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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转基因问题，抗生素的滥用问题和中医的可信度问题等等。
通过查阅一些史料，我认为这可以统一为一个理由，与一个民族国家或者科学家自身等的科学精神有关。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为冲动，这里使用冲动这个词，其实代指很多，因为有冲动才有比如说创新、突破、不顾常规的理智思考等等，就是泛指不类似于常规想象中的行为，一为中庸，即用常规的理智思考可以解决的问题，用普通人形成的思维方式去做事和研究。
本文提出了两个论点，一：
在科学探索和科学创造中要冲动，要敢于突破；
二：
在科学的应用和个人的平时生活中要保持中庸，要在常规的伦理规范中理智的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后面的正文论述中本文会阐明，冲动和中庸这两者无论在国家民族还是在科学家个人自身的发展中都缺一不可，这里用两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正像鹰既要飞得高（冲动），又要飞得足够低（中庸），只有飞得高了，才能够看得远，看的广，看到猎物，看到科学的前沿；
只有飞得足够低，才能真正追捕到属于自己的食物，才能有自己生存的资本，让自己有更好的力量去飞得更高。
也像我们平时说的一句话，男子汉要顶天立地，不顶天（冲动），何以能走得远？
不立地（中庸），何以能走得动？
我们当然要走远，但前提是，我们要能走动！
由于本文目的在于阐述一下自己的一些浅薄的看法，论题展开得有点广，很繁琐，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写一篇文章，但时间较为有限，所以论述得较为不完整，望王老师见谅。
1·
李约瑟难题之关于冲动和中庸的解释
我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我国古代科学发展曾领先于世界。
“从14世纪初以后，中国呈现出显著的衰退现象”，近代自然科学也未能在中国产生。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社会发展、宗教思想、政治、民族性格、地理位置、教育和经济文化的传播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讨[1]。
但是在这些讨论的问题中间，都没有太大的联系关系，好像每一种观点都有道理，而每一种观点都不完善，比如说宗教思想来讨论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时不能无视同样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日本的存在等。
我非常认可绝大多数的观点，同时，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冲动和中庸相比较的角度把这些各方面的原因统一起来。
下面我就主要从社会发展、宗教思想、政治这三个当前学者重点讨论的方面用冲动与中庸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没有在阿拉伯产生，而偏偏在西欧产生。
（1）冲动中庸论之社会发展
从社会发展上来看，西欧社会的发展为科学家思想上的冲动提供了发展的土壤，而科学家于科学思想上的冲动则直接导致科学新思想的产生。
我国社会的发展则在中途不得不改变，走在另一条中庸发展的道路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黑暗的中世纪开始走向黎明，甚至在黑暗的中世纪中，已经可以看见丝丝的曙光。
比如说1167年创建的牛津大学、1209年创建的剑桥大学等等
（1），虽然时常遭到教会的阻拦，但是这些青年学府的创建，在其中系统的科学知识的讲述，给更多的青年们提供了一个思想拓展和交流的舞台，而正是由于有识青年的聚集和较多知识的积累，给自己提供更多知识的同时，也给自己心目中树立了更多可以攻击的靶子，为思想上的突破传统、产生冲动打下了良好的意识基础。
如哥白尼就是在18岁时进人克拉科夫大学，在校受到人文主义者、数学教授布鲁楚斯基新思想的熏陶，抱定终生献身天文学研究的志向；
第谷于1559年进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法律，1566年进入德国罗斯托克大学攻读天文学；
伽利略17岁在比萨大学学医，以及后来在帕多瓦大学任教18年，以及后来无数的科学巨匠，绝大多数都曾在大学或教堂中接受教育，与同龄人一起，从而给冲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滋生的土壤。
这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后来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看出来，正是知识的增多使思想上的冲动有了可能。
而在中国，从来没有系统的传授科学知识的学府，相反的是传授“之乎者也”等教授中庸之道的课堂。
传授科学，如医学、手艺等更多的是采用师徒相授的方法，没有系统的理论，要想推翻，直接面对的是自己敬爱的师傅，从而使科学创新必须的冲动的产生可能性大大降低。
公元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带回了古希腊为了理论而理论的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彻实际的冲动的思想方法，从而给科学的冲动带来了最直接的推动力。
和中国完全不同，古希腊的科学家完全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术研究，完全不考虑什么现实利益，如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宴”
（2），以及欧几里德关于“学几何能得到什么”（3）的回答等。
完全可以看出冲动得没有理智的痕迹，在阿基米德等古希腊科学家和哲人那里，我们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古希腊特有的狂热和执着，而正是这种狂热的执着，直接象征着冲动的诞生，正是这种看起来没有理智的冲动，直接导致近代科学的诞生。
