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近代的湖南出了这么多英杰是巧合还是必然文档格式.docx

为何近代的湖南出了这么多英杰是巧合还是必然文档格式.docx

《为何近代的湖南出了这么多英杰是巧合还是必然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为何近代的湖南出了这么多英杰是巧合还是必然文档格式.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十年后，邓显鹤在王夫之后人及士人欧阳兆熊帮助下，将当时散落四方的王夫之著作收集刊行，包括左宗棠在内的许多湖南士人参与了这一计划。

王夫之曾因拒不仕清和宣扬反满思想而遭满清封杀，但当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统治稳固，乾隆决定为这些忠于明朝之人——包括武将袁崇焕、史可法，文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恢复名誉，以教育世人忠君爱国，并批评弃明降清的洪承畴等人。

官方还特意点出王夫之在三藩之乱期间对占领衡阳的吴三桂的拒斥。

邓刻版《船山遗书》出版于1841年，到1854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湘潭时，刻板即被当做“异端”烧掉。

但此书出版正当鸦片战争之时，王夫之的“华夷论”点燃了人们心中反对外国侵略之火，而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此前已被魏源等人大加提倡。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湖南士人罗泽南率先提出兴办团练抗击太平军的想法，胡林翼（号润芝，毛泽东受胡林翼影响，改其字为润之）等人响应之。

左宗棠与其邻居郭嵩焘逃到山中，郭嵩焘在山中研读《船山遗书》，效船山解《礼记》，开今文经学之滥觞。

1852年后，郭嵩焘鼓励左宗棠下山投入战局，自己留在山中。

不久，郭嵩焘去参加老友曾国藩母亲的葬礼，彼时曾国藩刚接到朝廷要他帮办团练的通知，但他以要丁忧三年为由拒绝。

郭嵩焘请曾国藩父亲出面，两人合力劝说曾国藩接受了任命。

而郭嵩焘则直到翌年春天才答应出山。

1862年，曾国藩致信老友欧阳兆熊，表示希望重刊《船山遗书》，欧阳兆熊即致信王家，请把王夫之手稿送到安庆的湘军大营。

曾国藩原更望在湖南完成此事，但湖南缺乏好的雕版工匠，安庆则有许多这种人才，1864年7月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刊刻书局移到南京。

在曾国藩挂名主持，欧阳兆熊具体谋划下，1867年，新版《船山遗书》面世，欧阳兆熊以手稿看不清为由（实际上手稿十分清晰），将冒犯满清的字眼以空格代替，实际上，这样做使人可以轻易察觉王夫之的反满心态。

经世致用之学的光大

战争结束后，曾国藩虽然迅速解散湘军、裁湘入淮（从而成就的他的弟子兼幕僚李鸿章），以减轻朝廷对他的猜忌，但湘军的成功，留下一张涵盖三湘四水的关系网，使得即使身居乡里的湖南人，也有了彼此作为湖南人的凭借，创造出一省的集体认同感。

此外，湘军以包括船山学在内的儒家道德伦理建立，实际上使得此种思想也深入人心。

战后，一批在平叛中建立功勋的汉人——多生于平民之家，以湖南人为最多——被朝廷重用；

而曾国藩、左宗棠和郭嵩焘则成了洋务运动——尽管最初推行于沿海而非湖南——的开启者。

1866年，郭嵩焘被革职还乡，修建船山祠，推广船山学。

彼时数十万湘军刚刚回乡，一时间无法容纳如此多解甲归田之士的湖南物价陡增，许多人生活拮据，遂加入哥老会。

尽管哥老会与士绅常常不和，但由于抗击太平天国基督教势力而产生的排外情结使他们紧紧联系，加之历任巡抚畏于湖南人在朝中的影响力，一时使湖南成为十分好斗排外的省份，主张洋务的郭嵩焘也遭到乡人的攻击。

