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学中庸有关的哲学论文2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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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己的和谐就是个体保持一种稳定平和的心理状态，这是个体修养问题。
为此，个体需要具备控制情绪的能力。
与人的和谐就是个体要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和谐的问题。
为此，社会需要具备规范人的行为准则。
与环境的和谐，就是人依据自然之道利用环境、适应环境，这是个体乃至社会和自然生存的问题。
为此，个体、社会都要加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和把握。
所以，“中庸”强调的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慎独自修就是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忠恕宽容就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体仁而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至诚尽性就是以诚挚之心，持之以恒地感悟、探索、认识和实践“中庸之道”。
心诚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2]
在《中庸》看来，“中庸”不是儒家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世间万物的生息规律，是依据自然之道的原理抽象出来的法则。
所以，《中庸》开篇就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意思是说，上天所赋予给人的称为本性，而依照这个本性去做事情便是正道，明辨修炼正道并影响、教育他人叫做教。
儒家强调性善说，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那是上天所赋予。
孟子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恶人在看到一个小孩在井边玩，突然要掉到井里。
在小孩即将掉入井里的一瞬间，这个恶人第一个念头是要伸手救这个小孩。
这个第一念头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
这就是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人之初的善的本性。
所以儒家把社会具体规范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看成不仅是社会对人的德行要求，更是上天赋予的人的德化标准。
作为个体，上天则赋予了温、良、恭、俭、让这五种品德，这“五德”不仅体现了人的平和境界，也体现了上天化育万物的初衷。
认识到这些，并努力践行;
不仅自己努力践行，还要推己及人，则是循正道。
道，就是用本性来处理群体关系，是为人处世的纲领。
不处理好这个关系，就离开了中和，离开了中和，也就背离了上天化育万物的初衷。
背离了上天化育万物的初衷，世界当然是一片乱糟糟。
所以，“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
[3]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则天下各就其位、并行不悖、和顺而通畅地运转;
万物则生息有序、欣欣向荣。
因此，“中庸之道”就是保证天地万物、社会和人正常而健康发展的必然之道。
《福乐智慧》依据“四时之道”所铺设的“福乐之道”，亦体现了浓郁的“中庸”气息。
在玉素甫·
哈吉甫看来，所谓理想的社会运行规律，是与宇宙的运行规律相一致的。
他试图从宇宙四时变化的自然规律中，寻求社会的变动规律和人的性情特征，提出了天有春、夏、秋、冬四季，物有火、水、气、土四素、人有喜、怒、哀、乐四情，它们之间相生相伴，互为制约。
进而推演出：
四季、四素、四情，合则天清地爽，物阜民丰;
逆则天昏地暗，物敝民穷的“天人合一”政治伦理观念。
甚至《福乐智慧》还虚构了日出、月圆、贤明、觉醒四个人物以更加形象地揭示这种“应四时”对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必然联系。
这四个人物分别代表公正、幸运、智慧与知足。
“公正”是理想社会的基石，如太阳一般普照大地而磊落无私;
幸运是人生梦想的追求，如月亮一般阴晴圆缺而变换不定;
智慧是幸福人生的导向，如北斗之星克尽职守而矢志不渝;
知足是生活目标的渴望，如摩羯座孤寂独守而无怨无悔。
他们四个人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寓意着人生的基本价值。
玉素甫·
哈吉甫提出的“四季”、“四素”“思情”概念，其中“四季”类似儒家的“天”，“四素”类似儒家的“地”，“四情”类似儒家的“人”，“四季、四素、四情”就类似“天地人”。
这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是保证世界合目的地发展的必然规律。
他将社会的和谐、国家的昌盛、人生的追求和人性的优劣与自然的规律和变化联系在一起，为“智学”的阐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
