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征收中的角色扮演及冲突演变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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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信息的传播和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导致冲突升级。

在此，本文从“拟剧理论”的视角，对农村征地冲突的涉事主体进行分析。

　　一、农村土地征收中的角色扮演

　　世界是一个舞台，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

戈夫曼对人的社会交往的解读。

他把人际交往比作演戏，把“场所”（社会）比作剧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则在这里按照社会剧本的需要扮演角色。

所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在表演；

有些人则没有意识到。

　　在戈夫曼看来，人的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演戏，目的是赢得观众的赞许。

每个人都在通过表演给他人造成良好的印象，从而塑造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以此来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里的表演指的是“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

”在这些表演行为中，每个人都会使用一定的技巧，也就是印象管理的纽带联结，将表演建构在特定的框架中。

　　那么，在农村土地征收这个大舞台中，涉事的主体在这一特定的情境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些角色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调和？

　　近年来农村频发的征地冲突，已引起我们的普遍关注。

常见的征地冲突发生的原因，是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由于土地征收或者承包问题未达成一致，先是在农民之间发生小范围的议论，而后农民从其他渠道获得一些他?

?

先前未知的信息，最突出的就是利益相关者对土地价值认知的差异。

这种信息让农民发觉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侵害，由此引发群众的大规模参与而引发激烈的对抗性冲突。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涉及冲突的群体开始分裂成两个及其以上的“剧班”，每个人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和其他成员保持某种关系，这是“一种只要个体在剧班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剧班就会自动给予他并被他自动接受的正式的关系”。

　　基于利益的最大化，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涉事主体由于目标追求和利益需要的差异，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

主要包括：

　　第一，中央和地方的冲突。

二者分别作为土地征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冲突是隐性的，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央政府更多地关注宏观的和全局性的目标；

而地方政府更关注的是政绩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就业和当地的稳定。

因而地方政府就会想方设法规避问题，使中央难以察觉。

　　第二，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的冲突。

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能够顺利完成土地征收，担心农民上访产生不良影响，因而会在农民和征地方之间进行协调，对农民做出让步；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征收土地，这样就可以吸引商人投资，进而拉动经济。

而地方政府拥有的权力，使农民无力与其抗争。

这种天然的弱势地位，使农民无法与政府进行谈判，而且当他们权益受到侵害时也无法进行维权。

　　第三，村集体和农民的冲突。

村集体的组织管理者是村干部，受自我获利的内在驱动，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并不始终一致。

而村主任、村书记是在村子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的人，通常能够影响并左右农民的意志，主要表现为村干部在征地过程中的以权谋私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的冲突、村集体和农民的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农民在土地征收中与各方势力的博弈。

处在维权方的农民，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现实不得不让他们在“夹缝中求权益”。

在这一群体中，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各自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影响力等各方因素的影响。

　　二、农村土地征收中农民群体的分化

　　当前农村土地征收受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造成了农民群体的层级分化，这给土地征收带来了诸多困难。

而在土地征收中表现出来的最为复杂的便是农民群体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行为。

（一）涉及农村中的大多数

　　一般而言，可以将农村土地征收中行为的参与主体分为村民个人、农户、村民小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上级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

再准确一点讲，可以说这样的行为主体包括农村的集体组织村委会、乡镇政府、地方政府等。

也就是说，在农村土地征收中，不管是发生征地冲突的利益相关者还是作为参与的主体，农民都牵涉其中。

　　之所以说是大多数，是因为在农村中，由于民主观念的缺乏并且担心打击报复，农民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会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对于不合理的制度往往也会采取忍气吞声的做法。

而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中国农民受几千年的小农思想的影响，缺乏公民意识和参与意识，往往很难独立长久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也强化了一部分人想要“搭便车”的心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土地征收这一特定的情境定义中，参与的行为主体会以情景所赋予的演员的身份参与其中，而这种并非所有农民参与的冲突，会使农民这个“剧班”在表演中成为不协调角色。

（二）呈现强弱分化的趋势

　　土地征收中冲突的产生，是由于各方利益未达成一致所致；

而农民群体之间地位的强弱，也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农民群体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没有土地的农民、退休后成为农民、经营生意的农民、贫穷且没有势力的农民等。

这样的划分，是农村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显著分化。

　　一般而言，弱势阶层或者强势阶层内部的冲突几乎很难产生，因为他们有相似的地位和资源占有，内部有一套自己的调节机制，使冲突在扩大化之前就得以解决。

这种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划分，形成了戈夫曼所说的“剧班”，即“在边沿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配合的任何一组人”。

他们之间需要通过密切合作来维持一种特定的情景定义，为了对外显示良好的“剧班”印象或者说不致使“剧班”分裂，他们内部一般不会发生冲突。

所以，征地冲突恰恰发生在强弱阶层之间，由于这两个阶层之间信息获取的不对称、资源占有的不对等，往往会导致冲突的发生甚至扩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演员与观众（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互为对方的演员和观众）之间没有事先的沟通，所以在表演中出现的危机使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受欺骗的一方，从而导致“表演行为”的失败。

　　在冲突的初始阶段，农村的管理阶层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对相应阶层中影响力较大的人采取分化、压制等手段，强势阶层可以通过“隔离”将与其对立的阶层的相关人员争取过来，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后台。