1872年，曾国藩去世，在长沙兴建宏大的曾文正祠时，郭嵩焘利用他与曾家的深厚关系，在该祠里另建一祠供奉王夫之，衡阳县令效法郭嵩焘，于1875年在衡阳重修船山书院。

1874年，郭嵩焘重新被任命为礼部侍郎，翌年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在英国，郭嵩焘接触到了西方的方方面面，记入日记，大加赞许，并与留英学生严复结下情谊，严复后来忆郭嵩焘“唯公负独醒之累”。

1877年，郭嵩焘日记在国内刊行，世人哗然，郭嵩焘旋即被召回，郭嵩焘知道政治形势不利于他，于是不去北京，直奔长沙。

在湖南被千夫所指的郭嵩焘凭借与曾家的友谊，于曾文正祠建校经堂和思贤讲舍讲经世致用之学，推崇湖南四位先贤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以王夫之为地位最高者，曾国藩次之。

船山书院直到1882年依然门可罗雀，这一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捐赠船山书院曾刻版《船山遗书》雕版和大笔现金，1885年，与郭嵩焘交情深厚的彭玉麟为书院搬迁到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东洲村而筹款。

1890年，编纂《湘军志》的王闿运被延请执掌书院，继郭嵩焘之后，王闿运在此重振船山学。

1891年，郭嵩焘去世，王先谦接过了他的担子。

李鸿章上书请为郭嵩焘恢复名誉被驳回。

彼时另一位长沙士人周汉正大规模印刷反基督教思想的小册子（共印了80万份），但他与郭嵩焘的共同点在于，两人都鼓励湖南人联合起来，反抗腐败衰弱的满清朝廷。

在周汉影响下，这一年夏天，长江中下游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排外暴动，英国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处决周汉，张之洞担心杀掉周汉会激起民愤——实际上翌年长沙就爆发了力挺周汉的学生暴动，将周汉软禁在其家乡宁乡。

湖南维新运动

浏阳人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京做官，谭家充当了在京浏阳人的会馆，谭嗣同在此长大，他的三位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和涂启先都是郭嵩焘重振船山学的拥护者。

谭嗣同一再说过：

“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谭嗣同认为，湘军的征战与湖南省内的仇洋心态有直接关系，至少在这点上，他同周汉看法一致。

谭嗣同又和郭嵩焘一样一度鄙夷他的湖南乡党。

1895年，甲午战败沉重打击了包括湖南士人在内的中国士人，谭嗣同认为，作为湖南人，他们肩负延续王夫之绪脉的使命，谭嗣同并进一步阐发王夫之的著作，为维新提供理论资源。

《马关条约》签订后三个月，谭嗣同到浏阳，彼时，出于对周汉式的排外的镇压，清政府派遣了数名与郭嵩焘私交甚笃的洋务派官员入湘，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

陈三立是郭嵩焘的学生，陈寅恪的父亲。

改革措施开始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展开，而文教方面的新政则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士人掌舵。

1897年，王先谦请陈宝箴开设新学堂，陈宝箴乐观其成，取其名为时务学堂，以新设的矿务总局收入作为时务学堂的经费，超越了郭嵩焘时期以食盐专卖所得为经费的做法，指向了这场维新运动的最后目标——本省自治。

学堂延请当时已声名鹊起的梁启超——他是提倡（借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的康有为的学生——为总教习。

彼时，《湘报》这一致力于赢得三教九流而不止文人认同的报纸，其“问答”专栏成为一个活跃的舆论场，问题包括由西方科技至西方政治之荦荦大者，学生杨昌济甚至直接问以下民主制度——统治者与人民共享权力的制度、数位统治者共享权力的制度、有总统或无总统的制度、只有人民掌权的制度，等等等等——哪一种能于中国实行。

