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你需要知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点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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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随后的两个五年任期不应被认为是一个“丢失的十年”。
2003至2013年间，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重大改善，社会保障基础得以重建，全国各地都获得发展，真正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
然而，与江泽民/朱镕基主政时期（1989-2003年）相比，胡温在任期间没有实现大的制度改革。
相反，21世纪初的中国发展仍由国企、城市住房建设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入世（WTO）改革所推动。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指出的许多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随后，中央政府于2008至2010年间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时间过长加剧了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关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没有产生真正变革的原因迄今仍在探讨，对于当前执政者而言，可能的教训有三：
一是宏大的政策目标须有详尽的规划细则支撑；
二是执行机构（国务院领导班子）必须紧密参与；
三是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层之间的相互协调至关重要。
5.预期2013年的三中全会将宣告重大改变
2013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趋向于上述两种先例中的哪一种？
我们并不奢望它能够实现1978年那样的根本性转变，也相信它不会像2003年那样令人失望。
我们的信心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1）、习和李在经济政策上彼此认同，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2）、我们认为习在党内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这一点其上任或许难以企及。
（3）、全会议程经过广泛的思考及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起到重要作用。
（4）、改革者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周小川（央行）、楼继伟（财政部）、刘鹤（国家发改委），这应会有助于减轻反对的声音，尽管部门内部可能还会有阻力。
（5）、地方政府或会赞成改革议程的某些方面，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政策。
6.期待全会提出大的原则，而非细节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并不是讨论诸如房产税征收水平、应当拨出多少资金用于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未来五年哪些国企应当被私有化等细枝末节的地方。
上述这些细节可以放在筹备阶段讨论，同时国家各部委或许已有自己的计划（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
全会的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随后的政策细节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
没有颁布改革细节或许会让使那些期待重大突破的人感到失望。
然而与此相反，我们预期全会文件中的一或两个关键词将会被作为改革指导方针强调并广泛讨论。
之前媒体报道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
分析人士将仔细研究报告文件以评估市场在改革中能够获得多高的地位。
这样一旦党的领导层提出观点，政府部门就能明白如何开展工作。
7.政府体制改革或许也会成为2013年全会的焦点
“给我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阿基米德如是说。
我们猜测李克强总理也认同这一点。
从近期在北京与学界交流的情况看，我们认为2012至2013年改革派对改革战略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如何产生自我推动式改革──即政策改变能够为增长模式的其他改变创造动力。
我们相信这里的“杠杆”是政府体制改革。
我们希望本次全会通过的文件能够有一章节涵盖如下题目：
•精简政府机购。
中国目前的五级行政体系中，每一级拥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及人员编制。
过去几年在900多个县镇推行的试点将这一体系由五级精简为三级（中央、省、县）。
在这一领域，浙江省走在前列。
精简政府裁减无用的重复职能部门并节省开支。
中央或将逐步压缩市辖区和乡镇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并逐渐推广至全国。
一旦这些地方预算由中央其他政府部门管控，浪费性支出应会减少。
我们注意到山东省正着手这方面的尝试。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自2013年9月起，山东省政府将允许县保留大部分新收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在此之前，全省所有税收都由省、市辖区和乡镇依据固定比率分享。
该项政策意在加强当地政府的财权，提供资金用于当地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目前基本由最低一级政府县级政府承担），然后逐渐降低对中间级政府的资金投入。
山东省现由郭树清主政，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同周小川、楼继伟共事。
•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政山东省时所倡导的，该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扭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局面。
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若干项取消行政审批及许可要求。
随着审批权力的削减，腐败的机会自然下降。
•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
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热议的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
•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
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
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
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
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
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
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
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
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
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
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
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
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
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
所有这些都将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8.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
最近一次触发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全会是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它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打开了一扇门，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经历整合、上市，变得更加强大。
1993年的三中全会对1989年之后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势头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邓小平注视的目光下，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指出“在国家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一个基本因素”，这标志着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我们并不奢望国企改革的议题能够在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被明确讨论。
这一问题太过敏感。
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将是一项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不是能够在会议文件中描述或简单直面就可解决的难题。
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改变国企的经营环境，国企要么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
诸如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打击产能过剩（通过让银行远离某些行业）、推动利率改革以及对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医疗等行业以引入竞争等政策都将改变当前国企优越的经营环境。
压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迫使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
首批出售的酒店、商场及写字楼已然开始；
我们预期第二波出售资产将涉及工业资产。
将反腐调查拓展至更多行业（如医药、石油化工和电信等）或许将为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打开一扇门。
为增强竞争力创造更大空间的举措（例如，通过中美双边贸易协定或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同样推动着国企改革的进程。
本次全会可能的结果（也是改革者的目标）是国企改革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动。
渐进式国企改革唯一的问题在于往往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9.总书记可能会在全会前夕赴地方考察调研，强调政策重点
2008年10月份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于农村土地改革。
2008年9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走访了安徽省小岗村，该村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首次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下农民得以有效地经营自己的土地）。
胡锦涛告诉当地村民，它们的土地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但当前政府鼓励农地流转出租。
当年10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土地流转、商业化种植、农业集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民工纳入城镇户籍等。
今年，有关允许交易出售农村“建设”用地（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房）的话题激起了热烈讨论。
激进一些的观点主张允许这类土地出售或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所得土地出让款直接返还到农民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似乎愿意到各地考察调研（我们还注意到经常没有人打雨伞）。
我们期望今年10月三中全会前夕他会有一次赴地方的考察之行。
