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接收工作到1946年3月31日结束，共计5个月左右。

美国方面这次接收资料，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但由于华盛顿文献中心是在日本方面已经烧毁了该烧毁的文书3个多月之后进行的接收，所以它能够得到的资料已经非常之有限了。

兹主要考察其对于外务省、陆海军省资料的接收情况。

据日本学者的专门调查，华盛顿文献中心接收的资料主要是：

（1）外务省：

条约、协定的全文，关于外国的正式报告书，外交文书，领事警察报告，与驻外使领馆之间的电报文件等。

（2）陆军省：

中国·

太平洋战线的作战记录，陆军省·

参谋本部的日记、报告书等文书，谍报关系，陆军战史特别是有关中国事变·

满洲事变的电报类，等等。

（3）海军省：

关于战略等的文书，军令部组织，山本五十六文书，陆海军协作的研究，历史，绝密文书（1909—1940），等等。

关于外务省文书的接收情况大致是：

华盛顿文献中心从外务省记录库中，拿走了476卷记录；

盟军最高司令部之国际检察局，为了审判日本战犯而拿走了部分资料。

美国此次的接收对象，主要是陆海军的各机关。

因此，华盛顿文献中心对于陆海军文书的接收，尤为着力。

当时，归陆海军机关所有、保留到战后的资料，数量大致超出70万册，包括公文书类和图书类。

公文书类资料，主要是陆军省的《大日记》11117册、海军省的《公文备考》和《海军省日记》等13884册。

这些资料，因为早就被军部特意疏散保存而免遭空袭，也基本上没有被烧毁，从而被全部接收。

而据美国学者称：

此次接收的陆海军文书有3万余卷、图书资料约25万册。

华盛顿文献中心接收上述日本资料后，运回美国，放在其图书馆保存。

1948年2月，该中心被废止，其图书馆所保存的日本接收资料，被分别送往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ArchivesandRecordService,NARS）、国会图书馆（LibraryofCongress,LC）继续保存。

陆海军文书类在前者，外务省文书及军事图书类在后者。

1948年12月20日，美国国会图书馆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复制日本外务省的文书。

经过同意后，国会图书馆派出专家队驻在东京，在日本方面的协助下，从1949年到1951年，前后用了28个月的时间，把美国接收的文书、外务省在战后收集与恢复的文书，以及东京审判所用的外交文书等资料，全部以缩微胶卷的方式进行了复制。

这些多达200万页的资料，被复制成2116个胶卷，胶卷全长为2116600英尺。

这套资料被命名为《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

为了使用者方便，美国国会图书馆1954年专门制作了目录。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制作以后，美国方面把资料原件逐步退还给日本方面。

日本由此继续与美国协商归还陆海军资料的问题。

1956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日本驻美大使在华盛顿达成了关于归还日本陆海军文书的协议。

1957年美国方面由于财政问题延缓一年实施归还。

这期间，有些美国学者鉴于这批资料的重要性和以前之外务省文书缩微胶卷化的经验，由哈佛大学的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乔治顿大学的约翰·

扬（JohnYoung）等人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将这些待归还的资料缩微胶卷化。

他们作业8个月左右，拍摄了166个胶卷，数量达40万页，随后并制作，出版了目录。

这就是《日本陆海军档案（1868—1945）》。

但由于时间、经费的关系，《日本陆海军档案（1868—1945）》所收录的陆海文书并不太多。

据当时参与这个工作的约翰·

扬说：

只有大约5％的陆海军档案被拍摄复制了。

1958年4月，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日本陆海军文书被正式归还日本方面。

这些资料中，陆军方面是以《大日记》7721册为中心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记录类，海军方面以《公文备考》为主，包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日记》、《战斗详报》，以及明治时代的一些战时资料，计15592册。

但是，据说在归还时，美国方面又拿走了1/3的《陆军省大日记》和1/7的《公文备考》。

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旧陆海军图书文献等资料，并未归还日本。

　　四、日本现存资料的状况与不足

从上看来，美国接收、部分归还于日本的资料，主要是日本的外交文书、陆海军文书等。

而这些资料，又主要是在日本投降前后，免遭烧毁或人为保留下来的文书。

上述资料归还日本之后，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对这些归还文书并未开放。

因此，海外学者还只能主要运用《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日本陆海军档案（1868—1945）》等缩微胶卷资料。