谭嗣同引经文回应。

在《湘报》上，谭嗣同甚至有意用“国”来称呼湖南，而梁启超也将湖南人与日本的萨摩、长洲人相提并论（此二藩人士发起了倒幕运动，也是明治维新之最鼎力推动者）。

当时时务学堂常有学生讨论湖南自治，观点相当激进，其中无一人年龄超过三十岁，最年轻者是15岁的蔡锷。

1898年谭嗣同、梁启超等创立的南学会，其“南”字乃是指“训练湖南人民熟悉民主，为南中国其他地方引路”。

谭嗣同再一次埋头《船山遗书》，从中找寻支持湖南自治的语句，唐才常则在课堂上大谈王夫之《黄书》——此书包含王夫之最激进的有关华夷之辨的观点。

到了1896年，谭嗣同——从曾刻版《船山遗书》的空格中——已经萌生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之胜利，无异于支持异族贼寇杀害汉人”的想法。

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应召进京，不久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流亡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伪造父亲谭继洵字迹写下断绝父子关系的信，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慷慨赴死。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士绅立即转向挞伐湖南维新运动，破除其在文教方面的建制（但实业方面的建制基本未受冲击），解散南学会。

陈宝箴被革职，陈三立退隐。

湖南的新地位

谭嗣同密友、流亡日本的毕永年加入了彼时同在日本的孙中山的兴中会——这被视为中国第一个政治党派，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支持下，毕永年、唐才常在1899年末返回湖南，策划湖南自立。

1900年7月，这批人以“国会”为名在上海开会，选出会长容闳、副会长严复，实际负责人为总干事唐才常。

彼时义和团运动及清政府对拳民的支持招致列强侵华，容闳、唐才常欲借机起事，向列强撇清他们与义和团及清政府的关系，但宣言到列强手上之时，拳乱已经平定，海外资金未如期送来，起义被迫延期，遂为张之洞察觉。

张之洞即令处决唐才常等人，毕永年隐居广东，翌年离奇去世。

谭嗣同变法让湖南士人从改良转向革命，而辛丑战败加剧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汉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也是反对改良的代表人物浙江人章太炎——回忆自己在10岁时就已阅读《船山遗书》，从此种下反满种子。

章太炎为曾国藩辩护道，如果曾国藩忠于满人，他为何要刊行反满的《船山遗书》。

章太炎先是指曾国藩意图借此弥补他对同胞犯下的错，后进而指曾国藩与洪秀全都是希望达成推翻满清统治之目标，不过“曾缓而洪急”。

章太炎并进一步阐发王夫之的《黄书》——“黄者，黄种人也”。

1904年，四川人邹容写出反满宣传小册《革命军》，章太炎序，两人被抓进租界监狱，但租界当局拒绝向清政府引渡二人，使二人免于人头落地。

1902年，中日两国的湖南士人创办《游学译编》，主编杨毓麟（曾亲身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后来流亡日本）、杨度（王闿运的得意门生，王闿运基于中国传统本位的哲学，一度极力反对杨度赴日本留学）、黄兴（曾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

1903年，继蔡锷率先在此刊物提出湖南民族主义（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的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的构想后，杨度则提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

此刊所发《湖南自治论》一文也广为流传:

“（湖南）进可战，退可守，矿产富足，岁入余饶，士气坚毅，民风强悍……个人自治至于府县自治，府县自治至于阖省自治。

”如不这样，那么“凭故墟而吊波兰，怅萍踪而怜犹太，是湖南之肖影也。

而杨毓麟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发表的《新湖南》由“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开头，并写道:

“诸君试披《楚宝》……船山平生所著，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如盲者之思视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痿者之思起也……（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魏源），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谭嗣同）直接船山之精神”。

最终推出“以吾湖南为瑞士、古巴，欲新中国，必新湖南……不以条顿之独立性造湖南，而以湖南之独立性造湖南”。

从改良到革命

1903年，黄兴回到长沙，任教于由胡元琰创办、教授新学的明德学堂，与陈天华、宋教仁相识。

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杨毓麟、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反清组织华兴会，他们在1904年的密谋起事因华兴会学生向王先谦告密，而王先谦旋即通报官府而落败。