社会财富的积累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追求财富的资本主义需要科学家们探索世界本原，了解世界真理，从而产生了原始的科学创新的冲动，为产生冲动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也为科学家的冲动提供了强大的事实和原动力支持，如哥伦布、达伽马的航海等，而中国，虽然在宋代以前主要由汉族统治，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以致宋代达到了商品经济和科学的巅峰，甚至出现了代表商品经济高峰的纸币“交子”，科学上也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时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外来民族的几度入侵，因为他们主要为了财富而来，数十年的大规模战争以及外来民族对社会财富的贪婪性和皇室外财富的警惕性使得社会经济迅速下滑，就以四川为例，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两次人口大减,尤其在明末清初时，“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
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
”“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百万有奇。
”[2]无论是张献忠也好，满清也罢（4），当整个四川十年战乱死亡人数近98%，当堂堂天府之国的成都只剩下二十户，当狗食人肉，虎行闹市！
你叫中国怎么去发展经济？
怎么有冲动的激情去创造科学？
更特别是外来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交融过程需要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对外来君主的交往需要更加的小心翼翼，使得中庸之道必须得以流行。
从近代的“戊戌变法”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外来民族生怕皇权被夺去，慈禧太后生怕祖宗几百年的基业毁于她手，她背不起这个罪名，也不敢背，可以猜想，如果中国从宋代开始没有几度外来游牧民族的入侵并长期驻扎，如果“戊戌变法”时统治阶级不是外来少数民族，说不定“戊戌变法”会和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改革一样成功，那样中国无论经济还是科学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2）冲动中庸论之宗教思想
正像假说一样，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靶子，而西方全面流行的基督教中一系列的错误思想正是提供了这个科学上产生冲动所必需的靶子。
在我国，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佛教没有得到全面的普及，不像西方的基督教几乎人人都是教徒，被开除教籍就在社会上没有了自己的生存地位，中国佛教的普及甚至比不上儒学，很多学者把它称为儒教。
而儒教所追求更多的是人性上的完美，很少对这个世界和自然界的来源、命运进行讨论。
可以说，儒教所追求的使人必须中庸，而基督教则暗埋下了产生冲动的种子。
我们知道，中国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教）一直在中国站着主要的统治地位，而儒学主要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所探讨的也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孔子的“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致董仲舒的“三纲五常”，（5）无不体现着怎么样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学中强调服从，强调遵从上级，遵从权威，最主要的是在人们的生活中撒下一张无形的大网，父子、兄弟、君臣等等关系羁绊这人们，使人们不得不学会中庸，学会为人、为官之道。
同时，儒教把人的思想束缚在人与人之间，这就使“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观念流行，而几乎很少涉及到世界运行的规律等，这就使近代科学没有了产生科学上的冲动的最原始的基础。
在西方社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前，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罗马帝国把基督教确立为自己的国教，并且对基督教大力扶持，可以说“罢黜百家，独尊基督”，从而使基督教开始在西方大面积普及。
基督教的普及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
在普及过程中，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教会，教会把亚里士多德以及托勒密的“地心说”等传统知识作为了教义传播的工具。
这样，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就掺和进了一些可以被证伪的科学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假说。
而正是这种假说可以被证伪，于是就产生了引起近代科学冲动所必须的靶子；
也可以说，基督教对世界原始本源的限定，从常规看法来看是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垫脚石，创造了科学冲动产生的基础，而正是由于这种靶子和基础的存在，科学上的冲动是永远可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
