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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
私小说：
1921-1926年间正风靡日本，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
所以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虽受"
的影响，但在开掘自我悲剧的社会根源方面，突破了"
多写身边琐事的局限。
（日本代表作：
1907年，田山花袋《棉被》发表，赤裸裸地暴露自我心灵深处的性苦闷，遂有"
鼻祖之称。
）
理论倡导：
早在1920年，周作人在介绍俄国库普林小说《晚间的来客》时就曾运用了"
抒情诗的小说"
的概念，强调"
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
，并指出"
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19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
在理论上为抒情小说作为新型的文体开辟了道路。
代表流派及作家：
小说领域里将"
表现自我"
的主观性推至极端的，便是以创造社作家为主干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流派（郁达夫、淦女士）。
其他与客观写实的小说叙事相异的，也有少数文学研究会的女作家（庐隐），以及浅草社、沉钟社的作家们（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林如稷等）以及乡土抒情小说家语丝派的废名等。
二、郁达夫与"
抒情小说
（一）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定义及特点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是"
抒情小说，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
创造社的作家从理论到实践都强调小说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尤以郁达夫为代表。
抒情小说定义：
作品中大都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作者不着意于通过人物的性格刻画，以某种思想意识教化读者，而是直接抒发主人公的强烈感情，去打动读者。
这种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
和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
郭沫若把这种小说的美学追求称为"
主情主义"
，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一种全新的样式，也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种新发展。
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还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二）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创作概况
郁达夫（1896-1945）自1921年的处女作小说《银灰色的死》起，到1935年最后一篇小说《出奔》止，共创作近五十篇短、中篇小说，这些带有主观抒情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曾震撼了封建卫道者所固守的旧文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在当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三）独特的创作观念：
《茑萝集》封面郁达夫认为"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
因此他大部分小说都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遭遇、心情。
把郁达夫的小说连起来读，基本上同他的生活轨迹相合。
他曾反复地说明作者的经验"
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
所以郁达夫作品中的叙述人总是用第一人称写"
我"
，即叙述者自己，如《茑萝行》、《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过去》、《迷羊》；
或者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写的仍是自己的化身，称"
他"
（《银灰色的死》）、"
于质夫"
（《沉沦》、《南迁》、《茫茫夜》），甚至古人的名字"
黄仲则"
（《采石矶》）都无不可，但无不染上作者的身影。
但是这种"
小说并不等于自传，郁达夫写小说的目的也不是为自己立传，而只是想"
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
，以求"
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四）郁达夫小说的思想内容：
郁达夫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
1、描写性的苦闷，展现灵与肉的冲突（对女人-色）。
这部分作品多为留日期间写成的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小说。
1921年在他与郭沫若等人组建创造社不久，便以"
创造社丛书"
的名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以上三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
《沉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受到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一些维护旧道统的社会守旧人士的反对。
其中影响最大、最足以代表郁达夫早期小说思想艺术特色的是《沉沦》。
《沉沦》通过对一个在异国留学青年屈辱和苦闷生活的描述，和对他在祖国时学习和生活的回顾，发出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愤懑和控诉，和向旧礼教挑战的个性解放的呼声，字里行间充溢着爱国主义激情。
