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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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系中产阶层和非公经济的信心，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基础性的维稳之道。
四、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表现被动，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亟待修复和提振。
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政务公开有了长足进步，但在2015年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枪击案和天津8·
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地方政府的处置和舆情应对迟缓而狼狈，官员的媒介素养仍然落后。
五、网络舆论场上意识形态纷争再起，一些社会问题被做出了泛政治化的解读，如毕福剑不雅视频引发争议，导致舆论的撕裂。
当前需要审慎处理好民意表达和舆论引导的关系，舆论斗争与法治的关系，共产主义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把凝聚最大公约数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
六、国际议题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趋于活跃。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为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面临的新挑战，中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南海问题、国际互联网黑客问题，引发公众热议。
对于中国网民来说，在凝聚爱国热情和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反弹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
对于国际舆论场来说，中国已经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
本报告对覆盖时段（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内的500件舆情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试图给出2015年度互联网舆论压力状况的基本描述。
相关指标简介如下：
热度——由报刊、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六大类媒介的关键词检索量加权并归一化求得，各媒介的权重如下，报刊：
0.3200;
网络新闻:
0.2038;
论坛：
0.0752;
博客：
0.0954;
微博：
0.1409;
微信：
0.1647。
舆论共识度——考察各舆论场之间针对热点事件倾向于达成共识，抑或是倾向于激进表达和分裂，通过运用德菲尔法对每月前50名的热点事件进行专家评估得出。
本报告将2015年的热点事件分为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吏治反腐等八大类别，对比2014年的报告可以看出，各类事件整体舆情压力情况变化不大，各类别舆情压力排名保持不变。
官民关系、贫富差距、仇富心态、医患矛盾、权益纠纷等社会矛盾依然是舆情压力的重要来源，但社会矛盾类事件数量较2014年有所减少，而体育娱乐、公众人物、军事外交等事件的数量有较大上升，这些事件的舆论共识度和政府认同度均很高，对舆论生态的负面影响较低。
从舆情压力值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广东和北京依然位居舆情压力榜前两位，2014年分别排在3、4、8名的浙江、云南和四川退出前十，受1·
2哈尔滨仓库火灾事故、庆安枪击事件和天津8·
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影响，黑龙江和天津2015年度的舆情压力指数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从舆情压力的职能部门分布可以看出，相较2014年，公安依然是涉及负面舆情事件最多的部门，教育、财税金贸和人社等部门的热点事件数量和舆情压力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校园依然是舆情事件高发地，涉及未成年人的校园暴力往往成为网民关注焦点，而高考和招生也易招致负面舆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涉及教育部门的热点事件中，超过6成都由是由网络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
受股市波动和经济下行的影响，证监会、央行等财税金贸部门舆情压力陡增。
2015年度公务员工资调整、养老金并轨、延迟退休等政策轮番引发网友热议，也使得人社部一次次的站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2014年度相比变化较大，涉及社会暴力、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征地维权、城管执法的舆情事件大幅减少，而社会道德、劳资纠纷、意识形态争议相关事件数量上升。
考察2007年以来每年的20大舆情热点事件的舆情共识度和政府认同度，可以绘制国内互联网舆论场共识度和认同度走势图（见图1）。
体制内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这三大舆论场域，已走出2009年共识度的最低值，2011年达到最高值。
三大舆论场域对政府在热点事件中的表现，认同度在2009年因邓玉娇案、躲猫猫案、杭州欺实马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一度陷入谷底，此后开始整体逐渐上升，2014年达到最大值，2015年略有下滑。
网络舆论版图的变化
2015年，中国网民在微传播时代感受到更多移动终端对舆论的影响。
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达到88.9%。
2015年的网络舆论版图，出现了5个方面的变化：
一、“两微一端”主导社会舆论议程。
随着网络人群的不断扩大，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更多地来自于互联网，“两微一端”对社会舆论议程设置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
