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至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自行整理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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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信贷额度；
人名币自动或变相贬值和地产业货币政策等。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
当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发挥财政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作用；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4万亿拉动内需。
国家制定的扩大国内需求等政策，是刺激国内需求的具体措施，目的是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针对扩大内需上采取了十大措施：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
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针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降息措施，央行为何要连续降息？
央行是我国银行金融机构的领导力量，是国家宏观调控重要工具。
降息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企业与居民的作用消失危机，更是为了弥补国际资本撤离或者撤离预期对市场流动性萎缩的反动作用。
央行的连续降息，有利于刺激内需，拉动股市，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更大影响。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通过降息，有利于活跃市场，刺激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针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三个措施：
人民币主动或者变相贬值。
当前，国家政策上对人民币贬值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出口退税率，从而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保护。
这种政策性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性的货币贬值，但出口补贴越多，实际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其它国家居民补贴越多。
这种补贴政策并不能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如果直接采用贬值的措施，即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主动地贬值，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则中国不仅可以抵消美元战略性贬值对外汇的侵蚀作用，还可能因素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移。
鉴于中国国内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三农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对外贬值的压力是现实的。
一旦这种压力与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结合，对外主动贬值的通货膨胀盈余将有利于国家货币政策改革：
即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
总的来看，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宏观经济政府和一揽子计划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及时的、有力的、有效的。
政策实施至今，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经济下滑趋势得到遏制，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7.1%，投资增速持续加快，消费稳定较快增长，国内需求对经济猪呢故障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前7各月，城镇新增就业666万人，城乡居民收入着呢国家，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分别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20%左右；
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比年初下降0.6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1.1%。
虽然这些政策的采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我们不能也不会在不适当的条件下改变政策方向，将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一揽子计划，及时发现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警惕和防范包括通胀在内的各种潜在风险，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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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08年底中央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结构性减税也将成为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
在2009年，新财税政策将如何具体调整实施？
对经济将产生什么影响？
财政政策无疑是短期内防止经济深度下滑最有效的工具，但是必须注意到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本轮经济周期自身特征，政策着力点与1998年应有所不同。
在全国上下全力保增长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只重数量规模，不重质量效益；
重上工程、搞投资，轻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倾向，防止盲目上工程过程中产生新的不良政府债务。
2009年公共支出要更多地向有利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有利于结构调整、促进改革，有利于带动民间社会资本的活力等方面倾斜。
虽然我国财政赤字率整体不高，政策空间尚有余地，但压力也在明显增加，要重在花钱买机制，要加强对政策效果的动态评估，并充分考虑政策效果时滞，避免政策措施出台过于仓促密集。
我国在主动“软着陆”过程中，受到来自外部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波的叠加，造成了2008年三季度以后国民经济的下滑明显加快，原来的一系列尚待观察的“不确定性”在主要的方面变为确定，经济运行中由前一高涨期转入新一轮低迷期，因而宏观政策必须实行重大转变来作出应对。
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决定，十分及时、果断。
展望2009年，国民经济将在继续下行的过程中得到国家扩张性宏观政策向上“托举”的调节，总体的经济运行政策导向鲜明地表现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同时亦应注意促进改革，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的发展、改革结合起来。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作出如下一些展望：
一是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适度扩张，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
2009年的预算安排中，将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增加赤字规模——在这方面我们不论从名义指标来看，还是从实际公共部门负债的综合考量来看，都还具有足够运用的安全空间。
政府“反周期扩张”将在带来市场主体跟进、形成回暖的运行拐点之后，再“功成身退”。
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已有明显转变，财政困难显现，我国财政已进入“过几年紧日子”的新阶段。
二是运用支出政策积极优化结构，区别对待，大力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增加有效供给。
对于与“三农”有关的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交通与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点建设；
贯彻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
支撑改进基本民生的各类事项（就业、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社会保险中的一系列具体事项等>
；
支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工程和投入（重大专项、科技创新与开发等>
以及震灾之后的重建，都会成为加大投入力度的重点。
这些将会以乘数效应扩大内需，改善企业预期，提升经济景气，解除社会成员后顾之忧，消解“矛盾凸显期”的一些突出矛盾。
这种政府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在我国需要长期注重，但在政策扩张期更有条件来加大力度，多办些想办尚未办、或力度应该加大的事情。
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和谐，这种结构性的优化、升级，具有莫大的意义。
三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税制改革，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
