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软件企业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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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很多人以为干违法事情的都是企业老板，和广大的普通员工没有关系，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很危险！
在互联网、移动通信高度普及的时代，有无数开发人员在做违法的事情，集中体现在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进行“坑蒙拐骗”。
也许某些欺诈的主意不是开发人员想出来的，但是的确都是开发人员实现的，至少也是帮凶。
有些人做了坏事自己却浑然不知，有些人明知违法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曾经和一个软件公司的开发经理交流，询问该公司的业务流程，这位开发经理滔滔不绝地讲：
我们过去是做系统集成起家的，现在硬件价格很透明，软件价格又很低，每个项目干活很苦很累，赚钱又少。
所以公司转型做短信运营，这个赚钱快。
就是不厌其烦地给客户发短信，靠客户上当来收费。
哈哈，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例如某项短信服务有意不标明价格，不回复表示同意该服务，很多客户会上当的。
现在客户都精明了，轻易不上当，我们又想出了新办法，我们收集了100多万个手机号码，每月随机从10%的手机中扣除5元钱，只有极个别人知道自己的手机少了5元，即使追查到我们也很容易解决问题：
我们客服部对他道歉，给他100元补偿就解决了。
谁会无休止地糾缠5元钱呢！
所以手机号码就是赚钱工具，谁家公司的数据库里手机号码多，赚钱就多。
说白了，我们公司的核心资产就是手机号码，以及点子，要不停地想出新点子。
你说这个公司只有老板在违法呢，还是集体都在违法？
一年365天，请问你哪一天没有收到诈骗短信、电话、邮件？
你可知道这些事情大多是软件开发人员做出来的啊。
有些无知的人认为利用互联网、手机进行诈骗是高科技，还挺向往的。
这根本不是高科技，只是把雕虫小技用在邪路上，这样的人即使不坐牢，也一生一事无成，浪费生命。
企业违法行为可分两类：
“主动违法”和“被迫违法”。
“主动违法”是指企业主动干“违法赚钱”的事情（不是被别人逼迫的）。
我想告诫同行：
不管你身处什么职位，主动违法赚钱的念头，想都不应该想，更别说去做。
企业领导要注意本企业的各个运营环节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一旦发现要马上制止。
不要以为坏事不是我干的，和我无关。
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用“伤天害理”评价都不过分。
那些“涉毒”企业的领导，不乏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过去个个道貌岸然，形象髙尚。
事发之后，每个人都争着向社会道歉，但都说自己事先不知情，就如冋陈水扁说不知道自家人是巨贪那样。
可是老百姓已经认为他们也是大坏蛋了。
当企业走上长长的邪路之后，他们自己已经控制不住了，或者大痛后洗心革面，或者倒闭。
还有一类违法行为叫“被迫违法”，听起来很怪异，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例如很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企业无可奈何，只好送钱消灾（严格地讲是违法行为），否则企业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例如，中国合湾的陈水扁经常“藉势籍端”让大批企业家给自家送钱。
据吴淑珍公布的清单，其中中国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送了一亿元新台币。
王永庆在中国台湾的地位、名望如此之高，号称“经营之神”，难道还有人敢欺负他？
有！
陈水扁可以合法地敲诈他。
陈水扁曾热情洋溢地点名“邀请”王永庆来“共同经
营”中国台湾高铁（他在没有和王永庆商议之前就发布了新闻）。
中国台湾高铁巨亏了上千亿元新台币，谁都知道“共同经营”不是“荣耀”而是“陷阱”。
所以王永庆只好花钱消灾，送给陈水扁一亿元新台币，说：
“我老啦，干不动了，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吧。
”
在不伤害社会大众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企业遭受更多的损失，企业被迫做违法的事情，这种情况如今仍然普遍存在。
“被迫违法”虽然情有可原，但毕竟是违法行为，不仅有法律风险，而且会扭曲企业人员的价值观，对企业而言是慢性中毒。
怎么办？
一方面，政府有责任健全法制，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企业要寻找对策，我见过某些企业这样处理此类事情：
找来信得过的第三方公司，每年支付一定的报酬，凡是阴暗的事情，全部让第三方公司去做，和本公司完全隔离。
既让本公司无法律风险，又让本公司人员远离是非，专注于事业。
这种方法恐怕也是在无计可施时逼出来的对策。
1.1.2内涵之二：
赚取合理利润
企业的销售收人扣除成本、扣除税金等之后，剩余的钱才是利润。
利润对于企业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有了利润，企业才能存活和发展；
员工才有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企业和个人才能纳税，国家有了税收才能搞建设，才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
正常情况下，只要企业合法地经营，它获取的利润越多，那么它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数国企曾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之后，曾经功德无量的国企逐步沦落为国家的包袱。
人们给国企强加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国企不仅包揽了职工们的“吃喝拉撒睡”，甚至还要建子弟学校、治病救人、养老送终等。
社会义务榨干了企业的利润和活力，企业焉有不垮之理！
企业的主要使命是“合法赚钱”，而不是救国救民，无论大企业还是小商贩都一样。
企业改革的目的就是让企业回到合法赚钱这个正道上来。
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之下：
企业生产和销售产品，消费者购买产品。
产品的销售价格肯定要高于产品的成本价格。
只有当企业的销售收入高于经营成本时，企业才能赚到利润。
这种模式下，企业的盈亏很容易明白。
自从互联网普及后，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模式让大多数人看不懂。
互联网公司不断烧钱，为用户提供免费服务，不断亏损的公司竟然有高得离谱的市值。
让大部分老百姓看不懂、想不通。
.
