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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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个异常丰富复杂的历史记录宝库。
在这里，司马迁不仅记载壮阔宏伟的历史大事件，也记录天子贵族和平民百姓的生活琐事。
单独拿出一件细小的事件，例如齐桓公和蔡姬一起荡舟河中，或是韩信当街承受胯下之辱，就像是茫茫历史长夜中的烛火萤光，看不出有任何深意，也不会明白这样的事件对宏大的历史有何影响。
司马迁写的是历史，在他那个时代，历史的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围
绕君王和政权的政治军事事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将很多并不具有直接的结构意义、并不会直接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琐事人传，这样做有何意义?
其实选择这些细小的材料进入历史叙事，有着多方而的作用，比如反映人物性格、预示事件发展方向等。
《史记》中的很多微小事件在发生时并不显眼，只是一个起点，是后边一系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控制和预测事件的起点，但却会逐渐发展，最后演变成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可借用一个混沌学中的概念——“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混沌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该命题的创始人美国气象学家E．N．洛伦兹将“蝴蝶效应”定义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为了说明这个概念，他曾经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会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因此这个命题有了一个美丽而且为人们熟知的名字——“蝴蝶效应”。
事件发生之初的细微差别，可能会导致结果的迥然不同，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就可能会导致未来状态极其巨大的差别。
很多时候，不小心的“失之毫厘”，真的会带来最后的“谬之千里”。
人们面对诡谲莫测的历史，常常会感叹，如果当时怎么样，就不会有那样的后果。
历史是戏剧性
的，这种戏剧性往往就在于造成最终结果之原因的细小性。
正是这种细小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往往不会对其有多少关注，但是历史的阅读者若干年之后去看待历史，就会惊异于这导致重大历史结果的细小
起点。
《史记》中有很多此类事件的记录。
重大的政治军事变化，如果追根溯源的话，竟然起于一件不显眼的小事。
单薄的蝴蝶的翅膀，真的能够引起一场风暴。
我们来看《鲁周公世家》中的一个例子：
季氏与邱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邱氏金距。
季平子怒而侵邱氏，邱昭伯亦怒平子。
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
季平子怒，囚臧氏老。
臧、邱氏以难告昭公。
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
平子登台请曰：
“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
”弗许。
请囚于费，弗许。
请以五乘亡，弗许。
子家驹曰：
“君其许之。
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
”弗听。
邱氏曰：
“必杀之。
”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日：
“无季氏与有，孰利?
”皆日：
“无季氏是无叔孙氏。
”戾曰：
“然，救季氏!
”遂败公师。
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邱昭伯。
邱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
三家共伐公，公遂奔。
己亥，公至于齐。
（《史记·鲁周公世家》）
鲁同孟孙、叔孙、季孙氏联手驱逐昭公，这是关系到鲁国政治的大事，对日后鲁国政治局势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以后，鲁国政权即落入这三家手中。
但追究事件的起因，却仅仅是因为季孙氏和郦氏两家都在斗鸡中作弊，于游戏中渐生怨恨心理。
矛盾不断升级，双方开始动用武力，而双方的友军又不断加入，最后演变为鲁园五家大夫与国君都被卷入的政治大混战。
鲁昭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最终被赶出鲁国，开始了流浪生涯。
再看《郑世家》中的一件事：
灵公元年春，楚献龟于灵工。
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日：
“佗日指动，必食异物。
”及入，见灵公进龟羹，子公笑日：
“果然!
