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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几句话,人生都点透了。

  毕业后我分配到交通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那一年我24岁,毕业刚刚两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心情很苦闷。

后来我被送到黑龙江东部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参加劳动改造,那已经是中苏边境。

下放的右派,比留在北京的右派日子好过,周围都是一样的人,不寂寞,也没有人歧视你。

北大荒当年是很美丽的地方,一望无垠的草原,草能喂牲口,盖房,铺床,我们的生命也和草一样卑微,但是旺盛、顽强。

刚到北大荒的时候,大家都弱不禁风,出来之后身体倒好了,就像孙猴子,在太上老君的炉里炼一炼,没有炼化,反而长了本事。

我这个人,一生不欠情,唯一欠的就是我的母亲。

她让我懂得坚强,我落难时,身边许多人都和我划清了关系,只有她没抛弃我。

老太太活到101岁,2002年刚去世,生病的时候我在上海,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到交通部,也没有其他选择,除非留在北大荒继续种地。

经过这段岁月,我对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了真正理解,“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篇东西,经历浅薄的人读不懂。

另一个发现是,我们的国家自我纠错能力很强,60年前,它面临土崩瓦解,30年前,它也摇摇欲坠,但都站住了。

从此之后我一直在交通部,1992年59岁在水运司、中港总公司船机处做处长,仕途上不算成功。

有些报道说我面临退休才选择的去做企业,其实不然。

当时交通部对退休没有硬性要求,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只是觉得壮志未酬,想干点实事,就来了上海。

我对港口比较熟悉,常和人说为什么中国老买外国人的港口起重机,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产品,讲了很多豪言壮语。

就是为了鼓舞人心,谈不上自信,当时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世界的需求,没想到就一步步做下来了。

对我这么大年龄创业,没有人反对,咱们国家的事往往是这样,除非两个人有私人恩怨,否则谁也不会公开反对谁,但是谁也不支持谁。

  小平南巡是我们创业时看不到的一个背景,没有小平南巡,我们无法在浦东立足。

当时小平很着急,觉得步子慢,建国60年,真正的商品经济是从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为我们创造了环境。

  经营要诀:

不拘一格,朝令夕改

  交通部同意了管彤贤的申请,通过香港的一家合资子公司投资50万美元,上海港机厂又以一块地皮作价50万美元,成立了注册资金100万美元的中外合资企业。

管彤贤带着从港机厂分拨过来的十几个人,在浦东租了三间简陋办公室。

振华是个独特的国企,成长中可谓“没喝国家一口奶”,与民营企业无异,它的管理也与国企大不相同,管彤贤至今不要个人办公室,严令“今日事今日毕”,绝不许文件过夜。

然而,他从未考虑过企业改制,至今公司大股东仍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包括他在内的企业高管,既没有股份,也不拿高工资。

振华深深打上了管个人风格的烙印,他有十四个副总裁,但实际相当于他的十四个助手,从公司自制的“可乐”配方到重大投资,无一不需要他拍板。

我为什么敢进入这个行业?

港口起重机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过去主要生产商来自美、日、德、韩,它们技术和资金都不缺,但造一台设备同时要几千个员工,在人力成本上没有竞争优势。

而对越南、非洲来说,人力虽然丰富,又没有技术基础,唯有中国具备傲视群雄的可能。

  话是这么说,开始的时候,我既缺钱又缺人,所有高管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唯一的轿车用来接送客人,请客吃饭就在街边的大排档,办公室的柜子都是吊在墙上,不能落地,否则桌子就没法摆。

  最初我们曾在新加坡参加投标,连续5次,一次也不中,我深深感到中国制造业缺乏品牌。

港口机械是耐用工业品,用户看中的首先是品牌,而不是价格。

品牌代表了你的质量,它从哪里来?

