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功与过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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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
”当他被处以凌迟极刑时，更是“神色怡然”，表现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豪迈气魄。
然而这些年来，特别是文革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竟对这样一位农民领袖，抡起无情大斧，横加诛伐，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分子，说他“怀着个人动机被卷入了农民革命的洪流，混进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窃据了高位，他的品质恶劣，居心叵测。
从混进革命队伍的那一天起，就给太平天国革命埋下了极大祸根。
”这种批判太不实事求是，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唯成分论的流毒。
一个人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不是根据个人出身，而是根据他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来决定。
比如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他们也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由此可见，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决不能以阶级成份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再说石达开生于1831年，他1847年加入拜上帝会时，年仅十六岁，接触拜上帝教义的思想，应当还早一点，那时他还是一位少年，是不是地主分子，是很明显的事，何况他在家中还经常参加农副业劳动。
因此说，石达开本身根本谈不上是地主分子，充其量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中的小知识分子。
那些人之所以大加诛伐石达开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把带兵出走的罪责，完全归咎到石达开一个人身上，说他是分裂主义的罪魁祸首。
对于这件事，我认为也应客观分析。
此事产生的根源在于洪秀全，因他经历“内讧”之后心有余悸，生怕异姓王执政对他造成威胁。
石达开回朝辅政，不是出于洪秀全的初衷，而是满朝文武的推举。
辅政后他疑心更大，立即加封自己的两位胞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用来“挟制翼王”。
对石达开的工作横加干扰，后来甚至发展到“有阴图戕害之意。
”石达开为了不使矛盾公开化，为了避免杨秀清突遭袭击的不测事件重演，不得不走上率兵出走的道路。
也许有人认为应该选择犯颜直谏或委曲求全的办法解决。
如果犯颜直谏，更会遭致不测后果。
因为石达开是首义之王，众望很高，犯颜直谏只能被洪秀全理解为石达开的篡逼。
如果采取委曲求全，也是不可能的事。
洪秀全即使明里不对石达开斥责谩骂，却暗里却用安、福二王“挟制”，处处疑忌他，百般掣阻他，甚至要阴图戕害他，那也就很难使石达开解除心病，委曲求全了。
因为两种势力明争暗斗，总有一天矛盾会激发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所以说石达开的出走，是被逼出走，是无可非议的事。
要说罪责，首先应由洪秀全承担，因为这一分裂事件，完全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
至于说石达开出走不应带走部队，这种说法也是不合情理的。
不带走部队。
孤身一人出走，不仅再也没有抗击清王朝反动势力的资本，就连自己的人生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即使不被敌人杀掉，也会被革命内部的异己者谋杀。
二、武功卓著政绩斐然。
石达开从广西进军湖南途中，他与萧朝贵共同担任前敌指挥。
萧朝贵在进攻长沙牺牲后，石达开独任前敌指挥。
他披荆斩棘，勇不可当。
当时人们称赞他说：
“太平军自永安趋湖南，攻长沙，破岳阳、汉阳、武昌，经安徽省而下金陵，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
“‘石敢当’，所至争避之。
”确实如此，石达开率师从武昌直下金陵途中，大军所向势如破竹，连克黄州、九江、安庆、芫湖、东西梁山，直至攻破南京城，为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1853年秋到1856年9月，石达开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西线战场上督师，西线战场上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他亲手主持的。