小说主人公留学日本，处于青春期的他，强烈希望获得同性的友谊和理解以及异性的爱情，但弱国子民的身份却使他倍受歧视和冷遇，他酒醉后，于妓院荒唐一夜失身后，在发出渴望祖国强大的呼唤后，蹈海自杀。
郁达夫小说中每常出现的生活和心灵三部曲--追求合理的人生--合理追求的幻灭--终至沉沦和自戕。
性苦闷产生的原因--近代中日文化冲突中的弱国子民意识。
古代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流传至今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文字都是证明。
近代日本，与中国一样造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
1853年美国人柏利率舰队打开了国门，引发了"
倒幕运动"
，1868年由京都迁都东京，1868-1873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成了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雄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社会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7岁以前的郁达夫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接受的几乎全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
突然跻身于日本文化环境之中，两种有着巨大差异的文化便在年轻的心灵中发生了激烈的冲撞。
这种冲撞是全面的，从灵到肉，从实际生活到社会思想，从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从两性关系到社会生活，等等。
这种冲撞引起了郁达夫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如此年轻的郁达夫是无法理解和承担这由历史和民族造成的剧烈而实际的矛盾痛苦的，也很难找到具体解决的办法，因而这种矛盾和痛苦极易积聚为苦闷，表现出哀伤乃至颓废的色彩。
对于青年郁达夫来说，影响最直接也最强烈的是两性关系的观念。
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以"
严男女之大防"
男女授受不亲"
为训条，这不但能以直接的形式影响到郁达夫的道德观念，而且更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得到传承。
在传统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很守规矩的少年郁达夫几乎不可能养成与同龄异性自由进行交往的习惯，也不可能获得追求异性之爱的起码的知识与能力。
在性本能觉醒后，他又突然落入了性开放程度极高的日本文化环境之中，道德观念与本能欲望的冲突便大大地被强化了。
拘谨、腼腆、畏葸等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习惯妨碍他在异性面前自由地表现自己，但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又使他羡慕、嫉妒能自由交往的日本青年男女。
这里有性压抑带来的苦闷，也有固有道德观念受到摇撼时的惶恐、烦乱和焦急，使其心理发生变态。
这种性的苦闷又是与社会的人生的苦闷交织在一起的。
在古代，日本对汉文化是仰慕的，日本民众对汉民族也怀着自然的仰慕之情。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的这种对先进文化的仰慕已经转向了西方，自身的发展又加强了日本民族的尊严感，于是，便对尚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华民族表现出了潜在的或明显的歧视，而象郁达夫这样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则是这种歧视的直接承受者。
当时，日本人口中的"
支那人"
（CHINA的音译）一词本身便包含着贫穷和愚昧的含义，这使象郁达夫这样的留学青年感到自己在异性面前没有与日本青年平等竞争的权利。
这样，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的苦闷（中华民族的贫穷和落后）便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了。
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意识愈益加强了青春期的性苦闷，而性的苦闷又愈益加强了对民族贫弱状况的自觉意识。
民族贫穷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感到自卑、不能自由地争取异性对自己的爱--性的压抑与性的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愈加痛苦的意识，这是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时所体验到的心灵痛苦，也是地在《沉沦》中艺术地表现了的痛苦体验。
小说的情感爆发点在性，在性爱的要求：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
心"
一副白热的心肠!
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而作品的思想归结点则是祖国的富强：
"
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
你快富起来！
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沉沦》所表现的内心苦闷，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新旧文化交替时期中国知识青年共有的苦闷，因而它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
归国后，承续着《沉沦》自我暴露传统的有《茫茫夜》等作品，但不论其内在热情和社会意义都在无形中有了变化。
《茫茫夜》依然有着自我暴露和社会表现的特定意义，但郁达夫已经跨过了性本能与道德禁忌激烈冲突的青春期苦闷，其性心理自身的典型意义也便无形中降低了。
作品的社会反映也渐趋减弱。
2、描写"
生的苦闷"
，风格趋向自我暴露，形成中国"
零余者"
形象系列。
（对金钱--穷）。
这部分作品多写于作者归国之后，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所面临的已不是两种文化冲突所造成的内心苦闷，这时的自我潦倒感也带上了更多的传统知识分子"
怀才不遇"
的旧情调。