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前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
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读报时长18.80分钟，读书时长18.76分钟，阅读期刊时长13.42分钟;
而互联网接触时长54.87分钟，手机阅读时长33.82分钟。
互联网接触比阅读书报刊时长的总和还要多。
此外，调查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人均日上网时长，是成年国民人均每天阅读书报刊的4.3倍。
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正在从读书的一代人，转向读互联网特别是读手机的一代人。
其次，移动终端平台，微博、微信、客户端的覆盖人群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微信覆盖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55.2%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
截至2015年6月，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04亿，网民使用率为30.6%;
手机端微博客用户1.62亿。
同时，我国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4.60亿，网民使用率为77.4%。
一线城市移动新闻资讯APP人均安装数量为1.85个。
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的兴起，促使50后、60后等在经济以及社会资源上占优势地位的“前网络一代”快速介入到互联网的浪潮中。
再次，两微一端成社会热点事件曝光和发酵的主要信源。
2009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对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
时至今日，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影响更甚。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500件社会热点事件的统计表明，其中44.4%的事件由互联网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
可以明确源发于“两微一端”的有64件，占12.8%。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下降。
近年来，传统媒体遭遇《新快报》那样商业利益的软诱惑，宣传管理的硬约束，调查记者难有作为，在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上失语，或反应迟钝，隔靴搔痒。
而互联网特别是“两微一端”的空间相对宽松，因而形成了比较鲜活和犀利的话语。
当然，传统媒体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之后，中央电视台公布现场监控录像，是舆论逆转和消退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影响力全面占据微博
随着政务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前些年政府工作遭遇网民“围观”“吐槽”的被动局面已经大为改观。
政务微博微信、主流媒体的“两微一端”、民间“网评员”这三支力量在微博上已占有优势。
以新浪微博平台为例，截至2015年9月30日，全国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已经开设政务微博150131个，其中机构微博112602个，官员认证微博37529个。
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2014年底已经全部开通政务微博，其中江苏、河南、浙江等七个省份的政务微博数量超过6000个。
比较而言，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体制外力量占优。
在移动客户端中，虽然体制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布都有不俗的表现，但研究发现，腾讯新闻、搜狐新闻、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和凤凰新闻仍居于行业活跃用户规模的前五位。
而这五家客户端均由商业性机构创办。
三、草根板块崛起
近两年多来，微博大V帖文转评数已极少过万，由此判断，普通网民对微博大V的追捧热度已然不再。
在2015年两个热点事件——6·
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和9·
3抗战胜利日阅兵中，没有任何大V的言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最大的两条微博均来自不知名的草根网友。
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网友“@动脉影”的帖文获得12万次转发，帖文称：
“今天这么多关于沉船的事故的新闻里，我最感动的是为了降低水位方便救援，三峡大坝蓄起了水，使通过水库的水从每秒1W7立方米降到7000立方米。
这个新闻淹没在了茫茫多的新闻里，不起眼，但是能从这看到这种统领全国人命为重的责任与能力，真的很怀疑除了中国其他国家有没有这种魄力与能力。
”
在9月3日阅兵仪式进行中，网友“@周顾北的周”贴出周恩来总理1968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紧缩双眉的照片，帖文仅一行字：
“这盛世，如你所愿。
”从“文革”乱局到今天的国力鼎盛，当年送别周总理的十里长街，如今是十里繁华，人心振奋。
这条微博转发量达100.3万，收获评论4.3万条，点赞51.0万。
四、网络社群凝结并趋于活跃
web2.0时代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吸收和强化了论坛的黏着性和深入性，发挥了社群聚合的功能。
微博、知乎、豆瓣以及其他音视频网站在注册过程中，通过用户对各种兴趣偏好的选择，进行服务器自动筛选和推荐，形成兴趣相近的网民群体。
例如，知乎2013年建立时拥有40万注册用户，现在已经成长为拥有1700万注册用户的庞大社群（2015年3月统计），回答型的用户逐月留存率基本在80%以上，表现了极高的用户黏着性。
知乎全站累计话题领域个数超过了10万，问题个数超过了350万。
大量的用户在其中结交好友、寻找合作，甚至完成恋爱和求婚。
而分析QQ社群分布的情况，其中33.6%是
关系群（同事朋友群），66.4%是兴趣群（各类爱好交流群），其中游戏、明星、情感、爱好、女性成为访问量最高的社群。
