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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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玉米优势区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33.3％，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三大棉区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99％以上。
二是农产品品质进一步提高。
例如，优质专用小麦播种面积占小麦全部播种面积的43.9％，比上年提高5.9个百分点；
优质早稻面积占70.5％，比上年提高8个百分点；
优质专用玉米播种面积占31％，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9年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效益明显提高，农业结构调整有放慢的趋向，部分地区片面强调发展粮食生产，甚至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在已经退耕还林、还草的土地上重新种植粮食的现象。
（二）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增加，但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2019年，中央财政支农投入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增加幅度大。
第二，财政支农方式有所改进，突出了公开化，提高了透明度。
第三，重点比较突出，即粮食生产和粮食主产区。
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绝大部分投在13个粮食主产省，并基本上与粮食生产挂钩。
另外，国家进一步扩大了良种补贴的范围和规模，将补贴范围扩大到大豆、小麦、玉米和水稻四大粮食作物，补贴规模扩大到28.5亿元。
第四，带动作用大。
在购置农机具补贴方面，中央财政投入资金7000万元，全国地方各级财政共投入4.1亿元，带动农民投入20亿元，共补贴购置各类农机具10万多台（套）。
2019年，国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0亿元。
特别是在国债总量减发的情况下，安排农业方面的国债投资占全部国债的34.2％，比上年增加6个百分点，这充分体现了“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政策。
其中，安排专项资金285亿元用于农村“六小”工程建设。
此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
其中，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1452亿元，占16.3％，比上年增长17.4％。
2019年，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中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农业信贷的规模。
上半年，在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中央银行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额度，重点用于支持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西部贫困地区发展。
虽然近年来农业投入大幅度增加，但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
第一，历史欠帐较多，投资增量仍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农业生产性投入不足。
第三，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两工”，加上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投工投劳明显减少，影响建设资金发挥效益。
第四，政府支农资金来源多，但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
（三）主要农产品价格看涨，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 2019年，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其中以粮食、肉类、蛋类最为显著。
粮食价格上涨始于2019年9月，经过当年10月和2019年2～3月两轮大幅度上涨后于5月达到最高，随后开始下降。
小麦、玉米、稻谷3种粮食的平均市场价格仅次于1995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全年粮食价格涨幅在30％左右，而且粮价涨幅从5月以后开始回落。
粮价上涨也带动以粮食作为饲料的畜牧业、水产业产品价格以至于食品价格整体水平上涨。
其中，肉类和水产品价格涨幅在20％左右，蛋类价格涨幅在30％左右，食品价格平均涨幅达到14％，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受消费需求的制约，鲜奶零售市场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2019年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产量和需求量之间存在缺口。
近年来，中国粮食需求量平均每年增加500万吨，2019年的需求量约为49000万吨，当年粮食产量仍然小于需求量。
如果按粮食年度考虑，由于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对较低，则2019年粮食需求量与上年产量之间的缺口更大。
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当年粮食产量和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就一直存在，需要动用库存或通过进口来弥补。
同样，也是由于当年产不足需，2019年，中国国内市场食糖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当年11月，国内市场糖价为2628元/吨，比上年同期上涨42％。
与此同时，2019年，其他农产品价格与上年持平或下降。
其中，蔬菜价格总体水平低于2019年。
蔬菜价格走势的特点是：
第一，起伏较大，表现为先降后升；
第二，总体水平走低；
第三，不同品种蔬菜的价格走势差异很大，突出表现为在第四季度，细菜价格上涨，而大白菜等冬季大众菜价格陡降。
水果价格总体水平接近2019年，且北方水果价格相对平稳，而南方水果价格波动较大。
2019年，还有一些农产品价格下跌，其中以棉花最为抢眼。
2019年，中国国内市场棉花价格急剧上升。
进入2019年，在国家在89.4万吨进口配额之外两次增发150万吨进口配额以及紧缩银根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国内市场棉花价格开始回落。
棉花销售价格在6月下降到15000元/吨之后，受2019年棉花大丰收的心理预期的影响，棉花价格下跌速度加快，到年底时，棉花销售价格下降到11300元/吨，比年初下降了35％。
与此对应，棉花收购价格也大幅度下降。
此外，由于国内丰产，进口顺畅，供给充裕，加上国际市场行情对国内市场影响较大，2019年，国内大豆及其制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部分加工企业损失惨重。
但是，2019年，中国也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农村电力供应紧张的现象。
化肥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生产化肥所用的煤炭、成品油等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化肥生产成本上升；
二是国际市场价格和海运费上涨，导致进口成本增加，并使进口减少、出口增加。
面对化肥价格上涨，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生产、促进流通、保证供应、稳定价格的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这次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从根本上说，是宏观经济局部过热带来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四）农产品进出口双双大幅度增长，但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 2019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514.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4％。
其中，农产品出口额为233.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
农产品进口额为280.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8.1％。
农产品进出口差额由上年的顺差25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6.4亿美元。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创历史新高。
