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对江南海外贸易中海商水手的管理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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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除了贸易史的探讨之外，亦涉及徽商对身后之物——尸骸的处理，从中反映出江南与日本密切的联系。

最近，笔者重新阅读一批日本汉籍史料，深感不少重要的唐通事资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倘若结合图像资料及中国方面的相关文献，或许可以从一些独特的角度作诸多新的探讨，故草就此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抄本《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

日本元禄二年（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幕府在长崎建造了唐人屋敷（亦即唐馆，有的也写作“唐人屋铺”）的居住区，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被集中居住于此。

正德五年（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幕府又颁布了“正德新令”，其中的一份谕令提及：

一、凡唐人在馆之日，照其每船人数，各给腰牌挂带，但牌上注具柁名，且有烙印，慎毋错带；

一、凡唐人在崎之际，大小通事问讯访察，通事及唐馆挂主、五甲头等，其所指挥，切不可有背违。

虽学通事所分付，亦不得轻慢答话。

若夫起货凡百事务之所，尤为至要。

其视学通事之分付，亦如大小通事之指挥而听从之。

然诸执事之于唐人，其所指挥，若有非理相加，不妨即具事故，投之头目者，固所许也；

一、凡目梢等在馆，平日买办杂物，闻之或有强夺之弊，甚不是也。

向后倘有迹涉抢夺者，即据腰牌而究治。

以上条款，各船人众具呈甘结，务要恪遵，如有背违，决不姑贷。

正德伍年捌月贰拾伍日。

上述的条款规定，在唐馆内暂时居住的中国人，应佩带反映个人身份的腰牌。

在长崎期间，应听从唐通事、唐馆挂主、五甲头等人的指挥。

对此，清代嘉庆、道光时人程岱葊在其所撰的《长崎略》中指出：

“倭通称华人为唐人，……于长崎岛设唐人馆，聚寓其处，环山筑城，巡逻甚密，唐人言语，凭通事转译呈头目。

”“唐船挂主”应指中国海商船主，而“五甲头”则是日本的职事人，关于这一点，乾隆时代徽商汪鹏所著的《袖海编》中亦提及：

“公堂之外有街官房，其为官三，次第入直。

又有五甲头副之，皆所以弹压防御而通客之款曲，凡薪蔬鱼米之入，必经阅焉。

”可见，五甲头是三位街官之副手，负责唐馆的治安以及沟通，每逢食品运入唐馆，必须经街官和五甲头检查。

对此，长崎唐话课本《琼浦佳话》卷1记载：

“各街上，各有一个街管，三个五甲头，一个防财副，一个总管，这六个人昼夜小心照管一条街。

”此书系抄本，凡“官”字多写作“管”，故该处的“街管”，亦即前述的街官。

关于街官，在中文文献中亦有“町长”之记载。

嘉庆时人翁广平所著的《吾妻镜补》卷18《职官志》中即有“町长”条，曰：

“客舟至，则町长主之。

按《东洋客游略》：

长崎街谓之町，町长者，土人呼为街官也。

《海国见闻录》：

每年佥举一街官，街者，乡保也，岁给赡养五十金。

”由此可见，“正德新令”规定——居住在长崎唐馆内的中国海商水手，应接受唐通事、中国船主和日本街官（町长）等的三重管理。

与此相对应，清朝方面也在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后不久，指定一些总商负责管理对日贸易，并由接受清政府指令的官商和承包铜输入之额商从事对日商贸活动。

可以说，此一时期，双方都加强了对于长崎贸易的管理。

揆诸史实，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就出台了一份商船示约，题作《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由长崎唐通事官梅三十郎、林幸三郎翻译成日文。

其中的商船示约这样写道：

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为怜情鞠讯事。

蒙府行蒙藩、臬二司会议，闽、粤、浙省商船出洋贸囗[易？

]，严禁舵水人等滋事，设法约束缘由，详奉总督福建、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囗[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级纪录四次、镇国将军宗室德批囗详转饬遵照，并将违犯治罪条例摘刊示单，于船只囗口之时，给发该船商齎贴船内，晓谕一体稽察，实力永遵。

仍候浙抚都院批示缴，并奉前抚都院批如详，饬行遵照，仍候督部院批示录报，并另详咨明江苏抚都院一体饬遵缴，等因，奉此，合给刊示饬遵，为囗仰该船行商、舵水人等知悉，出洋贸易，务须遵照囗囗宪行后开刊示各条，恪守法纪，毋得违犯治罪，特示。

