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经济模式及其互利共赢机制研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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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0�176X（2013）07�0094�09
一、引言
飞地经济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嵌入式”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在打破原有体制和行政边界限制的前提下，通过在行政上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另一地建立自己的产业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开发，实现产业和相关要素的整体性转移，进而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飞地经济模式产生必然伴随着制度上的重大创新。
近年来，国家确立“统筹协调”的基调，要打破地方封锁，推进区域整合。
究竟以何种经济形式取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各级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飞地经济模式可以在不改变行政体制框架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要素向优势区位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发达地区寻找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各地竞相招商上项目，工业区重复建设，以及区位条件差的地区或受空间约束的地区突破土地资源限制拓展发展空间等问题，也为欠发达地区解决资本、人才和技术短缺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
而这些恰恰构成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或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传导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地经济模式必将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区域体制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发展思路。
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国内跨行政区的飞地经济模式及其实现机制方面。
在综述国内外学者有关飞地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展后，以资源共享、利益均衡和协调发展为着力点，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来探讨飞地经济模式利益主体互利共赢的内在机制及其相应的理论命题，并结合中国各地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个案，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和佐证，同时，还将对飞地经济模式的区域发展效应及互利共赢的约束条件展开进一步讨论，最后，提出分析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飞地（enclave）原本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是指位于其它国家境内而与本国不相毗邻的领土，或同一国家内位于某一行政区域包围之中而为另一行政区域管辖的土地。
飞地既可以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存在于某一国家范围内的行政区域之间。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工业区可视为“国外飞地”（foreignenclaves）。
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地区性飞地。
比如，飞地型城镇就是其中一种［1］。
在城市研究中，飞地通常是指城市向外推进时，出现了空间上与原建城区断开，职能上却与原有市区保持密切联系的城市用地，这种空间上与原建城区分隔的城市建成区，称之为“飞地”，而这种城市扩展方式则称为飞地型。
许多大城市的卫星城实际上就是飞地型扩展的结果。
显然，飞地不仅有政治含义，还有经济含义。
飞地与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就形成人们所说的飞地经济。
国内外学者关于飞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的视角。
现有的文献中，国外学者对于飞地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外飞地或出口飞地、飞地与经济增长、飞地对就业的影响等方面［2］-［5］。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飞地经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近年来西方发展起来的那些有趣的飞地经济理论一直都在试图探究的核心问题。
Gallagher和Zarsky［6］的新书“TheEnclaveEconomy”是第一本以“飞地经济”为名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们以墨西哥的IT产业为例，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这里，作者不仅关注飞地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考察了FDI对当地社会和环境造成的一系列影响。
在此基础上，深刻反思了FDI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
显然，他们是站在飞入地的立场上，来分析由国外直接投资形成的飞地经济的现实意义。
其隐含的前提假设是：
FDI给飞入地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付出环境代价。
与此相反，Kaulik和Manash［5］在哈理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的基础上，就国外飞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探讨了存在大量国外飞地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
他们的研究表明，对外资税率的降低尽管会在短期内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但在某种情况下，它提高了国民收入长期均衡水平。
他们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认为欠发达国家只要适当地进行财税政策调整，飞地就可以为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贡献。
针对这一问题，Jonathan和James［7］进一步实证研究了飞地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他们发现，少有证据表明已有飞地的情况与长期经济增长、不平等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但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大量存在飞地的国家其政府的行政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那些无飞地的国家来得更强、更大。
应该说，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伴随着开放的区域结构体系的形成，以飞地为依托的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及要素流动会越来越频繁。
尽管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对于飞地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不同，但飞地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有着它对经济发展特定的作用路径和机制。
