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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人员的总管是太史令，辅佐夏王处理政务要事，传授旨意，策命诸侯卿大夫等。
到了商朝末期，进一步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中央秘书工作机构，称太史寮，承担着拟制、处理公文，组织祭祖典礼等政务。
在以后各朝代，秘书工作机构的名称变化频繁，但它的职能没有大的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后进入民国时期，国家机关才正式设置了名实相符的，即以"
秘书”冠名的秘书工作机构。
从秘书人员步领导者后尘出现的上述历史事实说明，一开始秘书的社会角色就是为领导工作服务的。
秘书应领导作的需要而诞生，从属于领导工作；
离开了领导工作，秘书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石，即所谓"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
社会角色上的从属关系，是先天带来的秘书与领导的关系。
（二）秘书与领导之间的社会关系
从社会管理工作的角度看，领导是权力主体，起决策和控制作用，秘书是助手和参谋，起辅助作用，他们存在着主辅关系。
列宁指出：
“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
人被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
”要管理国家，就要靠权力，甚至暴力。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立法、司法、行政直至军事等权力，由皇帝、国王集于一身，不存在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严格区分。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按照“三权分立”的学说分配国家权力，设置分别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国家机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由它选举或决定中央军事和行政领导机关，并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首脑。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设置了秘书工作机构，但它们都是国家机关内设的办事机构，作为各类国家机关的辅助机构而存在的。
就是说，它们不是国家领导者（即管理者，统治者）的权力主体，而只是实施权力的辅助者。
关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内设工作机构，在行政领导机关所处的地位，我国行政学者范扬早在《行政法总论》中有过论述：
“补助机关乃隶属于行政官署之下，补助其官署行为之机关也。
补助机关非如行政官署，在法律上有意见之决定权；
仅对官署意见之决定，为准备调查之行为，或承官署之命令，从事各种事务而已。
唯补助机关依法令规定或官署委任得代行官署之权限，而于代理权限之范围内，兼有官署之地位。
”我们通常讲的秘书工作机构，就是属于"
补助机关"
之列。
上面这段话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讲了几层意思：
一是揭示了秘书工作机构的本质属性的“补助”性，即辅助性；
二是说明了"
行政官署"
与“补助机关”之间的关系，前者是行政权力主体，有“决定权”，后者只对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起辅助作用；
三是"
不仅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执行机关，它唯有在"
依法令规定或官署委任得代行官署之权限"
，这就是说"
在依法或领导授权的前提下才能代行领导权力，不能超出斌予的权限范围而越权、越位。
由此可见，范扬先生的以上论述，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全面揭示了领导机关与秘书机构之间的主辅关系，这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任何社会组织在管理上普遍存在着的领导与秘书的主辅关系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发生过秘书和秘书机构擅权以至“专政”的现象，尤其是我国封建社会这种现象反复发生，形成秘书权力“膨胀-回位-再膨胀-再回位”这样循环往复的带规律性的现象。
最早揭示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是秘书学研究的先行者李欣，他指出：
“在封建专制条件下，《由于皇帝要依赖秘书官吏才能发号施令、体现皇权，又由于秘书官员要仗赖皇帝的信任才能满足权欲，加上他们处在统治层的圈内，这样产生一个效应，一种历史现象：