《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一书系抄本，书中多虫蚀漶漫之处，凡遇残缺难以辨认者，引文均以“囗”指代。

文中的“行商”应指海商船户，而“舵水”与前述的“目梢”等，则主要是指船上的水手。

“官梅”是原籍福建福州的长崎通事林道荣所获得的赐号，林氏一族，此后世代充当唐通事，其中，官梅三十郎于日本宝永二年（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成为小通事，享保二年（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成为大通事。

而林幸三郎，则为长崎的稽古通事。

关于唐通事，乾隆、嘉庆、道光时人翁广平的《吾妻镜补》指出：

凡交易必有人传语，犹中国之主人，谓之通事。

通事之家，常请中华人宴饮，间有几家用台椅座之类，颇精致古雅。

盖日本国人，书画饮食，倭用矮几，无高桌者，因怪而问之，答曰：

我上世中国人也。

并出其祖先画像，视之，有元明人题咏。

其所藏字画，亦自宋元人真迹。

盖为通事须通华夷之语，既系中国人，自不忘土音，居之既久，则能习夷音也。

……明时通商多闽人，到彼为通事，遂家焉，故至今有中华人也。

上述的官梅一系，就是来自福州的长崎通事。

这些通事通过居间摆渡，获得可观的利益。

“长崎各项街费目例”中，就提到包括“官梅翁”（即官梅一系）在内的唐通事所获得的收益。

而各类与唐船相关的交涉文书，也就是由这批唐通事负责草拟、翻译而成。

上揭的此份商船示约，是发给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43年1月16日）出航的“浙嘉平字第拾号商陈子囗、船户梅万盛实贴”的一份文件。

该船也是从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乍浦港出发，前往日本长崎贸易。

商船示约共列有六条，其具体内容是：

第一条为行商办货出洋贸易，必须协同板主，谨慎挑选那些诚实、没有过错的水梢，并有实在的花名、年貌，不许顶替捏冒，违者照律治罪。

第二条是在船水梢都必须接受船舵板主、总管约束，不许胡作非为，否则，容许板主在进口时指名禀究。

倘若行商板主纵容生事，一旦发觉，则共同治罪。

第三条是商人舵水无论在洋还是在船，均不得私带赌具赌博，不许嫖妓争奸与酗酒打降等事，倘若因此闹出人命的，除照律处罚本人之外，在船商人板主也要因约束不严，依律减等科议，其余违犯者，也都要一体治罪。

第四条是要求行商、板主、舵水等人，一旦有以上各种情形发生，必须相互揭发。

第五条是在船水梢，如有窃卖本船商货，板主不行攫脏告发，该船板主与犯人同罪。

如果盗窃和抢劫别船商货，而本船商人失于觉察者，也一并照律分别治罪。

第六条是舵水犯有各类罪行，没有马上将其拘住带归告究，而是故意放纵让其逃逸者，要将板主究治，并加以通缉。

根据《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乾隆八年（1743年）闰四月，在长崎唐馆的戌、亥两年（即清乾隆七年、八年，1742年、1743年）各番海商，共同订立了《崎馆海商条约》：

今奉江、浙、闽、粤四省各上宪颁示严禁在馆各船人等条例，倘有不遵，许行商、板主、总管等举首，回唐以便严究，等因。

此乃各上宪洞悉在洋之弊，重则人命攸关，轻则累及公司，以及纠缠别囗，俯惜愚蒙，谆谆颁示。

为此我等同人，各皆仰体宪仁，是于四月望日，齐集亥一番库内，公同参定条禁五款，永为格式。

自此之后，倘有犯以后条款，而本公司故为隐匿不举，而并有护短者，各船鸣鼓共攻，庶无逼勒人命之虞，又不累及公司，以及各项人等。

俾我各船人等，永远遵行，回棹起身之日，非独无累，而且囊中宽裕，种种有益，难以尽言。

　　此处提及“公司”一词颇堪玩味。

关于“公司”，已故的田汝康教授曾指出，公司系粤、闽农村一种传统的经济组合之通称，族姓人员轮流管理公产的制度，称之为“公司”。

而在海上贸易活动中，渔民和航海人员对所积累的公积金，也称为“公司”。

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松浦章教授根据中日史料，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