也正因为这些资料，使得战前日本的机密文书公开于世，而便利了学者们的有关研究。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根据国际档案30年解密的惯例，日本陆续开放了这些资料。

目前，除了一部分资料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之外，外务省的文书主要保存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陆海军文书主要保存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于1971年4月开馆，收藏的主要资料是“外务省记录”。

现存战前期的记录约有50000卷，其中，“旧记录”约有22000卷，“新记录”约有26000卷。

笔者在该馆仔细进行过核对、考察，发现昭和战前期的“新记录”A门（政治、外交）之关于中国部分的外交文书，主要就是美国退还的《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缩微胶卷）的原件。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在1979年12月设立了“史料阅览室”，按照1980年日本内阁关于公开情报的决定，向一般的研究者公开所藏史料。

本馆史料以“陆海军文书”为中心，陆军史料81000卷、海军史料35000卷，共计约有116000卷。

而其中最重要的“陆海军文书”，是由美国归还的陆军省的《大日记》、海军省的《公文备考》。

前者自明治初年到1942年，约7700卷，内有关于满洲事变的“陆满密”、“陆满普”，关于“中国事变”的“陆支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亚密”等文书多卷。

后者自明治初期到1937年，约11000卷。

此外，日本投降前后，军部的某些重要干部，私自保存了一些资料，既未被烧毁，也未被美方接收；

他们在自己先行撰写了着作之后，将这些资料移送到该图书馆保存利用。

主要是陆军的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保存的关于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防政策的文书“服部史料”、“堀场史料”，以及海军的岛田俊彦保存的军令部文书“霞关史料”等。

根据上述在日本残存的军部文书，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55年10月20日成立、1976年5月10日改称“战史部”），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编纂、出版了《战史丛书》共102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1974年版），其中有关于中国部分的多卷。

这套丛书因其史料价值，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

1978年开始，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开始刊行1934—1945年间的海军省调查资料。

该资料原系战前海军省调查部门收集、战后由昭和同人会保存下来的，其中大部分属于海军的“公文书”。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网络检索资料的需求，日本根据村山富士前首相1995年8月的谈话精神，作为“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事业的一部分，于2001年11月30日，在国立公文书馆设立了“アジア历史资料中心”，把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上述资料，进行数码画像处理后，通过网络逐步发布，以供日本国内外学者利用。

目前，海外学者即使不在东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http:

//www.jacar.go.jp），利用上述资料。

不过，要把全部馆藏资料上网，尚需较长的时日。

尽管如此，由于投降前后烧毁文书，日本的现存资料状况仍然有很大缺陷；

而且由于美国的接收和日本在海外各地烧毁文书的情况不一，自然造成了大量日本资料散落海外，以至于日本的有关专家也慨叹道：

约有一半的资料，并不在日本。

一是，如上所述，由于美国方面并没有归还接收的全部日本资料，因此，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迄今仍然藏有不少日本档案资料。

二是，在中国等其他海外地区，仍然残存着不少日本档案资料。

根据笔者的推断：

按照日本东京的中央政府与军部关于烧毁机密文书的命令，日本驻中国的各机关与派遣军等部门，应该也会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大量烧毁自己保存的文书；

但由于中国各地受降（包括苏军在东北受降）的情况差别很大，应该有一些日本机关未及全部烧毁档案，而残留在中国当地。

例如：

满铁本部的档案，主要馆藏于沈阳市的辽宁省档案馆；

大连市档案馆也藏有部分资料，该馆还专藏当年日本焚烧之后留下的“纸灰”（碳化）档案。

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7年接收了满铁调查部的遗留文献；

而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资料，至今仍藏于大连市图书馆。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档案，在北京也有收藏。

日本在华北、华中地区的经济活动档案资料，在天津、青岛、上海市档案馆有所收藏。

日本在内蒙古地区（“蒙疆”）的文献，在张家口市图书馆也有收藏。

台湾总督府的档案，全部现存于台湾地区。

这些情况说明，在日本国内现存档案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于“日本之外”发掘、寻求日本的档案资料，不但十分必要，而且还是大有可为的。

综上所述，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之事，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包括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战史等领域）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因此，笔者最后要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继续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