试想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时，在心里一定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心理斗争，在心理斗争之后，当他确信是地球围绕太阳转时，心里又会产生多大的冲动？
因为这完全与普遍的全社会的认识相反，全世界都不知道，而他确发现了，这种冲动的诱惑会使他把这个发现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认同。
而在古代的中国，由于中国的科学家们对北极星始终处在正北方的映像过分深刻，根本就没有去深入的探讨到底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还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以及一系列的对科学的不够重视，从而大大的减少了科学革命产生的概率，没有有效的科学攻击的目标，何以有革命？
同时，基督教中鼓励人们去忏悔，鼓励教徒每周必须祷告，而忏悔的过程正是思考的过程。
正是由于这种思考的存在，使得人们头脑更加灵活，更加容易发现新的科学真理，也更加容易发现产生冲动的根源。
而儒学中虽然孔圣人说“日三省吾身”，可没有像基督教中每周例行的仪式的强迫，我们又有几人能日三省吾身呢？
我们“省吾身”的时候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没有类似于基督教中那种创世的世界本原思考，恐怕“省”的是如何中庸，如何爬上高位吧。
所以正是由于这种对科学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的科学家不是不能冲动，而是不屑冲动。
（3）冲动中庸论之政治
其一：
与中国不同，西方世俗王权与教会虽然有合作的关系，但也有矛盾的关系，教皇的财产有时甚至比西欧所有世俗的统治者加起来还多。
所以我认为正是由于世俗王权和罗马教廷的矛盾的存在，给科学家的冲动提供了保障和某种意义上的支持。
其二：
西欧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就给科学家们科学上冲动的突破常规提供了后方基地，即使被当权者通缉，可以获得其他国家的保护；
相反，在中国，大部分时候处于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在文明较为落后的古代，冲动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古代中国大部分时候处于统一状态也给科学上的冒险带来巨大的灾难。
欧洲大陆的国家受制于两种秩序的束缚:
一是隶属于罗马教会的基督教会体系;
二是封建体系[3]。
基督教进入很多国家后，一度与世俗王权形成合作关系，因为基督教能对世俗王权起到一定意义上的稳定作用，教义宣扬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在此权威之下的全体人民,无论其贫富、国籍如何,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
再者,教会较早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层层分划的、比较完整的权力体系。
在整个体系中,位于教会权力顶端的是罗马教皇及其领导下的、由枢机主教团组成的罗马教廷。
教皇是西欧各地天主教会组织的首领。
教皇及其统率下的罗马教廷对教会行使任命教职、征收赋税、司法仲裁等广泛的最高管理与执行的职能。
按照“君权神授”理论,国王是世俗的代表,而教皇则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
因此,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孕育了与社会本质完全相容的社会价值和观念。
比如英国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兰之时,他也采取与罗马教廷充分合作的态度,当时,教皇对威廉的征服行为表示“全力支持”,于是,威廉顺利对英格兰进行了征服[4]。
同时，由于教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拥有庞大的地产外,教会还依赖各种税收途径扩大其经济实力；
还对政治加以干预，一方面,教皇是世俗国家内的另一位君主,甚至拥有比世俗君主更多的一些特权，另一方面,教会拥有独立于世俗的司法审判机制。
因此，世俗王权与教权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世俗君主会从某些方面对攻击教权的科学行为加以支持，以获得他们很多方面的利益。
有关这方面的示例数不胜数，王老师说过伽利略正是由于脱离了威尼斯政府的保护进入罗马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而布鲁诺也回到威尼斯，被人出卖，被威尼斯当局逮捕。
威尼斯政府开始不想把他交给教会，保护过一段时间[5]。
（6）还有与科学稍远的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得到德国世俗王权的暗地支持等等（参见2008年第1期《世界知识画报》）。
正是由于有一定的世俗王权的支持，使得科学家的冲动得以保护，而在中国，皇权君权至上，任何人不得冒犯，无法得到像西方那样的支持。
由于自古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同，在西方社会，封建统治的基础是没有中国牢固的，随着十字军东征，鼓励民众思考的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又是冲动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古代西方，相对意义上的民主治国、公民权利的强调可以说数不胜数。
如“密提林辩论”，（7）毫无疑问，民主政治是一种发表演说的体制，雅典民主政治却是迄今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最著名、发展最充分的民主政治[6]。