“公司”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初的十七世纪，而海船经营方面的公司例子，与海船的职务构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时海外贸易船只由船主以下众多人员组成，其组织足以与今天的一个企业相匹敌。

揆情度理，田汝康的说法，可能更符合“公司”一词由以产生的原始含义，而松浦章的进一步看法，则与中日贸易的实态大致吻合。

上揭这段话，主要是说明长崎唐馆海商订立条约的目的所在——在海商方面，避免受累于财务及人命纠纷，而对下层水手而言，则是希望他们能携带所赚的血汗钱，平安回到故土。

《崎馆海商条约》计有五条，以下逐一解说、分析。

（1）《崎馆海商条约》的第一条曰：

在馆赌钱，原系私事。

初赌之时，如兄如弟，既赌之后，追索输囗，囗虎如狼，少欠一分，轻则捶打，重则取命。

欠钱之人，畏其蛮狠，囗囗藏躲，即公然炒至公司，向船主、总管要人。

回棹之时，公司正务竟不能料理，以致正务账目，与崎人大相囗远，行商回唐受累无限。

船主、总管或有被其炒闹不过者，无奈托人寻觅输钱之人。

观其景况，谅不能藏，或致悬梁自经，或刎颈投井，或命殒其拳脚之下，死者不计其数。

原此情形，真属可怜！

今幸蒙上宪颁示前来，为此遵宪禁定例，在馆人等，不得以钱较胜，囗相赌博，倘有不遵，仍相聚赌，起身之日，不得闹到公司，以囗囗囗捶打致死人命等情。

倘有等情，肆恶之人，本船主即当出呈赶囗，并具禀回唐究治。

如本船主护短隐匿者，通馆各商公同举报，不得徇私，各相推委。

在前述的《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中，官方就曾明令禁止“私带赌具赌博”。

中国人好赌似乎是天性，而前往长崎的海商更是如此。

雍正年间苏州知府童华在其所撰的《长崎纪闻》中就曾指出：

“在岛（引者按：

指长崎）不嫖赌，即为实商。

”许多人因在长崎狂嫖滥赌，从而荡尽财产。

因此，凡是不嫖不赌者，往往即是殷实商人。

而在日本人笔下，几乎所有的长崎唐馆图中，都见有中国人赌钱的场面。

关于中国人之赌博，唐话课本《琼浦佳话》卷1就曾提及：

……唐人一来客居冷静，二来生意顺溜，心下高兴起来，跑到兴头上，竟不惜费，便请三朋五友来，着棋对局，或者睹［赌］博攧钱，也有赌东西，也有赌高兴。

……也有赌钱赌输了，输得精光，被赢家讨钱，催逼不过，要躲债也没处躲债，要赖他也赖不得，没做道理，只得放着胆，相骂起来，倒把赢家打个半死，或者造出极陈极腐的套话来，凑赢家的巧，左支右吾，胡赖过去，板害平人，弄得七差八缠，撒开不来。

那时节，连主人也主张不来，连忙告诉当年通事，当年通事就把赢家、输家都叫了来，当面对执［质］，当年替他判断。

那几年是唐年行司有两分体面，大凡唐人有甚口角是非，就来帮衬当年，一同坐在公堂，听讼明决。

他那弟兄，原来没有一些主意，竟不思前虑后，一口咬定，硬说鬼话，东遮西护，支吾过去，讲得鬼话连天，一味抵赖。

唐年行司看见这般光景，便大怒说道：

“乌鸦飞过是黑的，鹭鸟飞过是白的，况且有了漫大的日头照在头上，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天那[哪]里随你走？

你既有这样苟且的勾当，那[哪]一个不知道？

到这个田地，还要口强抵赖，赖到那里去？

”说罢，吩付［咐］走差，把输家绑缚起来，把板子拷打。

那时弟兄叫天叫地，喊将起来，叫苦不迭，不勾［够］吃几杯茶时辰，受刑不过，像一块硬铁溶做热汁一般，不敢陷害平人，只得招出实情来说道：

某月某日输了多少钱，几月几日输了几疋绉纱，张家的糖少了半包，李家的钱欠了几千，一五一十都说出来。

那时节，打的是打，安慰的是安慰，讨钱的是讨钱，算张［账］的是算张［账］，无偏无党，判断明白，方才撒开来。

文中的“唐年行司”属广义的唐通事，是较为低级的唐通事。

上述的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示了因赌博引发的纠纷，以及长崎唐通事对此的处理方法。

