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把握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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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历史性原因，在考古学中应用的“马克思主义”趋于僵化，限于固定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特定的社会发展历程。

由于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没有提出研究社会与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新中国的考古学在一定时期内，沦为“经典理论”的论证者与资料性附庸，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社会发展等问题提出独特的阐释模式。

相反，限于资料的发现与总结，新中国的考古学一直在从事着文化历史构建这一最基本的考古学学术目标，由此需要而深入探索的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等理论逐渐成熟、完善，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主体。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重新与国外考古学界接触，结束了一个事实上的“隔绝期”，西方考古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的成果开始为学界关注。

80年代初考古学理论的大讨论，使得中国考古学界文化历史框架的构建速度加快，并日益完善。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有了外部和内部双重的推动力，各种西方理论逐渐被引入、关注。

在这其中，由于多个中外联合考古项目的开展，聚落考古在中国的发展颇引人注目，成为考古学理论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考古资料与整理的基本手段，地层学与类型学是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中最早受到重视的。

地层学的作用在于区分不同堆积的时间关系，确立同时与共时，是田野考古发掘的直接指导方法。

完善的地层学并不是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同样，中国考古地层学也有着逐渐完善的过程。

最初安特生与李济的发掘方法基本上是水平地层法，按照距离地表的深度等距划分层位，属于地质学方法的简单移用。

在地质学的研究范围内，由于年代跨度比较大，可以认为，地质形成厚度与所历时间基本上是成正比的，相同厚度的堆积代表着相同长度的时间。

但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依存堆积情况却不一样，由于时间跨度较地质时代大为缩小，各种人类活动的复杂影响在地层堆积上是比较大的。

如果不对此加以考虑，简单挪用地质学方法，就会把同一时期活动遗存划分为不同层位，或是把不同时期的活动遗存并入同一层位的错误，造成不同遗存原有时间关系判断的错误。

同时，由于中国考古学早期发掘的一个重要地点是在安阳殷墟，复杂但可辨的黄土堆积，也为详细划分地层提供了良好的操作对象。

这种针对复杂黄土堆积，分辨不同时期人类遗存堆积的地层学逐渐形成，自梁思永在后岗发现三叠层后，一直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田野发掘工作中发挥着指导作用，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具有了自身的鲜明特色。

中国考古地层学，实质上，是在肯定上晚下早这一地质学原理的情况下，充分思考人类活动的不同遗存现象，摒除厚度即时间的简单对等关系，以堆积的土质土色为切入点划分不同层位，进而确定不同堆积共时历时关系的一种田野工作方法。

在一些考古学书籍中所提到的地层学原理，基本上是对时间关系的探讨，并不能完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类型学则与地层学不同，是对资料的整理手段，而且其在中国的完善与成熟也较地层学晚得多。

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实际很早，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资料的整理、李济在西阴村和殷墟资料的整理中，都使用和发展了各自的类型学方法。

而苏秉琦《瓦鬲的研究》更可称为中国类型学成熟的标志，虽然类型学的普及工作直至80年代才由一系列的文章完成。

器物的型式研究实质上在考古学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中外各种文物与艺术品的著录大都有型式研究与排列的体例,但是与今天的考古类型学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

考古类型学的研究目的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排序，是要确立一个有早有晚的相对时间序列，而在80年代以前，类型学的名字，就是“器物排队”。

类型学中关于器物型式变化的认识有三个基本假设：

1、器物是不断变化的；

2、器物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

3、器物的变化是逐渐完成的。

这些前提也对进行类型学研究所使用的具体器物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最好是常用常新的，最好不是长期使用和留存的，所以通常所用的大都是陶器，而玉器则大多被排除在外。

在承认这三个假设的前提下，比较同类的不同器物，按照型式——尤其是一些细节部位——的不同，确立它们在这一类（或型）的变化轨迹中的不同位置，构建起器物先后变化的一个队列表。

这种比较本身就有逻辑排列的意味，器物演变的方向实际上单凭比较无法确认（如一种型式是祖型还是遗型）。

为了消除这种随意性，增加类型学研究成果的确定性，在类型学的研究中一般都要有一个已存的大的时间框架作为参考和依托。

对历史时期的不同艺术品进行类型学研究，可以依据已有的历史年代学。

而对考古出土物，则要依据考古地层学，因为按照考古地层学指导发掘出来的器物本身就已经处在一个相对时间框架内了。

器物类型学的排序实际上是将已有的时间框架加以进一步的细化，在直接目的上与地层学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在程度上有所深入。