伴随微博大V式微和网络社群趋于活跃，网络舆论中“广场式”的鼎沸之议减少，“沙龙式”的社群对话增多。
这标志着社会各群体真实的利益博弈在互联网上聚合成体，也表明网络内容供应在技术细分之下，公众生活偏好的凝结。
今后互联网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重点，要从前几年的微博大V转向网络社群。
在某种程度上，大V是“毛”，网络社群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舆论场的社群利益冲突将盖过“意见领袖”的口舌之争。
五、传统媒体融合转型，深入介入移动舆论场
数据显示，传统媒体发行量在2015年上半年即有明显下滑。
报纸发行量下滑37.15%，期刊发行量下滑5.89%。
[1]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因各种原因停刊的，有云南《生活新报》、湖南《长株潭报》、上海《上海商报》。
在困境中，传统媒体不断尝试转型改变的可能，如南方都市报在10月12日的改版声明中，推出“众筹新闻”，尝试在传统媒体上发展用户定制内容。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媒走在了媒体融合的前列。
如人民日报由一份报纸发展成为全媒体形态的“人民媒体方阵”，用户总计已扩展到3亿。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聚集用户7200多万，被称为“中国第一媒体微博”;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275万，在微信平台各类公众号中影响力排名第一;
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线一年零三个月，累计下载量已超过7700万。
[2]各家传统媒体不断发力新闻移动端市场，移动舆论场成为各方角逐之地。
微信公众号：
“意见领袖”风光不再
本报告通过对微信公众号相关数据进行长期监测，按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政务机构、企业、个人意见领袖、行业自媒体对微信号进行分类，设计微信影响力指标，选取各类别总计500个最具舆论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作为样本进行分类研究，考虑到不同类别微信号总量的差异，研究将各类公众号样本数量依次确定为：
25、95、120、50、70、140。
一、行业自媒体在微信平台胜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媒体类微信公号的平均活跃度很高，虽然通常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文章上限为8条，但不少优秀的媒体账号都具有推送更多文章的特殊权限。
政务和行业自媒体微信也具有较高活跃度，每天推送1次，每次推送4条已经成为这些公号的“最低配置”。
虽然行业自媒体和政务机构日均推送文章数极为接近（行业自媒体5.4，政务机构5.3）但是日均文章阅读数，日均被点赞数，行业自媒体都遥遥领先。
虽然意见领袖微信的平均传播力最低，但点赞数与阅读数的比值达1.10%，在各类中领先，说明其受众的互动意愿最强，相较而言，企业公号受众的互动意愿最低，点赞与阅读比仅为0.35%。
二、微信公众号话题“分众传播”
图5、图6描述了一些关键词在各类微信公众号所发文章标题中出现的频度。
可以看出，针对改革、民主等时政相关话题，意见领袖的讨论数量较多;
而媒体更侧重讨论改革、反腐议题，对自由、民主等关键词较少涉及;
政务账号更强调法治和民生。
整体上看，企业和行业自媒体对时政话题极少涉及，而主流媒体时政关键词的讨论量高于市场化媒体。
而针对2015年发生的热点事件，各类微信公众号均有所讨论，其中媒体的提及频率最高。
对于大阅兵这种全民讨论的热点议题，企业和行业自媒体也拥有极高的提及率。
三、微信平台上“意见领袖”呈颓势
本报告继续沿用上一年度报告中的意见领袖意识形态倾向性量化分析方法，将300多位意见领袖样本划分为中性、左翼温和、左翼极端、右翼温和、右翼极端五类。
自2013年秋季，政府加大对互联网的治理力度，一些信口开河、造谣传谣的大V被注销账号，意见领袖群体的网络活跃性明显降低。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选取的315名意见领袖样本中，其中296位曾经开通过实名认证的微博，截至2015年11月，已有33位微博停止更新，39位活跃度较低，一年以内日均发微博数量不超过1条。
部分微博“大V”出现向微信公众号迁移的现象，据统计，截至2015年10月，约25%的意见领袖已经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但其中通过认证的只占到315名意见领袖的15%。
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意见领袖早已失去了当初“刷微博像皇帝批阅奏章一样”的意气风发，活跃度明显偏低，日均文章推送量处于0.4至0.6的区间，更新频次不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极端声音的意见领袖获得了更高的文章阅读量，说明在微信私密化的空间中，人群因立场观点相近更易联结，其中蕴含的群体动员风险值得关注。
相比之下，微博平台上意见领袖的活跃度虽然有所回升，但其中极端声音获得网民支持转发的数量明显减少，极端思潮在微博平台已经边缘化。
政府对网络舆论场的规制
2015年政府对网络舆论场的治理，从敏感词的字符管理，转向网上行为的规则管理;
从治理个体网民转向治理网络平台，特别是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
4月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发生严重违法违规情形时，约见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整改纠正，如整改不到位，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许可证。
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肆意传播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制裁。
这是首次将互联网犯罪正式入刑，以前只是对原有罪名做出适用于互联网犯罪情形的司法解释。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出台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76部，同比增加262%，其中，2014年中央网信小组成立以来有47部，占62%。
在依法治网的道路上，中国在不断探索“既推动发展又确保安全，既保障网民自由又维护网络秩序的治网之道。
宣传工作需要研究时和势，创新招和术。
政治立场要用政治效果来检验。
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响鼓重槌、不懂得点到为止，宣传效果会打折扣。
