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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揉面、剁馅、包包子.....这些技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尽管姐姐比她大了五岁，但是干起这些活儿，杨爱兰的手脚更麻利一些。
“被失业”的开端1998年-2000年杨爱兰是三个月前开始摆摊卖水饺的。
此前她是一家国有工艺品厂的车间职工，从前几年开始，工厂的效益就一直在下滑，最近一年整个工厂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端了十几年铁饭碗的杨爱兰一开始还坚信“工厂不会不管他们的”，可是眼看来工厂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她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想想办法了。
这一年是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工厂给出的说法叫“停薪留职”。
停薪的这一年，杨爱兰41岁。
丈夫张友进跟杨爱兰同是一个厂里的职工，凭着一手好文章博得厂长赏识，没几年工夫就当上了厂办主任。
张友进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他们要么在家务农，要么靠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张友进算是最为风光的那一个。
然而，停薪留职却让这一对中年夫妻昔日的风光一点点破灭。
尽管家里还有一些存款，但是女儿刚考上高中，儿子在读初中，光是这一对儿女的教育就是一笔不菲支出。
两个人在家里琢磨来琢磨去，张友进决定跟同事一起把工厂原先的工艺品生意接过手来做，而杨爱兰则把在家务农的大姐叫上，一起上街摆摊卖水饺。
杨爱兰干起活儿来是一把好手，实诚的她跟在家里包的水饺一样，皮薄馅大，咬一口能喷一嘴的油水。
这样的饺子很快为她招了一大批顾客，每天早晨她的摊前人总是很多。
尽管起早贪黑，但是杨爱兰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干得十分带劲。
然而毫无生意头脑的她，在卖了三个多月水饺后，才第一次后知后觉地想起算账这回事儿。
算一下买菜买肉买面的钱，再算一下支起这个摊子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杨爱兰算完才发觉，三个月下来根本没赚多少钱。
于是杨爱兰开始在节约成本上下功夫，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肉糜的分量放的那么足，素馅水饺里面的鸡蛋也变得比以前少一些。
“精明”的顾客也慢慢发现了这一点，光顾的客人在一点一点变少。
杨爱兰有些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在“保住成本”和“留住客人”之间做一个平衡。
半年过去了，杨爱兰的水饺摊变得不温不火，丈夫张友进跟别人做的工艺品生意也没有起色。
生活第一次向这个家庭展露了难色。
两年后，杨爱兰16岁的女儿张雪莉开始上寄宿高中，只有周末才有机会回家。
她回家后总喜欢第一时间打开电视机，盯着屏幕看个够，缓解书山题海带来的压力。
电视里庆祝澳门回归的活动轮番上演，迈入新千年的跨年庆典也在24小时不间断直播......中央最权威的媒体机构始终以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制造出歌舞升平、和谐欢乐的气氛。
当张雪莉回到学校时，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则以一种严肃的口气让她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
中国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决议、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务院开征利息税......当她在死记硬背这些时事热点的时候，国家关于国企改制的政策已经悄悄改变了她父母以及她这个家庭的命运。
张雪莉不是没有感受到家里的一丝丝变化。
爸爸曾经隔三差五爱跟同事们聚在一起喝个小酒打个牌的日子不见了，妈妈时不时就从厂里带回来过年过节发的油盐酱醋也不见了，一家人在节假日逛个公园下个馆子的日子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张雪莉一家住在父母工厂附近的家属小区里，邻里之间都是父母以前的同事。
从前，因为父亲在工厂里的职位和威望，那些邻居们每次见到张雪莉，也有意无意“示好”。
同一幢楼的王阿姨每次见到她，大老远就喊：
“哟，咱们张主任家的千金大小姐回来啦！
”当工厂宣布“停薪留职”那一刻，“以厂为家”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每家每户都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上，开始各自奔前程。