2012年12月，他走访了深圳并明确地将此行与1992年改革前夕邓小平的著名的南方之行联系到一起。
习近平在此次考察中表示：
“中国的改革绝不止步，对外开放绝不止步”，他还表示，“我们应当敢于解决危险路上的困难与风险，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分歧同既有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所构成的屏障”。
在习今年10月的考察之行中，人们将期待即将来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困难，会选择哪条道路，会拿哪些既得利益开刀。
10.改革已然开始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少有一点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类似，那就是关键的改革都已经开始。
今年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正取得显著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利率、天然气），在经济较长期低迷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并未放松。
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这些以初显眉目的改革趋势中扮演催化剂的作用，同时推动更多变革。
自贸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1979年春天，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2013年夏天，中国政府在东海边又画了一个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贸区的三大背景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着以下三大时代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全球贸易竞争。
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
对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可以先让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的小窗口，并可以适当将其中的某些高商业标准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
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限定范围，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不能说发达国家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错误的，因不少规则符合市场发展和经济升级的内在规律要求。
所以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其中一些合理的规则同中国自身的改革方向是兼容的。
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小公约数原理，找到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同时借此规则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
类似当年加入WTO，也就是所谓的用“开放促改革”。
如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改不动，那就不妨开放多些、大点。
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是本届政府力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
从2009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貌似规模已经不小，香港现在官方口径8000亿，实际可能有1万亿，台湾也有4000亿，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中国确实是想这些人民币在海外多一点、飞久一点。
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的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货币的海外总量还是无法做大，而构建回流闭环就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基础和衍生）来容纳和吞吐。
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
过去没有自贸区，资金进来的龙头要直接接到内地的资产市场，需要通过QFII管道或者借道贸易途径才能获取人民币资产。
有了自贸区之后，就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自贸区的四项使命
简而言之，上海自贸区肩负四项重大使命。
一、贸易的自由化：
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
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
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离岸贸易的最核心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
这样的贸易就是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
自贸区不会做成集装箱的堆场，并探索同大长三角周边地区的错位竞争和协同合作。
更重要的是，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
在自贸区内将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一旦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LME仓库的部分作用。
这些设计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包括融资租赁、检测维修、审计会计等）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助力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二、投资的自由化：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
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
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
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部开放。
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
因此自贸区内投资会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
预期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
而船舶运输、资信调查、融资租赁、检测维修、演出经纪、娱乐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众多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性行业，都将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欢迎国内民营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
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预演，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磋商。
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将首次延伸至“准入前”，并不再依赖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进行行政控制，用以交换美国对等的更透明的外资准入审核流程。
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目的是消解既有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以及相应的设租、寻租能力。
此外，投资也是双向的，鼓励中国资本从自贸区向海外直接投资。
可能未来在自贸区，对外投资只需要备案。
鼓励成立对外股权投资基金，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让自贸区同时成为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平台，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
三、金融的国际化：
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
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
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可能具有有限牌照）。
鼓励其建立综合交易平台，全面放开产品创新。
也允许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去海外发债，拿钱回来之后可以贷款给自贸区里面的企业，并突破现有存贷比的限制。
同时变革自贸区内企业外债管理方式，力图实现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便建立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
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愿景是很大的，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维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
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国际板），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
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四、行政的精简化：
自贸区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
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化繁为简，减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
可以预见，未来在自贸区内，质检工商等所有的市场行政管理职能都会汇总到一个机构，而分散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也可能都并在一起只有一个金管局，所以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改革完全可以在试验区里实现。
其最终目的是──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透明度，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和履行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这即是实践“小政府”的全新的执政理念，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的最新尝试。
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未来前景
那么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复制性又如何呢？
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贸区自身区域是否有扩展空间，28平方公里很小，现在做的很多文章其实是在28平方公里以外的。
因此未来扩张是留有空间的，主要要看试点的效果，不排除未来自贸区会推广到浦东甚至是上海全境。
二是其他地方自贸区会不会跟上，管理层是有可能会放出其他赛马来进行平衡和竞争，也有传言几个地区已经在上报方案，但短期内可能还有一些难度，主要是这一次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的力度、尺度之大，难度之高，对于现有行政机构来说都有一个消化和适应的过程，如果短期内多次复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过度负荷，无法有效响应。
作为七大改革顶层设计，至上而下拉动新三驾马车的核心抓手，以及自下而上的全面积极试验和回应，上海的自贸区试验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这是当下中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
这是一个完整的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它将创造出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
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
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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