这一命题对于我们认识区域协作和资源空间整合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遗憾的是，上述研究鲜有涉及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制。
在我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关注飞地经济的问题截然不同。
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具有典型行政区经济的特征［8］。
所谓行政区域经济，是指资源空间配置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经济活动受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的一种区域经济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区域之间也存在经济联系和合作关系，但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成本非常高。
飞地经济模式恰恰是基于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体制之上的，它是两个相互独立、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体制和边界限制，通过规划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进行跨空间的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飞地经济模式可以绕过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9］。
但由于飞地经济模式牵涉到多方利益，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来完成这种利益协调过程。
安增军和林昌辉［10］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探讨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共赢条件与战略思路。
笔者认为，作为飞地经济主体的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因此，可持续的飞地经济模式的互利共赢应该建立在社会—经济—生态—资源复合系统整体效益最优目标基础上。
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触及到了飞地经济模式发展中深层次上的合作机制的问题，但还远不够深入。
我们发现，面对飞地经济的实践，人们更多进行的是多维度、多视角的对策性研究。
比如，李昌昊［11］对“飞地工业”的概念内涵、既有实践、理性价值和推广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探寻“飞地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思路。
李骏阳［12］则从开发区扩张的角度，对开发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总结了其基本特征和实现形式。
李瑜［13］系统分析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产生条件。
童彤［14］总结了各地发展飞地经济可资借鉴的经验，提出了赋予飞地经济以生态意义的观点。
王泽夫［15］及其创立的飞地经济研究中心对飞地经济模式的创新意义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
飞地经济涉及主体广泛，关系到飞出地和飞入地两方的利益问题，只有紧紧围绕这个关键才能更好地构筑起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制，从而使飞地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这正是本文试图努力达到的研究目标。
三、理论假设
针对现有文献的缺陷或薄弱之处，我们需要构筑一个飞地经济互利共赢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众所周知，飞地经济模式的主要载体是飞地型的产业区。
飞地型产业区的行为主体是由飞出地与飞入地组成的。
假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飞地经济所牵涉到的各方主体均具有经济人特性。
在飞地经济模式运行过程中，各方主体都会根据自己所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代价来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决策。
那么，互利共赢往往就成为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区域合作的现实基础。
因此，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始终以“互利共赢”作为主导概念来确立研究的视角。
在这里，“互利共赢机制”不单纯是指收益分配机制，它是对飞地经济发展中的发展目标、收益分割、产业兼容、资源特性、风险和合作结构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性的制度安排。
1�飞地经济发展目标选择的冲突与调适
一般来说，飞地型产业区是由多个行为主体构成的，这种多个主体共生共存的特性决定了飞地型产业区是典型的需要协调的系统。
因为飞地型产业区的各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往往会单独采取行动，从而与飞地的整体发展目标产生冲突。
因此，协调的目的在于使整体收益大于部分收益之和。
假定飞入地的目标是双重的：
收益水平和环境保护。
但飞出地更注重对产出水平的追求。
通常，为了保持一定的环保水平，飞入地必须进行相当规模的资金投入才能补偿环境破坏。
在规定的环保标准下，飞出地往往依据环保投入选择产出水平或投资规模。
如果双方能够就产出水平和环保目标的选择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环境问题内化为飞地经济的约束，实现各方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可见，飞地经济模式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使得飞出地与飞入地都实现正收益，经过利益主体之间的反复调适过程，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飞地经济各利益主体存在着自治性，每个参与者都努力在自己的决策范围内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若要在各利益主体之间达成合作，也必然要求将合作收益进行适当的分配。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在飞地经济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发展目标往往存在冲突和不一致的地方，各方必须通过相互调适，然后通过契约约束功能和自履行机制来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市场行为，最后才能达到整体效用最优的目标。
2�预期收益分割与利益分享
一般地，双方预期收益分割或分配要求双方利益所得均达到最大化。
当考虑机会成本时，预期收益的分割还会受到各自机会成本的影响。
机会成本是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放弃眼下的合作后的所得，它是双方进行合作的“底价”。
引入机会成本因素后，利益均衡要求双方扣除机会成本后的净收益的乘积最大化。
这时，机会成本也可被看做双方各自在飞地经济中能够得到的最低收益。
它表明，双方利益所得等于在自己最低收益的基础上，加上总的收益扣除机会成本后的余额再按分割比例进行的利益分享。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未分定的利益的分配比例该如何确定。
它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由于合作契约的形成可能是以飞地的某一方为主而建立起来的，也可能是各方利益主体经过均衡协商的结果。
利益分割比例和利益共享要经过讨价还价来实现。
二是一切导致一方机会成本增加的因素，都会造成另一方未分定利益的减少，进而改变原来的分割比例和共享利益。
假设2：
预期收益的分割，要求飞地利益主体在考虑机会成本的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将预期收益在双方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
分割比例的确定是分享专业化利益的有效机制。
上述命题表明了这样的道理：
飞地经济模式带来的利益不能由一方所独享，而是由整个飞地经济的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受益。