1905年，黄兴流亡日本，在当时已倾向在中国建立明治式体制的杨度介绍下与孙中山相识。

孙中山此前多次鼓动杨度加入兴中会未果，但黄兴决定将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同盟会。

同在日本、一度是驱逐鞑虏的积极鼓动者的陈天华也倾向于明治式体制，因为他认为，如此能使各省自治的空间最大化。

1905年，陈天华发表立宪请愿书，同盟会员一致挞伐，但宋教仁指陈天华请愿书中所言的湖南自治目标是可取的。

不久后，陈天华彻底放弃湖南利益第一观念，转而支持全国一体革命。

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湾冰冷的海水中蹈海自杀，其《绝命书》敦促汉满和解，又呼吁湖南人团结起来投身中国革命。

五个月后，同盟会员姚洪业（原名姚宏业，后将“宏”改成洪秀全的“洪”）投黄浦江自杀。

湘乡商人禹之谟在同盟会员、明德学堂学生陈家鼎、宁调元协助下，顶住湖南巡抚压力，将二人葬在岳麓山。

禹之谟撰挽联：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首湖南。

烈士竟捐生，双棺得赎湖南罪；

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鞑虏入关，已亡汉族。

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

”毛泽东后来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的一桩事，湖南的民气此时几中狂发飙，激昂至极。

不久，巡抚派兵挖出棺木，禹之谟被处决，临刑前撰联“暂藏丰城剑。

待著羑里书”。

1912年，长沙公祭禹之谟，黄兴撰挽联：

“昔日公葬人，今日人葬公，麓山无恙，好与陈天华、姚宏业诸烈话旧;

世治道殉身，世乱身殉道，鼎镬诚甘，只恨金蓉镜、庄赓良二贼（审讯禹之谟的两人）未诛。

”另有一联:

“真心革命得显戮，假意革命得幸福，竟谁识冠盖京华，都是铁血染就；

抱劫远大之志愿，莫收远大之效果，只赢得抔土麓山，便抱侠骨长埋。

1906年，在胡元琰帮助下逃到日本的陈家鼎、宁调元与杨毓麟创办《洞庭波》杂志，题名来自屈原《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陈天华、姚洪业和屈原一样投水自杀。

陈家鼎作《二十世纪之湖南》:

“屈原以文章唤起国魂，船山以学说提倡民族。

时务则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先声，种界则曾静（因上书雍正谈华夷之别而被杀）、陈天华、姚宏业效死命。

”指出通过兴办（以船山学为核心的）教育，把湖南人塑造为骄傲、独立、自成一体的强大实体。

1907年，宁调元返回湖南，不久被捕，与周汉关在一座监狱中，周汉写条子给宁调元:

“余年六十，一生为虾戏犬欺，不绝灭外来侵凌，余死不甘心。

民国的建立

1907年，湘潭籍御史赵启霖请礼部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郭嵩焘曾于1876年提出王夫之从祀孔庙的请求，把王夫之说成是受冷落的湖南先贤，实际上含蓄地要求朝廷肯定湖南，被驳回），强调此举对维护儒学的作用，礼部同意，并特意强调王夫之是湖南人。

从此，在湖南士人眼中，王夫之集中国民族主义之父、“湖南精神”（经世致用）原型，（湖南自诩的）儒家领袖于一身。

1908年，宋教仁牵头，湖南籍同盟会员响应，欲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以黄兴代之，因黄兴反对而作罢。

（辛亥革命实际领导者是黄兴，而孙中山当时正在美国，得知此事，大吃一惊。

）清朝覆灭后，章太炎曾说:

“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当时南方支持黄兴，北方支持黎元洪，在黄兴、宋教仁主导下，折中人选孙中山出线。