1854年4月，西征军在湖南湘潭遇上了清军中最凶狠的敌人——湘军以后，太平军连吃败仗，湘军乘胜攻击，一举夺去湖南的所有据点，接着又攻下武昌，占领了田家镇，敌人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西战场的局势非常危急。
石达开面临强大的敌人，认为硬拼不行，只能智取。
他对敌我双方兵力作了详尽分析，认为我军战斗力虽强，但兵力不足，湘军之所以这样嚣张，全赖水师强大，要击败湘军水师，又必须有足够的水师力量，而太平军水师已被湘军破坏殆尽，力量极弱。
于是“深谋远虑”的石达开和他的部将罗大纲采取了“坚守不战，疲惫敌人，乘虚反攻”三要点的作战方略，他们死守湖口、梅家洲达一月之久，不与敌决战。
在此期间，他们经常使用各种不同的“惊营”战术，使敌人不能安枕，疲惫不堪。
当敌人锐气尽失之时，石达开主动敞开水卡不塞，让敌人轻捷小船驶入鄱阳湖内，然后突然下令将水卡堵死，将敌人笨重的快蟹、长龙拦在江外，使湘军水师的轻便船和笨重船分离隔开来，不能有效配合。
这时太平军便乘机出击，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的那样，太平军“用小划三四十号，攒入老营，烧我船只”。
清军水师遭受到了惨败。
湖口大捷之后，石达开又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指挥罗大纲、林启容再袭湘军水师于九江。
据《楚寇纪略》中记载道，太平军“乘月黑迷漫，攒入我军（即湘军）船夹内，火箭喷筒，百枝齐放，湘军大败，辎重丧失，不复成军。
曾国藩见势不妙，即从拖罟船跳入三板小船逃命，才免于一死。
石达开湖口、九江两次突袭成功，扭转了整个西线战场的危局。
秦日纲、韦俊、陈玉成乘机自安徽西进，4月间再度攻下武昌，太平军重新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带。
石达开指挥的又一杰出战役，是横扫江西之战。
曾国藩在湖口、九江惨败以后，躲进江西南昌，仍作垂死挣扎，立即派陆路湘军头目罗泽南部增援胡林翼包围武昌，当时老巢江西空虚，如突袭江西抄其老巢，罗泽南必救江西，武昌之围必解。
于是石达开当机立断，采用“围魏救赵“的方略，率部自鄂南进入江西，势如风卷残云，几个月之间连克袁州、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南康、九江等地。
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全入太平天国的版图之中。
曾国藩坐困南昌惊恐万状，慌忙调兵遣将，撤武昌之围来援江西。
如不是石达开当时受命东王，回援天京扫荡江南大营，南昌的攻克当是朝夕之间的事。
江西战场上这一全盛时期的出现，石达开确实功不可抹。
另外，1856年6月石达开奉东王杨秀清之命，协助破江南大营，他回师天京后与秦日纲配合，采用声东击西、各个击破的方略，一举粉碎了清军惨淡经营的江南大营。
功绩也很卓著，后来在以他的名义颁发的“官照”中，就写有他的“金陵东门之功”。
石达开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战将，他的政治才干也是非常突出的。
东王杨秀清非常器重他，从天京建都到1853年9月这段时间内，一直将他留在天京城内，协助辅政，制定新的国家政策、政令、宪章、法规等，同时还把许多军国要务委托他去处理，如铨选官吏、议定奖励、卫戍圣库、审查告示、审核死刑等。
除此而外，他还肩负外交任务。
他与外国公使的交往中，头脑清醒、态度明朗、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既维护了民族尊严，也斥责了侵略者的卑劣行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在安庆抚民易制中，其政治才干表现更为出色。
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发展革命形势，便按照平均主义的蓝图，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彻底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方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强令推行，显然只能导致广大群众普遍贫困和对生产力造成破坏。
定都后不久，太平天国曾力图推行这一空想政策，沿长江两岸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告示，内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争归圣库。
”南京城内也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废除私有财产，这些措施在实施中，遭到了民众的普遍抵制。
有些原来拥护太平天国的群众，也表示反感，“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
杨秀清在《告谕南京人民》一文中，也承认南京群众认为这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