皇朝的秘书和近侍官员职权膨胀循环。
基本规律是：
由-般秘书性职权逐渐扩权膨胀，每次膨胀到极峰就回位，每一次回位总是以变革机构来完成。
秘书官员和近侍官员的职权膨胀，就意味着皇权的分散，而秘书和近侍官员的擅权，总是仗势而行。
”例如：
秦朝一统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设立丞相府作为辅助秦始皇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机构。
汉承秦制，开始也以丞相府作为中央秘书机构。
但其机构逐渐扩大，权力膨胀，拥有决策权。
汉武帝时，为加强皇权，便分散、削弱丞相府的权力，使之转化为中央行政事务机构；
同时另行建立小规模的尚书署，协助其办理文书、传达诏令等秘书事务。
到东汉，尚书署扩大为尚书台，成为拥有“出纳王命，为王喉舌”，“主赞奏事，总领纪纲"
的权力机构。
”为此，东汉末年曹操又将尚书台转化中央政务机构，以自己身边的幕僚为秘书令，下隶秘书左、右丞，负责拟制和处理文书。
曹丕称帝建魏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组建中书省为中央秘书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书省职权再行膨胀，皇帝为分散其权力，增设了门下省、尚书省，使之互相牵制。
到唐朝，“三省”扩展为政务机构，皇帝另行起用翰林学士为机要秘书，后发展为翰林学士院。
明朝，由翰林学士组成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
清初，内阁又蜕变为“赞理机务、表率百寮”的庞大政务机构。
于是清王朝又先后另行组建新的南书房、军机处等新的秘书机构。
这种延续二千多年的秘书权力“膨胀回位”的周期性现象表明：
秘书机构不能喧宾夺主，侵犯和代替皇权，成为权力机关、决策机关，否则封建皇上就要采取削弱、解体、转化或重组等办法，使秘书机构回归到辅助机构的本位上来。
由此可见，领导与秘书之间的权力主体与辅助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企图改变它，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要回位，还其本来面目。
（三）秘书与领导之间的组织关系
从组织系统的角度看，领导是上级，秘书是下级，他们存在下对上的服从关系。
秘书与领导、秘书机构与领导机构是处于同一组织系统之中，领导是上级、秘书是下级，存在着指挥与服从的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存在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系统之中，但是秘书处于领导近身，直接听其指挥为其服务，去实现某种领导目标。
因此，这种组织上的下对上的服从关系具有特殊性。
以上讲的社会角色上的从属关系、管理工作上的主辅关系、组织上的服从关系，是秘书与领导关系的社会属性。
这三重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最能体现秘书与领导关系本质特征的是管理工作上的主辅关系，而主辅关系的确立又渊源于秘书从属于领导和领导工作，并且是领导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意志。
列宁说过：
“规律就是关系”，“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
从社会属性看，秘书与领导所具有的互相结合的三重关系，是一种本质关系，是带规律性的东西，人们只能认识和适应它，但不能改变它。
二、怎样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
（一）才干素养是重要因素
我们先从业务能力，即通常说的才干同服务的关系谈起。
什么是秘书的职业才干？
它首先应包括秘书的一定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政治水平指的是马克思列定主义理论修养，认识问题的能力，对现行政策的理解和掌握。
文化水平指的是基础知识、文字能力等等。
这些是秘书才干的土壤和肥料，也是才干的构成部分。
一个秘书，如果不懂一些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不充分了解党的现行方针、政策，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给秘书人员提出了对学习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学识、文化功底，是秘书的必需条件。
学习，才能掌握学识。
很多人知道，曾长期担任过秘书的田家英同志，就是靠勤奋学习和勇于实践，才从一个普通小店员成就一位有名的学者的。
古代也有一些苦学而既有才干又有品德的秘书。
唐代当过记室、学士、秘书监的虞世南，读书?
“精思不懈，至累旬不栉”；
后来从政则文词、学识和德行都有很高素养。
唐太宗称：
"
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缺，无一日忘之"
，今其亡去，再难找到这样的人了。
（见《新唐书·
虞世南传》）旧中国有一位研究公牍学的许同苄先生，主张写公文?
