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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钱锺书就是在无锡出生的。
他们的经历太像了，又是那年生的，又是无锡人，又是去内地教书，又回来上海；
当然不一样的地方也很多，他很像那个钱锺书，可是又不是钱锺书，他好像是跟中国读者开玩笑：
你看看，到底像不像我这样子。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
”——《围成》以这样的场面开头，描写了留学生方鸿渐从马赛乘坐法国邮轮的归来。
1938年9月，钱锺书也是这样从法国归来的。
小说里方鸿渐“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课，兴趣博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但钱锺书自己在牛津读书则勤奋异常，牛津假期很多，每逢此时，学生大都离校去别处观光，钱锺书则总是泡在牛津总图书馆，他几乎把那里十八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了一遍，并给图书馆起了个中文名字“饱蠹楼”，很有些书蛀虫饱餐后的快意。
钱锺书在牛津只得了个硕士学位，据说他为读这个学位压力很大，尽管他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半个世纪后还为英国女王访华时引用，尽管那个学位还极少有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拿到过，但钱锺书却以为，区区一个文凭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
后来，钱锺书和方鸿渐一样，从英国换到了法国，也许是对牛津学位课程的厌倦，在进入巴黎大学后，他放弃了学位，而是自由读书。
从法国文学到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原著，一本本地细读，余暇去咖啡馆结识了一些留学生同胞，也看见了人性更逼真的本相，成为他日后小说中的素材。
和方鸿渐留学四年不一样的是，钱锺书在欧洲呆了三年就回国了，据说一是因为1938年欧洲就有大战一触发之势，另一方面，国内战火已燃，但心再迟一步，即使上得了船，也无法上岸了。
但在钱锺书笔下，方鸿渐的博士文凭竟是四十美金从一个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的，难道那时就已是假文凭盛行，而真博士也未必有真才学？
总之，钱锺书辛辣的嘲讽之笔，实在是给今天的观众提了个醒，留洋的人无以计数，但未必个个都修成正果。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
从这里边看起来呢，你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中间有那么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怎样生活，怎么思考，怎么活动，那么像类似是这种状况呢，我以为它是可以了解这个历史大潮流中间某一个点。
方鸿渐带着一份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回到国内，流亡内地，又辗转上海，路遇各等傻子、骗子和伪君子，他变成了失望及失败的人，终于领悟到自己也是懦夫一个。
这其中有钱锺书怎样的身心体验呢？
钱锺书回国后某得的第一份职位是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英语，他成了联大最年轻的教授，这年他二十八岁。
为了让人看起来老成一点，他留了胡子，手上拿着藤杖，颇有绅士风度。
钱锺书被聘为联大教授是破格的，就像他考进清华也是破格的一样，当年，钱锺书数学只考了十五分，但他的英文国文成绩太优异了，远过一般考生，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特地约了他面谈，当场决定录取。
这件事后来竟成为罗家伦在清华的一个重要政绩。
可是，联大的这个教授，钱锺书只当了一年，个中的原因，莫衷一是，有人说他续聘的聘书到晚了，也有说是联大不聘他了，甚至当年聘他的人竟说不记得钱锺书在联大教过书，钱锺书则说是自己主动辞去联大教职的。
但不管怎样，钱锺书在联大的不愉快是可以确信的，他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深受学生欢迎，却难免引起年资高于他而学识不如他的先生的不快。
钱锺书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不像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著名的中国文史专家，一生著作甚丰。
众兄弟间，钱锺书比较稚纯，读书时全神贯注，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无尽的兴致和能量没处寄放，成年后，父子俩曾经同在一所学校教书，钱锺书竟对学生说“家父读的书太少”，有学生转述给钱老先生，好在家父开明、宽容，“他说得对，我是没有他读的书多。
”
1930年，钱托派穆的《国学概论》要出版，请钱基博作序，这俩人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家，但钱基博竟让二十岁的儿子试刀，而且一字不改就交付了，因为这篇序文确实写得老到畅达。
不过钱基博也曾告诫儿子，才辩纵横，神采飞扬，未必就是好事。