农产品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依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即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进口产品以土地密集型产品为主。
2019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商品结构出现了一些鲜明的变化：
第一，粮食由上年的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
第二，棉花、食糖、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大且增长较快。
第三，水产品、蔬菜、水果出口继续引领农产品出口。
第四，畜产品出口、进口都增长，且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出现贸易逆差。
尽管2019年和2019年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幅度，但是2019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还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这是自1984年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逆差。
造成2019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国内农产品供求形势有了变化。
比较突出的是，由于连年粮食产不足需，2019年粮食进出口发生逆转，由2019年出口2019多万吨转为进口800多万吨（均不包括大豆）。
棉花也是由于国内需求旺盛而进口大量增加。
第二，中国具有一定出口竞争力的畜产品的出口在一些地方遇到了新的贸易壁垒。
第三，国内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有些农产品国内生产不了，因而进口增加。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平稳，但一些地方出现“民工荒” 2019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出现好转的迹象。
农村劳动力转移（指出乡就业，下同）数量为440万人，比上年的390万人增长12.8％；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累计达到10260万人，超过1亿人大关。
另外，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1996年曾达到1.35亿人，但在此后的7年中，这个数字却是减少的，直到2019年才重新超出。
这也说明2019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在增加。
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岗位的稳定性不断增强。
据调查，农村外出劳动力中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占到54％左右。
而且，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素质也在逐渐提高。
2019年，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的另一个变化是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
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从农村劳动力供给方面讲，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造成特定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供不应求；
二是在一些输入地，外来农村劳动力工资待遇低，甚至工资水平多年来没有提高，加上劳动条件差，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使他们不愿意外出就业；
三是2019年国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业生产形势好转，使一些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回流”。
从农村劳动力需求方面讲，2019年，中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迹象，一些产业、一些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
不管怎样，2019年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值得关注和认真研究的现象。
它是否标志着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在农业生产上边际产出为零的所谓“零值”劳动力的时代的结束，从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非农产业“无限供给”，还需要深入分析。
（六）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也受到生产要素供应紧张的影响 2019年，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都比上年有较大提高。
其中，实现增加值41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3.5％；
实现利润99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5％；
上交税金3650亿元，比上年增长16.6％；
全年实现出口交货值16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8.3％。
2019年，乡镇企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增长速度快、效益好。
第二，产销衔接保持正常水平，表现为工业销售产值的增长高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
第三，进一步带动农民就业和增收。
乡镇企业全年新增就业270万人；
累计支付劳动者报酬975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收入1020元，比上年增加90元。
第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
第五，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乡镇企业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是：
第一，能源、资金、交通等紧张，“瓶颈”制约明显。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依然存在。
第三，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第四，产品出口风险加大。
第五，区域发展不平衡，总量差距进一步拉大。
2019年，就不同地区而言，乡镇企业发展表现出“慢者更慢，快者更快”之势。
东部、中部和西部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3.6％、12.3％和11.2％；
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由上年的66.2％上升到66.5％。
（七）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消费增加，但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偏大 201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比上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为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具体表现为农民纯收入的四项来源实现全面、快速增长。
第一，农民人均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为1746元，比上年增加205元，增长13.3％。
第二，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998元，比上年增加80元，增长8.6％。
第三，农民人均得到的转移性收入特别是来自国家的补贴收入为116元，增加19元，增长19.3％。
第四，农民人均得到的财产性收入为77元，增加11元，增长16.5％。
2019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另一个特点是东部、中部、西部农民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
此外，2019年，财政安排扶贫资金120亿元，全年减少贫困人口300万人，是5年来减少贫困人口最多的一年。
造成2019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产量因素。
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较大，由此带来的收入增加额约占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额的20％。