这个行业不需要打广告,只要有大的港口用你的产品,就是最好的广告。

后来我们在加拿大打开了缺口,也是通过招投标。

最初我们靠的还是价格,和我们价位同样低的还有一家南斯拉夫企业,一看那儿都快打起来了,人家没敢买,把项目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卖出的第一台设备,卖了546万美元,比行价大约便宜四分之一。

让了些利润,可也不是太离谱。

后来我们的第一千台机器还是卖给加拿大,也还是这个价格,承担了200多万美元的差价,感谢他们把我们带进国际市场,这是中国的传统,饮水思源。

加拿大买了我们的东西,震惊全世界,每天都有其他港口的人去那参观,看中国的产品用不用得住。

现在我们不需要通过价格抢订单了,鹿特丹港号称“欧洲门户”,它的Euromax自动化码头2亿欧元的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竞标时,奥地利一家集装箱起重机厂的报价比我们至少低5%,但鹿特丹港还是选择了我们。

  做企业,许多路难免是被逼着撞出来的。

最初我们在运输上老被人卡脖子。

港机装在船上,有七八十米高,当时世界上只有一家专业船公司能运输这种产品,从上海运往温哥华,第一次和我们要价95万美元,第二次要100万美元,第三次要150万美元,条件还越来越苛刻,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改造运煤炭的船和油轮,自建船队。

企业发展中总会有突然跳出来的机遇。

去年我们的船振华四号在全世界替公司扬了名,这是商船首次击退索马里海盗。

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偶然。

为了让起重机装卸方便,我们买来的船都将型深从18米改造到13米,生活驾驶区和主甲板差5到6米,海盗不知道,以为爬上来就进驾驶室了,其实只能到第一层甲板,那批海盗又没穿鞋,让我们用啤酒瓶就砸跑了。

但偶然中有必然,必然的就是十七年来培养的创新能力,要是我们没有能力改造船,也就束手就擒了。

  说实在的,当年没想过会做这么大,我们是在装备制造业的“中国世纪”揭开帷幕时站在舞台上的。

我做企业的要点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

1997年上市时,我最初不同意,觉得没什么用,上海方面动员我,让我签字也就签了,心里并不太认同,但后来很快发现上市的好处,这就是“不拘一格”,不能自己捆住自己。

上市后融资渠道丰富了,监管更透明,而且可以顶住压力。

别忘了,我们仍是国有企业,上市之后,领导让你做又不该做的事,可以拿股民做挡箭牌。

我从没请过咨询公司,企业的事,外人都是雾里看花,也没请过经济学家诊脉,如今经济学家都越来越慎重了,在经济学上说实话不容易啊,说深一点,就涉及到制度。

  当然,关起门来不行,我们常常组织去其他公司交流。

比如三一重工,我去过几次,这个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创新能力强,梁稳根和他的几位高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气,值得我们学习。

三一他们有一部分股权投资,这些事我们倒不羡慕,不是说人家那样做不好,只是“钱生钱”的事我们做不了。

  这些年来,政策层面对工商界最大的支持,是出台了《公司法》。

公司法没有规定党管企业的干部,企业属于谁?

应属于出资人,即股东所有,总裁对董事会和股东会负责,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新三会,这才是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体,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是老三会,它只是一种民主决策形式。

  恕我直言,企业里不能搞民主决策。

毛泽东有句话我是赞同的:

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不能决定企业兴衰。

在企业内少数不能服从多数,否则,不能盈利、发不出工资,谁负责?

我按照公司法设立了工会,但是不设职代会,即便将来需设,也只是民意机构,不是权力机构。

  什么是工业企业最应该想的问题?

第一是市场,第二是市场,第三还是市场。

三十年前,我听马洪同志做报告,讲到企业的产品要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极有道理,但至今一般的国有企业还做不到,因为不能迅速根据变化的市场进行修正。

  前年北京有一批司局级领导来长兴岛参观,问我振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讲笑话:

“就是因为离你们远。

”没想到他们还写到总结里了。

事实上,某些人仍始终不忘“管下面”,要填的报表要50多种,其实领导根本不看,没有用。

我们没想过改制,经营是活的辩证法,没这块国有的牌子,地方上也不认你。

公司高管不拿高工资,职工收入差别也不大。

领导工资是白领平均工资的2.5倍,我也不担心高管会因此跑掉,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目前做的确实是个事业,吸引人。

第二,也没地方跑,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人过了四十岁,重新起个头很难弯下腰去。

另外,我们有一系列解决方法,比如“振华功臣基金”,保证高管退休后生活水平不降低。

制造业要找高管,文武双全的少,这是历史原因。

公司有一批学历不高的“绿林好汉”一直任基地领导,用好这批人,公司事业才能有成,一台起重机近2000吨,高70米,不是“行伍出身”,镇不住。

  对蓝领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公司特别关心,怎么个关心法,我说了不一定真实,你自己去基地看,从宿舍到厕所,会发现我们都很用心。