【采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岩——
老先生呢也曾经为儿子有点担心，你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做出一些个出格的事情来啊？
他是语言大天才，所以他喜欢玩语言，别人觉得有点损人这样的，可是他好像也不是故意要损人，他就是玩一玩。
钱先生这个刻薄呢，完全是一种学术层面的刻薄，而且他是一种站在真理这个层面的刻薄。
钱锺书本来字哲良，父亲因他爱胡说八道，为他改字“默存”，意思叫他少说话，直到钱锺书的后半生，他才真的“默存”了。
我们无从找到钱锺书少年时的照片，但看他晚年笑得如此开心肆意，似乎还可以瞥见他少年时的影子。
钱锺书没有再回联大教书，跋山涉水去了湖南蓝田，在刚刚建立的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这所小大学就是《围城》里三闾大学的原型。
这时的钱锺书还是有一点年少气盛，还是有一点恃才傲物，总之，锋芒外露。
【采访】钱锺书学生周令本——
在学校里头我最怕他，别的老师我都不怕，因为我总觉得他好像讲话有点挖苦。
【采访】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柳鸣九——
他的言谈，包括他的微笑中间啊，他很幽默，说实话，有的时候，有幽默的意味也讽嘲的意味，总而言之整个这个风格啊，就很像他的《围城》所显示出来的风格，我所以讲，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在蓝田的那所学院里，一些当上了教授和向往当教授的，都像模像样地以教授自居，在同事和学生面前表现自己，钱锺书的眼中总是会看见这号人物，于是他便提着手杖，低着头，旁若无人似地径自走去。
别以为钱锺书就这么走过去了，那些人和事，无疑又成了他《围城》中的素材了。
正如他在西南联大讲课时那样，听过钱锺书课的学生，无不对他年轻的老师五体投地。
（《新编许国璋英语》）
改革开放后，这套英语教材几乎高校学子人手一册，材料的编者，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是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他回忆说，钱师讲课，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
在蓝田，学生虽然有些怕他，但他还是很有魅力的老师。
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是十九岁左右吧，钱老师大概总是三十一岁左右，所以比我们大不了好多，很年轻，很秀气，个子不是很高大，讲话呢也很秀气。
他进教室嘛，第一堂课进教室他就讲台上这么一靠，看看我们，就开始点名了，讲话声音很磁，他读是一个东西，总是带着表情，讲得很惟妙惟肖的，所以上课的时候就非常吸引人，每一堂课我们都是真是一个字都不敢漏掉。
蓝田的生活单调刻板，格调却丰富多彩，冬季严寒，找一个木炭盆生火取暖，每到深夜，拿废报纸包两个鸡蛋，水浸湿了投进炭火，煨熟了就是夜宵。
钱锺书用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毛边纸开始撰写《谈艺录》。
这是一部古典诗歌的研究专著，钱锺书在序言中说，“虽赏析之作，实忧患之书”。
事实上，在撰写《谈艺录》的同时，钱锺书已经开始构思《围城》，在湘西的山沟里，和国师的同事们围坐在炭火旁，钱锺书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雏形。
那个时候是抗战，《谈艺录》写在国家很困难，人也很困惑，所以这个忧患意识是第一，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浅，更深的是中国二十世纪总的来说的那个文化的危机，所以钱锺书忧患，可以说其实他是要保留中国文化，他自己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东西，那个忧患意识好像是他的那个报国，他那个对国家的孝，我觉得大部分是用他的文学评论的方法，《谈艺录》的方法要保留中国文化的国粹。
和《围城》中方鸿渐离开三闾大学加上海一样，钱锺书也只在蓝田国师呆了两年。
1941年夏天，他回到沪上法租界的家中。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已是孤岛的租界，上海整个沦陷了，以后，钱锺书就与妻女挤居在这个狭小的亭子间里过日子了。
在完全沦陷的日子里，上海成了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任意搜查、侮辱、逮捕甚至杀戮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
钱锺书在住在沿街的房子里，常常在午夜听到刺耳的军靴声。
岳父把在女子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了钱锺书，这样才维持了平日的生计，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完成了《谈艺录》的修改，开始了《围城》的创作。
1944年动笔，1946年封笔，《围城》是以每天五百字的速度“锱铢积累”完成的，可以想像，两年中钱锺书每天离开教书的学校，匆匆走过已经沦陷的上海街头，蹩进自己的家门，透过窗户，依然能看到千里之外，游离在蓝田、昆明，甚至是法国、英国的自己的同胞。
钱锺书带着自嘲的神情，把自己也放进去了。
（电视剧《围城》片段）