而古代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行是不可能的，甚至到近代“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自从秦代以来，大部分时间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下，由于古代信息传递的不够发达，必然需要中庸的文化和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国家机器，正是这种中庸的文化和思想束缚了科学家的思维的冲动，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冲动后没有较好的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是不能够冲动，而是不敢冲动。
而西方，众多中小国家的存在，也是一种矛盾的存在，矛盾必然会推动进步，矛盾的存在也给科学的冲动产生了保护的机理，同时，有相对意义上的外来文化，给科学上的冲动产生提供了基础。
比如古希腊城邦时代的灿烂文明，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还有西欧近代科学的大力发展，再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齐鸣，两晋南北朝时的张衡和祖冲之父子，而唐代和宋代也是外有豪强的存在，从而促进了辉煌的科学文化。
（4）小结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正是由于基督教教会传播有漏洞的教义，大面积宣扬基督教对世界体系的看法，重要的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可以攻击的，给近代科学产生必须的冲动提供了目标和靶子，西欧教会权利和世俗君主权利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大量中小国家的存在给冲动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保障和免除了部分后顾之忧，甚至提供了部分支持，同时十字军东征带回了古希腊纯为了理论而理论的思想方法，从而直接给科学的冲动带来个原始支持，近代科学便在冲动的基础上诞生了。
而相反的，中国的传统是中庸的，是缺少这一系列条件的。
2·
科学家个人之冲动和中庸
在科学家个人身上，只有在科学中保持冲动，在生活和科学的应用中保持中庸，这个科学家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古往今来无不如此，但是冲动和中庸是很难统一到一个人身上，因此，历史便多了很多悲剧。
（1）创造科学需要冲动摈弃中庸
在科学试验和科学创新时，需要科学家有冲动的闯劲和思考方法，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有许多的科学假说的出现，科学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成为逼近真理的科学，而不是在原地踏步。
如上文提及的古希腊两个科学家的故事，泰列斯关于不结婚的解答，（8）（这点可以设想中国就是由于种种人际关系束缚了科学上的冲动，使人不得不中庸起来）还有柏拉图的“拯救现象”方法。
（9）以及后来哥白尼日心说的创立，伽利略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关于重物下降速度的命题等等，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彻底的对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进行革命，无不体现着冲动的重要性。
洛伦兹为什么走到相对论的门口却又失败？
在课本上的解释是由于他哲学上的弱点。
但是他哲学上有什么弱点呢？
毫无疑问可以看出，他不敢走出他原来的世界，不敢走出他原来的思维体系和方法，这是不足够冲动的表现，如果他足够的冲动之下，敢于否定权威，而不是处处维护现有的权威科学，则结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许，该不朽的，终将不朽；
该湮灭的，终将湮灭！
（2）应用科学和在平时生活中需要中庸远离冲动
科学已经创造出来的情况下，我们对大自然使用科学这武器需要思考些什么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科学创新中的冲动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柏拉图学园存在了近九百年，而墨家学派却在墨子死后不到一百年销声匿迹。
当时柏拉图是在从西西里岛逃回来之后，（10）对生活中的中庸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从而创办了柏拉图学园，自己作为一个政治人员，学会与统治者处理好关系；
可以看出，柏拉图开始的失败，被卖为奴隶，差点死亡，世界差点又少了一颗巨星，正是由于他在生活中的冲动所致，而后来创立柏拉图学园的成功，则恰恰证明了生活中中庸的重要性，而墨子却一直想冲动的应用自己的科学思想，以为天下只要守住便会太平，甚至到死，都一直为之奋斗，再加上后来绝对中庸的儒家思想的流行，以及没有像儒学那样继孔子之后出现孟子那样的大师级的人物，这种单纯的冲动的在生活应用科学的做法是必然会失败的。
再比如日心说与地心说的斗争过程中，在冲动的创造出新的科学理论后，中庸的重要性显得更加明显,哥白尼很聪明的迟迟不肯将《天体运行论》公开出版，在序中写明将他的著作大胆献给教皇保罗三世，（11）以及其中无署名的前言等，无不体现着他在生活中中庸的智慧，如果他不是中庸的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像布鲁诺一样冲动的斗争，可以设想《天体运行论》一定不会流传那么长时间，会立即受到禁止出版发行的惩罚，后来的布鲁诺、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就无缘拜读他的著作了，地心说不知还要统治欧洲多久。
还有后来的伽利略，在我心中，他无疑是中庸的典范，因为他的中庸既使他的观点为世人所知，又免于被教廷残酷的惩罚。
在老师的介绍中，他写《关于托列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以及其隐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新思想，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对教廷给与了无情的嘲讽。