大家为了讨个好生活，使出浑身解数。
曾经是父亲下属的荣叔叔与妻子一直不和，打打闹闹好几年，随着荣叔叔的光荣下岗，妻子坚定了离婚的念头。
离婚后的荣叔叔于是在街头开始摆摊卖馒头。
跟张雪莉在一个学校上学的李强妈妈，自从不在工厂里干了之后，买了辆三轮摩托车，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跑到青州那边一个大的农贸市场批发蔬菜，然后在附近的菜市场上卖菜。
傍晚时分，张雪莉经常看到李强妈妈风风火火把摩托车开回自家楼下。
住在张雪莉对门的是曾经厂里卫生室的张医生，她回到乡下老家镇上，开了一间诊所。
不出半年，邻里乡亲有个头疼脑热都往她这儿跑，一时之间挣得比在工厂里还多。
住在张雪莉家楼下的于阿姨则没有这么多的烦恼。
她的丈夫做着煤炭运输生意，家底殷实，于阿姨不上班了以后，干脆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一心扑在相夫教子上。
这些因为“被失业”而做出的各种选择，成为了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的分水岭。
门路和生计2001年-2004年2001年7月13日，正在放暑假的张雪莉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将主办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时，她也禁不住激动地喊了出来。
这一喊把已经睡着的妈妈给吵醒了。
杨爱兰翻个身，想继续睡觉，但是此时窗外开始噼里啪啦放起鞭炮来了，加上一肚子的心事，她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杨爱兰一早起来上街时，发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横幅已经满大街挂起来了。
然而时刻为生计问题焦虑着的她，对这种普天同庆表示木然。
她盘算着不去上街摆摊卖水饺了，一方面是因为赚不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张友进正在准备开一家洗车行，正好缺人手，杨爱兰过去正好可以帮一把忙。
过去一段时间，张友进的工艺品生意一直没有做起来，他一直在琢磨新的出路。
那个时候，私家车在这个小城镇里悄然多了起来，相应的洗车服务也应运而生。
张友进盘算了一下，除去租房、买设备，洗车服务最大成本就是人力，而他们夫妻两个人只要肯干，应该能从“洗车”这块蛋糕里分一杯羹。
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在当地的城管大队工作，他人脉广，关系多，于是杨爱兰和张友进便拜托杨宏军找了一个门面，且和管辖这一片区的“相关人士”打点好关系，简单装修了一下门头就开张了。
由于没有雇人，多数时候需要张友进和杨爱兰齐上阵。
先是张友进穿着防水胶鞋，拿着洗车水枪把车子清洗一遍，然后杨爱兰提着一桶装有洗车液的水，用抹布里里外外仔细清理一遍。
上完腊后，张友进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擦腊抛光。
对于杨爱兰来说，撸起袖子干活并不难。
但是对于坐惯了办公室，拿惯了笔杆子的张友进来说，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
从前在厂里上班时，工厂里有公车，但凡有事，不论公私，张友进都可以指派司机车接车送。
但是现在，他却要为别人洗车，这不能不让他感叹今不如昔。
就连张雪莉每次看到父亲洗车的样子，都忍不住一阵鼻酸。
张雪莉正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靠脑力吃饭的人，不仅可以写一手好书法，更是可以写一手好文章。
可是无论如何，她不能接受自己的父亲为了现实生活而去出卖自己的体力。
可是，作为一个未经历过社会的高中生，张雪莉又能做些什么呢？
她什么都不能做，除了在日记里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之外，她只能更加努力的学习，以这种方式为父母争口气。
洗车的生意越来越忙，杨爱兰和张友进开始“以店为家”。
杨爱兰在门面后面搭了一个简易厨房，夫妻两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
张雪莉和弟弟放了学也不再直接回家，而是跑到店里，一家四口在店里解决晚饭后才回家。
家越来越变得像一个睡觉的地方。
这一年的冬天，杨爱兰为了省钱，干脆没有缴纳那将近2000块钱的暖气费。
没有一丝热乎气的家，让张雪莉不再盼望每个可以放学回家的周末，她宁肯住在学校宿舍里，也不愿意回家挨冻。
在张雪莉眼中，跟父母谈心聊天几乎变成了一种奢侈。
唯一一次是杨爱兰主动提起的，她感慨自己过去在工厂里上班时，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会生计发愁的时候。
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好好学几门技能。