“这种暂时扩大后台亲密关系于较弱的做法，或许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而暂时为之”。

但长此以往就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农村的精英群体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具有大体一致的态度和行为；

另一方面，“中下层群体在征地过程中因面临同样的处境、生活的紧迫感以及表达渠道的缺少，迫使他们走向联合”。

　　（三）卷入后极不容易退出

　　当前土地征收冲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冲突双方一旦卷入，在利益未调和或者在国家的强制力压制解决之前，双方会一直僵持。

发生冲突的双方都会有一个或多个有威望的人来引导事件走向，冲突的发生、发展或者停滞与这些享有威望的人的行为密切相关。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演出的导演，同时，他也在表演中起着一种实际作用。

”暂且不说他们这样做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普遍而言，他们的行为受到乡亲们的认同，安全得到乡亲们的保障，就算冲突方采取暴力，乡亲们也会主动地保护他们；

他们因此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听从他们的指挥。

　　出于这种心理满足的需要，这些享有威望的人很难在中途退出。

这也是特定的情境定义赋予他们的角色，为了不使自己所在的一方权利受损，他们必须按照剧本原来的设计进行表演，因为一旦冲突终止，后果就是他们原来获得的包括威望、权利和享有乡亲们保护的这些权利完全丧失，甚至会倒退到更严重的境地。

　　三、农村土地征收中冲突的演变

（一）消极对待还是主动应对？

　　农民群体对权力的反抗，在斯科特看来“与其他群体不同，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反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主要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等。

这种反抗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因而不需要协调。

农民利用彼此明知的理解和农村社会的非正式网络，进行自助式的、‘边缘化’的对抗行动，从而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却强烈表达了他们在强大权力支配和经济占有中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

”

　　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普通民众获取信息和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工具。

农民不必通过社会组织或政府作中介而获取信息，避免了信息的失真。

信息的获取促使农民开始主动应对，他们在以前通常是消极被动的，即采取躲藏、逃避等行为。

这种消极的方式类似于戈夫曼的“含糊其辞”的说法，“在一个需要维持相互敌对或相互疏远印象的两个剧班之间……会感到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会对双方都有利。

”现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发生冲突是农民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会自觉行动，常见的有上访、对抗、静坐示威等方式。

这些行为的普遍化运用，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农民的信息获取表现在：

第一，通过网络，农民认识到自己利益的损失远远大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内心会产生愤恨。

第二，网络让他们了解到，其他地区农民在土地冲突中通过对抗而获得了自己应得的利益，故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抗争产生了信心。

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加上亟需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很快他们就会开始主动对抗政府的“侵权行为”。

（二）群体自发还是组织联合？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农业性的乡土社会并不是一个富于抵抗能力的组织，自古以来，农民阶层就表现出分散化和无组织化，他们主要交往对象除了亲戚和街坊四邻外别无其他。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数量如此巨大而相互之间联系又不甚密切的庞大的群体，实际上就像一盘散沙。

　　在目前的土地征收的冲突中，一盘散沙的现象不复存在。

即使原来在农民中存在着多个“剧班”的现象，但是“当危机出现时，剧班之间的界限随时都可能被打破，”他们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放下以往的成见，为了新“剧班”的“运作一致”而暂时地团结起来。

在村干部利用职权去侵害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时，村民们首先会团结起来与之对抗，并试图借助政府力量的支持。

他们会组织起来以上访的方式向上级政府反映，希望国家能够作为利益冲突的调和者来维护他们自身的土地权益。

要是他们所求这种方式未果，农村的土地征收的冲突就会明显地发展成为两个对立的“剧班”：

一个是由村镇和县级干部所组成的，他们之间很容易在利用土地问题谋求私利的问题上达成共谋；

另外一个是由普通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体，他们同样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土地问题上的共同的权益而达成共谋，主要是本村的村民。

　　（三）合法维权还是暴力冲突？

　　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让人最为担心的就是群体的人心惶惶，这时任何一种信息都会在群?

w中引起轩然大波。

同时，个体之间的互相传染，从最初的不安发展成为集体的愤怒，这种“涉及对有些事实的渲染，以及对另一些事实的掩饰”的行为，就会演化成为集体的暴力，这种集体的行为又再次印证了勒庞的“群体的无理性”的观点。

　　在上述分析中，农民应对征地冲突的主动化和组织化的倾向都只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是农民单方面的应对行为，弱势的农民或许会用他们最擅长的、同时也是他们唯一的手段去应对这种不公平――暴力对抗。

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他们看到，与他们有着类似遭遇的群体通过一种较为和平的方式取得了成功。

　　伊丽莎白?

内尔?

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而大部分人“害怕孤立”的心理特质使人们对四周意见气候保持着敏锐，故而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

而当他们发现对这种和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模仿，不仅负担更少的成本而且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更偏爱这种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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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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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J].天津社会科学，2010（4）.

　　[5]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7.

　　[6]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7][法]古斯塔夫?

勒庞.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云南冲突事件续：

警方被指多次违令参与征地[EB/OL].（2014―10―18）[2016―12―24].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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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彭小霞.农村土地征收中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完善路径[J].求实，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