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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认为，凡是用于生产、扩大生产能力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资均称为“资本”。
这个定义认同资本能够长时间带来有用的产品和收入，按照社会发展对“产品”的延伸理解，应该还包含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而“收入”还应延伸到人的感觉愉悦、身心健康、自我价值实现等非货币报酬。
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一种重要方式，甚至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内容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项投资，它不仅能够产生收益，而且这种收益放大到社会层面，即通过个体的文化水平提高，来提高人力资源对信息、知识、技术的获取、运用和转化能力，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舒尔茨曾指出，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促成的，教育所带来的是文化与经济上的双重效益。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已经在实践中已得到证明。
人类对自身的投资一直是很大的。
但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解读，它属社会消费的范畴，而只有把这些开支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观念及采取相应的对策，并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
其次，关于教育投资的效益核算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
由于教育投资所获得的产出——人力资源知识存量的特殊性质，使得人们对于教育投资的经济分析难度加大，也使得运用传统的经济方法无法计量与核算教育投资的双重效益。
舒尔茨把积累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投资量称为教育成本，这种教育成本是以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并给劳动者带来一定货币和非货币收益，形成一定量的人力资本。
他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取决于使劳动者获得这些资本而耗费的教育费用的多少，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总量应是不同学历劳动者人数与各自不同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的乘积之总和。
按照这一思路，根据1929—1957年追加的教育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直接计算出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大致为33％，而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在他1961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也运用自己的方法，对美国1929年—1957年的经济增长因素作了分析，并进行了定量计算，得到由于教育投入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占整个国民收入增长23％的数据。
虽然两者通过定量分析计算出的数值不尽相同，但是两者通用一种新的教育投资分析方法，计量了教育投资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教育投资对GDP增长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教育投资状况的国际参照
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主要经济发达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革命并开始向信息社会转型。
生产的机械化、社会化、信息化程度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必然要求社会能够提供大批熟练的劳动力和各类专门人才，进而要求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因此，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教育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增长，不仅表现在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长上，而且其教育投资的相对量也在增长。
发达国家教育投资的变动大体经历了以下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这期间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对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量大，因而教育投资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由于把财力主要用于战争上，教育投资比重出现波动和下降。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代初。
在这期间，世界经济恢复很快，各国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呈现大幅上升趋势。
主要经济发达国家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教育投资的增长率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以美国为例，1966年至1970年，教育投资的增长率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1971年至1975年，教育投资的增长率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然而自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公共支出的教育经费绝对量是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出现缓慢增长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第三阶段，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现。
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在农业经济时代不足10％，工业经济时代后期达到40％以上，到知识经济时代达到80％以上。
发达国家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已成为重要的生产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基础作用和推动作用。
以美国为例，1982年至1994年，美国教育经费由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到％，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他突出强调把发展教育列为最优先政策目标，1998年拨款510亿美元作为教育经费。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主要经济发达国家教育先行的投资理念。
教育在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熟练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日益增多，教育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要部门，对教育的投资必然随之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各国所承担的教育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统计资料表明，当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阶段，如果没有重大科技突破，教育投资超前增长的幅度逐渐减落，并趋于同步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坚持从国情出发，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但“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日益突出，已成为阻碍我国发展教育事业的瓶颈。
200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00000亿元，2000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总量为3849亿元，国家财政性支出为亿元，仅占GNP的％。
而美国早在1990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就已达到亿美元，占GNP的％;
1996年，总额达到亿美元，占GNP的%。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目前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37个国家中，平均教育经费占GNP比例4％的国家已有12个;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另一组有关教育状况的数据表明，1994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我国的水平相当低，仅有％，而世界平均水平为％，就连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分别达到%和3％。
可见，即便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投入的水平也是偏低的。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的目标。
之后，又在《教育法》中以法律形式做出相应规定，以保障“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
教育部制定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又重申了“4％”目标，可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其中首要原因归根于穷国办大教育。
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的庞大教育体系，政府承担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尽管我国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教育投资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差距还是明显的。
因此，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着教育供求的矛盾。