她嘱咐张雪莉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技之长。
2002年七月份的一个早晨，杨爱兰从街角的早餐店里买了油条和豆汁，打算带到店里当早餐。
当她打开洗车店的门时，发现昨晚放在门后的一个洗车设备不见了。
她心里一沉，赶忙打开抽屉，昨天收来的800块钱也不知去向。
她跑到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的丈夫打电话。
张友进听说后匆匆赶来，两个人查看一圈后确认洗车店被盗了。
心急的杨爱兰赶紧给自己的弟弟杨宏军打电话——她对自己这个“公务员”弟弟十分依赖，大事小事都喜欢找他出主意。
杨宏军来了之后给他们报了警。
警察很快来了，围着盗窃现场四处侦察，他们发现门上面的锁有被撬开的痕迹，地上还留有小偷作案时不小心留下的一根细钢丝。
然而，这次报警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警察只是如实登记后，告诉杨爱兰和张友进，案子有了进展会及时通知他们的。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这次失窃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失窃的洗车设备是店里唯一一个值钱的东西，没有了设备，店也没法继续开张下去。
这次失窃案给杨爱兰心里重重一击。
从1998年下岗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杨爱兰两次做生意都以失败而告终。
当初的意气风发不再，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
她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块做生意的料，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服从命运的安排。
这个时候，原先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下岗后，自己干起了纺织刺绣工艺品的进出口生意，他那里急需大量车间女工。
她很快通过应征——每个月工资600元，在完成保有工作量后每多完成一件刺绣产品多赚8块钱。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爱兰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纺织女工生活。
杨爱兰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给出的花样图纸，一针一线、一圈一扣缝制在纺织品上。
为了多赚几个钱，杨爱兰把“绣花边”的活儿带回家来，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妥当后，她打开电视机，一边听着电视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边做手上的活儿。
长时间的劳作让杨爱兰很快得上了“职业病”——她的眼睛开始老花，必须佩带老花镜才能看清楚手上的针线，与此同时，她的颈椎劳累过度，每天必须靠贴缓解疼痛的膏药和用手大力揉捏和敲打才能缓解。
即便每天如此饱和的工作量，杨爱兰每个月挣来的工资不过1000元左右。
这一年，杨爱兰一家最大的事情是女儿张雪莉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家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杨爱兰一方面为女儿的争气感到骄傲，走在路上邻里之间都在夸自己的女儿有出息；
可是回到家后她看看家里的存折，只能默默咬紧牙关。
张雪莉读出了母亲眼中的忧虑，她开始变得懂事。
高考的事宜忙完之后，她就缠着妈妈，让妈妈教她如何绣花边。
杨爱兰于是把最简单的“打圈”工作交给女儿。
所谓“打圈”就是把一个圆环套在一根笔尖上，然后用线一圈一圈缠上去，缠满了之后再锁边，一个圈就这样完成。
张雪莉打一个圈，交给杨爱兰，杨爱兰就把这些圈镶在刺绣品上，一颗连着一颗。
相比于杨爱兰顺从地接受了生活的安排，张友进则始终不愿意服输。
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事业上的一败涂地更让人觉得羞愧，他准备“三进宫”，再次寻找新的门路。
这一次，“门路”是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介绍过来的。
张友进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煤矿碳厂、水泥砂石化肥厂林立，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原料多数销往其他城市，中间过程中的货物运输环节则鱼龙混杂，一片散沙。
只要能跟这些工厂打点好关系，他们就会优先把货物运输的活儿交给你。
杨宏军正是认识了当地其中几家大型碳厂和水泥厂的老板，于是介绍给张友进。