”这种不满的现象，安徽更为严重，群众对立情绪极大。
史书记载：
“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
”因此政策问题不解决，政权也就无法巩固。
有作为的政治家，就应该面对现实，勇于改革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一切制度。
当时石达开受命来安庆抚民。
抚民的任务就是平息“抗命”。
平息“抗命”的作法有两种：
一是用武力镇压，强制推行这一不切实际的政策；
一是实事求是，将原有不切实际的方案改革成切实可行的抚民政策。
石达开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会放弃前者采用后者。
他一面发布“安民告示”，号召民众协助太平军“严拿”妖魔，一面劝告百姓不要“擅自迁徙”，同时果断地撇开《天朝田亩制度》，实行“督民造册，按亩输钱米”的办法，后来称之为“照旧交粮纳税”。
这一制度的实际，既解决了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裕国课的目的，也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石达开武功赫赫，治政有方，所以太平军中的将领都非常崇敬他，甚至连敌人也为之惊服。
陈玉成被浮后在论及太平军将领时说：
“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二人可耳。
”李秀成认为石达开“文武足备”。
湘军大头目曾国藩也说：
“伏查贼渠以石……为最悍。
”素以诸葛自比的左宗堂也说：
“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知出诸贼之上。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对石达开的评价更高，他说：
“余询逆首才能及各伪王优劣，毕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
”从敌我双方的评价中，足以说明石达开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杰出将领，他的武功政绩将永远铭刻在太平天国的史册上。
三、光明磊落不泄私愤。
石达开的人品在首义诸王中算是最好的，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从不拉党结派，打击异己。
这里用几件事例来说明。
首先谈谈他在牧马人事件中的态度。
东王杨秀清的同庚叔因为牧马人见到他没起身施礼，便将牧马人抽了二百鞭，同庚叔犹不泄愤，还将此事控告到主持刑部事务的黄玉昆那儿，要求对牧马人加杖。
黄玉混弄清事情原委后，认为既已鞭苔，就不须再加杖，既用好言劝慰同庚叔，但同庚叔蛮不讲理，大闹公堂，并将此事告知杨秀清。
杨秀清依仗自己的权势，命令负责城防的石达开捉拿黄玉昆，石达开虽然对此事不满，但他保持克制，只是不抓人而已，没有另生枝节，把事态扩大。
这样的人品还是比较正派的。
再谈谈他在天京“内讧”中的表现。
1856年秋，正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获得东王杨秀清“逼封”的消息以后，认为这是蓄谋夺权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立即带领他的部属三千余人，乘船于9月1日深夜进入天京袭击东王府，大肆屠杀，死于韦昌辉屠刀下的太平天国将士数以万计。
当时石达开正在武昌督师，闻讯后，即只身赶回天京。
石达开进得城来，面对凄凉的惨景，心头悲愤交加，见到韦昌辉便斥责道：
“我们兄弟一同起义，原是希望大家戮力同心，共图革命事业，今天你全不顾金田起义，永安被围时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义，竟下如此毒手。
秀清有篡位逆谋，要杀也只能杀他一人。
现在你这样大肆株连滥杀无辜，难道说就不顾天国江山的安危了吗？
”韦昌辉则蛮不讲理地回答：
“你这样卫护逆党，莫非你也是逆党吗？
”杀红了眼的韦昌辉竟然又动杀机要杀害石达开。
石达开见韦昌辉气势不善，留在天京恐遭不测，即连夜缒城出天京。
韦昌辉得知石达开逃出天京，十分惊恐恼怒，便将石达开的妻子儿女全部杀害，并以丞相官位六百两黄金重赏购买石达开的人头。
石达开逃出天京后，于10月初在泾县调集部队四万人，组成靖难军，陈兵天京外围，高举讨伐韦昌辉的义旗，要求天王洪秀全当机立断将韦昌辉处死。
韦昌辉在城内军民和城外靖难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成了孤立无援的独夫，束手就擒被处以极刑。
从这一平息“内讧”的事件中，石达开的态度是极其正确的。
他站在卫护太平天国利益的正义立场上，痛斥和讨伐韦昌辉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径，并高举靖难义旗，使这场血腥屠杀平息了下来。
所以太平天国广大将士，无不对石达开这种忠贞、正义、光明磊落的行为所感动。
“内讧”平息后，合朝文武都力举石达开回朝辅政，并要求加封他为“义王”。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处治叛乱祸首中，他只主张杀韦昌辉和几个罪大恶极的帮凶，其他追随者一概不咎，就连韦昌辉的父亲也不株连。