以及后来他承认放弃自己的学说，但听到判决的时候却说：
“无论如何，地球确实在运动啊！
”多么高超的中庸手法，我简直对其拍案叫绝，只要是明眼人，一眼便会看出事情的端倪。
（3）小结
由上可知，一个人要在科学上取得原创性的成就，并使这个成就得以顺利流传，那他就必须在科学中足够冲动，在生活和自己科学的应用中足够中庸，只有足够的冲动，才有创新，只有足够中庸，才能使自己有能力、有资本、有生命去创新。
当然，这种理论并不否定为了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们，他们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值得我们崇敬的，像布鲁诺，虽然由于教会的宣传和教育，当时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并没有掀起波澜，没有给更多的人有机会去接近真理，反而震撼了、吓退了许多科学家接近真理的脚步，但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后来者们发现了前人的足迹，这种迟到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科学也许需要像他那样伟大的献身者，但我觉得更需要在生活中中庸的传播自己思想的科学家，这样才能有更广泛的有识之人认识到科学。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类在两次大规模的残酷的世界大战后，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的来临，我们发表论文和言论的顾虑会少很多，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也需要我们有一定中庸的作风，如果一贯冲动，那不是科学狂人，就是科学废人，因为也许会有人把我们当作疯子。
同时，由于自己的冲动，生活、人际关系等等各方面的压力会打断我们的科学热情。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讲究合作精神的时代，这是一个科学交叉的时代，在科学的应用和科学家的生活中没有中庸思想的指导，无疑，很多创新会毁于寸步之遥。
3·
科学热点话题——科学的应用之冲动中庸论
前文已经讲叙了有关于科学上的探索中的冲动和科学生活中的中庸对于科学发展的关系，同时，对于科学的应用更需要我们以中庸的态度去处理，由于这一点的重要性，且前文论述得不够全面，在这里，我主要就当前较为重要的有关于科学的应用过程中的几个大讨论谈一下本文的看法。
如转基因问题、抗生素问题和中医问题等等（以转基因为例，其他可类比得知）。
（1）转基因问题之冲动中庸论
转基因问题正是由于人类对未知领域存在着警惕性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无论是波普尔的科学革命发展理论也好，库恩的“范式”理论也罢，人类的科学就是在对世界上人类所认知的自然等现象进行解释，相对于其他理论，解释得较为合理，能够说服大部分人，这理论便成为了当时的科学，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燃素说”到“氧气说”无不如此，而转基因科学缺乏足够可靠性的证据。
下面谈一下我对于转基因看法的改变，我学“自然辩证法”之前的观点：
为什么转基因作物不能大量投入使用？
难道就因为它有危险而让非洲几十万人处于饥饿边缘甚至饿死吗？
难道就因为它有可能扩散而限制它的研究吗？
说什么转基因祸害人类，那是因为有人惧怕科学，拒绝探寻未知，拒绝创新，正如当年迈克尔孙认为广义相对论是个“怪物”一样。
学习“自然辩证法”之后的观点：
转基因科学是存在危险性的，我们应该限制它的使用，以防止一系列自然和伦理灾难的出现。
但是这样的话，矛盾产生了，既然它有危险性，那么对于转基因科学的发展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难道我们就不开发转基因技术了吗？
如果开发了转基因技术被滥用了怎么办？
这样，我们可以采用冲动中庸论来解答这些矛盾：
一方面我们要开发转基因技术，要发展转基因科学，并且要足够的冲动，足够的创新，只有足够的冲动才会产生足够的完美，争取能开发可以确信没有或很少危险性较完美的转基因作物；
另一方面，在转基因科学的应用方面要足够的中庸，在没有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开发出可以确信没有或很少危险性的转基因作物前，我们要保守的应用这个新事物，根据当时的形势理智的选用转基因作物，但是，绝不能把这样的保守带到转基因科学的研究中去，因为只有这样，转基因技术才会有真正的发展。
（2）小结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论述得较少，但可以看出，无论转基因也好，还是抗生素、中医也罢，一方面我们在科学上要努力开发新技术，需要我们足够冲动，不能因噎废食，以达到科学上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在科学的应用过程中，我们要足够中庸，以理智、包容的思考和态度去应用这些科学。
4·
结语
本文主要阐述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假说，即关于科学的冲动和中庸，并用这种理论解释了科学史上的一些案例。
我们在科学的创新和探索中，要保持冲动的激情；
在科学的应用和个人的生活中则要保持中庸的作风，即包容、理智化常规化的思考和行动。
由于爆发力、创造力的缺乏，没有冲动的科学、民族和个人是走不到辉煌的前沿的，走不远的，如中国古代的实用科学等；
由于生活中人与自然、国际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没有中庸的科学、民族和个人是走不动的，如罗布泊“大耳朵”中消失的楼兰古城、布鲁诺的牺牲还有很多因此而没能成名的科学狂人等等。
正是因为如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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