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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劳动力供给下降、成本逐步上升

  我国正在同时经历人口结构快速变迁和经济结构逐

  步调整的过程,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阶段性和趋势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减。

  我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显着下降,总和生育率在1969-1971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57,1979-1981年期间为26,1992年以后急剧降至20以下水平,近年来已降到12左右,进入了超低生育率时代。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加速呈现"

老龄化"

趋势,新增劳动力减少,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

  如图2,2019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就逐步趋于下降,并将在未来15年之内持续下降,预计"

十三五"

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以上。

  2019-2019年,我国劳动参与率在081-076,未来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劳动参与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尽管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但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已实现当地非农化,现有农业劳动力又由于年龄结构等原因,难以继续向城市转移,造成了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与无劳动力可转移并存,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二资本边际效率下降

  201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2761亿元,同比增长153,增幅下降4个百分点,增速持续下滑。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28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流入国。

  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已经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但是,我国人均资本占有量较低,资金成本较高,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

  新增1元需要增加的投资,由2019年的29元上升到2019年的43元。

  同时,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与全要素生产率密切相关的设备投资占比从2019年的235降至2019年的194,而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9年占比已达23,导致大量房屋闲置,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缺乏投资意愿,资本边际效率下降。

  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源消耗将保持刚性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耕地数量逐年减少,耕地总量已经开始危及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仅152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人均占有量低;

水资源紧缺,全国23城市缺水;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为2036;

近80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沙化土地占18资源利用效率低,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单位水耗的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

  雾霾天气呈现频发性、全国性态势,有13城市人口居住在劣于二级的空气中。

  地下水超采严重,有近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的饮用水,有9000多万城镇人口集中饮用水源地不达标。

  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

  四创新能力不足

  经过多年追赶式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落差缩小,技术引进消化空间不断压缩,但重要技术受到国外封锁,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在拉大。

  国内很多行业主要还是依靠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价格战争夺国内外市场,总体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

  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我国授权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中,由国外企业持有的约占一半,国内发明专利中有近13被三资企业拥有。

  很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4左右的水平;

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52,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

  创新能力的不足制约经济持续增长,也迟滞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

  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特征

  一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有利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近年来,中国在多双边安全合作中更加积极有为,"

议程设置者"

的角色日益凸显。

  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及印度的军事交流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加。

  推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提出亚洲新安全观,推进与各国的军事互信。

  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还打不起来,使我国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安全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巩固和充分利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与各国经济紧密联系,进一步深化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企业竞争力。

  根据预测,未来两年国家的产出缺口虽然依然为负,但将由2019年的-23,缩减至2019年的-19和2019年的-14美国2019年以来的经济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势头,制造业比重快速提升,就业水平和个人消费稳步增长。

  欧元区国家未来两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处于发展的快车道。

  总体上,我国仍面临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

  我国国际财经话语权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实力的增长,我国不断寻求和深化在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问题中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强化国际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

  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告成立,金砖新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宣布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成功主办峰会,着力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人民币加入,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财经规则制定,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独掌全球金融大权的格局,这些都大大增强我国在国际财经领域的话语权。

  二国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和阻力增加。

  一是来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双重竞争压力。

  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我们面临着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

  新的经贸规则制订处在激烈的利益折冲之中,我们利用原有规则招商引资、促进发展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二是人才竞争压力增加。

  我国长期扮演着"

人才输出国"

的角色,一方面大量海外留学高层次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效果一直不够明显,在国际人才竞争格局中处于劣势。

  三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压力加大。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人均排放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2019年11月,中国和美国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早日达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2019年6月,中国在向联合国提交的"

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中进一步承诺,2030年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比2019年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增长"

天花板"

被量化确定,达成这些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的风险对我国经济发1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本国产品缺乏竞争力,企业"

走出去"

能力和动力不足。

  二是外部需求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受到负面影响。

  三是由于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利于经常项目顺差的资源导向型将减少,由于人力资本、技术和研发落后,服务业将增加,国际收支失衡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四、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及对策建议

  一总体判断

  从短期看,2019-2019年我国经济处于一个经济周期的波谷阶段,经济增速下降,高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衰减,传统要素供给增速放缓,内部需求拉动力减弱,外部需求收缩,多种矛盾聚合。

  工业品价格走低,实体企业盈利减少,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房地产、基础设施、制造业需求增速大幅放缓,投资、出口增速明显回落,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投资边际收益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我国已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

的状态,改革进入攻坚期、步入深水区。

  从中期看,未来5-10年,我国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将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下移,或者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

  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人口老龄化问题将逐步凸显,人口红利效应减弱,我国进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可能性增加。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尚需理顺,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在"

背景下,国民经济供给侧驱动增长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需求侧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结构性矛盾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缓。

  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经济福祉由非均衡性向包容共享型转换。

  随着结构性调整、创新驱动的新动力转换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逐步释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将更健康、更可持续且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化,这些都将为中国经济平稳度过结构性减速阶段提供支撑。

  二政策建议

  1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

  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型反弹,再按照过去的粗放型方式发展,不仅国内条件不允许,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和需求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两手都得抓,但需要根据内外条件变化,分清主次,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五大重点任务"

同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用好用活"

看不见的手"

和"

看得见的手"

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能放给市场的坚决放给市场、而且放到位,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管住管好,发挥作用、见到实效。

  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

  2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降低短期波动的同时,增强长期发展后劲,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发挥各项政策措施的作用。

  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内容,丰富调节手段。

  可以考虑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弥补收支缺口;

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负担;

加大盘活存量和统筹财政资金的力度,把钱用在"

刀刃"

上;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出方式。

  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全面上升,把为企业减负担、降成本作为政策重点,谨防出现经济放缓、企业利润减少但税负增加的"

逆周期"

现象。

  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适时进行预调微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即使在目前价格总水平较低、通货膨胀压力不大、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增加的情况下,也不能放水漫灌。

  要注意把握好调控的"

度"

注重精准滴灌,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防止增加宏观经济的总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找到平衡点。

  3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善民生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要加快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效率为核心,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机制,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

  以增强资源配置功能为导向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地票"

等制度。

  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

  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

  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保险精算平衡。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高供给效率。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着力补短板,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4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要素成本快速提高,利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原有比较优势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加快从要素数量驱动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向创新驱动。

  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

  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

  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5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破解资源环境约束

  破解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促进生态领域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良性互动。

  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坚持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相结合,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进一步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格局,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6积极发展大国外交,增强国际财经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应对经济发展新挑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全力经营新型大国关系。

  继续做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增进沟通和互信,加强在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协作。

  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积极管控分歧,维护大国关系基本面。

  二是以"

亲诚惠容"

理念开展周边外交。

  有效处理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努力将我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力转化为政治和安全影响力。

  展现最大的诚意和耐心,综合运用自身各种优势与资源,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度。

  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落实好"

战略。

  三是拓展全球治理空间。

  深度参与和拓展全球治理,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

利益汇合点"

构建更多"

利益共同体"

增强对相关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治理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1

  [2]国家统计局。

  奋进的四十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3]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等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历史经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劳动力供求、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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