我本人有很长时间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想什么,现在虽然盈利不多,比下有余,不能“为富不仁”。

  再创业

  长兴岛,遥遥可见海天之间的钢铁巨人,两臂伸展。

在振华基地中,“大”是必不可少的形容词。

数万工人围着几十台机器爬上爬下,敲敲打打。

尽管是外向型企业,却看不到经济危机的阴影。

  然而,尽管历尽风霜,管彤贤内心深处也感觉到这个槛不寻常。

他已启动了二次创业计划,向大型钢结构和海工产品转型,2009年5月,甚至为此将振华港机更名为振华重工。

他没有退休的念头,还要再次惊险一跃。

  去年波罗的海海运指数由1万余急降到1千余,海运重创,数家航运企业进入困境,造船企业今年尚好,明年订单也会下降,而中国的大港口码头,例如天津、上海、广州、大连,因航运低迷,估计1-2年中都不会有新投资。

国外的大港口建设也都在收缩中,这些都对振华的主产品集装箱机械有一定影响。

  幸运的是,多年来公司产品主要外销,在同业竞争、汇率波动、通胀等折磨中过日子,可算是久经考验,去年合同出口额34亿美元买定了远期保值,等于多赚了7个亿。

我们的产品多为大码头基建工程所需,酝酿和设计环评要4-5年,这些项目有政府背景,一经启动,停不下来。

另外,日美欧的对手一个个被击败,我们现在涨点价,只要合情合理,用户不会有异议。

问题是港口集装箱机械的全球盘子有限,振华已经占到了78%,向上的空间看得到,要抓紧机遇加速开发钢结构和海工市场,仅海工,一年全球就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投入,足够吃了。

1958年毛主席提出过“以钢为纲”,当时是天真幻想,今天我们真正做到“以钢为纲”了,把钢降伏了,以钢为主体,不愁没饭吃。

最近我们签了一个大海工项目,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合同,22亿美元,名义上是和西班牙签的,实际是和伊朗。

拿到它很不容易,韩国和日本都在背后争,如果没有中信保和国开行出场支持,我们也不敢做,带着钱去卖东西是解决当前市场不振的好办法。

  有人觉得和伊朗做生意风险太大,但其实是最安全的,它有油,不愁还不了账,另外,它崇信真主,真主告诉它欠钱要还。

  要维持企业转型的动力,还是要持续创新,而要创新,就要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

我最喜欢送给人书,《中国通史》,每个高管都有一套,还把400年来最好芭蕾舞、音乐剧的版权也都买下来,刻成光盘送给他们,你要拿得动,也带走一套。

它们不一定直接与业务有关,但都能开阔眼界和胸怀。

年轻时,我想看这些东西,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时间,只能每天看文件了。

  这一辈子,我没有崇拜的人。

李鸿章、曾国藩、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骞都很了不起,有济世之心,也有济世之才,我很欣赏他们,但谈不上崇拜。

如果说信仰的理论,大多都与自然科学有关。

能被实践证明的东西,容易被人信仰,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自然科学离“真实”近一点,我一生钟爱“真实”二字,有人送我一本溥仪的日记,我一问是1914年写的,就要了,因为之后他写的日记,都被粉饰过了,没有价值。

  之前有人希望我下台,觉得我年龄太大了,金融风暴一来,没人这样说了,需要我这样一个人稳住舵。

不过,我终究是要退休的,就是找个满意的接班人太难了,也有一种可能,一旦我离开了,他们的本事也就自然施展开了。

  “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

  这是昆剧《班昭》的唱词,我常念给同事听,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能明白这四句话的人,不多。

管彤贤:

六十而立

播出时间2008年12月27日被访问者:

管彤贤访问者:

骆新

振华4号击退海盗新闻总裁管彤贤话音刚落,公司便拿出30万美金奖励了这30名船员。

这些振华人不仅为中国也为公司挣了脸,管彤贤高兴啊。

骆新:

我认为管总在这个行业简直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别人创业都是29岁39岁49岁干,您的创业是从59岁开始干,那会儿在交通部当处长没多久就可以退休了,怎么会想起在59岁的时候开始出来干?