张友进第一个活儿是把2吨水泥从当地水泥厂运输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工地上。
除去雇佣货车和司机的费用，这一趟下来让张友进小赚了一笔。
这次尝到的“甜头”让张友进看到了希望。
他为了巩固这得来不易的战果，又拉上杨宏军给这几位相熟的厂长老板送礼请客，请他们以后多给些“好活儿”。
把“财神爷”供奉好以后，张友进的心开始大了起来。
既然手中有了货源，干脆自己买个货车，这样成本降低，利润岂不是更多？
于是，张友进开始跟杨爱兰商量买车的事情。
家里存款还有五六万块钱，买辆承载量2吨的货车大概需要8万块钱，差了2万块钱张友进准备向银行贷款。
一向谨小慎微的杨爱兰并不同意买车。
她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不仅家底掏空，而且还欠银行一屁股债。
如果以后运货生意不好，这个家庭将举步维艰。
然而，此时一根筋想要扩大生意的张友进根本听不进去。
他觉得不把步子迈大，怎么赚钱？
最终，杨爱兰顺从了张友进，把家里的几张存折找出来，交给张友进。
经过数月的繁复手续，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张友进眼前。
张友进感觉他的生意马上要红火起来了。
“天真”的张友进没有意识到，任何依靠人情关系得来的生意都不是长久的。
张友进供奉的金主们，被不少人眼红。
为了维系好得来不易的门路，张友进必须花更多的血本去请客、送礼，否则这些货源被抢走是分分钟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让张友进头疼的一件事情是路上那些“血口大张”的交警们。
在货物运输这一行当，超载超量几乎是行内默认的潜规则，否则根本没法赚钱。
交警们也心知肚明，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在高速路口检查货物，但凡超载一点点，他们就开出罚单，这些罚款也就进了他们的“小金库”中。
在张友进自己城市的地界里，还有杨宏军可以照应一下，但是多数时候张友进要拉货去别的城市，这些“马路警察”杀他个措手不及。
时间一长，张友进也摸清了一些规律。
夜间拉货跑运输被逮到的几率要远远小于白天。
于是，张友进形成了夜里拉货跑运输、白天在家休息睡觉的模式。
心疼丈夫的杨爱兰自然也养成了跟丈夫一样的作息规律。
每天凌晨时分，杨爱兰就起床，给丈夫做点吃的。
吃好饭后，张友进就一头钻进夜色茫茫中。
自从1998年“停薪留职”以来，杨爱兰原来所在的工厂一片静悄悄。
2004年，杨爱兰和其他100多名职工被通知：
工艺品厂正式宣告破产。
尽管这五六年以来，大家各自谋出路，但是个人档案、社保等各种档案、关系依旧仍属于原来的工厂。
现在工厂破产了，工人们这五六年被欠的工资上哪里去要？
断缴的社保怎么处理？
个人档案要转到哪里去？
这些关系职工利益的问题被一一提了出来。
然而，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原来的厂长早已因为贪污问题关进了监狱。
很快，大家开始组队去“讨个说法”。
张友进没有心思理会这一摊事儿，杨爱兰则被原先厂里的几个姐妹拉上，开始隔三差五跑到区政府门口“上访”。
一开始，政府的工作人员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为你们争取一个公正、公平的解决办法。
然而，杨爱兰很快就发现，这些不过是政府工作人员应付上访群众的“官方说辞”。
因国企改制造成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一直是新千年以来引发社会动乱的不安定因素。
尤其是在北方，国企工厂的职工一直被灌输主人翁教育，以厂为家，以身为工人阶级为荣，只要“正式职工”这样一张王牌，就可以终身无忧。
甚至在很多老牌企业里面，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个厂里工作，其“工人身份”是可以传代世袭的。
这些职工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当国家决定解除与这些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的时候，却没有为这些“弃儿”健全好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也酿出不少社会动乱事件。
多数工人都像杨爱兰和张友进一样，默默忍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然而也有部分失业工人彻底绝望，跳楼自杀、行凶报复等事情时有发生。
政府的敷衍了事激怒了杨爱兰以及其他上访者。
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又发动了更多的职工加入到上访的队伍当中去。
他们开始展开新一轮更加声势浩大的上访，他们的行为也开始偏激，他们经常堵在政府门口，静坐抗议。
经过旷日持久的上访，政府不得不商讨解决方案。
最终法院介入了工厂的破产相关事宜，清点工厂资产，拍卖工厂厂房，然后把拍卖款分发给职工，随后又给每位职工补缴了从1998年到2004年间的社保工资。
厂房就在杨爱兰家前面，过去几年工厂的大门一直紧锁着。