网络评论还要提升专业性，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对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扣“帽子”、贴“标签”。
要在网上释放正能量，更要在现实生活中热心公益、保护弱势群体权益。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营造了一个通过公众持续地讨论交往过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
网络传递的信息和观点速度快、交互性强，让原本分散的民众意见能够迅速汇集成群体性意见，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公开化。
要将在社会领域展开的政治过程纳入法治轨道，实现秩序价值，但也要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防止国家权力滥用。
强化互联网治理，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回到“舆论一律”的年代，挤压互联网这个已初具规模的公共空间。
要管控来自网上的不确定因素，也要适度保留网络舆论的活力，尊重互联网的民意表达。
上网能够减少上访、避免上街，已经为多个地方的实践所验证。
网络舆论需要的，是在利益关系复杂化、意见表达交响化的今天，守住底线，包容多样，凝聚最大公约数。
要针对转型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因势利导，用深化改革和改善民生激活人心，用强力反腐、从严治党挽住人心，用依法治国、社会公正稳定人心。
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国力增强中体会到职业、社会和国家、民族的安全感、温暖感、归宿感。
展望2016年的网络舆情
展望2016年，在网络舆论的多种载体上：
——微博的舆论比重将进一步下降，但遭遇突发事件，微博会瞬间“满血复活”，依然是舆论引擎之一。
从总体看，微信和QQ平台将成为最活跃的舆论场。
QQ作为“95后”常用的即时通信工具，并没有因为微信的兴盛而出现用户大规模流失，月活跃账户8.6亿，其中移动智能终端月活跃用户6.39亿[1]，只是QQ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娱乐八卦性质，去时政性突出，作为舆论的研究价值也偏低。
——微信等自媒体账号开始一轮淘汰。
微信运营方不断加强对原创内容的保护，2015年微信公众号推出原创文章管理功能，只要是运营者标识过原创的文章，被其他公众号转载后，可查看转载数量和传播路径，并能批量发起举报。
一些专业性“自媒体”如果壳网、丁香医生受到青睐，而缺少专业性、内容杂乱、鸡汤性质明显的摘编账户、甚至是复制转载性账户将面临淘汰。
2015年蓝鲸传媒、徐达内的新榜等自媒体获得投资，天涯社区、铁血科技等自媒体平台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为自媒体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移动客户端的影响力，将在后微博时代，带来网络舆论新的复苏。
由于客户端一般须手机注册登录方可发帖，限制了“水军”操作，作为公众平台的舆情素材，其跟帖的含金量将超过传统的新闻跟帖、BBS和微博。
——网络舆论的载体泛化。
早年间网络游戏类网站的聊天功能，已经成为舆论表达载体之一，且表现出明显的社群特征。
如今观点信息类平台（如两微一端）和物质消费类网站（如电商平台、移动出行平台）已经逐步打通，微博、微信对网上生活的覆盖已完成基本布局。
例如微信通过第三方授权而不断扩展其对电商、论坛、社区的全面渗透。
在一些非文化信息类网络平台上，也有丰富的舆情素材。
展望2016年网络舆情的发展，或将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经济生活层面，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出现的资金与企业家外流，金融市场震荡调整等，都将出现新的舆情热点;
民生改善与经济反腐、央国企改革的推进赛跑，如何维系中产阶层的稳定预期，切实保护非公经济，尊重产权制度，重视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政治生活层面，力推深化改革的强势政府和领导人形象，与市场化改革预期、“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之间的协调，将成为政治传播中的新课题。
——意识形态层面，对社会议题泛政治化解读的情况仍将出现。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将更为尖锐。
部分迎合农民工以及城市失业、无业群体等社会底层的声音或更为突出，此类思潮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线下动员能力，值得警惕。
当前政府在互联网和知识分子领域表现得较为强势，知识界表现出某种疏离和政治参与的冷感。
“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吹响，需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鼓励其做“改革的促进派”。
——从网络舆情研究走向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新型智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到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预期网络舆论研究在充分占有互联网大数据的基础上，可适时地转型提升为新型智库。
在对互联网上非结构性数据的研究中，发展出抓取、排重、聚类、语义分析、词频研究等方法，也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入新的分析手法。
在网络实名制的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是更真实的人口学社会学研究素材。
专业数据公司、舆情机构，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为政府提供更为可靠的公共治理决策参考。
此外，建立新媒体人士数据库，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
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
覆盖商业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的管理员、版主，掌握着舆论的半壁江山。
组织一次新媒体人士的全国性调研，有助于政府对其实施科学有效的分类管理。
注释：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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