而利益分割比例的确定是实现飞地经济互利共赢的基本保障。
3�产业结构上的兼容性与互补性
飞地的设置要和当地的产业结构相融合，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发挥产业集聚的效应。
从分工的协调考虑，双方产业相容，将带来协作利益。
因此，存在一个产业兼容度。
定义兼容的困难在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兼容性这一事实。
比如有强式兼容、弱式兼容或部分兼容之分。
完全兼容是无法实现的，现实中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兼容。
所以，设兼容度通常表示部分兼容。
产业兼容度影响实际产出规模和效率。
换言之，改变兼容度对飞入地与飞出地双方的产出均衡有重大影响。
比如，将飞入地的兼容系数提高，而产出保持不变，它意味着产业对于飞入地来说有更大的互补性。
相反，则具有排斥性。
飞地经济中产业优势互补使双方受益。
但是，飞出地能否通过使自己的产品与对方的产业结构相匹配而受益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为了获得互补利益，需要双方进行产业兼容性方面的一系列协调。
而协调会引起交易成本上升和潜在的利益损失。
因此，处理好互补性和兼容性的关系日益成为飞地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假设3：
飞地经济中，飞入地与飞出地产业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到双方的利益。
通常情况下，互补型的产业结构往往有更大的协作效益。
4�资源、风险与合作结构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飞地经济模式可以理解成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合作联盟”。
一般情况下，在飞地经济活动中可能会存在“强势”一方，它主导着合作契约的安排和飞地管理方式。
另一种情况，合作契约和管理方式则是由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协商均衡的结果。
这就是说，存在着两种飞地经济的合作结构：
单边主导型结构与双边共管型结构。
单边主导型的飞地合作结构和管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投资比例、收益分割比例、风险成本、环境成本和监督成本的权衡。
双边共管型的飞地合作结构因为共有权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风险，但是，由于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原因，使它具有更大的合作弹性，从而带来额外成本。
假设4：
飞地经济合作结构模式的选择是参与飞地经济活动的各利益主体对投资、分割比例、风险和其它额外成本进行权衡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飞地经济中的合作结构及其管理模式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其内部具有市场与行政双重机制。
从长期来看飞地经济中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位势关系可能会发生动态变化，随之也会要求原有的合作契约安排变化。
因此，客观上要求飞地双方既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又要有一个科学的管理体制保证飞地各方利益主体实现互利共赢。
四、案例分析：
三种典型飞地经济模式
这里，我们要系统地考察我国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经典个案，以此来佐证上述命题，并展示我们新的研究发现。
我们看到，在各地飞地经济实践中均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成功的飞地经济实践一般都会实现多方互利共赢，而失败的案例中总有一方无法从中获利。
尽管实践中的飞地经济体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但各种模式内在的运行机制尤其是“互利共赢机制”是大同小异的。
1�案例的选择与模式分类
本文选择了三个代表性个案：
产业转移型——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案例一）；
区位寻优型——大连长海工业园区（案例二）；
集约发展型——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案例三）。
这三种模式都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在资源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的范本，但三种模式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工业园区，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个案例。
近年来，江苏省将飞地经济模式推广到市与市、县与县的层面，有效地弥合了江苏南北发展鸿沟。
其中，江阴与靖江的合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大连长海县与普兰店市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长海县地处海岛，经济发展长期受制于区位条件的限制，它通过在普兰店市建立飞地型产业园区，解决了海岛资源不足而制约工业发展的难题。
这个案例在突破行政区划、发展资源优势互补的飞地经济方面具有广泛代表性。
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是针对工业园区重复建设，难以形成产业链，无法发挥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的现实建设飞地的典型案例。
上述三个案列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类型，因此通过比较案例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对前述理论命题的佐证将更具一般性意义。
2�三种模式的特征和发生背景
本文研究的案例一是产业转移型，以江苏省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代表。
江苏省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是，江苏南北经济发展却极不均衡。
为了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江苏省想尽了各种办法，如财政转移支付、南北挂钩等。
政府的“有形之手”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相对于苏北如此之大的面积和人口（苏北人口接近江苏全省的一半，面积也超过了全省的一半），政府帮扶的力量终究有限。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由于缺乏共同利益的激励，一些南北之间的合作实际效果也不佳。
实践使江苏省委、省政府认识到，要破解跨区域合作的难题，光靠“先进支持后进”的老办法不行，必须有新的思路和非常的举措。
那就是，用利益的纽带来强化贫富地区之间的合作，用“无形的手”将双方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有效地调动合作双方的积极性。
２００３年，经过反复研究、酝酿，江苏省推出了跨区域联动开发的举措——设立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
江阴与靖江，一个地处江南，一个身在江北，是两个隔江相望而又发展差距巨大的城市。
2009年，江阴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13�36亿元，人均GDP达到20880美元。
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连续七年名列第一。
而靖江市2009年GDP只有364亿元，两者相差接近5倍之多。
由于存在产业聚集度和产业级次之间的差距，两市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然而，多年来，两市之间的合作除受到长江天堑的制约外，还受到行政壁垒的阻隔。
利用飞地型产业园区这个载体，实现江阴市与靖江市跨区域合作开发，是一种打造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大胆尝试。
本文研究的案例二是区位寻优型，以大连长海工业园区为代表。
长海县与普兰店市（现已调整为大连市的一个涉农区，称普湾新区）同为大连市的两个县级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区位条件完全不同。