历史年代所建立的框架一般没有倒错的可能，但是地层学所建立的时间框架并不一样。

由于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地层与遗物间的组合关系带有一些不确定性（晚期地层可以包含早期遗物，反之不然），甚至地层也有倒错的可能，扰乱就更是常见的现象。

随意在使用地层学验证类型学的过程中，多个明确的层位关系就是一种必须，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含有不同类型器物的遗迹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要达到30起以上，才能最终认定此种类型演变序列的正确性（蒙德柳思）。

但无论验证的次数有多少，由于类型学的理论前提始终具有着一些理想化的色彩，其成果也总是带有着逻辑排列的意味。

同时，由于人类活动遗留的有限性，考古遗存发现的偶然性，验证器物序列的地层关系也是具有一些局限性的，如国外考古学家所强调的，“我们今天所见的遗存在其产生和使用年代，并不一定就是典型的、代表性的”。

作为一种确立相对年代的方法，虽然类型学有着这样的缺陷，但在20世纪60年代，放射性碳素测年发出现之前，它却是考古学家构建文化历史框架的重要工具之一。

类型学运用单一考古学文化之内，可以细化其发展阶段。

而对不同地区的考古发现物进行比对，就可以根据“同类”器物之间、型式的差异、细节的变化，确立广大范围内不同遗存间的相互关系与早晚变化。

在广泛传播论的假定前提下（一种器物只在同一个地区发明一次，然后以最初发明地位中心向四周传播），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充分收集资料，就可以构建一个广大地域中不同遗存相互影响变化的时空框架，如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所作的一样，类型学的这种应用，也可称为交叉断代法。

当然，类型学的成果可以用来研究遗物，也可以研究遗迹，对遗址、墓葬的分期做出贡献，但这样的努力实际上仍然是在遗物排队的前提下进行的，只不过是对其组合关系所具有的时间序列加以归纳罢了。

考古学这一学科要对人类的过去进行探索和再现，但是面对着历史文献记载缺失的史前时期，其探索的方法、描述的话语都具有一些特殊性，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

由于考古所见的大多是具体的物质遗存，从这些物质遗存中如何复原过去的人类行为，进而确认人类群体的时空所在，就成为考古学所面临的一个直接任务。

在考古学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资料的限制与认识的特定局限性，人们认为人类技术与社会的发展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不同的物质遗存代表了人类与人类文化演化路线的不同阶段，使用“段”这个概念来描述各种人类遗存。

但是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遗存的不断发现（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等学科资料积累也提供了借鉴），使得研究者们认识到，人类与人类文化的演进并不是完全单一路线的，在大的进化方向之下，不同的人群也有着众多不同的选择。

换言之，人类活动遗存的不同并不一定是其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结果，也有同一发展阶段，不同人群的差异性选择的可能。

要对这种情况进行表述，“段”这一概念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通过设立，特定遗存组合对应特定人群，这一假定前提，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适应学科的发展出现了。

考古学文化实际上是针对考古学研究的特殊性，以人类活动的存留而不是可见人类活动为直接研究对象，为了描述出“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出现的。

在使用这个概念的同时，不得不对复杂的人类活动加以一定的简单化，甚至是忽略人类行为的特定层面。

使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术语，既避免了“段”的广阔性，也改变了“遗址”的巨大限定性，使得对较大范围内众多具有共同特点和相似性的考古遗存进行描述成为了可能。

应该说，这一概念的假定前提未必正确，也有一些民族学资料和历史记载与之相冲突，在使用这一概念是也对某些遗址中的特别现象进行了有意的忽略，但无论如何，它提供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这一术语的使用让文化历史的构建有了依据，所以仍然为学界所沿用至今，其地位也仍旧无可动摇。

考古学文化是，“在考古发现中可供观察的，分布于同一时空范围内的、具有共同特点的遗物与遗迹的总和”。

这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德遗物和遗迹是考古学文化的构成要素，因此也称为“文化因素”。

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考古学文化按照文化因素进行分解，再对从属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众多文化因素进行型式对比，进而确定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关系的方法，是为文化因素分析法。

从方法的层面分析，类型学中的交叉断代法与此颇为相似，只不过是在直接目的上有所区别而已。

在构建文化历史的历程中，亦即解答“过去都发上了什么”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基本的话语单位，而文化因素分析法则成为了最终解决问题的手段。

传统考古学教育，受考古学发展阶段与具体目标（构建文化历史框架）的限制，其重点就在于让学生掌握与运用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因此较大时空范围内、大量不同考古学文化具体面貌的记忆就成为必要，也是学生学习的重点之一。