这方面已确定的代表性事项，减税首推增值税转型，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更好地使企业积极承担市场投资主体角色，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加快企业技改、升级；
出口退税和房地产有关的税收，也可能会酌情向宽松方向作适当的动态调整。
四是将与多方协同配合，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
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启动的第二年，即在1999年的时候，开始由长期建设国债所筹资金拿出部分财力用于大型企业技改贴息，即是带有政策性金融性质的“四两拨千斤”式调节，资金量至少可放大十倍。
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性融资工具除积极运用贴息外，还可以更加多样化，积极地更多运用BOT、信用担保、政策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经济增长点和创新活动。
此外，在今后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调控的同时，对于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将有所推进。
财政收支增速将明显减缓
受经济增速回落、政策性减收因素的影响，2008年财政收入出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2009年，为了应对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
2009年财政收入将难以保持近年的高增长势头，增幅将明显低于2008年。
尽管2009年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但由于2009年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回落，2009年财政支出增幅将低于2008年。
预计2009年财政政策五大取向为：
1、扩大政府赤字和投资规模，保持投资平稳较快增长；
2、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
3、强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4、加大财政政策结构调节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5、深化财税改革，推进税制结构性调整。
在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明确列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而且，围绕保增长这条主线，推出了一揽子的宏观调控举措。
其中，可归入税收政策系列并将成为2009年中国税收政策主基调的举措，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
鉴于结构性减税的提法相对较新且意义重大，有关它的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仔细说清：
一、如何理解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的核心内容，固然是减税——税负水平的削减，但将“结构性”与“减税”拼装在一起，给减税前缀限定词，从而形成结构性减税的特有概念，显然是有特殊含义的。
其一，有别于全面的减税，结构性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消减。
即是说，它所牵涉的税种，是有选择的，而并非是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税种的税负水平的“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的削减；
它所追求的目的，主要是拉动消费与投资，特别是扩大最终的消费需求，而主要不是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
其二，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结构性减税所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的消减。
即是说，它意在削减的税负水平的量，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大量的；
它所带来的税负水平的下降，是要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的，而不是可以不加掌控、随意突破的。
其三，有别于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结构性减税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
即是说，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在维持实质税负水平大致不变条件下的不同纳税人群体之间税负水平的此增彼减；
它最终实现的净效应，就是税收收入的减少或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下降，而不是在维持税收收入或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大体不变条件下的不同税种收入之间的此增彼减。
二、为什么要实行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提法的形成，有两个特殊的背景。
正是这两个特殊的背景，构成了实行结构性减税的特殊理由。
理由之一：
我们需要减税。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以及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防止经济增长幅度下滑过快过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在目前的条件下，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就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在财政上可以实施的基本举措，无非有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两个线索。
在其中，以减税来扩大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
而且，在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15个年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获得迅速提升的条件下，减税对于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的“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宏观调控决策，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由之二：
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需要优化。
减税，固然是作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需要而实行的一项宏观调控举措，但是，对于它，是不能仅仅当作权宜之计或应急方法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减税必须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不能也不应脱离既有的税制改革方案轨道。
事实上，从2003年后期开始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其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优化现行的税制结构。
比如，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尽快开征财产税并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完善出口退税制度，等等。
将减税的意图与优化税制结构的目标相对接，从而将减税安排落实到具体的税种上，自然要对不同的税种“区别对待”，使“削长”与“补短”相衔接。
三、可以减少哪些税？
那么，根据上述的分析，究竟哪些税种可以进入减税的视野？
迄今为止，政府已经推出并将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继续推出一系列的以减税为主要取向的税制调整举措，但就现实中国税收收入的格局和实行结构性减税的主要目标看，减税的重点，可能要锁定在如下两个税种上：
首先是增值税。
国务院已经确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
生产型和消费型增值税之间的差异，说到底，就是对企业购入固定资产所付出的款项，在计征增值税时，是不计入征税基数从而准予抵扣，还是计入征税基数从而不准予抵扣。
准予抵扣，即是消费型增值税。
不准予抵扣，则是生产型增值税。
前者系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支出免征增值税，它体现着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激励。
后者则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支出照征增值税，它体现着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抑制。
照此看来，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过程，也就是增值税计税基数趋于缩小的过程。
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其最终的效应，就是减税。
作为现实中国的第一大税种，2007年，增值税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44%。
它的调整和变动，无论对于中国现行税制还是对于整个税收收入而言，绝对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因而，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的转型，可说是政府能够拿出的最大的减税动作。
据财政部门估算，这一项减税动作，在2009年，将减少大约1200亿元的税收收入。
当然，对于增值税转型所带来的减税效应不能做绝对的理解。
因为，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增值税，毕竟只是政府推出的一项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激励企业投资的政策安排，这项政策能否产生实际的效应或者其实际的效应有多大，最终还要取决于企业对这项政策安排的反应。