第二，价格因素。
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加额约占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加额的80％。
第三，政策因素。
据农业部估计，仅“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就拉动农民收入增长2个百分点。
第四，宏观因素。
2019年，中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带动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而且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兑现情况较好，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后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有所提高。
农村消费不足一直是近年来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2019年，随着农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农村消费的增速逐月加快，1～10月，农民消费增长10.3％，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由于农民消费增长加快，城乡消费差距逐月缩小。
但是，2019年，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偏高，部分地抵消了农民新增收入。
其实，自2019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一直高于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甚至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也是农村高于城镇。
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其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3.3％，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4.8％。
食品价格总水平上涨9.9％，其中，城市食品价格总水平上涨9.1％，而农村上涨11.5％。
据测算，当前农村消费品价格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年平均每个农民就要多支出现金消费16元。
二、农村改革的新进展和主要政策落实情况
（一）实行以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为主的补贴政策，但直接补贴政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2019年，中国对农民实行了补贴政策，主要包括购买良种补贴和购买农机具补贴，特别是首次对种粮农民实行了普遍的直接补贴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共有29个省（市、区）的6亿多农民得到了116亿元补贴。
不同地区的粮食直接补贴在享受补贴的粮食品种、补贴总金额或补贴规模、补贴范围和对象限制、补贴方式以及补贴标准等方面有所不同。
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是中国农业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说明，中央对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具有了反哺农业的条件这一普遍趋势有了清晰的判断并付诸行动，中央对“三农”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中国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中国正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允许的农业政策空间。
虽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存在地区差异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种地区差异可能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
此外，在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中还存在执行成本高、补贴资金被挪用等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目标与增加农民收入政策的目标从长期来看可能并不一致，这说明，实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政策和实行重要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二者不可偏废。
（二）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但必须正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2019年，全国在上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农业税负担220亿元，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减轻农民负担约60亿元，两项合计，全年减轻农民负担约280亿元。
农民人均税费负担大幅度下降，下降额为30元，下降幅度为44.3％。
税费负担与当年农民纯收入的比例由2019年的2.6％下降到2019年的1.3％。
但是，考虑到农村税费改革将在今后尤其是在2019年将有重大进展，必须正视这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农村税费改革所涉及的转移支付如何计算、在地区间如何平衡的问题，税费的尾欠如何回收的问题，以及乡村债务问题等。
另外，减免农业税的含义要向农民讲清楚，即不是农民不需要交税，而是国家对农业不征税。
（三）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改革宣告完成，但健全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还未完整地、真正地建立起来 2019年，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是“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
改革的方向是实现粮食购销的市场化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保护好种粮农民的利益，调动主产区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是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虽然2019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有些方面的政策仍需改进。
例如，在放开粮食购销的同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制度是必需的，而且2019年南方8个粮食主产省也确实实行了稻谷最低收购价格。
尽管新实行的最低收购价格与以往实行的保护价格有本质的不同，但也存在着诸如没有地区差价、品质差价不大等缺陷。
再如，按照改革方案，政府主管部门要对购销主体进入市场的资格进行审核。
然而，由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与政府粮食主管部门的“血缘”关系，加上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经营规模、储运设施、经营资金、检验和储存技术等方面确实具有一定优势，政府粮食主管部门很容易认定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而较难认定其他粮食购销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从而造成粮食市场竞争不充分。
还有，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既浪费了资源，又增大了储备粮的运作成本，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调控粮食市场。
此外，粮食储备企业的行为既非完全的市场行为，也非完全的政府行为。
如何保证和加强对国有粮食储备企业的监管，防止“中储棉事件”重演，也是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四）农村信用杜改革取得新进展，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体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农村资金依然外流 2019年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一年。
农村信用社改革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先期试点的8个省（市）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革正向纵深推进：
一是规范监督管理行为，探索新体制的运行方式；