“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围城》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是山河破碎的抗战期间，方鸿渐一行五人千辛万苦从上海去三闾大学任教，又在那个穷乡僻壤里勾心斗角，无德无行的情节。
【采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
他因为长期地身处在知识人当中，对知识人的那种无能无聊无耻，观察得揭示得都比别的人要深刻。
小说里面的李梅亭就是一个无耻的典型，从路上他的一系列小动作当中，到他路上掏出的名片，三闾大学封了他一个中文系的主任，还没有去上任，他已经印上了三闾大学的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但是他还没有、舍不得丢掉的名片上的一个头衔是前某县党部的秘书。
他的箱子里，一半是卡片，这是用来骗学生的，一半是药品，这是要弄到当地去倒卖的。
这样一些没有丝毫的知识人气质的人，又能在学界混，又能在商界混——但是世界是他们的。
当然《围城》被引用最多的是关于婚姻那个的问题，就是说在城里的想要冲出来，在城外的想要冲进去，都是引用的最多的。
我看这个恐怕有一些曲解。
今天人们理解所谓的“围城”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从国家、民族到个人乃至人生，都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困境中，积贫积弱已成一盘散沙的民族，虽然在抗战中它起来了，但很多的劣根性是不会在大灾难中瞬间消失的。
钱锺书的观点就是，我暴露一下我所知道的，在大时代的漩涡中间这样一群，在漩涡边缘的知识分子这样子的一些生活，就像我们今天谁要写一部真正的大学教授的生活，恐怕不见得比《儒林外史》《围城》要更那个，恐怕更丑恶一点。
《围城》像美丽而多刺的花，用毫不容情的尖刻，犀利地观察并解剖人生，勾勒出一段灾难的历史中一群特定的人，这朵带刺的花，不由得让你感受到作者独特的个性和才华，这样的文字在《围城》里俯拾皆是。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它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的价值。
【采访】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
你会经常觉得《围城》里很多很可笑的地方，有很多漫画似的幽默的讽刺的地方，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用的比喻，钱锺书先生用比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比喻既能够很贴切，讲出他中间暗藏联系，可是联系又不是那么明显的，所以你经过一番思索，一看这当中很深的联系的时候，那个比喻就非常妙了。
《围城》1946年发表，以后的三年又三次再版，虽然每版印数难得超过两千册，但在当时，可算是畅销书了。
初版时，出版人在推荐这部小说的广告中说，“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愤郁的”。
我看《围城》到了最后还是，我觉得是描写上海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悲剧最深刻的表现，钱锺书有点不能原谅他们，所以写他们讽刺他们，你们那些人可能得要修改你们的行为，你们太卑鄙了，有点这个意思吧。
发表这部小说的编辑、评论家李健吾晚年回忆说，在看到小说的部分书稿时，他们“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
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世作品。
《儒林外史》就写了当时的清朝前期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可笑的东西，那么倒是有一点老实的那些人呢，倒都是不得意的，它就暴露了这个东西，所以鲁迅的评论我还是认为是讲得可以的，以公心讽世这样子的一种著作。
【采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洪岩——
与其说《围城》写的是知识分子，不如说它写的就是人，因为它要指向这样一个普遍的人，这种人是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的这种限制的。
不管喜欢这部小说，还是不喜欢，都不可否认的就是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对人性的观察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对知识人的那种揭示，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可能很少有一部小说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深度。
从儿时起，读书对钱锺书来说就是一种好玩的游戏，抗战以前，他读书，做学问，也是因为其间无穷的快乐，而抗日战争这一巨大的民族灾难，使这位才子和书痴竟拿出了《围城》和《谈艺录》，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的他，将来日里积攒的种种不屑不满，转化成对人类的“忧世伤生”，那时钱锺书只有三十五六岁。