”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
灵公召之，独弗予羹。
子公怒，染其指，尝之而出。
公怒，欲杀子公。
子公与子家谋先。
夏，弑灵公。
（《史记·郑世家》）
子家和子公两人去朝见郑灵公，子公的食指在路￡动了一下，这大概是神经的平常异动，子公就开了一个玩笑，说：
“佗日指动，必食异物。
”神奇的是见到灵公以后竟然应验了。
子公有些得意，但灵公或许想和子公开个玩笑，或是对臣下料事如神有些嫉妒，故意不给他预料的“异物”。
子公本来很得意，这时看到别人在吃龟羹，唯独自己没有，很生气，用手指直接到煮食的大鼎中蘸了一下，舔了舔手指就走了。
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举动，且不说面对的是国君，就是到普通人家里去做客，用手伸进主人家的锅里吃东西也是对主人极大的不尊蕈。
灵公当然很生气，要杀子公，但子公听到消息后动手更快，联合子家先把灵公杀了。
司马迁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对灵公被杀的过程写得很简略，只用了四个字：
“夏，弑灵公”，但是对事件的起凶却有详细的记录。
显然，对于在那个时代很常见的弑君事件，司马迁更看重的是起因：
大臣拜见国君的路上，食指轻轻动了一下。
《史记》中最显著的一个“蝴蝶效应”的例子出现过多次，可将其简称为“吴楚边民争桑事件”，凡见于《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三处，其中以《吴太伯世家》和《楚世家》中记载最详：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
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
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史记·吴太伯世家》）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
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
楚恐，城郢。
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
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
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
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
楚乃恐而城郢。
（《史记·楚世家》）
《伍子胥列传》中的记载很简单，为了方便对比，亦录于此：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
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
（《史记·伍子胥列传》）
从以上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记录中，可以发现。
《吴太伯世家》和《楚世家》这两处较为详细的记录，都采用了相同的叙事方式——倒叙，而且都用一个“初”字来领起。
这种倒叙方式的采用，更增强了重大事件发生后去寻找起因的意味。
虽然三处记载有细微差别，例如争桑的或为“二童”，或为“处女”；或是两国相攻，或是楚王先怒。
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
吴国卑梁与楚国的钟离为紧邻的边境小邑，两地居民因为采桑之事发生争执，先是两家居民打了起来，吴国人吃了亏，吴国卑梁的地方官很生气，发动“邑兵”，也就是地方部队去攻打钟离，事件已经升级。
楚王得到消息，更是调动“国兵”，就是正规军去灭掉了卑梁。
吴王“闻之大怒”，派出贵族将领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间）攻楚，灭掉楚国两城。
吴兵势头很猛，所以又迫使楚国修筑国都的城墙进行防御。
这次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断升级，两国边境居民由采桑引起的争执最终导致两国问的战争。
现在看来，最初的几片桑叶仿佛就是蝴蝶的翅膀，扇动起这场激烈的战争。
同以上相类似的事件在《史记》中还有很多。
例如载于《齐太公世家》中齐桓公与夫人蔡姬一起坐船，蔡姬仗着自己会游泳，故意使船摇荡，桓公受了惊吓，蔡姬又不停止，桓公上岸后一怒之下把蔡姬休回老家。
蔡国也很强硬，把回国的蔡姬又转嫁给别人，惹恼了桓公，举兵伐蔡。
可蔡国是个软柿子，马上投降。
作为诸侯霸主的齐桓公带着征召来的各国军队不能无功而返，最终导致齐国伙同诸侯军队攻楚的一场大战役。
又如《卫康叔世家》中，卫献公的妾学琴不用心，教琴的师曹就打了这个妾，妾告状到献公那里，献公报复性地“笞曹三百”，埋下了祸根，后来这个师曹利用职权以歌声鼓动卫国大臣谋反，赶跑了卫献公。
《宋微子世家》还有如下记载：
箕子者，纣亲戚也。
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
“彼为象箸，必为玉牺；为柘，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
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史记·宋微子世家》）
箕子见微知著，看到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而感到害怕，对国家的命运很是担忧。
君王使用象牙筷子为什么引起他的担忧?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因为有了象牙筷子，就会把杯子也换成玉杯；有了玉杯和象牙筷这样精美的餐具，就会贪爱远方那些奇异且难以得到的食物。
照此发展下去，就会进一步去追求车马宫室等方面更大的享受，贪欲越来越大，没有穷尽，势必会导致亡国。
箕子对这件事情所作出的解释，其实就是因为他意识到微小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变化，对小事的不重视，就会导致大问题。
《礼记·经解》中的看法也更为人们所熟悉：
“《易》日：
‘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这说明，虽然此处借用现代西方的概念，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两千年之前即被我们的祖先参透。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有很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变故其实起于很小的事件。
不仅王室贵族中的小摩擦能够导致大的变乱，就是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民间争斗也能掀起大的波澜。
对这些事件如此地记录，反映了司马迁的一种历史观，即历史是偶然的，是不确定的，身处其中的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面对不确定的历史都是弱者，都没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随时会因为无法预料和防范的原因被卷入斗争的漩涡。
在《史记》中，小差错导致大失误，小事件引发大后果的事件非常多。
例如晋国邵克出使齐国，因为身有残疾引起齐顷公母亲的嘲笑，郁克发誓报仇，最终率兵大败齐军，以至“伤困顷公”，齐顷公靠部下的冒名顶替才得以脱身，国君母亲的一笑差点导致亡国；窦姬能够成为日后的窦太后，只是因为负责分派宫女的宦官忘记了她提前的嘱托，“误置其籍代伍中”，误配给代王。
没想到得到代王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的宠爱，窦氏生下后来的景帝，成为太后；堂堂汉高祖成为他那个起义集团的领袖，是因为“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
”刘邦这个造反头子的产生竟然是别人怕日后受牵连，被“让”出来的!