“积学”，要“晓事”。
他的世界观，我们并不赞成，但他讲的这个道理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
晓事，按我们的说法，就是知晓世界上的事物，知晓事物的道理；
就是具有广泛的知识，有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
晓事，也可叫通情达理。
当秘书要懂事，要审时度势、通情达理，才能把工作做得恰如其分，才能搞好同领导人的关系。
有一个故事，说是在北宋仁宗状历年间，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欲推荐一位叫石介的人当谏官。
也是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反对说，石介此人性格怪异，不晓事理，如果让他当了谏官，必然以难以办到的事强要上边采纳；
如不按他的意见办，他就会怒而撩起衣襟，踹断门槛而去。
古代人并不比我们高明，帝王政权与我们人民政权更是天壤之别。
讲点古人的例子只是为了更好地讲清秘书必须有常识、有才干的道理。
才干是做秘书的基本功，若是你不能胜任秘书职务，不能完成任务，比如说：
办事，丢三拉四、拖拖拉拉；
传话，天南海北、走弦跑调；
写材料，词不达意、不知所云；
出主意，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一次两次也许没多大关系，三次、四次还是这样，总会导致领导人的不满意，哪里还会处好关系！
秘书的才干，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办事型，要求精明强干、思路敏捷，办事利落。
大部分秘书人员应是这种类型。
秀才型，是主事写文章的，他的办事能力不一定很强，但写文章很擅长，同样要求思路清楚，头脑灵活，有学有识。
有的秘书，兼有办事、写作两种才能，那更受欢迎。
三是技术型比如打字、印刷，办公设备（传真机、计算机、电话机）使用和维修、机要译电等。
三种类型的人员，都要把自己的本事掌握好，达到熟练程度，才能胜任愉快，才能与领导的需要相适应，也才能把关系搞好。
现在，研究、讨论秘书工作的各种文章、讲义、讲话，反反复复讲得最多的是秘书的参谋职能。
这虽然没有什么不可。
但是，秘书人员的基础职能是办事，参谋多半也是在办事中体现的。
因此，决不可忽视秘书的办事职能。
而秘书的办事才干有许许多方面，即使是如领会能力、语言能力和了解领导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上的本事，也同搞好与领导的关系有直接影响。
秘书与领导人共事，经常接受任务，汇报工作。
领导人说话各自有不同的特点：
或简或详、或快或慢、或直或曲，千差万别。
有时，他说了，就认为秘书懂了。
而事实上，秘书听到的与领导人头脑中想的总是有一定差距。
这当中就全靠秘书领会了。
把领导人的意图领会了，把握准确了，才能很好地执行。
如果秘书一知半解，懵着去干，不是不周全，就是把事情弄拧了，后果可想而知。
自己也会疙疙瘩瘩，不愉快。
不是所有的秘书都能熟练地写文章，但所有的秘书必须有语言表达能力。
秘书在日常工作中不管是对上对下，都不能说话过快、过慢、罗嗦、冗长，词不达意，使人费解，引出歧义，导致双方都不愉快。
精明的秘书，说话应当简练明白，富于感染力，而且又忠于事实。
与处好同领导的关系有特殊意义的一条，是秘书要了解领导、熟悉领导。
不管你是在县里，在省属厅、局、还是在厂矿企业；
不管你是为一位领导人当秘书，还是同时为几位领导人服务，你对领导人的作风、性格、办事习惯、起居规律、思维路子、语言特点和生活爱好，甚至他的工作经历，都应当了解得清清楚楚。
这样，就可以把服务工作做到恰到好处，就容易配合协调，节拍一致。
与这一点有连带意义的一个问题，是秘书人员不但应有自己的特长，更重要的是要有适应能力，尽可能与领导人的特长、爱好相接近。
苏联、美国的秘书工作研究者也是这样主张的。
领导人都有个人的爱好和专长，或喜欢听音乐，或喜欢看戏，或喜欢下棋，或喜欢绘画书法，或喜欢体育；
或擅长研究理论、总结经验，或擅长写文章，或擅长讲话，或擅长到基层调查，找人谈话，等等。
秘书不妨设法同领导人的这样那样的兴趣一致起来，不会也要学会，以便有共同语言，从生活上能打成一片，工作上便于服务。
假如秘书对领导人的专长和爱好，既不了解又不感兴趣，而且处处躲闪回避、不闻不问，至少会导致相互淡漠如水?
“公事公办”之外，就互无往来了。
（二）品德素养是更重要的因素
秘书人员的职业品德，最主要的一条是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秘书人员是绝对不能偏离党的政治轨道的。
其次，秘书人员还有职业性的高尚品德。
比如说，热爱事业、安心工作、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比如说，按领导意图办事和谦虚待人的精神。
还有严守本份、严守纪律、严守机密，等等。
为处理好同领导人的关系，以下各点是应当经常注意的：
诚实而不做假弄权。
做秘书，根本的一条就是踏踏实实、尽心尽责地工作。
邓颖超同志曾经为《秘书工作》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说秘书的高尚可贵之处，恰恰在他的献身精神、埋头苦干精神、热爱事业的精神、不计较报酬待遇的精神。
秘书，总得要一心一意对待工作。
旧社会也讲到从政"
立诚"
为本。
旧中国封建政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的反动统治者都是口是心非、欺骗舆论、欺骗人民的。
但是，也有些政治家讲过一些颇为高明的话。
唐初，有人上书唐太宗，建议他清除身边的佞人。
唐太宗说：
我不知道谁是佞人。
上书人出语说，你只要借个缘由佯装发怒就会试出来：
凡是不畏雷霆、直言进谏的就是正人；
顺意阿旨者就是佞人。
按我们现代话说，这显然是个荒唐的馊主意。
唐太宗拒绝说?