有的唐话课本也指出，在有的情况下，赌钱还经常引发人命案件，对此，《琼浦佳话》卷3亦曾状摹：

（唐馆中的中国水手）也有撒泼放肆的，不嫖便是赌钱，每日到晚间，点个亮来，照耀如昼，或者十来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各库里走拢来，攧钱耍子。

怎么样叫做攧钱？

或者八个，或者六个，攧出来，或字或背，一色的叫做“浑成”，也有七个，也有五个，攧出来，一背一字，间花儿的去，叫做“背间”。

赌得你输我赢，争论起来，输急的是输急，欢喜的是欢喜，打的打，走的走，偷的偷，抢的抢，好不炒闹！

或者输得精赤条条，无银低［抵］债，被赢家催逼不过，一个铁桶一般的唐馆，没处去躲债，只得去寻死路。

一头哭，一头捡起一条汗巾，走到房下，掇个凳子垫脚，把汗巾搭在梁上，做个圈儿，把头套进去，两脚登空，就是呜呼哀哉！

那时两个守办，慌慌张张走出来，通知街官同内通头，一口气跑将进去，寻个柄刀来把汗巾割断了，抱起来抱在床上，轻轻儿解开来喉间的死结，嘴对嘴打气，接连打了十数口气，一些也不转，手脚冰冷，牙关紧闭，救醒不得，早已长伸脚去了。

大家没法，只得把衣服遮盖尸首，当晚无话，到弟［第］二日，本馆街官禀知王上，王上即刻发两个头目来，查验尸首，验得明白，船主替他备办后事，衣衾棺材，都是准备收拾入敛过了。

船主、财副、骨血亲眷、街官、五甲头共写一张字儿，把他死的始末写在字上，各人打个花押，送上头目收下，回府，留下小头目送丧。

原来，长崎有一个乡村，叫做对山，有一场寺院，叫做悟慎寺，唐人买了几间空地，做个埋骨的所在，当日在悟慎寺，掘开地土，埋葬了。

又备了羹饭祭奠他，焚花纸钱，大家悲恸不已，一头拭泪，一头回馆。

可怜一个好汉，被钱逼死，做个他乡之鬼。

这一段描摹，正是对上揭《崎馆海商条约》第一条的一个绝佳注脚。

文中的“王上”亦作“王家”，是长崎使院的尊称，“官有使院，秩视二千石，专司两国通商之事，带理崎政，一年而代，通称曰王家”。

“攧”系跌之意，也就是将几个铜钱掷下，看其向背决定输赢，这在长崎唐馆图中有诸多刻画。

文中的“悟慎寺”亦即悟真寺，位于长崎唐馆对岸的稻佐山，寺后有平地数十亩，由中国商人捐金购得，作为瘗孤之所，“凡梢人同侣之死，无所归者，悉汇葬于此，各为立石标识，登之簿籍，春秋祭扫，无失其时”。

（2）《崎馆海商条约》的第二条是：

酗酒打降，在唐原有严禁，囗[唐？

]馆中乃系海外，所以每有相争相打，甚则聚众行凶，种种恶状，难以枚举。

今蒙上宪颁示严禁到洋，足见宪鉴昭昭，难以隐瞒。

为此公定，俟后倘有不合于理者，宜申之总管，以理而论。

倘总管徇情，以曲作直，然后诉知船主，自有公论，曲直即分，不得擅自行凶争打。

倘有不听约束，敢于行凶者，本船主即当赶逐，具禀回唐究治。

如本船主囗报，各船公同禀报可也。

“打降”是清代的通俗常言，清人郝懿行《证俗文》六卷：

“俗谓手搏械斗为打降，降，下也，打之使降服也，方语不同，字音遂变。

或读为打架，盖降声之转也。

”这一条约，是针对中国船员经常酗酒打架而言。

揆诸史实，中国海商前往长崎贸易虽然具有厚利可图，但海上航行的旅程却极为艰辛。

在江户时代中国漂流船史料中，有一部颇为著名的《得泰船笔语》，其中的一位中国财副刘圣孚就曾说过，海上航行，长期“未得土气”，“上岸之日，两腿难行动”，在洋中遭遇飓风，“性命在于呼吸”，当时的感觉是“泪从腹中落”，所以是“满面愁态，烦闷难遣”。