类似的例子在《史记》中还有很多。
在司马迁笔下，严肃的军国大事的重大结果似乎经常始于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即上边说的“蝴蝶效应”，起因的微小性与最终结果的严重性的对比极其强烈，因而看上去更具有戏剧性，甚至让入觉得有些战栗，有些惊悚。
司马迁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承担着解释历史的任务，他要记录下完整的历史事件，就必定要将一系列事件进行排列组合，列出过程，记下结果，给出原因。
经过
如此处理，原本处于混沌无序状态下的历史才会变成可理解的并能承担一定意义的历史。
在对历史原因的探寻中，司马迁没有不顾事实的区别升华出一个终极原因，没有将所有的存亡得失归于抽象的道德
和大命。
在他这里，不唯事件是个别的，原因也是个别的，军国大事往往就是起于日常生活中的细碎小事，这可能更符合历史的实际。
对以上所举历史事件的解释中，现代历史家们运用当代占统治地位的政
治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将齐桓公对蔡姬一怒进而导致伐楚解释为齐、楚这两大同处于上升期的强国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结果；晋国邰克被辱复仇又被解释为晋、齐、楚三大国争霸，晋国为了与齐国结盟共同对付楚国而对齐国实行的既打又拉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的解释框架内，历史上的一切偶然，一切突变，都被消解了，仿佛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是“政治经济利益”，所有的历史都被整齐地归类，群体掩盖了个人，理智遮蔽了冲动和急躁。
但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历史都这样解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就是我们会发现，试图用一种统一一切历史现象的理论去解释历史时，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
“当我们处于寻找终极原因的思维状态时，那个被我们找到的东西总会具备上帝的特征。
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规律’以及我们过去认为的‘生产力’，只要把这些概念上升到终极层次，就不可避免戴上某种上帝的光环，而在学术研究中，一旦某个概念具有了‘上帝’的身份，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从一定距离上看起来必然如此的事情，但对于当事人或者距离不太遥远的历史记录者来说，却有着各自特殊的原因。
如果把历史放在一个很宏观的视野上来观察，那些一时的战争风云和政治阴谋都会显得微不足道，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地理、气候、经济这些看起来毫无影响力的因素。
但是对于单独的一件历史，这种“大原因”又会退居幕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更直接的因素。
司马迁在很多人物传记中，通过记录小事来反映人物的性格，而这种小事很多都是人物未踏上历史舞台前发生的，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对历史进程也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人物的性格会通过此类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得以展现。
司马迁记录这些小事，就是要通过探讨人物性格进而寻找此人在历史舞台上成败荣辱的原因。
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蝴蝶效应”。
《史记》中很多传记在开篇即记录人物早年的行事，在人物开始进行重要历史活动前就写出其性格特征，为后来的活动进行铺垫。
这种写法在《史记》中很多，《李斯列传》即是一个例子：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入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日：
“入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
辞于荀卿日：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
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踏上历史舞台展开活动始于人秦游说秦王，从此开始其向上钻营，又摇摆不定的一生。
以上所写李斯出山前的两次叹息，表现了他内心对功名富贵的极度渴望，甚至师从苟卿学帝王之术就是因为看到两种处于不同境地的老鼠引发了感叹；而在告别老师的时候，又否定了那种“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远离世俗、飘然出世的人生态度，认为“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也成了李斯一生的座右铭。