“四季”、“四素”“思情”关系中，因为“四季”、“四素”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要不断地修炼自己、提升自己，以保证能够纠正自己的认识偏差而与天地和谐。
这个修炼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就是发现并实践善德的过程，也是立人济世确立人生目标的过程，还是磨砺自己掌握生存方法的过程。
为了防止“四情”发生偏移，防止罪恶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开花、结果，人就必须努力抵御社会复杂环境的干扰，潜心修炼，以坚固自身的人性，彰显人性的善德。
道德自我完善是智者的第一功课，这个功课类似于儒家的“慎独自修”。
修炼的结果要求使自己“口心一致，表里如一，这样的人方为正直之士。
当他把心灵捧在手上，坦示于人，他面无愧色”。
[4]人的修炼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人性的复归。
“人为了得福，需要正直，正直即包涵着人性的意思。
人不为贵，而人性为贵，人不稀奇，而正义稀奇”。
[5]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也就标志着人性的觉醒，也就能够做到“不偏不倚”;
而“不偏不倚”也就是“中和”之美。
我们注意到，玉素甫·
哈吉甫将善德的基本内涵表述为“公正”、“正义”和“正直”，其中都有一个“正”字，“正”就是“不偏不倚”，就是“不歪不斜”，就是“不卑不亢”。
这是“四季”的运行规律，也是“四素”的运行规律，更是“四情”运行的规律。
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都是依据这样“四时之道”生息发展，也只有依据这样的“四时之道”才能延绵不绝。
而这个“四时之道”，与儒家强调的“天地人合”的“中庸之道”可谓殊途而同归。
二、过犹不及与不偏不倚
《中庸》引述孔子的话说：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孔子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中庸之道在天下难以通行，因为聪明人做事往往过头，而愚笨者又力所不及。
中庸的道理在天下难以彰明，我也知道，因为贤明者好高骛远，而卑贱者目光短浅。
所以，做任何事情如果过了头，就像做不到一样，都不符合“中庸之道”，都是不可取的。
这就叫“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是“中庸”思想最经典的注脚。
“过”不好，“不及”也不好，“不过”而又能“及”才是好的。
这个“不过而及”就是“中”，能够经常地自觉地实践就是“庸”，既能明白“不过而及”的道理，又能坚持不懈地去实践，才是“中庸之道”。
话虽如此简单，但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庸”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而浅显的道理，却常被忽略。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其味也”。
[6]就像人要吃饭喝水，但很少有人体味其中的滋味。
越是平常显而易见的道理，越是被人所忽视。
人都知道吃饭喝水是维持保障生命所必需，饥则食，渴则饮。
但暴饮暴食却使身体发胖，诱发疾病，影响了健康。
此谓饮食过度，营养过剩。
而缺食少饮又使身体羸弱，同样会诱发疾病，影响健康。
此谓饮食不足，营养不良。
但是，聪明人总是丰衣足食而依然不舍攫取，愚笨人总是饥寒交迫而依然不思进取。
这就是趋利而不知避害，避害而无计趋利。
趋利是人之私欲，当，则保全自身，惠及他人;
不当，则损毁自身，伤及他人。
趋利即便是“巧取”，如果超出自己的用度，也必然侵害他人的用度，那么貌似“巧取”，实为“豪夺”。
所以，在《中庸》看来，智者因为知识丰富便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懂得了趋利避害的道理，却不知陷阱就在眼前还义无反顾。
愚者因为没有知识便自暴自弃，以为自己见利忘义没有什么不对，却不知祸害就在眼前。
这就是“过”和“不及”的害处。
那么，《中庸》对此开出了什么药方呢?
第一便是“慎独自修”。
先把自己修养明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中庸”，然后教育那些不能依靠自己修养的人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庸”。
人人都明白“过”不好，“不及”也不好的道理，“中庸之道”才能真正获得推行。
第二便是推己及人。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7]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举个例子：
你希望自己丰衣足食，而不希望别人利用盘剥你的手段使你潦倒;
你就不能再使用盘剥的手段使别人潦倒。
你痛恨言而无信，视这种行为是卑鄙小人之举;
你就不能言而无信，用这种小人的卑鄙之举去对待别人。
第三便是至诚尽性。
“至诚”就是以至诚之心寻求和达到合情的境界，不合情则乱人常;
“尽性”就是深刻理解事物的合理性，不合理则乱天常。
人常和天常是不能乱的，所以人的生存与发展就不能违背其规律，而要适应环境的要求。
适应环境的要求就是要做到：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8]这就是说，处于富贵要乐善好施，处于贫贱要相互帮助，处于外邦要遵守异俗，处于危难要同舟共济。