教育投资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
教育投资的主体通常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居民个人等。
美国是教育投资体系极为成熟的国家，其教育投资主体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多元性”。
美国教育投资不仅有来自美国政府支付的部分，还包括社会各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及私人等的资助或直接投资，受教育者缴纳的学费。
科研、教学成果及其相关销售服务收入，学校产业及其他经营劳动收入等几个方面。
而我国教育投资主体从1980年代后期至今，正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即以政府投资占绝对地位逐步向主导地位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也折射出了一些现实问题。
据教育部财务司编写的《教育经费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分析数据：
教育投资主体的主渠道——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下降到2000年的％，下降幅度％。
与此同时，教育税费所占比例也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下降到2000年的％，下降幅度％。
勤工俭学及社会服务收入从1992年的％下降到2000年的％，下降幅度％。
除了上述属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渠道所占比例下降以外，社会捐资、集资的经费所占比例也从1990年的％下降到2000年的％，下降幅度％。
教育经费总量中，占比例明显增长的是学杂费，从1990年的％上升到2000年的％，上升幅度％;
社会团体及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虽然也在上升，但在总量分析中却显得微不足道。
值得注意的是，不明原因的其他经费所占比例上升很快，从1992年的％上升到2000年的％，上升幅度％。
通过对教育投资主体构成的分析，表明我国近10年教育投资渠道逐渐变窄，政府教育投入相对量减少，教育税费下降、社会服务收入、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例的大幅下降，只有个人教育投入在增加。
与国际成熟的教育投资体系相比较来看，这种调整趋势并不利于我国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这是由教育产业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例如，美国政府为保证教育经费来源的稳定，实施了多种多样的教育经费筹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立法。
法律具有无条件执行的强制性，是美国保证教育投资稳定来源与稳定增长的最有效手段。
美国实行分权制，教育经费也分联邦、州、地方三部分拨款，并且自上而下确定教育经费总额，同时制定许多专门法律，如《国际教育法》、《高等教育设备法》等；
第二，税收。
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故而其发展也以税收为主要来源。
采取的方法，一是将其他税收转为教育投资，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将政府税收的一部分划给教育，如美国的财产税系由地方政府征收，主要用于教育，其中学区教育经费的99％来自财产税；
二是直接向国民征收教育费；
三是征收教育特别税。
采取的方法是，减少学校的税负。
第三，设立教育基金。
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机构捐赠、银行、金融单位贷款，国际组织资助。
第四，发行教育公债。
如美国41个州都曾为解决校舍资金等问题发行过教育公债。
第五，鼓励捐赠以及提供优惠借贷等。
从美国政府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系中政府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目前在教育经费、教育税费、个人所得税、社会捐赠的相互关联性和相关立法方面还很薄弱。
上述分析数据还直观地表明，在我国教育投资体系中，存在着政府投资的消极性与群众投资积极性的现实矛盾。
同时其他统计资料也反映了上述矛盾。
1997年公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显示，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速个百分点；
1999年全国14个省没有依法完成教育投入，甚至个别省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与此相反地是，群众的教育投资积极性高涨。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有9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60％的人表示为孩子上学即使举债也在所不惜。
在个人和家庭眼中，教育并不全是一种公共产品，投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将来个人的回报，这种回报在个人利益上是独自占有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决不能因为个体利益的独占性，而纵容政府财政投资的惰性。
恰恰相反，政府更应该登高望远，站在全局的高度，保持在教育投资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经费总量的增长是非常快的。
1989年至2000年，无论是教育经费总量还是财政性教育经费都至少翻了两番。
1989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为亿元，全国教育经费总计为亿元，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
经过5年时间，至1994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亿元，全国教育经费总额达到亿元，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
又经过3年的时间，至1998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再次翻番突破2000亿元，达到亿元，全国教育经费总额也翻一番为亿元，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
2000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
虽然我国无论是教育经费总量还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数都在大幅上升，但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从1989年的％下降到2000年的％，降幅达％。
该数据同时表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教育经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即教育投资的最大投资主体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全社会教育经费总量的增长速度。
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趋势，这表明政府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拨款与其他拨款存在长期性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拨款的数量极为有限。
一方面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不高有关，但更与国家财政性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有关。
与经济生产部门的投资水平相比，我国的教育投资水平远远落后，在有限的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常常为其他工程项目的拨款所挤占。
其二，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几乎是免费的教育政策，教育投资一直被视为政府行为。
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后，我国政府才开始逐步对其他阶段的教育实行收费制度。
从国家预算内教育投资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分配数据中，指向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活动均属于教育贸易服务的范畴。
加入WTO后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加强和明确政府在国家教育投资主体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我国政府进一步调整教育投资经费结构性短缺问题。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成熟，经济运行也更加规范化、法制化，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宏观调控作用将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弱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教育自身属性和特征的影响，个人、企业和政府一般都有其特定的投资领域和范围。
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应当充分发挥个人和企业对教育投资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基础，与经济运行和发展息息相关，它全方位辐射性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由于教育自身的特殊规律，决定了对教育投资效益的评价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为准，而应该综合考虑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92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就明确地将教育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
因此，我们在观念上应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具有先导性、全局性、战略性、后发性的基础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应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教育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知识服务产业系统，它的核心是以提供学校教育、课堂教育和专业授受的专门服务为主体产业，以对主体产业起到支持保障作用功能的其他服务或生产产业组成辅助产业。
教育的辅助产业包括教育教学设施建设、教材教具生产供应、教育物业管理、学生公寓、营养配餐、健康饮水、学生交通安全服务，教育基金、储蓄、贷款、保险等金融支持，对高校科研成果技术转化的风险投资，以及考试、留学、升学、就业指导服务等等。
