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读书笔记.docx
《古典文献学读书笔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典文献学读书笔记.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古典文献学读书笔记
古典文献学读书笔记
古典文献学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
2020-04-02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下面是第一范文网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第一节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
《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
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
“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
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
所以司马迁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史记?
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
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
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
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
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
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
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
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
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
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
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
）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
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
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
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
《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
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
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
《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
所以《吕氏春秋?
侈乐篇》说：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
”“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
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
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
“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
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见襄公十八年《左传》。
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
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
这是很自然的。
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
）。
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
《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
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
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
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
《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
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
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
王褒传》及《隋书?
经籍志》）。
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
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
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
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约前340-前277），名平，是楚国一个没落的贵族。
“博闻强记”，熟悉政治情况，善于外交辞令。
为楚怀王左徒，对内同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
怀王起初很信任他。
但那时楚国内外都有尖锐的斗争：
在内政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也表现为外交上亲秦与亲齐两派的斗争。
前者以怀王稚子子兰等楚国的贵族集团为代表，后者以屈原为代表。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正在起草之际，上官大夫为了探听宪令内容，就想夺过去看，屈原不与，上官大夫反诬蔑屈原泄漏机密，恃才矜功。
怀王不察，遂疏屈原。
秦惠王见有隙可乘，就派张仪至楚，进行阴谋诡计。
张仪许怀王商于之地六百里，使绝齐交。
怀王既绝齐，又不得地，大怒，发兵攻秦，先后皆大败，丧师失地。
齐既不来救，韩魏复出兵攻楚，怀王不得已，乃使屈原使齐，恢复邦交。
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诗人洞察形势，认为非联齐不能抗秦。
在政治上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相对立，坚决同他们作斗争。
而怀王昏庸懦怯，为群小所包围，终于走亲秦道路，放逐了屈原。
这时楚国内政腐败，外交失策，又连年为秦所战败，怀王遂再度受欺，入秦而不返。
顷襄王继位，以弟子兰为令尹，对秦完全采取妥协投降政策。
诗人痛恨子兰劝怀王入秦，子兰复谮毁屈原，襄王怒而迁之于江南。
诗人在长期流放中忧心国事，没有一刻忘了回去。
他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抒发忧愤的感情，并揭露、指斥群小违法乱纪、壅君误国之罪，乃自投汨罗江而死。
诗人有高贵的品质和干练的才能。
他生活在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复杂激烈的时代，抱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十分自负地想为楚王做一个统治上的带路人。
他的政治理想是要使祖国独立富强，以至统一长期分裂的中国，达到所谓唐虞三代之治。
其具体主张不外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
诗人在他的诗篇中都曾一再郑重地表明，而且称之为“美政”。
但这些并不是空话，诗人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在任左徒时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比如《离骚》说：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可见屈原为了治理国事，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材，希望将来有用。
当他奉命草拟宪令，而反对派的旧贵族就千方百计来破坏它。
只这两件事就足以说明诗人所谓“美政”的基本内容和它的中心思想。
而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反对贵族的传统特权，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所以在国内必然会引起斗争。
诗人一生为了祖国，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惜奔走先后，企图“及前王之踵武”。
当他看见“党人”把祖国引上“幽昧”、“险隘”的道路，就大声疾呼地说：
“岂余身之殚殃兮?
恐皇舆之几绩。
”当他一再受到群小的排挤和迫害时，就奋不顾身地同他们斗争到底，九死不悔。
诗人一生的历史就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历史。
他的悲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倾泻了深沉的爱国的思想感情，成为千古传诵的杰作。
屈原的作品，据《汉书?
艺文志》是二十五篇，这可能是刘向校定的篇数。
它的具体篇目，据王逸《楚辞章句》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二十五篇。
《大招》的作者，王逸疑不能明。
《招魂》一篇司马迁认为屈原所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可见屈原的作品汉代人的看法已不一致。
至于后人为了加入《招魂》、《大招》等篇，而把《九歌》任意删并，以求合于二十五篇之数，那是极不妥当的。
关于屈原作品中的真伪问题，后人纷纷讨论，各执一说。
现在看来，《大招》一篇显然是模仿《招魂》写的，而词采远远不及，可以肯定不是屈原所作。
《渔父》一篇司马迁在屈原传中本是作为一个有关屈原的故事来叙述，并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
所以王逸说：
“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
因此《渔父》不应算在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之内也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远游》、《卜居》以及《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等篇，也有人认为后人所依托，但缺乏充分根据。
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对于作品的理解不同，看法不同，众说分歧是不足怪的。
第三节离骚
《离骚》（《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
“离骚者，犹离忧也。
”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
）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
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
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溶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
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
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
不仅如此。
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
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
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
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
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