人的处境不同，行善的标准也就不同，但无论处于何等境地，都要努力实行与处境相适合的善德。
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掌握了“中庸之道”的精髓。
为了更好地教导人们明了怎样做才能到达“中庸”的标准，《中庸》例举了一些具体的行为准则，如：
忠君孝亲，礼贤下士;
上不凌下，下不攀上;
上不怨天，下不忧人;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谋事有度，过犹不及。
这些准则是人人可以践行的，也是人人必须践行的。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要随时随地去教育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明白的人也能明白。
知道自己愚笨而肯接受教育，也是很好的，这叫“知学者聪，知耻者勇”。
所以，为了防止人们的行为出现偏差，就要推行和实践“中庸之道”，使“上智”和“下愚”都能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
能够做到人人“中和”，则事事就会“中和”;
事事达到“中和”，则国家就会“中和”;
国家达到“中和”，则天下太平矣。
《福乐智慧》教育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不偏不倚”，这正是“中庸”思想的核心。
玉素甫·
哈吉甫把“不偏不倚”当作“公正”的注脚，而“公正”则是善德的核心。
世界最大的“公正”源于真主，“你创造了千千万万的生灵，创造了高山大海，平原丘陵。
你用千万颗星星装点了蓝天，用灿烂的白日把黑夜照明”。
然而，“世间万物都有求于真主，唯有真主无所企求，无以伦比”。
[9]创造万物而惠及万方，创造万物而无所企求，这样的“公正”确实难以堪比，这样的善德确实难以堪比。
人类社会的和谐，首要的条件便是“公正”。
没有“公正”，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得不到惩罚;
善良得不到滋养，丑恶得不到鞭挞;
贪欲得不到控制，慷慨得不到奖掖;
正邪不分，善恶不辨，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丑恶黑暗的。
所以，玉素甫·
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将“公正”置于善的首位，以“日出”冠其名，并赋予其在社会中国王的身份。
国王是国家的治理者，国王不能以私废公，也不能以公废私，而是要“不偏不倚”地履行“公正”的职责，做“公正”的楷模。
“要慷慨善良，知耻知礼，要仁爱为怀，保护人民。
要知足知忍，虚心谦和，要恕人之过，性情文静”。
[10]只有这样谦和温良地对待人民，人民才会以国王为榜样，努力地培育自己的向善之心，努力地检讨规范自己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福乐而安康。
因此，在玉素甫·
哈吉甫看来，修炼自己、提升自己，就是不断把自己的心提升到“公正”的境界，“不偏不倚”地对待世间万物、“不偏不倚”地对待富贵贫贱、“不偏不倚”地践行人性的品德。
但是，人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各种欲望的冲突往往使人性的“四情”失控。
所谓“四情”失控，就是“四情”发生了偏倚，也就是离开了“中庸”的境界，使人背离了正道而误入歧途。
“你看这世人多么可悲，终日聚敛财物，不得享用。
有的人不停地四方奔波，有的人豁上命跳进海中。
有的人在山中挖掘山岩，有的人趴在地上，赤足而行。
有的人翻山岭，蹚过长河，有的人挖地心，开掘水井。
有的人在军中，吃了刀斧，有的人守城堡，消磨一生。
有的人当盗贼，杀人越货，有的人当土匪，图财害命。
”[11]这对人生来说可谓一大悲剧。
所以，“什么事物偏倚，它歪歪斜斜，歪的斜的东西，是罪恶的种子”。
[12]
在《福乐智慧》中，“月圆”是幸运、幸福的象征性人物。
他第一个登场，又第一个退场。
作者希望通过对月圆这个象征性人物性情的描述，表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是生命的最基本欲求。
这种欲求是本能的，是盲目的，是寄予了身心最大的渴望的。
但是，人类往往被现实幸福的假象所迷惑，以为有了口福之乐，有了身心之乐，有了妻室儿女之乐，有了富庶财富之乐，便是幸福的了。
熟不知，这种幸福的假象其实是暗藏杀机，随时都可能因福得祸，随时都可能被幸福抛弃而饮恨黄泉。
正所谓“何处有欢乐，最终必降临灾祸，何处有幸福，便伴随着千般痛苦。
”[13]
人生的目标是追寻幸福，但幸福的含义却人人有别。
有人以荣誉为幸福的目标，有人以财富为幸福的目标，有人既要荣誉也要财富。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人对这些目标的“度”的把握。
追求荣誉过度，则变成“沽名钓誉”;
追求财富过度，则变成“贪得无厌”;
既要荣誉也要财富有时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选择不好，同样“两败俱伤”。
在这里，玉素甫·
哈吉甫阐述了一个道理，他认为获得幸福的惠顾，不是凭主观欲求所能奏效的。
不仅如此，主观欲求由于往往偏执，往往过于追求享乐，故往往将人类引入歧途，从而背离了幸福的宗旨。
因此，获得幸福惠顾的最好办法，就是培养善德，用善德控制个体欲求，用善德规范个体欲求，用善德净化个体欲求。
这个善德就是“公正”之心，而“公正”之心的核心就是“不偏不倚”。
怎样做才是“不偏不倚”呢?