从中可见，在海上贸易中，无论是商人还是水手，心理上的压力都相当巨大。

对此，日人野田笛浦故作轻松地戏拟“和心悦色汤”加以调治，其中之一即是“美酒”。

文化十二年（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二月廿二日，豆州漂着南京永茂船船主就提出：

“京酒必须要四桶，但本船开行之际，日夜目侣人数多要食之，必须要四桶。

”另一位中国海商汪晴川亦指出：

“我等吃酒，每日三餐，前有好酒存在仓廪中，不能取出，此处之酒，实勉强吃之，以解闷怀。

”可见，在海上航行中，酒是能暂时调剂海商、水手心理状态的一种重要饮料。

而一旦上岸，为了犒劳自己长途奔波之艰辛，水手显然会更为放纵自己。

对此，唐话课本《琼浦佳话》卷1就指出：

（一些唐人）每日吃酒，猜三[手？

]豁拳，行令唱曲。

……譬如今日在李家吃酒，明日便在张家豁拳，后日又在郑家唱歌儿，只管轮流去顽耍，镇日来往不断。

自古道：

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

大凡人家，有酒德的人是少，没酒德的人是多，这一班客人里头，船主、财副、货客等样人，还有些体面，不敢撒拨［泼］，他那一字不通的弟兄们，不识廉耻，不管好歹，吃了酒，吃得烂醉，撒酒风，相打相脑［恼］，十分喧嚷。

此处描述的，是尚未建造唐馆前的生活场景。

及至唐馆建造以后，这种情形仍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清代前期中国海商在长崎唐馆中的日常生活，乾隆时代的徽商汪鹏在《袖海编》中指出：

唐馆外四山环绕，烟火万家，紫翠迷离，锦纷绣错，海门别开，屏嶂雄奇，峭拔轩敞，高华如十洲三岛，可望而不可即，允为巨观，不同凡境。

馆周遭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然库不满二十，街分三路，附而屋者曰棚子。

库必有楼，棚则惟平屋而已。

库制楼数楹，舟主及掌财赋者各居其半，下则梢人杂处。

棚子之构，始自搭，客梢人之稍丰者，别营以居，今多架楼，颇尚精洁。

而库之为楼，俱开拓宏敞，添设前后露台，或翼其左右，靡丽铺张，与初创时大不侔矣。

库属正办，有官派执役者三人，名曰守番，棚则无有也。

从上述的描述以及下引的其他史料可以看出，长崎的风景极为美丽，但唐馆内的生活却并不十分自由。

自从元禄二年（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唐人屋敷建立以后，日本方面对于唐馆有着极为严格的控制。

正像《琼浦佳话》卷3所说的那样：

原来这唐馆，造得铁桶铜墙一般，滴水也不漏，周围土墙，高有百尺，四方角落头，各有一个守办的房子，夜不收在里头，昼夜看守，纵或有个飞檐走壁的手段，也过墙不得。

门口也有插刀手，寸步不离，日夜看守，但凡买一尾鱼，买一根菜，都要经他查验，方可进馆。

街官房里，也有街官、五甲头、财副、部官等样人，轮流值日，通事房也如此，但凡唐人有甚事故，替他料理了。

他那街官，一夜三次，通馆巡消[哨？

]一回，千叮万嘱，不许唐人炒闹、打架，火烛小心……

在这种极受限制的唐馆生活中，中国船员往往除了嫖妓赌博，便是以酒买醉。

汪鹏在《袖海编》中就指出：

“馆中宴会极繁，交相酬答，有上办下办酒，有通办酒，有饮福酒，有春酒，有宴妓酒，有清库、出货酒等，寻常醵饮，尤多珍错杂陈，灯明烛灿，殆无虚日。

”由此可见，在馆唐人觥筹交错，夜夜笙歌。

关于这一点，《琼浦佳话》亦记载：

再说唐人在馆中，虽有大鱼大肉好受用，原是一个客居，究竟不中意。

常言道：

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时难。

又说道：

他乡酒不如故乡水。

不拘什么事情，比不得在家，所以客边见了知己，只当嫡亲骨肉一般，愈加亲切。

三朋五友聚拢来，讲讲谈谈，赋诗作文，递相唱和，或者收拾几盘肴馔，买备几样时新果子，排了酒席，吃酒儿顽耍，或者猜三豁拳，或者行令唱曲，也有叫几个妓女来，娼帮吹弹歌舞，品竹调丝，你吹我唱，杯来盏去，吃到天亮，方才散的。