当厂房被拍卖那一刻，杨爱兰又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曾经通往车间的主干道早已杂草丛生，车间外面的防护铁网也锈迹斑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竟然过去六年了。
国事家事2006年-2009年经过两三年的摸爬滚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张友进的货运生意在摇摇晃晃中，顽强生存下来；
杨爱兰依旧日复一日地当着她的“纺织女工”；
张雪莉的弟弟张路康因为学习成绩差，早早踏上社会给别人打工；
张雪莉则在这一年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
在即将读研的那个暑假里，张雪莉并没有闲着。
她深知父母经济上的重担，她想要通过她的本事为这个家庭做一丝贡献。
“本科，家教经验丰富，擅长语文、英语，可辅导小学至高中各个年龄段。
”张雪莉把广告语简明扼要地打印在一张A4纸上，然后每天清晨骑着自行车，开始到各个生活小区里张贴。
有时候，她刚一贴上去，打扫卫生的阿姨就给她呼啦一下子撕下来，丢进垃圾桶里。
张雪莉并不气馁，明天趁着没人，照样再贴一张。
一个星期下来，张雪莉已经收到四五个邀请她过去辅导家教的电话。
她一一上门，跟家长沟通、试教、询问学生意见......最终决定聘请她上门家教的有三家：
上午去隔壁小区辅导一位初二学生作文；
下午骑着自行车半个多小时跑到另外一家，教一位三年级的小男孩数学；
匆匆忙忙吃过晚饭后，则又要去教一个刚上初中的男孩子补习英语。
初中生每小时20元辅导费，小学生每小时15元辅导费，两个月的暑假下来，张雪莉赚取了6000块钱——这是杨爱兰将近半年的工资。
杨爱兰第一次对女儿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同时她也为过去一年里的“目光短浅”感到对不住女儿。
去年张雪莉说要考研，杨爱兰极力反对，她天天盼着女儿大学毕业后能赶紧找一份工作，缓解家庭的压力。
继续读研的话，不仅张雪莉要晚两年参加工作，这两年间又是一笔花销支出。
杨爱兰无论如何不想再等两年了。
张雪莉自然知道母亲这样一种期盼不无道理，但是她心中仍有不甘，她还想继续深造，还想去大城市里闯荡一番，这个瘦弱的女孩体内蕴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倔强。
张雪莉内心一直被这两种选择所折磨，一方面她不忍心继续看父母为生计所操劳奔波，她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孝心；
另一方面她内心想要考研深造的愿望，却促使着她每日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里疯狂复习。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的那个晚上，张雪莉在网上提交了报名申请后，没有去图书馆复习，而是一个人在漆黑的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一边跑一边放声大哭，直到精疲力尽。
最终，张雪莉金榜题名。
张雪莉有些不知所措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
杨爱兰听到这个消息时，木然地答应了一声，再无任何其他反应。
这种回应让张雪莉心里难受极了，她也埋怨自己的自私，为什么只顾自己不顾父母的感受？
正是由于这种愧疚的心理，让张雪莉在暑假里拼命打工赚钱。
她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妈妈，接下来的读研生活不用家里操心了。
开始读研之后，张雪莉也是在打工、上课、实习中度过。
刚开学，她就已经很积极地通过学校的勤工俭学中心找到了一份家教，又很积极地通过学院导师的帮忙与推荐，到沪上的报社实习，甚至在学校的校内助理助教应聘时，她也报了名。
一个学期下来，她收入颇丰：
一周三次家教150元；
写稿稿费一个月能拿千把块钱；
校内助教一个月补贴600元，加上研究生的生活补贴400元，张雪莉月收入两三千元。
这个时候，杨爱兰才觉察到当初对女儿的这笔教育投资是值得的，她嘴角第一次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2008年，正当人们欢天喜地期盼着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时，一场5.12汶川大地震却给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
那些灾难的画面，那些温情的时刻，那些被点燃的爱国热情，都不禁让人的眼眶湿润。
张雪莉学的是传媒，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报社实习，她跟着带她的记者老师忙前忙后，做专题跑采访，经常也会因为一些内容被触动到内心深处，伤心落泪。
为了纪念这段经历，她决定将“汶川地震时期中外媒体报道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