《福乐智慧》同样为人们提出了行为准则，如谦恭有礼，和善温良;
语言优美，言辞得当;
稳健持重，行止有度;
远避坏人、杜绝坏事;
积财有道，用得其所;
不媚权者，不卑贱者;
不逢富者，不欺弱者;
不贪酒杯，不虚时光;
不事挥霍，不费财物;
不征歌舞，不逐欢乐;
品行端方，持身正直。
认为这些体现“不偏不倚”的行为准则是善德的具体体现，是保证人与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和睦关系，进而保证社会公正和谐的必要规范。
“过犹不及”与“不偏不倚”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指向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执两用中与恰到好处
“过犹不及”是对“中庸”的注解，是认识论。
那么，“执两用中”就是实践“中庸”的方法论。
什么是“执两用中”呢?
《中庸》举了一个例子，说，远古的贤君舜虽然已经绝顶聪明，遇事还总是向人请教，即使在别人看似很浅薄的看法，也一样十分重视。
他以善心对待别人、尊重别人，不把别人的“过失”和“不及”的行为张扬出去揭别人的短，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表扬别人做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好事情。
这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14]掌握了人们对过与不及两个方面的认识偏差，故取中间的合乎“天地人合”规律的行为施行于民众，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什么是“中庸之道”。
因为舜有大德、有大智，
任何事物都有两端，因此，对事物的认识也就存在两种看法。
任何事物的两端之间，必然还有一个过度，也就是“中”，发现这个“中”，就是君子一生的努力方向。
《中庸》有一段很精彩，就是论“强”。
子路好强，所以问孔子什么是“强”。
孔子说，强有南方以忍让为特性的“以柔克刚”的“强”，有北方以侵扰为特征的“兵强勇悍”的“强”。
但这两种“强”都不是真正的“强”。
南方的所谓“强”，因为柔弱气质而“不及”;
北方的所谓“强”，因为凶悍霸气而“太过”。
真正的“强”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敢于斗争又不盛气凌人，这样的“强”才是卓尔不群的。
这也就是“执两用中”。
如此看来，《中庸》的所谓“执两用中”，就是认识并克服“过”与“不及”，恰到好处地处理一切事务。
但是，恰到好处却不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它是一种境界，一种至高无上的目标。
正因为它的境界和目标十分高远，所以孔子才感叹“知者过之，愚者不及;
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
也正因为如此，《中庸》才特别强调人的一生都要以“至诚”的精神坚持寻求事物的“中”，克服“过”与“不及”的缺点。
“要么不学，学了不通就不中止;
要么不问，问了不明就不中止;
要么不思，思了不解就不中止;
要么不辨，辨了不清就不中止;
要么不践，践了不到就不中止。
别人一次能做到，我用百倍功夫;
别人百次能做到，我用千倍功夫。
果真如此用功，愚昧者会聪明，柔弱者会坚强。
”[15]因诚而智，因智而仁，因仁而勇，“仁者无惧”而“行者无疆”。
仁者没有什么可畏惧，践行善德者任何地方都通行无阻。
“执两用中”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诉求，更是管理国家事务必须遵循的原则。
具体说来就是对待不同的群体和阶层，依据其对具体特性和对社会的作用，使用不同的管理措施，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极端做法。
《中庸》指出，管理国家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
第一，君王首先要修身自好，端正自己的行为，不做不合规矩的事情。
这是养身之道。
第二，要远离谄媚小人，杜绝色欲，重德而轻利，这样才能鼓励别人去做贤达之人。
这是养君之道。
第三，对于贤者，要不断提拔他们，丰厚他们的俸禄，使他们居于高位而又没有后顾之忧。
这是养贤之道。
第四，要设置足够的官位以处理国家不同的事务，使“学而优则仕”者有“仕”可图。
这是养臣之道。
第五，要真心实意地对待士人，以厚禄安抚其心，使其心生感激而为国效力。
这是养士之道。
第六，对于百姓，分派徭役不能影响他们正常的劳作，并且减少税赋，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这是养民之道。
第七，对于工匠，要不断考核他们的业绩，把报酬与业绩结合起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这是养工之道。
第八，对于远方的客人要热情送往迎来，奖励能干者，同情弱者，使他们欣悦而归顺。
这是养客之道。
第九，对于诸侯，要帮助巩固他们的地位，帮助复兴衰落的国家、帮助平定其国内的祸乱。
要求他们按时朝见，适度上贡，而回赠的礼品却要丰厚，使诸侯沐浴君恩而不思反叛。
这是养蕃之道。
这九道，就是《中庸》提出的“九经”。
“九经”就是九种经世之略。
这九种经世之略，以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的利益群体，集中体现了“执两用中”的管理理念。
