录》的史官钱若水等请求“于前任见任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使、三司使等处移牒求访（有关君臣决策的档案），以备阙文”（卷18），得到批准。

从此，宋朝的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获得确立。

陆游曾回顾了真宗朝修纂《太宗实录》和重修《太祖实录》时，因有完善的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而修纂效率大大提高的事实，并指出关键的原因在于史料储备与供应制度的完善。

。

史料源源不断地流入史馆，因此两朝《实录》皆得以在9个月之内告成。

《宋实录》修纂的原始史料的储备制度包括以下内涵：

首先，皇帝、太上皇的诏令、事迹得到保存并向实录院提供。

皇帝的诏令常被编集成《御集》，并提供给实录院作为修纂实录的档案材料。

绍圣间进呈《神宗实录》时，哲宗曾下一诏，被编进《哲宗实录》，“《实录》盖用《御集》所载正月十九日手札”（卷520，哲宗元符三年正月丁亥）。

有些诏书则直接付实录院修史。

刘挚等曾要求哲宗“降一诏书，辩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实录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论”（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

同时，皇帝或太上皇的事迹也被记录下来，提交实录院修史。

如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宫事迹》三卷，命送实录院”（卷43）。

其次，大臣的奏疏也按例提供给实录院，作为《实录》取用的重要史料。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得实录院牒”，要他提供在“太宗朝所上谏疏”，于是他“写录”了一份，“于二月二日送实录院”（卷43，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乙未）以备修史。

仁宗朝，修纂《真宗实录》时，也取用了大量的机密档案，包括宰相王旦荐用人才的奏疏。

哲宗元祐二年二月，御史中丞刘挚、侍御史王岩叟为韩琦和欧阳修定策立英宗之功，上疏驳斥那些攘为己功的人，并要求“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以成信史”。

接着，韩琦之子韩忠彦针对王同老提出立英宗的定策功是其父王尧臣一事，担心“由此是非杂揉，寝失本源，傥承误书于《实录》，何以追改”?

因此请求宣仁太后，“如蒙圣慈以臣言为不妄，乞即付之实录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误”。

他的这本奏疏后收录于《哲宗实录》元祐二年三月中（卷395，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丁亥）。

由以上记载可知，大臣的奏疏有交付实录院以备修《实录》之用的制度或惯例。

其三，实录的史料储备制度还包括从“四方万里郡国之远”的府县地方调集方志、墓志、行状等史实，由史院“行下诸州索行实、墓志之属”，由“运司专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运司”（卷107），逐级进行。

南宋朱熹也建议“以合立传之人，列其姓名于转运司，令下诸州索逐人之行状、事实、墓志等文字，专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

如此，然后有可下笔处”。

《宋实录》便是在这样的史料储备及提供制度下，源源不断地获得档案和文献资料。

（二）宋代史料性史书

除了原始史料外，《宋实录》史料的另一大来源，便是稍加整理的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以及在此二书基础上编撰成的二级史书《日历》。

无论初级史书还是二级史书的修撰，均属于《宋实录》修纂工程的史料储备制度的组成部分。

宋代的两大史料性初级史书之一是《起居注》。

张似曾指出：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世之序，礼乐师旅之政，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

”（卷35）这说明，《起居注》是以《宋实录》编纂为目的的。

为了向《实录》提供史料，宋朝建立了《起居注》的记注制度。

早在太祖和太宗时，“以起居舍人寄禄，而更命他官领其事，谓之同修起居注官”（卷15，《制作》）。

淳化五年，张佖提出“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的建议，太宗览奏而嘉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卷35，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丙戌）。

宋神宗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将起居注官制加以正名，革去原来的寄禄官，而正式确立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为记录皇帝言动的官员：