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海商在唐馆中的日常生活实态。

另外，唐馆中还有天后宫，“每逢神诞，盛陈供筵，张灯设宴者三日，馆客集群妓会饮于此，午夜酒阑，行歌而返”。

从此类的描述中可见，日本妓女与中国海商总是如影随行。

除了海商之外，下层水手之嫖妓亦相当普遍。

《和汉寄文》三中，有“唐馆ニ而游女卒死口上之写”：

口供：

第二十四番广东船水手陈捷卿，嫖得寄合町丰后屋仪平楼妓女金山，昨进馆，同寄住在别库，不料今日早辰[晨]回本库，忽闻发病，立即赶到，业已身故。

但昨夜至今朝不见病症，并无异情，所报是实。

享保十二年正月日第二十四番船水手许捷卿。

该口供由长崎小通事颖川弥藤太翻译，其后有中国船主郭裕观、财副黄天渥的口供，唯其下署作“享保十一年正月”。

寄合，翁广平《吾妻镜》写作“奇合”，为长崎五条花街之一（其他四条为附町、丸山、半斤、倾城）。

此一口供即是下层水手嫖妓的一个例子。

在当时，酒过三巡，高声喧哗、打架斗殴之事时常可见。

此种情形，在江户时代日本的一些图像中颇有所见。

对于唐人的酗酒打降，日本幕府方面的管理极为严格。

据《唐通事会所日录》记载，早在宽文七年（1667年，清康熙六年），“百凡是非恣肆放逸，以及嫖赌、生端不法之虞，皆自醉狂而致。

兹值新春年节，未免各有杯罇来往，是为狂放之基，若不节之，必有害己之患，以及刀杖陨命，未可知也。

各永立自宜体遵法度，船中头目、水梢等，九尊谕使知，切勿令其成群作队侣，惹是非，不论党夥之间，及与日本人争斗、扑打者，查出即时禀上，重处罪款，各毋悔之，各船主先自谨遵毋忽”。

此段记载，是指新春时节中国海员水手因酗酒而惹出的种种麻烦。

因此，长崎当局对于中国船员酗酒滋事常常是严加管束。

《呈词翻案》中就有一个例子，其中提及：

“本船水手四人，于昨日下炮手之际，相帮出去，只因喜酒多吃两杯，不觉乘醉闲走街上，即蒙揖[缉？

]捕监牢。

”

幕府方面除了加强对酗酒打降之中国船员的处理之外，还要求确立总管对船员的负责制度。

因此规定，中国船员彼此之间一旦发生纠纷，首先应当报告总管来处理。

所谓总管，其具体职责是“主水手等人众事”。

倘若总管有所偏袒，无法公正地处理纠纷，那么就应当诉诸船主，根据当时的记载，“船主，非货主也，赊载货主之物件，交易取其利者”。

可见，《崎馆海商条约》的第二条，显然就是针对此一状况所作的自我约束。

（3）《崎馆海商条约》的第三条是：

在馆开张店业，此原以本求利，愿买愿卖，原无争竞，但赊欠一项，在开店之人起身之日，收取本利，理直气壮，但欠钱之人一名辛工有限，或因浪费过度，到此之时，分文乌有，纵使拳打脚踢，逼囗其人，有何益哉？

今现奉上宪，严禁在洋打驾，为此我等公同酌定，俟后总以现钱买卖，不得私相赊欠，倘若通情私相赊欠，起身时无还，亦不得逼勒致死人命。

倘有不遵，本船主首报，回唐究处。

在当时，馆内唐人设肆陈列各种日用货品，极为常见，这些下层水手，藉此赚些蝇头小利。

对此，唐话课本《琼浦佳话》中就有：

“再说弟兄在馆中，各自开小店，出卖杂色东西，务本营生，也有守些本分的。

”而《译家必备》之开首为《初进馆》，其内容是一位见习唐通事者第一次前往会馆，向唐船的船主们作自我介绍，进而初次步入唐馆内的情景。

当时为其领路的中国海商陈三官，就提到沿途所经处，有“几个蓬子开店的，卖杂货、做糕饼、做裁缝、卖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