这是非常偶然的。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干下去,我们认为做一做也就该收手了,没想到机会机遇太多,我们才感到不可收拾,一直做下来。

我不信,我觉得这事肯定是您蓄谋已久的。

应该是这样的,世界上的成和败,我认为有很多是偶然的,振华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甚至于不可复制,因为我们赶了一个机会。

首先是市场有一个特殊的需要,这时候船舶大型化,这时候外贸世界空前发展,那么船舶大型化就要求更新港口设备,同时这个行业本身是劳动密集加高技术的产品。

上海有两个优势,一个有全国的便宜的劳动力的支持,一个有高技术,世界上没有一个港口一个城市有像上海这样的条件。

管总有句名言,说了十多年了:

“你不要看我的厨房,我的厨房可能很差,但我的菜是好的。

您当时干的时候,上海那会儿也有上港机,有很多做港机的,您为什么相信您可以做成功,是因为您有交通部的背景?

没有。

当然到今天为止,国内有很多企业也在做港机,无论他们从规模上讲和从人才物品讲都和我们都不能比。

做港机第一个得有水,上海市把最好的一座长兴岛的岸线给了我们,我们很早就注意到要想在这个市场立足,必须发展自己的船队,我们有26条6万到10万吨级的整机运输船,就可以把我们起重机一次由长兴岛装船运到目的地,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之后慢慢我们懂得要培植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现在应该说有10多项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对手不具备的。

当年振华初创时,只有十几名员工,一百万美元的资本。

但就这么个小公司,却让管彤贤生出个伟大的梦想“世界上凡有集装箱作业的港口,就要有振华港机的产品!

”,15年过去,管彤贤说到,也做到了。

有人说您的企业怎么说也比民营企业要强,因为这是国家控股的企业。

我主要是股份制管理的企业。

股份制企业,完全是现代企业制度。

股东会管大事,董事会就是一般的执行,剩下就是监事会,然后就是领导班子来执行,没有什么请示报告,效率高,国企要订这个订那个就把时间耽误了。

市场瞬息万变,这是我们的小小优势,也是我们尝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甜头,所以我们并不怕风暴。

您这么大的企业在金融风暴的时候,您觉得掉头,至少这次金融风暴给了很多企业一个算是警醒,必须要靠产品多元化的方式来支撑,可能得靠长期企业修炼的内功。

我们很早就在准备市场波动,很早就准备要发展市场多元化,而且很早就不吊死在一棵树上,这次是加速了它的速度。

您看您有港口机械,有钢结构,有海上工程,还有自个儿的船舶公司。

冲击这块哪块都没问题?

我们要做的是以钢构为主的,大型钢构在我们来说是最核心的力量。

我们今天开辟新市场,并不把市场有什么大的风吹草动变化,因为主体部分在我们这儿。

中国产5亿吨钢,全世界产12亿吨钢,钢都是粗钢,都得经过加工才能用,加工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只要把钢抓住,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集装箱机械,派生出来我们做钢构钢桥钢梁,而且做别人不好做的难度非常高的,我们给韩国釜山的钢桥,一个钢桥2千吨,整体吊床2千吨,我们给美国的旧金山新海湾大桥,主塔1万3千吨,一般很难做到,我们就降服这个钢,我们非常充满信心。

我终于理解您其实挑选的行业都是属于在竞争方面对手比较小的,相对难度比较大的?

当然对手小到不能这么说,对手也很大。

但是对手数量少。

但是对手有一个前提,它都带有劳动密集性质,它干不了,没法在中国立足,没法和中国企业竞争。

您是靠政策弄了个门槛?

应该说这是今天时代在造就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所有的制造业都带有劳动密集加高技术,不管哪家都一样。

可是劳动密集,西方日美欧越来越困难,成本太高,所以光有高技术做不出来,不得不让位给中国来做。

第三世界有很多国家劳动力非常便宜,印尼、菲律宾、越南,很便宜的劳动力,但是没有高技术也做不了,这两个结合就造就中国。

凭着管彤贤的先进理念,抓住国际贸易的巨大契机,振华只用十五年的时间,跨越了国际同行四十年的里程。

公司年产值连年增长,一跃而居中国重型机械行业首位,并且站到了世界前列。

这种超大规模的企业总得有难处,您觉得您的难处在哪儿?