教育投资，就是要对教育主体产业和辅助产业进行市场化的开发经营，以达到为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机构提供功能完备的综合性全程服务。
巨大的“卖方市场”给教育投资发展提供了空间。
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但教育市场却是“卖方市场”，供给严重不足。
根据教育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在只有74％的小学生能够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只有47％的高中生能够升入高校。
日本早在1978年中等教育入学率便已达到％。
截止到200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为％，大学生在同龄青年中的比例只有6％。
而与此对应的美国早已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
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还有一段距离，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教育资源有限，而市场和社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因此增加教育供给，既可提高劳动力素质，又可满足社会需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我国教育供给有很大潜力，近年来居民已经普遍认识到教育程度与其将来的收益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个人愿意在受教育上花费和投资，多年来民间形成的大量财富，需要增加投资领域；
只要采取适当政策，把教育供给潜在需求开发出来，我国教育市场必将得到发展。
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促使教育投资的发展。
教育的内容需要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完善。
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艺术、文化等关系到审美和生活质量的教育内容及适应生活环境差异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非学历教育、特色教育的需求日益突出，而我国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教育投入很难满足这些领域的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完成了学校教育的人，在参加工作后仍需不断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知识更新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已扩展到一个人的一生，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培养完善的人。
近年来，终身教育已经逐渐被各国认为是最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方式，成为各国教育的发展重点。
我国终身教育处于刚刚被认识阶段。
因此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使教育投资成为必然，这里存在着我国教育投资的又一热点。
具有巨大隐形资产的学校可以面向社会举办终身教育培训，如外语、心理咨询、职业指导等，学校有形资产的充分利用既可以抵消无形损耗的程度，提高物资的利用效率，又可为在职人员提供终身教育的场所。
教育经费的不足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产业的发展。
我国全日制在校生亿，占全球教育总人数的20％，规模居世界第一，而我国每年的政府教育投入仅占到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总数的2％。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长期不足使人们对投资教育回报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据统计，在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中，每年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全部学校支出的60％左右，其余则通过各种社会服务等渠道获得，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近年来发展的民办学校，绝大多数是通过投资回报来实现滚动发展的。
因此，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缺乏回报，必然步履维艰，教育经费的不足客观上刺激了教育投资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教育投资非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教育水平在区域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中心城市和东部地区教育发展得较快，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地区教育发展速度则较慢。
在西部贫困地区，一些孩子依然因经济原因而无法完成学业。
通过调动东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和中西部大中城市教育方面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此举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将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义务教育能否投资多元化的问题，理论界争议很大。
目前大多是从公共经济学的原理来对教育产品进行界定，认为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而非义务教育则是私人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
熟悉教育史的人知道，历史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产生于16世纪的德国。
至今，全球的192个国家或地区，已有170个国家或地区宣布实施义务教育。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者知识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标准也随之提高，一些国家不仅普及了中学教育，而且正在实施免费的，或低学费的，或有补贴的大学教育。
世界各国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与挑战，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资，主要涉及义务教育投资制度、教师工资制度以及特别扶持制度等三大方面。
各国在长期推行义务教育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经验，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
这对于我国完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推进普及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世界各国，以全民性、平等性、普及性为特征的义务教育作为各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基石，一般均由政府直接组织、管理和投资，但投资主体的构成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主体是由中央或联邦一级的最高政府为核心构成，最典型的国家有葡萄牙、新西兰和土耳其，中央政府投资达到100％;
第二种模式，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主体由省、邦、州等高层次地方当局为核心构成，典型的国家有比利时、德国（占到
76％），美国、日本、印度、瑞士等国均属于这一类模式；
第三种模式，义务教育经费的投资主体由市镇、县乡、学区及其以下基层地方政府构成，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占到％），中国、丹麦、挪威属于这一模式。
以政府公共经费负担义务教育重要意义，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排除各种因素对义务教育的制约和干扰，切实保证一国范围内义务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均衡发展，并为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较为平等的机会。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在政策上主体部分还不应产业化，但作为补充部分的民办学校、民办公助、公助民办学校及围绕基础教育的教育边缘产业如艺术学校、网络培训学校等仍然是有潜力的产业。
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培养人才周期长，因此，教育投资的周期也比较长，这就要求教育和教育投资必须先行，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我们希望政府采取财政扩张性政策，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把教育投资作为像高速公路、水利设施一样的基础设施来建设，这是推进教育投资进程的必要条件。
众所周知，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市场交易品种日趋丰富，交易系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认为，发行教育债券正是时机，教育债券对居民投资偏好来说，是当前一项能吸引上万亿居民储蓄的投资品种。
同时，中央政府应加强教育财政立法，这是保障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手段。
我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在《教育法》的“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条款中作了规定，即“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为辅的体制”，“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统一的原则，在各项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以及教育财政拨款“三个增长”的重要准则。
立法工作还应该针对教育投资体系的实际发展需要，从教育税收、社会捐赠、境内外投资基金、企业资助办学、民间集资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角度的给予政策支持和保障。
我国现阶段教育投资经费呈现严重结构性短缺特征，即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
根据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最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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