而当他的人生走过一个花甲之后，经历了文革的大劫难之后，这位才子和书痴又会以怎样的扛鼎之作做出自己的交代呢？
（上集完）
（下集）
1949年来了，钱锺书没有离开大陆。
当年他带着夫人和小孩在炮火连天中回到了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喜爱自己祖国的语言。
妻子杨绛说，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
这年八月，钱锺书离开上海，重返清华园，195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直到1998年去世。
离开大学或许是个好事，如果一直教书的话，他那幽默犀利的语言，恃才傲物的性格，在以后的运动中还不知会经历怎样的劫难呢？
只要跟钱锺书一进入谈话，你的面前就是一次令人接应不暇的知识大炫耀，他是天马行空，我是这么比喻的，谁持彩练当空舞，红白黄绿青蓝紫，眼花缭乱。
有的时候钱锺书自己说一个笑话，就自己大笑，就像小孩子一样的，不是一个板着脸的人。
在反右的时候我们就很替他担心，我说这个钱老师，他这么爱跟人开玩笑，这么喜欢挖苦人，我说他怎么逃得过这一关啊，我这么替他着急，但是后来听说他到社会科学院非常谦虚了，变了一个人似的。
早年，父亲担忧他口无遮拦，为他改字“默存”，这时的钱锺书真的“默存”了，他在政治学习中常常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有时意味深长地笑笑，却不知在笑什么。
可能与年龄也有关系吧，可能他周围的环境也变了，所以他就很谦和了，他就是很懂事了。
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会议室里拍到了钱锺书的这张照片，照片上的钱锺书似笑非笑，耐人寻味，钱锺书自己就引过前人的论述——哭时人的感情比较真实，而笑的后面是什么就很难说了。
也许那时钱锺书的名望和资历还不足以让他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但杨绛是这样回忆的——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
他在1957年，他预感到一种风暴的来临，他也一直保持着一种低调，他年轻时是非常，他自己也告诉我，少年气盛，那时候是说话也没有遮拦的，很多话是很敢说。
勤奋地读书，敏锐地读人，钱锺书的思维和视角更通达周到，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读书多了，也读通了，他有了自己的看法，也变得有定力，既不会为新的学说撼动，也不随风向摇摆，用句俗话，这时的钱锺书在政治上也成熟了。
但没想到的是，1957年，一直寄希望儿子“默存”的父亲自己竟在“大鸣大放”后成了右派，而同一年，钱锺书不仅安然无恙，还编成了《宋诗选注》这样一部古典文学的赏析之作，他还在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引得巧妙，今天都不觉突兀。
这是他在《围城》《谈艺录》写成十年之后的第一本著作，而且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传世之作。
而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学者写了不少的文字，日后让自己脸红。
这本《宋诗选注》是一个窗口，看得出整个历史，至少是可以猜度出钱先生在那一个历史阶段的精神状态。
《宋诗选注》原是文学研究所分派给他的工作，属“命题作文”，但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文学艺术须以政治挂帅，这无疑影响了这本书的选目，然而这本书的诗人小传和注释写得极为酣畅和精到。
在当时那样一个潮流中间，能够这么样高度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动静，掌握自己的方向，也能自主地采取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存在的状态，这种人，要达到这个水平，只可能是智者，大智者。
但马上，《宋诗选注》受到了批判，钱锺书一言不发地“默存”，也没有“痛心疾首”的表现，他似乎懂得自己只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只是尽本分完成了一件工作。
倒是日本的汉学家给了较高的评价，称这是所有同类著作中最好的一本，认为宋代文学史将由此而改写。
为避免给人国内的学者都是有眼无珠的印象，后由组织出面，让人写了一篇正面评价该书的文章。
虽然是《谈艺录》《围城》等问世十年后才出得这么一本书，但钱锺书并没闲着，解放初，他奉命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因为钱的英语不是一般地好。
工作持续了四年，钱锺书十分用心用力，填履历时他这样写道：
自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其他活动。
虽然他好像很愿意离开政治舞台，可是因为他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点关系的，因为他这个人在二十世纪文坛上面，学问那么渊博，见识这么好的一个人，很少。
《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由钱锺书定稿，但有人说，这时的钱锺书并不显得比别人出众，他很谦虚。
当时同样参与毛选翻译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忆：