“制行，复为郎、舍人。

”（卷15，《制作》）南宋时，彭龟年在其上奏中反映了当时《光宗起居注》的记注情况：

“臣窃见《起居注》，每于车驾过宫（看望太上皇）日分，必书t某日车驾诣重华宫、慈福宫起居’。

如不出，即书云‘恭承寿皇（即太上皇赵构）圣旨免到宫’。

如一月不出，即四次如此书。

只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即如此书几三十次。

”此奏表明，当时起居注制度一直存在，并发挥着记注的作用。

由于《起居注》是《实录》的史料基础，因此对君主圣德隆污的历史记录具有决定性影

响。

宋代的起居注还负责将大臣与皇帝秘殿独对和造膝之语记录下来。

宋代另一大史料性初级史书是《时政记》。

它是由宰臣撰述的有关高层决策和官吏任免的记录。

早在真宗景德三年（1006），便建立了由中书枢密撰写《时政记》以授史官修纂《实录》的制度。

据《真宗实录》记载：

“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枢密院始置《时政记》，月终送中书。

用王文穆、陈文忠之请也。

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

”（卷1）欧阳修指出：

北宋初“有两府之臣撰《时政》”，但‘‘近年以来”的《时政记》，tt员具而职废”，“惟据诸司供报”修纂成政府官员任免的“除目辞见之类’’的公告。

他建议令修《时政记》之臣，不仅根据诸司供报编次成册，而且要对事实加以考证。

宋代《时政记》的编纂是以修纂《宋实录》为最终目的。

元祐四年八月，范祖禹负责修纂《神宗实录》日寸，指出宣仁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的“圣语”，“合详书于《时政记》以传示万世”，但枢密院所记圣语，“安焘却不签书，至今收藏不出。

若不书载，则他日无所信”。

故要求太皇太后遣人于安焘处“取索元记圣语文字，降付枢密院，令书入《时政记》，并乞付实录院，令书于元丰八年《实录》”（卷431）。

南宋时，《时政记》的修纂制度仍然存在。

当时不同部门修有不同名称的《时政记》，有《三省宣谕圣语》、《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等，并成为《日历》修纂的史料：

“凡修《日历》照用文字，《三省宣谕圣语》（初名《时政记》，乾道七年改为《宣谕圣语》），宰执编次进入，或一两月，或半年，降付《日历》所。

《中书门下省时政记》、《枢密院时政记》、《宣谕圣语》亦如之。

”（第39页）这各种《日寸政记》是修纂《日历》的照用文字，而《日历》则是以《实录》修纂为最终目的。

《日历》是建立在《起居注》和《时政记》两大初级史料性史书之上的二级史料性史书，是《宋实录》修纂的直接史料来源。

北宋张似《上太宗乞复左右史之职》建议“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记录为《起居注》，与《时政记》逐月终送史馆，以备修《日历》”（卷60，《百官门·

史官》）。

这与前引汪藻的话相印证：

将《时政记》和《起居注》“类而次之，渭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

可见，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6载，绍兴四年五月庚申，“诏日历所速行条具重修《哲宗实录》事件”。

日历所所修的只是修纂《实录》用的“事件”。

《南宋馆阁录》卷4《修纂上》载，乾道三年，洪迈奉命修纂《钦宗实录》。

朱熹反复强调“而今《实录》他们也是将《日历》做骨”，“本朝史以《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E43（卷107）。

意思是说《日历》是《实录》修纂的骨架，是最基本的史料。

宋代《日历》修纂制度比较完善，其修纂机构是日历所，初隶属于门下省编修院。

元丰五年新官制施行，日历所归属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

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

南宋绍兴元年，为修《（高宗）皇帝日历》，诏以修日历所为名，由秘书省监、少监通行修纂Ⅲ（卷164，《职官志四》）。

宋代的《日历》代有修纂。

仁宗时，欧阳修上《论史馆日历奏》，提出了改进《日历》编撰制度的建议，试图通过《日历》等史书的修纂，建立起一种由各部门配合的更加广泛的史料搜集和储备制度。

然而，两宋之交，时局动荡，“三十余年，并无《日历》”。

为此，绍兴间湖州知府汪藻主动请求“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元符以来诏旨等书八百余卷，于《实录》最为有力”。

王应麟指出：

“汪藻纂元符以来诏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实录》所取，十盖七八。

”（卷48，《艺文，实录》）由此可知，《实录》有时从《日历》采录的内容达到70～80％，说明《日历》是《宋实录》直接而主要的史料来源。

二、《宋实录》史料的流向

（一）宋修《国史》和元修《宋史》

作为宋代官史的一大总汇，《宋实录》在聚集了大量的官方史料后，又成为后人撷取的重要对象，从而使其史料继续向下游流动，构成一部部新史的史料基础。

《宋实录》就像一个心脏似的泵站，将宋史史料的血液加压后输向布满全身的动脉、静脉和血管末梢。

《宋实录》最主要的下游史书便是宋朝所修的本朝纪传体《国史》。

宋朝国史共有4部，即北宋《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南宋《四朝国史》。

从唐朝以来，都是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国史》是在《实录》基础上增删而成的。

宋代也是如此。

绍兴二十八年八月戊戌，提举实录院汤思退等“上《徽宗实录》一百五十卷”。

两天后，朝廷便决定动工修纂《徽宗国史》：

“庚子，命尚书右仆射汤思退监修《国史》，权吏部尚书贺允中、中书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国史》。