以《零余者》、《茑萝行》（古词排名）及《十一月初三》等为代表。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
有密切关系。
《零余者的日记》是屠格涅夫"
带着热爱"
写成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以一个自称"
的患痨病的破落贵族青年，死前二十天的日记写成。
回顾自己三十岁的短促生涯，唯一有光辉的日子就是与地方官的女儿恋爱，但恋人很快被一个从首都来的青年公爵占据了。
《日记》自叹"
在我这一辈子里，我老是发觉我的位置给人家占去了"
，"
我就像轮子里的松鼠那样打转"
因此这部中篇作品一经问世，"
这个词遂流行于俄国文坛。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多有屠格涅夫笔下零余者的孤独内向，懊恼悲怆的性情。
《零余者》为题的小说，描写了一个"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
的青年的漫步与自省。
生活的困苦使他渴望有钱，并仇视富人的荒淫，但一当有钱，他又觉得玷污了自己的人格，又近乎变态地诅咒金钱，将之放在鞋底践踏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茑萝行》的主人公审视自己生计无着落，婚姻不美满之后，也自怨自艾是"
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
天生卑怯，从小害着自卑狂，在这样的社会上，谅来也没有我的位置了"
《十一月初三》是郁达夫28岁生辰写的。
抒情主人公觉得自己是"
人类中最不幸最孤独的一个"
把自己比喻成失去中心点的剪刀，"
这半边剪刀物件虽是物件，然而因为中心点已经失掉，用处是完全没有的"
这些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是所谓"
，即"
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
他们或者是《沉沦》里由于个性解放（包括性的要求）和爱国情怀的受压抑，以致绝望而麻醉自己、戕害自己的人；
或者如《茑萝行》、《杨梅烧酒》里的人物，原来也希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可社会给予他们的则是经济困窘与政治压迫，最终逼使其有的失望去国，有的颓唐堕落。
3、描写"
社会苦闷"
，展示归国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作品的客观写实性增强，（对职业-愁）。
郁达夫自己也说：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
这里所说的"
社会主义色彩"
，是说这些作品不再纯是个人痛苦的宣泄，同时还反映了下层社会群众的疾苦，表现工对劳动群众的同情。
《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写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和一个烟厂女工同住在贫民区，两人发生交往的一段过程。
女工陈二妹对剥削和妄图侮辱她的资本家及其走狗恨之入骨，为此，她劝阻别人不要买他们厂出产的香烟，而对同她一样贫穷的知识分子
十分同情，当"
因得点稿酬买些食品与她同吃，和因衣履破败只好昼寝夜出漫步的举动，引起她的误解和怀疑时，好言劝慰"
要走正路，勿入邪途，在陈二妹身上存在着中国劳动人民金子一样宝贵的品德。
郁达夫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模式：
在郁达夫（以及前期创造社小说家）的笔下，男主公（常是中国留日学生）在彷徨无路中，总要遭遇一些现代都市里的沦落女子，或为妓女，或旅馆侍女，或酒馆当炉女，显然承袭了中国传统的"
倡优士子"
模式，不免使人联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行》与马致远《青衫泪》等元杂剧。
在郁达夫的代表作《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古代的倡优变成了现代工厂的女工，她不仅仍然常受猥亵，而且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与小说中实际上已沦为都市流浪汉的"
，同是"
无家可归"
当作家写到她以"
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叹着说：
'
唉!
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
时，是有着一种格外动人的力量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千古绝唱被赋予了如此鲜明的"
现代"
意义，而且同样震撼人心。
《薄奠》（1924）反映人力车夫的困苦生活和高贵品质，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
小说中人力车夫辛苦劳作，只为实现一个小小的奋斗目标；
积攒点钱买下辆车，摆脱车厂主对自己的敲诈和盘剥。
但是，在那人吃人的黑暗岁月里，那有穷人的活路，最终落得个抛下妻儿落水而亡的悲惨后果。
他曾为老婆花了点积攒的买车钱买了几尺布为他做衣服，而大吵大闹。
但是，当发现"
偷偷留给他的金表时，误以为是遗落那里，匆匆跑来送表，这一神来之笔，贴切自然地表现出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
共同的社会际遇已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同忧患，互关心，情真谊长，写得通畅自然，读之感人至深。
人力车夫惨死后，"
用仅有的五元钱，制作一辆纸糊的人力车，去祭奠死去的朋友，以酬他生前的夙愿，充满了醇郁的人间情味，令人潸然而涕下。
与上述两篇小说相比较，《过去》以往不太受人重视，但它却是郁达夫小说中最具人生哲理意味的作品。
小说写"
过去与陈家三姊妹都有交往，其中老二泼辣大胆，但对追求她的男青年抱着戏谑玩弄的态度；
也狂热地追求着她，而真正爱着"
的却是性格偏于忧郁的老三。
老三默默地、真挚地爱着"
，而"
却忽略了她的爱。
后来，"
与老二无成，老三也嫁给了一个富商。
三年之后，"
与死了丈夫的老三又重逢于M港市，二人都企图挽回失去的爱情；
但过去的经历却横亘在他们各自的心头，虽经百般努力，也已经无法唤回彼此相爱的情绪了。
小说以"
过去"
为题，给这篇看似平淡无奇的失恋故事罩上了一层深挚的人生苦味。
作品使人们想到，在人生的旅程中，人们是多么容易被一时的现象所眩惑而狂热地追求实际上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东西，却在无意之中忽略了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呵!