由此可见，石达开的胸怀是何等的宽广豁达，他不因自己的家属残遭毒手而泄私愤。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澄清一件事。
那就是《李秀成自述》中曾说到天京事变起因，是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北翼两王不服……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
按照这条史料，翼王石达开则是参与谋杀杨秀清的叛乱祸首。
李秀成所说的密议，实际上不存在，只能是他的道听途说，因当时他还是下层官员，一直征战在外，并不了解诸王之间的内情和“内讧”经过。
据《中兴别记》卷二十八所载，杨秀清“逼封”在阳历8月22日有的认为稍早几天，大概在8月中旬。
从时间来说，当时韦昌辉、石达开都分别督师在外，没有机会密议。
韦昌辉在破江南大营之前即6月20日之前，就已离开天京进攻江西饶州。
7月16日攻占饶州后向南昌转移。
8月12日至8月17日在江西连吃败仗。
而石达开在破江南大营之后，于7月14日即率三万大军到达湖口，随即又兵分四路抵达湖北大治、武昌和崇阳等地。
这段时间韦、石两人的行程背道而驰，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湖北，两地相距千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信息条件，两人相聚密议，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另从杨、韦、石三者的关系来讲，石达开也不可能参与诛杨活动。
从金田起义前后直到天京事变的整个历史过程，都看不到杨、石之间有什么突出矛盾，也看不到韦、石之间有什么勾结。
天京建都前诸王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
建部以后领导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杨、韦矛盾更为突出。
杨、石关系则不然，他俩的关系一直很好，石达开安庆抚民，执行“按亩输钱米”的政策，得到杨秀清的赞许。
石达开的军事、政治才能、很受杨秀清的器重。
每当前线出现危局，“屡委以军事”。
石达开对杨秀清则是“深信不疑”、“尊若神明”。
石达开在安庆发布布告时，明确提出要群众“敬天识主，实认东王”，对杨秀清十分敬重。
所以说，石达开和杨秀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根本不可能产生诛杨的念头。
另有一条材料，是有关杨辅清的记载，更可看出杨、石的关系。
据说杨秀清派韦昌辉去江西时，“辅清曰：
‘怨恨日深，难将作矣’。
遂自请于秀清，如湖北达开军为师帅，达开器之。
……昌辉杀秀清求辅清，达开不与。
”韦昌辉叛乱时，杨辅清在石达开军中，设若石达开和韦昌辉对诛杨有“密议”，在韦昌辉诛杀杨秀清的同时，石达开也会把杨辅清杀掉，石达开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石达开闻讯回到天京后，韦昌辉向他索取杨辅清，他偏偏不给，这恰恰成了韦昌辉悬赏捉拿石达开“反顾偏心罪”的口实。
从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石达开并没有介入天京事变，更谈不上翼王与北王有什么“密议”，他道道地地是一位胸怀坦白、光明正大、不泄私愤、顶天立地的男儿汉。
石达开在人生的道路上，确实展现了许多闪光的东西，但他身上也存在着不少瑕疵，比如刚愎自用，就是他的致命弱点。
尤其是离京出走后更犯有难以原谅的错误。
出走时他带有一批愿意跟随他的精兵良将，加上他个人的军政才干，要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但他没有把握住这一有利条件，战斗目标不明确，盲目进军，举止非常被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其错误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不顾大局坚持分裂。
石达开带兵出走以后，既然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所发文告仍尊洪秀全为主，从没僭越迹象，那么在行动上就应当和太平天国天京政权有所配合和互相支援。
可是石达开出走后，却在行动上与洪秀全完全决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与洪秀全还有什么合作。
1858年2月份之前，石达开还在江西，这时天京的战况非常吃紧，镇江、瓜洲相继失守，天京对岸江浦岌岌可危，清军已逼近京郊，李秀成所部与清军在孝陵卫至秣陵关一线，连连激战，形势非常危急，迫切需要他回京增援，因此李秀成对洪秀全重用嬖臣犯颜直谏，要求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
洪秀全也采纳了李秀成的建议，取消安、福二王秉政资格，派人去江西迎翼王。
多次派人到抚州请援。
设若石达开这时能够顾全大局，和洪秀全重归于好，又有陈玉成、李秀成两名优秀战将协助，天京的形势肯定会有很大的起色。