1911年8月，杨毓麟在英国投海自杀，死前致信同在英国的叔祖杨昌济，他已受不了“脑炎”的折磨。

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澧县人蒋翊武为前方总指挥。

（蒋翊武早年与黄兴、宋教仁相识，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因支持孙中山、黄兴二次革命而被杀于广西桂林桂湖之滨，被孙中山称为“辛亥首功”“开国元勋”。

）

清朝覆灭，谭延闿成为首任湖南都督。

刘人熙得到谭延闿的器重，在其支持下将思贤讲舍改建为船山学社。

1913年，鼓吹责任内阁制以企图限制总统袁世凯权力的的国民党（1911年由同盟会改造）党魁宋教仁遇刺身亡，黄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谭延闿（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国民党）响应。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汤芗铭入湘任都督，翌年袁世凯彻底废除各省自治。

刘人熙继续任汤芗铭的顾问，不久获邀进京。

刘人熙向袁世凯建议推崇船山，“以津邹鲁”，在袁世凯支持下，船山学社终得建成。

刘人熙一方面大讲孔孟之道、船山之学，一方面批评袁世凯政府，并提倡兴办教育，开启民智。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湖南群情激愤。

刘人熙辞去顾问职务，创办湖南《大公报》，发文称：

“在湘言湘，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

”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人未尽死》，批评杨度鼓动袁世凯称帝，这样杨度就能当上首相。

1915年12月，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执教的蔡锷宣布护国讨袁，一路势如破竹，程潜在湖南起兵响应。

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号，不久去世。

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不久由谭延闿接任）。

1916年，王夫之后人重修族谱，请与王家交情颇深、执掌船山书院的王闿运（并非王夫之后人）作序，王闿运和王夫之后人谴责将王夫之著作过度政治化——尤其是用来鼓吹湖南自治——的倾向。

这一年，黄兴、蔡锷先后去世，二人葬礼在岳麓山隆重举行，以颂扬他们对建立民国的贡献。

教育的播种

1907年，杨昌济与时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11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刘人熙结识。

1913年，杨昌济自德国返回长沙，婉拒谭延闿邀请他执掌湖南教育司的请求，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

杨昌济主张，中国必须抛弃刘人熙等人捍卫的旧学，主张在发扬船山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以捍卫国家为重，提倡个人的全面发展，并破除彼时贬低曾国藩的看法，将曾国藩和谭嗣同同时树为典范，推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文武兼修”。

1913年，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徐特立到该校任教。

毛泽东离家前作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博览中西群书，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赞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完满无缺”，在冬天仍坚持在湘江游泳，上岳麓山露营，徒步湖南乡间，探访王夫之和曾国藩故居。

毛泽东在长沙各校贴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李立三（二人都曾在1920年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响应。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18年，毛泽东取《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通‘新’）民，在止于至善”之“亲民”，创立新民学社。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翌年1月，北洋政府派张敬尧率军进入湖南，在醴陵杀了上万人，毛泽东出面促成北洋军停火，湖南都督谭延闿与孙中山派来接管湖南的程潜兵败，张敬尧接管湖南，杨昌济赴北大任教，毛泽东同往，在北大任图书管理员。

1919年春，毛泽东回到长沙，任《湘江评论》主编，五四运动之际，毛泽东一面大力宣扬新文化与民主、科学精神，一面也不赞成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而是强调儒家经典的重要性。

到了冬天，张敬尧治下的湖南风声鹤唳，毛泽东前往北京。

翌年，湘籍将领赵恒惕发动兵变，赶走张敬尧，迎回谭延闿。

毛泽东作文章:

“划湖南为桃源……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

1920年，杨昌济去世，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杨昌济之女）回到长沙，创办俄罗斯研究会，谭延闿聘请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

不久，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基础上，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立。