他的一生就是要摆脱那种“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的境地，拼命去追求功名富贵。
李斯的这种性格，在以后的行为中，特别是在面对赵高对他的威逼利诱，在后来对秦二世暴政的阿跌奉承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而他的这种性格，从一开始司马迁就用两次叹息完整地表现出来。
其实，李斯这两次叹息和他的政治行动没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细节，司马迁在这里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写这两次叹息，就是要把李斯那种贪图功名富贵的灵魂提前展示给读者，为他以后的行动定下基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在《陈涉世家》的开篇，陈涉在一群佣耕者当中以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表明了自己的胸怀大志和与众不同；《淮阴侯列传》中，韩信面对欺辱，“俯出跨下，蒲伏”，为了实现心中大志甘愿受胯下之辱；而更为著名并经常被拿来对比的刘邦与项羽早年看到秦始皇盛大排场后的不同反应，也表现出了这两个日后楚汉之际风云人物的不同性格，预示了后来的成败。
但是，这种性格的提前揭示还需要后续事件的补充和再解释，尤其在意义层面上更是如此，因为单独的一件小事只是显示人物性格，至于这种性格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带给人物什么影响，就要依赖
后续事件的解释功能。
上边的例子中，如果说李斯的话能表现出追求名利的个性，刘邦和项羽的豪言壮语也能让人感受到王者霸主的气息的话，韩信的例子单独存在则不能完成性格定位的功能。
如果没有
后来韩信的叱吃风云，没有成名之后回到受辱的地方对当时侮辱自己的人以德报怨，单凭他钻了别人的裤裆和钻裤裆前的“于是信孰视之”，这看似心理描写却没有写出当时他是一种怎样心理实在很难判断韩信到底是胸怀大志的英雄还是一个畏缩胆小的懦夫。
韩信在“孰视之”时，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做出接受胯下之辱的决定，司马迁并没有告诉我们。
相似的例子还出现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在刚出场时面对当时对他或“怒而目之”、或“怒而叱之”的两位剑客盖聂和鲁句践，都选择了“嘿而逃之”的方式。
单凭这两件写在前边的小事，读者会得出荆轲只不过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的印象。
但是随着叙述的推进，随着荆轲在刺秦王中表现出非同凡人的“神勇”，之前的这两件事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荆轲当时的隐忍，正是不肯轻用其力、轻舍其身的表现，是那种匹夫之勇所不及的，后续发生的事件使前边事件的意义发生了逆转，这也正像华莱士·马丁所说的：
“一个事件的意义可能完全取决于后来发生的事件。
，，因为作者没有直接表现人物的内心，写出人物在那一时刻的心理，只是描写了他们的行动和语言，这样的写法难免会模糊人物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
没有鲁句践的又一次出场，荆轲在这两件小事中的行动的意义就会被曲解。
司马迁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两件小事会引起读者的误会，在结尾处又特意安排那个鲁句践重新出场，通过他检讨当初叱呵荆轲的行为，直接说明荆轲当时的行为对于一位超级剑客的合理性，避免了读者的误解。
可以这样说，在情节逻辑关系上，前边的事件是后来鲁句践又一次出场感叹的原因；但是在意义逻辑上，则恰恰相反，后边的事件反而成了前边事件意义成立的原因以上这些微小事件具有提前揭示人物性格、为人物定位的作用。
《史记》中的人物性格虽然很少有发展变化，而且也不能说这些小事会直接导致重大的后果，但却正是这些小事中反映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人物在面对重大事件时的态度以及采取的行动。
如果说《史记》中的这些微小事件是漫漫历史长夜中的烛火萤光，那么司马迁并没有轻易放过这些微小的亮点：
有的亮点像是火种，几经转变后竟然会引起一场燎原的大火；有的亮点虽然微小，但却能反映出决定人物成败的性格侧面。
事件虽然微小，但是在整个《史记》叙事中所承担的作用却一点也不小。
历史原本是混沌不清的，是充满偶然的，既有深谋远虑，也会有鼠目寸光；既有宽宏大量，也会有小肚鸡肠；既有运筹帷幄，也会有冲冠一怒。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深谷，横亘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那么历史著作就是这条深谷上的吊桥，引领着我们认识过去。
但是这座横过历史深谷的吊桥，却常常从一块拴着细线的小石头开始。
司马迁在写下历史并为其进行解释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写下的历史中，小小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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