钱锺书发表看法非常温和，从不与人发生争执，但是有一次，钱锺书竟指出毛选原文中的一个错误，他说，孙悟空钻进的肚子不是牛魔王的，而是铁扇公主的，这时的他一定是忘乎所以了。
他一生都喜欢《西游记》，一生都喜欢猴子，八十多负时都乐此不疲，但不知为什么，当改革开放后，有美国的传记作者采访钱锺书，他坚持说，我是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可请你不要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钱锺书被揪了出来，戴上了高帽子，高帽子底下，是被剃成纵横两道的“十字头”，他成了可以任人唾弃，随时揪斗的对象。
钱锺书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却是昂首阔步，既不畏缩，也不惶悚，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
1969年11月，钱锺书告别妻女，下了五七干校，这一年他五十九岁。
【采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
开头安排他烧开水嘛，老先生烧不开，可能下面的煤、锅炉不会侍弄，他搞学问是很通透的，但是烧开水老是烧不开，人家叫他“钱半开”。
半年之后，妻子杨绛也到了干校，但和钱锺书不在一个连，因不能随便走动，只能偶尔相聚，平时就靠书信往来。
有一次，妻子指着一个窝棚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来，行吗？
”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
“没有书。
其实钱锺书还是有书的，他是悄悄地带了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下干校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先生对我讲过，当时他在干校里边和钱先生住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在当时啊，呆在自己房间的时候，别人在谈话，别人在做些什么其它的事情时，钱先生总是躲到帐子里看《大英百科全书》，一听到有工宣队，军宣队要来了，别人打一个招呼，他赶快用一个被子把书给盖起来。
他保持一种超越精神，他并不跟政治采取对抗，他不采取闹对立，闹矛盾，而是超越精神啊，这是更智慧的的一种精神。
钱锺书一生都离不开书，一生都与书结缘，周岁时“抓周”，抓到的就是一本书，祖父和父亲都非常高兴，为他取名“锺书”。
钱锺书小时候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他一个人盘腿坐床上，放下帐门，披条被单扮成和尚，自言自语，而且乐此不疲。
孩子的自言自语是一种有声的想象，他自小被人说成是“痴气”。
钱先生跟其他学者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痴气旺盛的这一面。
痴气延续了一生，比如他总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分不清布鞋的左右，却能记得某个植被在某书的某一页上。
钱锺书读书还是出于喜好，不管好玩的还是枯燥的，他都能看得入迷，读中学时，父亲不在家，钱锺书大看杂书，父亲回来了，命他作文，钱锺书写得不文不白，气得父亲将他痛打一顿。
后来，他一生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文言写成，不知与父亲的痛打是否有关，但这件事到晚年他也不曾忘记却是事实，只是挨打的事只字不提。
1929年，钱锺书十九岁时入清华，因中英文俱佳闻名全校，用功之勤也无人能比，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的，而钱锺书据说是横扫了清华图书馆。
钱锺书啊有一个习惯，就是有爱看字典，他从小在他父亲的指导下就学《说文解字》，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字书。
当年，钱锺书到英国留学，在海上漂泊一个月，但一部英文辞典让他枯燥全无。
从上海到湖南教书，路上走了三十多来，别人痛苦难熬，但他竟捧了一本字典视作良伴。
同行的人问，一本字典何以让你乐天知命？
钱锺书答，字典里能看出大智慧。
那么在五七干校的蚊帐里，《大英百科全书》让他读出了怎样的大智慧呢？
1972年，钱锺书和妻子回到北京，原来的住房已有一半住了革命群众，两家关系处不好，甚至还打了架，夫妻俩只得逃到办公室住。
钱锺书白天伏案写作，晚上就在书桌上睡觉，这样维持了三年，住在斜对门的同事看见钱锺书整天趴在桌子上，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钱锺书把那时的自己称为“怯懦鬼”，谁知在1974年，这个怯懦鬼就是这样竟写出了含英咀华的煌煌巨制《管锥编》。
管锥这两个字是从《庄子》里面来的，《秋水》篇里面讲，以管窥天，以管子来看天，以锥刺地，用锥子来刺这个地，那么就是说从一个很小的点上，用很细但是很尖锐，同时又很通透，把它贯通起来。
《管锥编》的书名似乎就是它本身的特色，全书引用了古今中外近四千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对《周易》《诗经》《左传》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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