作为一个远离大陆的海岛，长海县由140多个岛、坨、礁构成，不足120平方千米的陆域却拥有7720平方千米的广阔海域，素有“小县大海”之称。
尽管大海让长海人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但作为一个渔业大县，也有它自己的发展局限和苦恼。
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是水产品加工量不足15%，在海洋生物资源的深层开发和精细利用方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由于受海岛自然条件制约，长海县自身根本无法突破发展水产品加工业所必需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这一瓶颈。
相反，与长海县隔海相邻的普兰店市地处沈大高速公路南端，海陆空交通十分便利，但却有着一望无际的废弃盐田、滩涂急需开发和善加利用。
2005年，长海县在与之一海相隔的普兰店市海岸线一带的皮口镇购地建设大连长海（皮口）海洋渔业加工园区，大胆尝试发展飞地经济，将资源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并希望将其打造成海岛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本文研究的案例三是集约发展型，以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为代表。
厦门是一个空间局促的城市，特别是岛内思明、湖里两区，面积还不到岛外同安等四个区的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厦门岛内土地稀缺、用地成本高的制约日益明显。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厦门市推出了“同安工业集中区”的飞地模式，鼓励工业企业把生产环节迁到岛外，岛内则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同安工业集中区成立于2005年，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包括思明园、湖里园、同安园和火炬高技术产业园四部分，它们是集中了若干行政区参与建设的飞地模式的集中区。
尽管建设时间短，但其成效斐然。
凭借飞地经济效应，同安工业集中区既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工业园区四面开花导致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难以得到集约利用的问题，又有效地促进了优势产业由散到聚、做大做强。
从宏观层面上看，它也使城市建设的重心从岛内向岛外转移，并形成岛内外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3�讨论与研究发现
（1）政府目标偏好、环境保护与追求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三种飞地经济模式中，由于飞出地和飞入地的发展重点不同或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案例一、二、三的共同之处是：
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土地约束是它们采用飞地的主要动因；
追求地方性经济增长是两个地区政府共同的目标偏好。
这种共同的基础，是三种飞地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
然而，如果将环境变量作为约束条件引入之后，三种模式在飞地发展中的目标冲突就凸显出来。
案例一和案例二在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上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案例一是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寻找空间设立飞地，实现产业转移。
飞出地更注重对产出收益的追求，飞入地则急于引资，通常存在“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和行为，短期内置环境保护于不顾。
案例二虽然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进行合作，但仍然属于在异地建立飞地。
飞出地对于当地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可能会淡薄一些。
大连长海工业园区建设之初，就是因为征地和环境破坏引发了飞入地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甚至于矛盾冲突。
这三类案例中，案例三由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现实中，尽管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环境约束的存在，但是在具体到飞地投资决策时，由地方政府强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和拮据的财政现状所决定，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目标结构中最突出的目标。
在各项目标难以兼顾时，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环境投入可能被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而被部分地放弃了。
解决这一问题须依靠契约约束功能和自履行机制的构建，来调适双方在目标追求过程中的矛盾。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案例一通过委托—托管合约把环境保护问题内化了；
案例二采取了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使利益双方的冲突变为飞出地的自履行约束；
案例三则是通过用地合约把不同行政区之间共同开发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当然，这三种情况都是在实践中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反复调适的结果。
（2）飞地经济的动力与区域之间发展时机相随
与没有合作之前的状态比较，不论哪种飞地经济模式，其飞地的建立皆因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即存在合作净收益。
案例一收益分配的比例是双方协议的结果。
但由于江阴、靖江两市归属同一省所辖，飞地设立之初，两地政府就是以9∶1的出资比例成立投资公司，进行园区开发建设。
收益分配比例的确定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帮扶性质，但从长期看，江阴在收益分配上却可收长远之效。
案例二在收益分配上具有一次性买断的特点。
双方的分配关系体现在一次性的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协议上。
其中，分配协议的达成，明显地可以看出飞地合作双方对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考量。
案例三在收益分配比例的确定上完全是多方博弈的产物。
表面上看，它是通过税收比例协调厦门岛内各区与同安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实际上同安工业集中区本身就是一个非零合作博弈过程，因此，税收分成比例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
当各方利益分配比例合理时方达到博弈均衡。
合作性收益分配不仅为飞地经济发展提供内在激励，而且这种分配比例的形成还与飞地各方对发展时机的把握有关。
三个案例中的飞地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飞地双方对不同发展时机的认识。
案例一的双方尽管经济发达程度不同，但都可以在飞地发展中寻求到自身的利益增加。
案例二是在发展区位的选择上各得其所。
案例三则是各利益主体在飞地产业园区的自主开发中获取相应的利益。
可见，对于发展时机和当地的比较优势，三个典型案例的飞地各方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也就是说，参与飞地经济活动的各方都是理性的决策者，他们抓住良好发展契机，在对利益和机会成本精心计算的基础上，选择了飞地合作模式。
当然，一旦达成合作，也必然要求将总合作收益进行适当的再分配，同时必须满足一定的公平性条件。
（3）产业关联、区位选择和资源空间配置效率
发展空间是飞地经济赖以生存的根本，寻求更广阔的空间释放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能量和经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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