蚀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
（《通鉴纪事本末》第二十九卷）诚，是有立场的。
我们说诚，是指对待我们服务的领导人而言。
设想秘书对领导人有所虚假，那还有什么好关系可言！
有个别秘书传假旨，冒用领导人名字批条子、签字等，就是做假弄权的行为，已构成违反纪律，弄大了还是犯法的。
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要?
“给秘书一定的自主权”。
不管原意是什么，这提法恐怕是不妥的。
参谋而不是自以为是。
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
当秘书，按领导意图办事与当参谋有时会产生矛盾，若是领导人的意见是错的，他又不采纳我的参谋意见，怎么办？
这里有三点要注意：
一不要指望领导人采纳秘书人员的一切建议；
二不要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的；
三要明确认识，领导人是决策者，秘书无权强要领导人采纳自己的意见。
小平同志说过：
“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
不以正确者自居。
领导人的指令、意见，在“出台”前秘书如发现有不足之处，应当提出补正意见供参考。
这是正当的。
有的文章提出：
对领导“不能无原则地服从”，不能做“唯唯诺诺的庸人”。
这种提法，在一般意义上不能说有什么不可。
小平同志也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
”但是，讨论问题不能离开主题。
我们一方面讨论如何处理好同领导人的关系，以便做好服务工作；
一方面又把领导人置于有错误的境地而端起架势与其作斗争，这恐怕是不协调的。
我们这个职业，还是要讲究为领导人服务，为领导人的工作做工作。
秘书同领导人应该是个亲密、融洽、和谐而充满友谊和支持的工作关系。
全大局而不介入矛盾。
讨论文章中有一种观点引起了争论。
就是：
当几位领导人有了意见分歧、有了个人矛盾时，秘书怎么办？
一种意见是宁可当“和事佬”，另一种意见不同意当“和事佬”，而应……不必讳言，在领导人之间，特别是在中下级领导人之间，有时是会有分歧、有矛盾的。
而在中、下级机关，常常是一个秘书同时为几位领导人服务。
所谓“神仙打仗，凡人发慌”，秘书夹在当中是会很为难的。
但是，这里有一条原则：
秘书不能也不允许介入领导人私人间或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
秘书介入这种纠纷，支持一方、反对一方，不但于事无益，而且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秘书人员不能在领导之间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如回避不了，最多只能表示：
领导之间的事，秘书人员不便说什么，希望以党的利益为重，相互谅解、搞好团结。
这算不算"
和事佬"
倒不要紧，重要的是，秘书就是秘书，秘书的原则是不能介入领导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如果领导间在工作上有分歧，临到秘书非执行不行时，就只能按组织原则，执行主要决策人的意见。
公正而不搬弄是非。
秘书在领导人身边工作，随时随地需要向领导人汇报情况，提供对事物的看法。
这种工作条件要求秘书公正、客观、超脱。
涉及人事，绝不可借工作之便挟私向领导人说这个人那个人的坏话。
其实，如果是挟私、有偏见，说别人的”好”话，也是不应当的。
这是一条美德，也应是一条纪律。
谦虚而不傲上凌下。
秘书同志都是经过挑选而派任的。
一般都是老老实实工作，很守本份，对上尊重，对下谦虚。
也有个别同志自以为地位重要，对下口大气粗、盛气凌人，使人反感。
有的同志傲上，性格急躁，自以为正确，有时会同领导人顶撞、争吵起来。
好的性格也是处好关系的因素。
但性格、脾气，多半也能纳入品德修养的范围。
如果秘书人员自恃有才干，而不注意职业品德修养，也是搞不好关系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三国时祢衡的例子。
此人很有才能，很会写文章，但是性格怪僻、傲慢无羁。
他见曹操，嫌礼遇不厚就把曹大骂一顿；
转到刘表那里，又多次冒犯刘表；
再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当秘书，黄重用他，很佩服他的文采，但终究在下棋时又把黄祖骂了，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受批评而不急不怨。
有的秘书同志风趣地说：
我们做工作挨批评是常事；
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挨批评就是事实上的表扬。
工作做得不好，挨批评是应该的。
有时，领导人的要求、批评也有弄错情况的。
这时，最好不要急于争辩、急于解释，而是暂时冷静一下，等气氛稍微缓和一下再用适当方式说清楚。
有时，情况不说自明。
这样，对处好以后的关系做好服务工作是一个良好的因素。
其他，如办事要忠于领导意图不要按个人喜好随意增减，画蛇添足，把事情办走了样；
也不要在执行一位领导人的指令时而去问另一领导人的意见，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复杂。
这些都是特别忌讳的。
（三）领导人的关怀
讨论的命题是从秘书方面提出、从秘书方面要求的。
今年的《秘书》第2期，发表了李庆云、傅忠耀两位中层领导同志从使用秘书方面写的文章，这就使讨论更趋于全面了。
这两位同志讲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其中一条，是领导人作为关系的一方，也要关心秘书。
提出：
对秘书不但有要求，也应有给予；
不但有使用，也应有关怀。
这可能是秘书同志们很满意的意见。
现在，从基层到更高一级都有秘书人员。
他们是个不小的队伍。