在《福乐智慧》中，“执两用中”的实践方法是用“恰到好处”这个概念来表述的。
哈吉甫说：
“凡事不可超越过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
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
”[16]“界限”就是“两端”，“适度”就是“中”，只有认识并掌握好事物的“界限”即“两端”，采用“适度”即“中”的处理办法，百事才会圆满。
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凡事都不可过，过了就会适得其反;
凡事都不可不及，不及依然不能达到圆满。
只有依照事物固有的运行法则“恰到好处”地去行事，才能获得圆满的结果。
哈吉甫举了一个社会现象的例子，希望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他说：
庶民分三等，豪绅巨富、小康之户和贫困者。
豪绅巨富和贫困者是庶民的“两端”，小康之户是庶民的“中”。
豪绅巨富贪得无厌，所以要严加制约，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贫困者懒惰散漫，所以要怜悯关怀，使他们免遭严酷的盘剥。
但最好的办法是养息和约束小康之户，使其上不至于被豪绅巨富欺诈而家道凋敝，下不至于盘剥贫困者使他们饥寒交迫。
小康之户是社会公平财富的基本欲求和衡量标准，所以要努力养护小康之户，并促使贫困者变成小康。
“若关注贫困者，他们会成为小康，小康者得以养息，便能致富。
贫困者成为小康，小康者会变富，小康者变富，国家便富足。
”[17]这就是“执两用中”，也就是“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是《福乐智慧》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也是具体实践善德最可能达到目标的有效方法。
“恰到好处”是一个普遍原则，即便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说话，也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
“语言是智慧和知识的表征，优美的语言能照亮人心灵”。
“人类靠语言表情达意。
但祸从口出，不当的语言又会招惹是非，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慎于言辞，即是保护你的头颅;
说话简练，即是延长你的寿命”。
“话说得恰到好处，才算是学问，无知者信口开河，是自掘坟墓。
”[18]任何事都有限度，超过了限度就会适得其反，那么，适度即“恰到好处”也就成了保证做事成功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条件。
“恰到好处”既然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当然也适用于国家的管理。
在《福乐智慧》中，“恰到好处”地处理各种事务，“恰到好处”地区别对待不同阶层，被看成是国家管理成熟性的标志，也是发挥不同才能、调动不同阶层积极性的有效措施。
哈吉甫对如何以不同方式、不同标准“恰到好处”地对待和管理不同阶层，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分门别类地详加界定。
国家任何“恰到好处”的管理措施，都源于国君的清明与公正。
因此，第一，君主应当是人间的精英，要品质优良，口心端正。
要博学多智，爱护人民，要知足不贪，心地宏仁。
要时时处处多兴善举，要知耻知礼，富有温情。
治理国家要公正严明，推行良法，杜绝暴政;
要奖掖贤良、惩治奸佞、慈惠人民。
世界好比一块大田，你种什么种子，收什么食粮。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了善因，就把善果品尝。
此谓养君知道。
[19]第二，大臣为国君分挑重担，是巩固社稷根基的栋梁，如果他是勇士，你应赐以银子，令其挥舞战刀，为你夺取城池。
如果是多才多智的贤达之士，要敬重他，给他权力和财富。
倘若是暴虐之徒，切莫擢升，莫授之以权柄，贻害自己。
[20]此谓养臣之道。
第三，学者、哲人是另一个阶层，他们用知识为世人将道路指明。
他们好比羊群里的梢羊，梢羊会把羊群带到正道之上。
所以要用物质资助，用良言抚慰，为他们供奉饮食，为他们效力。
[21]此谓养士之道。
第四，诗人们写诗采撷语言，既将人詈诟，也将人颂扬。
他们若赞美你，你会名传四方，他们若责骂你，你会恶名远扬。
善待他们切不可忘，免得变为他们抨击的对象。
[22]此谓养文之道。
第五，还有一种人是农民，借助他们你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应该和他们多多结交，态度要和蔼，语言要美好。
[23]此谓养农之道。
第六，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商人，买进卖出而追求利润。
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
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
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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