可以说，为了考古学最直接的目标，回答“过去都发生了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如何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描述文化历史，就是考古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的目标所指。

通过这三者，时空的总体框架，框架中具体各点的面貌都得到了描述。

这样的工作，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文化历史框架的空白之处越来越少，一张以地区为横轴、时间为纵轴，在众多的横纵交叉处填满具体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大表格会，最终建立并完善起来。

在中国考古学界，这种文化历史构建基本目标的实现与具体成果有一个非常专有的名字，这就是区系类型学说。

通过对较大时空范围内考古学文化的分类组合，回答了“过去、何地都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也通过对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阐明其各自独立的演化序列，进而揭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新的方向，也就打破了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的传统观点。

当然，在区系类型学说刚刚提出的时候，这样的一张表格并不完整，有些位置甚至是空白，为了将之完善，又推动了全国各地去寻找、确认新的考古学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区系类型学说是在承认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的前提下，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而提出的，其内核虽具有合理性，但也将考古学文化的理论缺陷一并继承。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后，较大地域范围内的人群交流变得异常频繁，在整个中国的地理范围内甚至出现了考古学文化面貌趋同的现象，如果在这个时期仍然坚持划分严格的区域差别，就更与事实不符了。

从这些层面来说，区系类型学说不具有理论的特性，它虽然为中国文明起源提出了新的解释，也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阶段，并且无法直接解答更深层次的考古学问题。

聚落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也属于舶来品。

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经过多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的推动，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之前，姜寨遗址的发掘也有一些聚落考古的意味，但是并没有带来其后其他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方法转变，因此并不能因为这个遗址的发掘也采用了大面积揭露、空间关系分布的方法，而将其归入聚落考古的范畴。

现在学术界公认的聚落考古，始于20世纪50年代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的考古调查。

其研究活动并不以采集器物、构建文化序列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对各个遗址在空间地域上的分布，对社会形态进行了探索。

经过长期的发展，聚落考古已经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哪一种考古学流派，都在使用。

对聚落形态的分析切入点和阐释理论，构成了各个理论流派间的差别，而聚落形态研究本身则是通用的，并没有太多的理论色彩。

聚落考古在欧美的出现得力于文化历史编年任务的基本完成、科学测年法出现后考古学家在编年任务中所投入精力的减轻，这两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考古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要求。

也就是在回答了“过去都有什么”这个问题之后，要更进一步的探讨“过去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这样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要解答这些问题，不同遗存间的共时性问题就变得特别重要。

在搞清楚一个具体的时空框架内人类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之后，才能更进一步对不同时期人类群体的演化与发展做出更有意义的阐述。

在方法上，聚落考古实际上就在确定各遗存间共时性的基础上，对遗存间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和信息提炼。

这些分析和提炼的工具和手段，大多来自考古学之外的其他学科，而其不同的侧重点，也使得相应的聚落考古研究能够从考古遗存中揭示出诸如，政治结构、社会形态、生计方式等人类活动的多个层面，也使得考古学研究能够相对独立地对人类活动的众多层面提出自己的解读，而不在像以往那样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料简单的比附与其它学科，沦为附庸。

这种空间分析的范围可以视研究需要来确定，大小没有一定的限制，可以是在一支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内进行，也可以在某一个小的地域空间内进行，可以是在某一个遗址范围内进行，甚至可以在一个单独的房址内进行。

（对于聚落的定义，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指出“聚落”实际上有着时间与空间范围大小的具体限制，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研究意识，过于强调概念的限定性似乎并不可取，故在此并不展开。

）同样，聚落考古所依据的共时性这一前提，也可以按照研究需要进行一些灵活把握，但一般时间跨度不宜过大。

毕竟聚落考古是服务于考古学研究深入和细化层面的，将其共时性的限定过度放松，就使得这种研究本身失去了意义。

如果不那么严格的话，可以说，自新考古学以来考古学领域出现的大多数理论，有很大一部分基础都建立在聚落考古之上。

这种空间分析，甚至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也有其特定投射，例如对艺术品中空间分割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人类意识的构成。

在中国，聚落考古现阶段大多与社会发展理论相结合，用以讨论人类社会的复杂化历程。

近来也有将聚落考古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探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趋势出现。

聚落考古实质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式，这种空间分析地研究策略虽然早已存在，但是只有在考古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文化历史编年框架基本确立），才对考古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对空间分析技术与理论的需求，也使得考古学再次大量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理论范式，使得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甚至是资料都得以极大的丰富。

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具备一个独立的理论地位，但其巨大影响却仍然在延续并将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