我们的难处应该说第一个还是市场,第二个难处还是市场,第三个难处还是市场。

只要有了市场,怎么做都好办,关键是要拿到市场。

可是市场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企业的兴旺,第一个决定是市场,如果不是研究市场,光研究改革是没有前途的。

有了市场,市场会推动改革,推动创新,我们估计明年可以容纳8千到1万人。

就业。

国内的市场养不活,我们得继续和外国人争市场去,这点是坚定不移的。

从我们自己的身存需要,我这四万五千人要发工资,得吃饭,我得找地方去吃饭。

您的要求太低了,就要求吃饭,我觉得您现在是等着去发展的问题,吃饭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这不好说,企业求生存求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而且市场经济非常可怕,最近有些企业有一半人要解雇,原来非常红火的企业一下子解垮下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完全不一样,我们要依靠市场生存,企业机制灵敏,而且出手要快,不敢拖延。

高效、精准、勇于创新、优质服务,使振华集团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起自己广阔的ZPMC领地。

经过15年的风雨历程,ZPMC旗下产品已经占据世界集装箱起重机市场70%以上的份额,像一个个伟岸的钢铁巨人,ZPMC的身影昂然挺立于世界物流版图的重要位置。

标有ZPMC品牌的振华港机1650余台岸桥和2000余台台场桥,已进入世界71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余座港口。

而与此同时,振华人并不打算停下自己的脚步。

2006年6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了振华港机长兴基地。

现在制造业企业是有创新的想法,每次都在提创新,创新是您这个企业的灵魂?

应该说所有企业都要注意创新,所有有前景的企业必须得有创新精神。

您刚才说要靠行政力量来支持改革创新,尤其是支持产品的创新,创新力不容易,谈了多少年了?

这是必须的。

这是创新的实践,实践是创新的一个关键。

创新一个新产品,常常要三四五六七八年,不是马上就成的,所以得有毅力,必须行政手段来支持。

我就一直纳闷,因为企业在投入创新方面远远不如高校,高校因为没有利润的需要,可以一直拿科研往里投,有人搞四年五年都行。

企业得当期见效,今年投进去,钱十年以后才能见效,怎么来核定成本?

我跟你说创新的动力不是工程师,也不是教授,也不是科学家,创新的真正动力是生产需要。

中国为什么长时期社会学发展,自然学不发展,就是农业经济它不需要。

所以中央很英明的决策,胡锦涛同志在三年前提出,要把创新的主体放在企业,而不是放在高校和科研单位,马上就不一样了。

您能告诉我,您这公司一年的研发费用占整个。

百分之二三。

比如今年做280个亿,我们研发费用因为和生产相结合,大概总得有四五个亿,我们一个示范区就有两三个亿进去了。

那您对能够有技术创新的人员一定是给予极高的奖励?

也不全如此。

因为工业企业的创新不是一个人的成果,常常是一个小集体在创新,它不是原理性的,到今天为止没有给哪个工程师诺贝尔奖的。

为什么?

分不出来。

领军人物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得有悟性,上次我也在一个会上讲到,我说解放以来我们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把人的自然本质差异忽视,我们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有的人念四五门外国语不大费力,有些人一门都念不下来,就是自然本质不一样。

所以创新得有悟性,而且得有痴迷,如痴如迷,没有这样不行,当然要能把个人的进退得失也抛到后头去。

每天老是患得患失,怎么做事情?

今天嫌工资少,明天嫌奖金少,不要做事了。

采访董藝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行政办主任在创新这方面,管总始终是把它放在我们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他始终觉得一个企业如果要更长远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就需要不断的创新。

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站在我这个领域的最前端,我只有站在我这个领域的最前端,才能完全占据这个领域的市场。

采访蒋蕾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在公司成立最初的时候,管总就想到我们企业要大发展,就不能仅仅依靠国外的运输,我们要有自己的运输能力和实力。

管总提出这样一种想法,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他是真的这样实施和这样做了。

可以说在业内,在我们的世界同行中,这都是绝无仅有的。

也就是说ZPMC真正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家拥有整机运输船的大型集装箱制造商。

采访董藝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行政办主任但是作为我们基地来说我们没有船坞,怎么去造船。

就通过自己的创新理念,管总提出我们要平地造船,然后再把船移到水里。

这种创新不断的在我们日常的生产和成功失败当中总结出来,然后我们不断再把它从一个技术领域搬到另一个技术领域,从而使创新理念始终贯彻在每一个最底层的技术人员,到中层干部到公司最高层领导。

我知道以前振华还有这么一个习惯,要求员工最好都能够学点英文。

我知道作为一个装备制造业的厂,因为本身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当然有些技术人员是要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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