”（卷180）宁宗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实录》成”，至二月，便“修《高宗皇帝正史》、《宝训》”卷29下）。

可见，《实录》先于《国史》（即正史）修纂，只有《实录》修成，才有可能修纂《国史》。

《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录》的改编，从“编年附传”体改纂为纪传体。

在改编过程中，删多增少，如《太祖实录》有50卷，《太宗实录》80卷，《真宗实录150卷，三者相加为280卷，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总共只有150卷。

而增加的部分主要在传记和志。

仁宗、英宗的《两朝国史》共有“纪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实录》事迹颇多”m’（卷1）。

这里的“事迹颇多”是指人物传记。

因为《仁宗实录》有200卷，《英宗实录》有30卷，两部实录共为230卷，远远超过《两朝国史》的120卷。

宋代《国史》的修纂顺序是先本纪，后志，最后传记。

这种次序与《实录》相关，因为帝纪和志容易从《实录》中取材，而传记只能从《实录》中移取部分，超过一半的传记还须另外搜罗史料，故修纂最迟。

《实录》中的传记不能满足《国史》之需，因此才需要另外征集史事。

其他史实，也有从《实录》以外的史书征集的，如宋宁宗开禧二年，国史实录院便征集费衮所撰《梁谿漫志》，据该书卷端所录国史实录院牒文称“编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书以备参考”（卷121）。

尽管如此，《宋实录》仍然是宋朝《国史》修纂的基本史料来源。

《国史》依赖于《宋实录》的先行修纂。

史院编修李焘曾经鲜明地指出过这一修纂流程：

“窃缘修正史当据《实录》，《实录》傥差误不可据，则史官无以准凭下笔。

”又说：

“《实录》先具，正史便当趋成。

”（卷25上），充分反映了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的工作流程和史料流向。

在《宋实录》的史料流向《国史》之后，继续趋下流向元修纪传体正史《宋史》。

一般认为，《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卷46），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

“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

”但据阿鲁图所上《进宋史表》，

其中并无以宋人《国史》为稿本的记载，只是说：

元朝灭南宋时“收图书于胜国，辑黼冔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

（卷末附录），这里的“宋史”既可能是指宋代《国史》，亦可能是指《宋实录》。

笔者以为应该是两者都包括。

因此，除以宋代《国史》为据外，元修《宋史》还广采了《宋实录》的史料。

也就是说，《宋史》同时也是以《宋实录》为史源的。

笔者提出的证据是元修《宋史》卷210（<

表第一·

宰辅一》的序：

“今纂修《宋史》，故一以《实录》为据，旁搜博采纪、传以为是表。

”从《宋实录》到《宋史》的史料流程，既是“《实录》一《国史》一《宋史》”的走向，部分史料也呈现“《实录》一《宋史》”的流向。

/表第一·

此外，《宋实录》的史料还通过南宋淳熙间王傅所撰的《东都事略》，流向《宋史》。

《东都事略》有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卷4，《制作》）。

清人“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纪昀等“考之，惟《文苑传》为《宋史》所资取。

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卷50）。

既然《宋史·

艺文传》取资《东都事略》，而《事略》又取资《实录》，因此，形成了“《宋实录》一《东都事略》一《宋史·

文苑传》”的史料流程。

（二）编年史和杂史

《宋实录》总汇而来的史料还不断地流向其它史书，成为这些下游史书的史料来源。

《宋实录》的编年性质，使其史料之流更多地趋向有关宋代的编年史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作者李焘针对“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的情况，“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采一祖八宗事迹，荟稗讨论，作为此书”，史料多从《实录》中采撷而来：

“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

”李焘长期担任《实录》的修纂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北宋列朝《实录》，因此该书取自《实录》的部分较多，自谓“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他是以《实录》为主体，而“阙略”的部分才“旁采异闻”的，仍以《实录》的史料为主源。

南宋佚名所撰《靖康要录》16卷，其内容是“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其史料就是撮录自《钦宗实录》：

“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具有首尾，绝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此必《（钦宗）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故以《要录》名也”（卷47）。

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自称“侍从祖丞相正献公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长编》，意酷嗜之，独患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末”，于是“删繁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

清纪昀等亦称“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卷47）。

陈均还撰有《皇朝编年备要》（《九朝编年备要》的一部分）和《中兴编年备要》二书，皆以《实录》等史为其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