不管在哪一级机关，不管给谁当秘书，他们的工作性质和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领导同志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就更有利于调动积极性，鼓励他们好好工作。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自有各自的要求会更好些。
邓颖超同志的文章就提出，领导同志要主动关心秘书同志，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结语
秘书与领导是一对矛盾，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要坚持秘书与领导关系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同一原则，在对立面的矛盾中寻求和谐，达到统一。
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秘书既要忠诚服务，又不要盲目跟进。
秘书与领导既然在社会角色上是从属关系、工作上是主辅关系、组织上是下级服从上级关系，因此在工作中就必须尊重领导，听从领导指挥，忠诚做好服务工作。
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忠诚”作为选拔秘书的重要标准。
但他们要求的是愚忠或对个人效忠，这和今天我们提倡的“忠诚”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要求秘书忠诚服务，就是秘书要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忠诚地为领导工作服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
忠诚服务不是盲目服务，不是不问是非曲直地紧跟领导，而是以忠于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的。
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公务秘书工作者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和党领导下的国家活动与其他阶级的政党和国家的活动有本质的不同。
这是因为，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任何私利。
因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应成为共产党根本的执政规律。
根据这一规律，必须坚持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价值标准。
秘书活动同领导活动一样，都要受这一执政规律的支配，接受这一最高价值标准的检验，凡领导确定的工作任务、方针政策和领导的工作作风不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脱离人民群众利益的时候，秘书要敢于并善于向领导积极进言，力求改正。
秘书在领导面前不能自视低人一等，唯唯诺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甚至随声附和，甘做领导的“驯服工具”，其实质源于私心作怪，企图为自己捞取好处。
这样做，不仅违背了秘书与领导在政治上的平等关系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结合原则相悖的。
现代秘书，特别是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公务秘书，同身边的现代领导者一样，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
这双重考验来自中国共产党发生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认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越是长期执政，越是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反腐倡廉，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近些年揭露出来的秘书腐败案件表明，秘书腐败与领导腐败往往密不可分。
秘书从领导那里寻求腐败需要的“外力”和“护身符”，领导从秘书那里寻求腐败需要的“帮手”和“保护伞”。
他们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庸俗的互相利用的帮派关系，或者说是彼此依附的主仆关系。
我们要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在秘书与领导之间共同建立起反腐倡廉的机制。
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判的思想式器，既严于律己，又接受他律，互相监督帮助，真正做到从政为民，清正廉洁。
要遵纪守法，不容许享有超越法规的任何特权，也不容许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秘书与领导要像同志和朋友一样，讲信任、友谊、支持和谅解，但不应丧失原则，掺和私心，互相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结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关系的庸俗化。
总之，秘书与领导只有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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