而在千里之外，杨爱兰一家已经走出下岗的阴影。
尤其是张友进的生意，经过过去几年的颠簸曲折，如今几乎是顺风顺水。
张友进知道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他的脚下了。
他更加开足马力，撒欢地折腾。
他时常跟杨爱兰说，“赚不赚钱就靠这几年了，所以得抓抓紧，给咱儿子攒点钱弄套房子好娶媳妇。
”相比于过去几年的艰难求生，杨爱兰愈发感到身上的负担在一点点减轻。
过去，由于常年的焦虑以及丈夫日夜颠倒的出车，让她的睡眠质量每况愈下。
最厉害的时候，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想到手头的紧迫，想到未卜的明天，她只能不停地在黑夜里唉声叹气。
这种透支身体的方式让她的“更年期症状”更加明显，她的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训斥儿子，埋怨丈夫，整个家里的气氛时常被她搞得十分紧张。
儿子张路康有时都不愿意回家吃饭，宁肯在外边跟朋友一起喝酒解闷。
即便跟在外地上学的张雪莉通电话，也只是例行公事般的，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
而如今，随着丈夫的生意红火，女儿和儿子也已经能自食其力，杨爱兰终于可以喘口气。
可是，上帝并不因为人们的勤劳或者善良就会放过她。
杨爱兰怎么也没想到，她气儿还没有喘顺的时候，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
八月份，北京奥运会在如火如荼地召开。
张友进早上起床后，时常感觉到脖子后方总是一阵阵地疼痛发麻，而且总伴随着发热。
忙于生意的他并没有在意，以为自己感冒发烧了，于是翻出家里的药箱，抓了一把退热解毒的药吃下去。
可是连续吃了一个多星期，症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厉害。
而后一个月，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咳嗽不止，到最后已经咳出血来了。
张友进有了一种隐约的预感，有可能......他常年抽烟，特别是前几年生意不顺利的时候，经常是一根接一根，玩命地抽，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把眼前的不顺心都抛掉。
此外，他做的生意多是拉煤拉碳，经常要与粉尘相接触，难免呼吸一些污浊甚至严重污染的空气。
加之，张友进所在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城市污染本来就比其他城市要严重得多。
这个城市的癌症发病率已经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张友进的亲朋好友当中已经有人“中招”。
自己身体出现的这一系列症状让张友进预感到自己也可能“中招”了。
可是，他不敢去医院检查，他内心还存有一丝侥幸与希望，他没有勇气面对可能预见的检查结果。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然而绝症会把希望统统拿走，他还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滋味。
他也不敢告诉杨爱兰，他怕她比他先倒下去。
张友进拖着身体一直在熬，从夏天熬到冬天。
11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寒冷的冬季，张友进再也无法隐瞒——身体的疼痛在加剧，以前是间歇性的疼痛，现在几乎夜里都会疼的醒过来。
一个早晨，张友进望着卫生间里咳在马桶上的血迹，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他走出卫生间，虚弱地跟杨爱兰说，今天去趟医院吧！
当医生把“肺部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单递给张友进时，站在旁边的杨爱兰感到天旋地转，脑子轰得一下子炸开了。
超出自己人生经验的事情，她从来都不懂得如何应付。
当年的下岗，让她失去了饭碗，让她为生计奔波，她以为这已经是老天爷对她做过最残忍的事情了。
她无论如何都无力招架再一次的打击。
人生啊，它怎么会是这样？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2010年-2012年一回到北方，张雪莉再次感受了那种久违的寒冷。
正值春运，瘦弱的她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里出来，随着人流往出口处挪动。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即将毕业的她跟多数同学一样东奔西走在求职路上。
百年难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这个求职季成了媒体口中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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