是无法挽回的，它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人生道路，并且留给人们以涂抹不掉的人生遗憾。
郁达夫30年代的小说创作--多重矛盾人格的统一
风格即人"
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作家郁达夫，他的思想和行动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也是充满矛盾的。
关心社会人生乃至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追求文学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向往隐逸生活的自然乐趣，几乎是同时存在于郁达夫身上的三种思想趋向。
作为一个文学家，他追求文学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不承认文学的从属地位和对文学独立性的忽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社会人生，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他又时时表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与此同时，由于感情的脆弱，他又经不住各种人生矛盾给他带来的精神打击，于是，他又恋慕传统隐逸文人的隐逸生活，希望在这种生活中获得自我心灵的平静。
显而易见，他的恋慕隐逸生活并不说明他不关心社会人生，而是因为他无法适应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生矛盾。
正因为如此，他也无法在隐逸式的生活中忘却人生，忘却现实生活给他造成的精神痛苦，并且很快便会回到社会人生的矛盾纠葛中来。
郁达夫一生的思想历程，几乎都处在这三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往复不已的循环之中；
而在人生中恋慕隐逸生活、在隐逸时关心社会人生，又是郁达夫思想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郁达夫30年代的小说创作曲折地反映了他的三种思想趋向。
这三种趋向几乎无法以"
时期"
划分，而是彼此错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1、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品。
《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
如果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还大量描写了性的苦闷和生的烦恼，带有20年代郁达夫自我暴露小说的明显特征的话，那么《出奔》则是较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即使放在茅盾的小说中也不会感到彼此难以协调。
小说写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摇，揭露了恶霸地主欺压人民的罪行和腐蚀瓦解革命队伍的阴谋活动。
小说采用了较严格的写实手法，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面貌。
但郁达夫到底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他缺乏茅盾那种明确的历史感受，也没有鲁迅对人的灵魂开掘的深度，因而这类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够成熟。
《她是一个弱女子》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显得杂乱，《出奔》则缺乏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立的恿想特色，因袭着茅盾20年代末期已经描写过的题材，而又不象茅盾那样对实际的革命过程有亲身的体验，因而相对于茅盾的《蚀》来说显得粗疏，缺乏独创性。
2、表现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东梓关》、《飘儿和尚》可作为代表。
这两篇小说同作于1932年，更为精致匀称，沿袭了前期《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以抒情之笔写客观之人的风格特征，文笔优美，具有较浓郁的诗意特征；
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偏于单薄，不具备《沉沦》等小说那样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着对传统道家出世思想和佛家厌世思想的简单因袭，对社会的揭露也停留在名利如云、政治险恶、人生如苦海等一般性的观念上，甚至还流露着对明哲保身、苟且偷生等传统人生观念的赞美之情。
《东梓关》"
二十年来，大局尽变，徐家其他各房，都因为宦途艰险，起落无常之故，现在已大半中落了，可是徐竹园先生的一房，男婚女嫁，还在保持着旧日的兴隆，他的长子，已生下子孙儿，三代见面了。
这种幸福观不能不说是平庸的。
《迟桂花》与《东梓关》、《飘儿和尚》同作于1932年，在表现形式上也与它们极为相似，过去常常被视为一类的作品。
实际上，《迟桂花》因为塑造了迟桂花这个特异的人物形象而与上述两篇小说有了根本的不同，代表着郁达夫小说的另一种倾向。
迟桂花不是在现代都市人生中败下阵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在自然淳朴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
她的生命力没有受到过都市人生的强力摧残，因而她的精神特征不是疲弱无力的，而是昂扬蓬勃的，虽不具有意志强毅的崇高美，但却圆润晶莹，呈现着自然人性的优美。
《迟桂花》代表了郁达夫后期小说的最高艺术成就，与前期的《沉沦》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郁达夫小说的总体特征和总体演化轨迹。