只有企业真的扩大设备投资了，真的着手技术改造了，真的增加投资需求了，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才能真正“落袋为安”——进入企业的腰包。
否则，它便只能是“树林子里的鸟”。
其次是个人所得税。
从2006年1月1日至今，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减税动作主要围绕着两个线索进行。
其一，增加工资薪金所得额扣除标准。
先是由800元提升至1600元，后来又提升至2000元。
其二，减轻进而暂免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税。
按照财政部门的估算，个人所得税的上述减税动作，在2009年，将减少大约460亿元的税收收入。
最近的一段时间，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要求进一步增加工资薪金所得额扣除标准的呼声。
甚至有了提至3000元乃至8000元的具体建议。
然而，综合考虑当前中国的现实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方案，增加工资薪金所得额的扣除标准，似不应成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或减税重心所在。
其基本的理由在于：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工程一共有11个：
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
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
尽管工资薪金所得是个人所得税收入来源的大头儿，占到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0%左右，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工程。
忽略其他的征税工程而仅对工资薪金所得这一征税工程进行调整，显然不能说是全面的改革。
此其一。
现行个人所得税的最大缺憾，是不那么适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一种综合的收入差距，是在加总求和所有来源、所有工程收入的基础上才能计量出来的。
现行的将个人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分别就不同类别征税的办法，固然便于源泉扣缴，不易跑冒滴漏，也能多少起到一些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在缺乏综合所得概念基础上实现的调节，毕竟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是挂一漏万的。
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要实行综合所得税制——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所有的所得综合在一起，一并计税。
此其二。
所以，鉴于“十一五”规划所绘就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已经把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确定为“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并且，从现在起到2018年末，只有不足两年的时间。
抓紧当前这一难得的机遇，通过将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付诸实施，从而在全面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前提下求得中低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的减轻，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路径。
针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政策措施，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4方面的国家宏观经济目的都相关，都会正面影响：
（1>
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
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
（2>
宽松的货币政策。
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
（3>
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
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4>
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5>
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
（6>
促进对外贸易：
（7>
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
以上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
1）宽松的财政政策：
减少税收<
2）促进对外贸易：
3）减少企业负担：
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
5）产业振兴计划.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是降息。
2008年11月下旬做出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降1.08%的举动，是十年来罕见的猛烈的货币政策动作。
政策当局对未来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充分体现出来，但是下降利息的作用还没有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
正如降温的政策需要累积一样，反降温的升温政策要将企业与居民的情绪点燃，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续加温。
因此，市场与政策的博奕过程中，降息的预期仍然会持续，直到经济运行中已经不再因为信用短缺而出现货币信用流失的时候。
当居民和企业对未来预期还不明朗的时候，当大家对货币的需求停留于保证足够的现金流时候，彼此的信用消失就会表现为流动性下降与货币乘数下降的两重吸纳货币的作用，降息的效果因此比较正常经济运行状态会打折。
2008年冬天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降息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企业与居民的作用消失危机，更是为了弥补国际资本撤离或者撤离预期对市场流动性萎缩的反动作用。
在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下，如果说200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美元泛滥的推动的人民币1：
6.5倍以上投放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威胁的从紧举措，2008年冬天开始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反美元回流而出现的6.5:
1通货紧缩威胁,以美元标价的外资流出多少,央行积极向市场“注入”多少。
因此，在降息的同时，放开信贷限制是理所应当的举动。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个大动作放开信贷额度。
从紧政策背景下的信贷额度控制并结合窗口指导，导致了2007年秋天前中国企业流动性紧张。
伴积极财政政策的信贷额度放开，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配套资金的需要，也是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从而防止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导致出现的“枯萎病”。
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费无法短期弥补出口需求短缺遗留下来的缺口，必然反向向上游形成需求萎缩链条，从而出现PPI与PMI的急速下跌，官方公布的PMI在11月出现急跌，就是实体经济信用萎缩后，经理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表现。
因此，为应对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的威胁，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需萎缩，从为生产而生产的第一部类入手，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基建、有色、钢铁、水泥、能源、交通等行业将形成生产需求，这种需求必须有配套资金的支持。
我们预期，从2008年冬天开始的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续的流动资金的支持，这种持续的资金需求，必然随着投资规模因为地方的积极响应而扩大，从而形成对货币信贷额度的冲动性需求。
冲动性需求在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鉴于对经济危机可能形成对经济下滑的威胁，经济下滑将导致失业率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迫使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
当有政府信用做担保时，商业银行将乐于积极合作为政策性工程放贷。
不断扩大的信贷规模，将直接持续地为上游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
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和政策性力量的强力促成下迅速摆脱“危机”的压力，但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和内需不足而迫使经济再次回落，从而形成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效益保证，最终迫使银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收缩信贷。
这种预期的潜代词是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走出一个W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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