但石达开见死不救，反听亲信部将张遂谋等人的怂恿，毅然率军自江西进军浙江、福建，离天京越来越远，致使天京方面太平军孤军无援，陷入危急困境。
反过来说，正因为坚持分裂，石达开部队的行军作战，也就得不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援，也形成了孤军行动，军械弹药得不到补充，粮食衣物得不到供应，兵临困境也得不到天京方面的增援。
在强大敌人的压力下，自然失败的时候多。
1857年12月江西临江解危，就是因为缺乏战船而不能成功。
1860年3月石达开的得力助手石镇吉攻打广西百色，也正因粮食奇缺而遭受失败。
如果这两次战役都能得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结果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了。
曾是石达开手下的败将曾国藩针对石达开分裂后的军事行动评论说：
“贼至十万之多，每日粮米千石，需子药千斤，渠全无来源。
”一旦石达开军“粮米掳尽，断无不去之理，可不须大胜仗也。
”
部队的连续失败，士气自然涣散，加之敌人经济封锁，坚壁清野，粮食陷入困境，将士们就愈来愈感到分裂的前景渺茫，“起义出江”的人也就愈来愈多。
早在宝庆失利之后，石达开的部将傅忠信、李寿辉就率部离湘由赣入皖，辗转投入到李世贤部下。
1860年3月石达开部队更是接连不断出现“起义出江”的事件。
后旗宰辅余忠扶因阻挠部众脱离石达开被部下杀害，其部在归朝途中不断受阻，以致覆灭。
接着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也准备率部出走，因事泄被元宰张遂谋所杀。
面临这样军心涣散的困境，石达开也无法制止部下返回天京的要求。
1860年6月石达开被迫南下，放弃经营八个月之久的庆远时，他的部将彭大顺、朱衣点、吉庆元等，再次痛切地劝告石达开结束分裂局面，重新“回朝扶主”，但仍被石达开固执地拒绝。
后来六十七名将领便率部离开石达开，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终于进入江西境地，参加了李秀成的部队。
数以十余万计的部队，只因为石达开固执地坚守分裂，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降的降，最后留下来的将士，不过一万来人，地地道道走向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二、流窜作战没建基地。
石达开出走后有着足够的战将和兵力，可以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据地，但他没有这样做，却选择了东征西窜流动作战的方式。
他先在安徽、江西停留近一年之久，没有明确目标。
天京再次告急时，他才愤然走浙江入福建，再转至江西，始终没有建立根据地。
石达开在革命早期，特别是第一次进据武昌商讨建都问题时，就有进图四川，建为革命根据地的意图，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石达开如果离京出走后目标明确，决定要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他就不会在安徽、江西停留一年时间，更不会背道而驰去浙江、福建。
正由于他分裂后没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一味采取流窜式的作战方式，致使他在赣、浙、闽、湘、桂、黔、滇、川八省万里的征途中，连一次出色的战役也没打过。
湘军大头目曾国藩也认为此时石达开的部队“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既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
”这种说法应该是石达开失去根据地，流窜作战的真实写照。
1859年2月，石达开进据江西、广东交界处的南安后，这才作出“经湘图川”的计划。
后因宝庆之役失利，回师广西，广西又遇困，军粮不济，部队离散，最后才决心离开广西进图四川，希望效法诸葛亮在四川成都建立革命根据地。
他转战于石柱、涪州、綦江、长宁、横江，打算从这些地区突破江防进入成都，但此时的敌人在长江沿线的防务，已远非昔比，大大加强了，多次强渡都不能成功。
设若石达开率军离京后，目标明确，不在皖赣延误时间，不向浙闽盲目进军，径直由武汉、宜昌、三峡，直取成都，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当时入川的条件，对石达开非常有利。
1858年10月以李永和和蓝大顺为首的起义队伍，已经聚众数万从云南进入四川，声势极大，沉重地打击了四川的反动统治势力。
当时三峡也无兵防守，防务极为空虚，入川大门是敞开着的。
可是石达开热衷于东征西窜，盲目行动，坐视入川良机，到头来入川的计划不能实现，只能自食惨败的恶果。
综上所述，石达开所犯错误虽很严重，但他一生中毕竟战功赫赫，政绩卓然，人品也光明磊落。
特别是他那反封建、反清王朝的革命斗志非常坚定。
离京出走后，尽管处境极度困难，也毫不动摇地坚持斗争，打击敌人。
所以说，他即使错误严重，但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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