（五）郁达夫小说风格变化的原因：
在《沉沦》时期，郁达夫抱着对人生的童稚幻梦走进人生，但柔弱的心灵难以承担人生的痛苦，生命力和性本能受到压抑，使他有着强烈的苦痛扭泛滥的感情。
形成了《沉沦》的独特风格。
到了《迟桂花》时期，不断的精神打击已经毁灭了他的人生幻梦，他的生命力和性本能要求也不再如青年时的强旺，因而人生的热情减弱，澎湃泛滥的感情渐趋平寂，他开始追求平静的生活和平静的心情。
如果说，前者是抱着人生幸福的幻梦而得不到幸福的痛苦感情的宣泄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他欲求平静而不得平静的内在精神需要的表现。
前者体现着人类对人生的一个终极性要求：
希望人生变得热烈辉煌，希望人性变得直率大胆，希望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感情热烈，如胶似漆；
后者则体现着人类的另一种终极性的人生要求：
希望人生变得轻松自然，希望人性变得自然优美，希望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轻松自如，和平恬静。
这是一个情感丰富而意志力薄弱的人在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旅程中极易发生的情感变迁，因而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统一性和自然的联系。
郁达夫的小说体现了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中的精神历程。
（六）郁达夫"
抒情小说的特点及不足：
郁达夫的小说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趋向，前后期也有一些变化，但作为"
抒情小说，现代小说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却有着鲜明的特征：
1、自我的写真（作品的自叙传性质）。
郁达夫虔信法朗士关于"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这一断言，他的小说大多带有"
的色彩。
在相当多的作品中，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个人出身，经历、个性，气质、教养、人际交游、审美趣味……乃至相貌的投影。
从初期的《沉沦》到《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直至《过去》、《迟桂花》（不论是作品中的他、伊人、还是我、"
老郁"
文朴、于质夫，或是李白时、甚至古代的"
《采石矶》，没有一个不包含作者本人的身影或精神气质。
而第一人称主观叙事的角度，尤为郁达夫所喜用（在他全部50多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就有40来篇）。
这个具有连贯性的抒情主人公，几乎支撑着郁达夫的全部小说。
这是一个以"
自我"
为原型、浸透着作者本人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学形象。
以自我的个人经验、情感生活为单纯的线索，宣泄着一已的情怀，既有卢梭式的自白，也有维特式的自怜、自惭、自卑与自尊、自傲相纠结，构成于时代的"
的心史、情绪史，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展现出独特的风采。
作者深信透过"
心灵的观照，也能折射大千世界。
但并不意味着把文学创作的小说看做是作者的回忆录或自传，看做是作家履历的复写。
郁达夫小说中，"
于世无补"
自卑颓唐的"
的形象，并不能看做只是郁达夫个人的写照，而足称"
时期一大群沾染了"
时代病"
，因而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们的典型。
这一特征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共同主张的"
创作理论的实践。
2、感伤的抒情。
情调偏于低沉，泛滥着颓伤的情感和失意心情的诉述，显现出特有的感伤美、病态美。
郁达夫认为：
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
，并且把"
情调"
二字视为衡量小说优劣高下的主要标准。
以抒情为艺术中轴，他的小说通常都没有完整的情节，更不去经营情节的曲折、紧张，他注重抒发主人公抑郁寡欢、孤独凄清的情怀，坦诚率真地暴露和宣泄人物感伤的、悲观的甚至厌世颓废的心境。
他特别对忧伤的情绪感兴趣。
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都有相通之处，有时似乎不免失之单调，但主人公感情的真挚却无可怀疑。
因此少这种感伤的呼号与叹息赢得了同代青年强烈的共鸣。
作者竭力抒发他主人公的苦闷情怀，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言行，从中揭示出一种"
时期青年知识者生理与心理的病态和变态，又并非展示病态，而是发泄对病态社会的不满与抗议。
指出青年病态的制造者是黑暗的病态社会。
（如《沉沦》的主人公）。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笔下病态人物的命运，又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病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
的重要原因。
《沉沦》主人公自杀前，悲愤疾呼：
祖国呀，祖国!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小说正是这样曲折地表现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
3、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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