二是稳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强风险分类管理；
三是逐步落实扶持政策，提高农村信用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四是转换经营机制，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五是坚持支农服务导向，进一步改善支农服务。
另一方面，21个省（区、市）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扩大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至此，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在全国29个省（区、市）全面展开（海南除外，而西藏没有农村信用社）。
虽然农村信用社改革是2019年中国农村金融中的一个“亮点”，但是，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中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的5个要点中有两点没有落实：
一是县域内所有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二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
此外，尽管由于政策导向等因素，2019年末，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较多，但对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余额却比上年末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2019年末，不仅其各项存款余额远远大于其贷款余额，而且与年初相比，其存款的增长幅度还略高于贷款的增长幅度，这是近几年首次出现的情况。
这说明，农村资金依然外流，农村金融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五）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些体制性、政策性障碍还没有根本消除 近年来，社会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认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2019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
”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称谓也有了变化。
例如，北京市将以前的“外来务工人员”改为更有人情味的“来京务工人员”。
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也有了积极的变化，制定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加强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
有关部门加大了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收费、办证的清理、整顿的力度；
一些地方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同时，农业部等部门启动了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培训的“阳光工程”，2019年，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对250万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前的非农技能培训给予补助。
尽管如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城乡二元就业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农村劳动力不能与城市劳动力进行平等的就业竞争，更不能得到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待遇。
第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落实不到位。
例如，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仍然在对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实行证卡管理时搭车收费或变相收费；
在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准入、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采取歧视性政策。
第三，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还不能适应转移后就业岗位的需要，对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针对性不强。
（六）对农民的权益保障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出现可喜变化，但农民是“弱势群体”的状况并没有彻底改变 2019年，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了保护农民权益的力度。
例如，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加强耕地保护的同时，严格查处非法征占耕地的行为，并完善土地征用制度。
在治理整顿土地市场中，四部委联合，共清查出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147.7亿元。
八部门协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进城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追讨行动，共清理被拖欠的工资325亿元。
2019年，中央决定，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农村；
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力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医疗救助工作也取得进展。
但是，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例如，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时常受到侵害。
主要是拖欠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止，有些雇主甚至采取变相的方式拖欠或克扣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例如以“试工”为名不发工资，或以“包吃包住”为名压低工资；
用人单位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有的雇主以实行计件工资为名强迫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高强度劳动；
进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工伤和职业病防护没有保障；
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土地承包政策得不到落实，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承包地被以种种名义收回。
三、2019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展望 展望2019年，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的有利条件是：
第一，政府的思路明确，政策力度大、连续性强且重点突出。
政府明确表示，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
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
随着国家财力、物力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的力度。
同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成为2019年农村政策的重点。
第二，农村改革将平稳推进，改革的措施将逐步完善。
农业税将进一步降低。
第三，农村社会事业将进一步发展，农民权益将得到更好保护。
第四，国民经济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有助于保持对重要农产品的需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主要的不利条件是：
第一，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
2019年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得益于政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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