1920年冬，谭延闿邀杜威、罗素等西方著名学者（实际上这是二人首次谋面），以及蔡元培等中国著名学者齐集长沙，众人对湖南自治倾向多有赞许。

同期，谭延闿组织一批学者士绅草拟“湖南宪法”。

不久赵恒惕再次发动兵变，谭延闿下台，赵恒惕继任，为巩固自己地位继续推动自治。

1922年，“湖南宪法”出炉，第一条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美国驻长沙领事将其与加州州宪相提并论。

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回长沙后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邀请零陵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达任校长，普及马克思主义，直到1923年被赵恒惕关停。

城头变换霸王旗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北伐。

1926年，程潜率北伐军进逼长沙，赵恒惕下台。

尔后，程潜所部进兵武汉、挥师南京，唐生智留守湖南，废除《湖南宪法》。

1927年3月，汪精卫嘱当时已是国民党军事部长的谭延闿在一块绸布上写下密令派人交给程潜，要他在南京截留逮捕蒋介石，共产党员林伯渠（临澧人）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但程潜并未同意。

蒋介石乘船到南京，程潜迎接，蒋介石有所察觉，拒绝上岸而直趋上海。

9月，不满蒋介石的唐生智在汪精卫授意下宣布自立，蒋介石派程潜讨伐，唐生智宣布放弃自立，程潜重新掌管湖南。

1927年，湖南军官何键在蒋介石授意下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马日事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8月，以周恩来、朱德（朱德曾在云南讲武堂师从蔡锷，在蔡锷的影响下，朱德阅读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开始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为首的共产党人与北伐军军官贺龙（桑植人，此战后加入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毛泽东与罗荣桓（衡东人）等人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1928年，彭德怀（湘潭人）在平江起义，几路军队在江西井冈山汇合。

1928年，蒋介石为了安抚桂系，任命李宗仁总管湘鄂，以白崇禧、程潜为副，程潜拒绝，被李宗仁软禁。

翌年蒋介石与桂系反目，程潜欲在两方间调停，而何键拥兵自重，逼李宗仁下台。

程潜前往上海，何键执掌湖南。

何键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剿共”策略，处决了杨开慧、蔡和森等大批共产党员，并大力推行“读经尊孔”教育，一时间湖南风声鹤唳。

1934年，红军在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决定长征，在广西兴安至全州一线渡过湘江时，八万多中央红军在渡江后只剩不到三万人，战役后数日，那一段湘江水都显深红色。

湘江战役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重大的考验之一，湘江也因此更多了一层特殊意义。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延安。

在延安，宁乡人刘少奇开始凭借理论方面的建树展露头角。

抗战中的湖南

1936年，何键被蒋介石调离湖南，翌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暂时没有遭到战争波及的长沙成了各地逃难者的庇护所。

1937年末，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抵达长沙，在此暂时休整，长沙彼时便成为敌后抗日宣传的重镇，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由田汉、廖沫沙（两人都是长沙人）主办的《抗战日报》，南开学生黄仁宇（宁乡人）从学校退学，成为《抗战日报》主笔。

1938年10月，《抗战日报》解散，田汉、廖沫沙前往广西桂林，在那里与欧阳予倩（欧阳中鹄之孙、刘人熙外孙）成立剧社，排演抗战主题话剧。

黄仁宇则投笔从戎，日后成为孙立人部队中的一员入缅作战。

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进逼湘北，蒋介石下令实行“坚壁清野”，长沙守将在仓皇中决定服从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于11月13日凌晨在长沙城数点放火。

由于消防队和警察事先被命令撤离，消防车的水箱中也装满汽油。

此时，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日军入侵的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

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熄灭，史称“文夕大火”，与重庆防空洞事件、花园口决堤事件并列为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三大过。

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

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

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

在拥挤和混乱中，三万多人遇难，5.6万栋房屋被焚毁。

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飞抵长沙，严厉斥责当地军政部门失职致使大火失控，翌日，周恩来代表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