看不懂、想不通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知：
不管企业宣扬的盈利模式有多么好，只有在它倒闭之前能够赚到让投资者满意的利润，才是好的盈利模式。
事实证明，大部分烧钱的公司都没有活到赚钱的那一天。
企业销售收人的总和称为“销售额”。
注意，销售额并不是企业自己的钱（即利润），销售额髙也不意味着利润高。
销售额减去成本和税金后才是利润，当成本和税金高于销售额时，企业的利润为负，即亏损。
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连续很多年都是汽车销售额最大的公司，但是连续多年亏损，终于在2009年破产重组了。
只是销售额高有什么用？
显然，企业应当追求利润而不是销售额。
只有当企业管理水平比较高时，才能保证销售额的增加高于成本的增加，即利润增加，这种情况下努力增加销售额才有意义。
为什么很多企业很在乎销售额呢？
甚至有些财富排行榜就是以销售额大小来排行的。
销售额象征着企业在其业务领域的影响力，通俗地说，“销售额是面子，利润是里子”。
世界各国都有喜好面子工程的毛病。
典型例子是“GDP及其增长率”。
GDP也是销售额的概念，GDP里面包含了极高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例如污染、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等。
GDP减去资源和环境成本，叫“绿色GDP”，是社会净收益（即利润）。
我国的“GDP及其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绿色GDP”是正是负还未可知。
一些官员们喜好用GDP来彰显政绩，但是老百姓希望用“绿色GDP”来衡量社会收益（我万分渴望后者）。
企业赚取更多利润的主要手段有两种：
“开源”和“节流”。
如果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断增加，那么企业要增加投人，生产更多的产品，努力卖出更多的产品。
当“销售额的增量”高于“成本的增量”时，那么企业会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策略叫“开源”。
如果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再增加，甚至减少了，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要再扩大产值（否则严重滞销导致亏损），而是要努力减少成本。
当“成本的减量”高于“销售额的减量”时，企业也会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策略叫“节流”。
'
虽然难以精确界定什么是“合理利润”，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合理利润”是维系商业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石。
狭义地讲，“合理利润”意味着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双方都觉得“值”，这叫双贏。
广义地讲，应当让商业过程的所有参与者（包括材料供应商、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投资者）都有利可图，大家都觉得值，这叫多贏。
人们都有追求更高利润的天性（谁不想多赚点钱），如果超过了“合理”限度，追逐单方面的“利润极大化”，必然会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最终伤害到自己。
当卖方是强势、买方是弱势时，若卖方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把价格提高到买方“忍无可忍、必须要忍”的地步。
例如泡沫化的房地产业，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咬牙切齿地买房，买了之后就成为房奴。
不仅老百姓痛苦，而且由于社会大部分财富都投在房地产上了，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当卖方是弱势、买方是强势时，若买方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使劲砍价，把价格砍到卖方“忍无可忍、必须要忍”的地步。
例如，农民是弱势群体，当农产品的价格低到无利可图时，农民就放弃务农。
有一阵子农民都不养猪了，导致猪肉价格飞涨，人心惶惶，政府赶紧救火。
等到农民大量养猪时，猪肉价格又使劲下跌，又打击了农民，受伤的总是农民。
如果农产品没有稳定合理的利润，就会影响农业发展，大到影响社会安定。
如果某个企业的利润太高，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就会招来太多的竞争者，结果很快会进人价格战，好日子很短暂，这对企业没有好处。
如果利润太高却没有引来竞争者，这意味着垄断，要么受法律制裁，要么招致社会大众的仇恨，企业也会惹祸上身。
企业赚取合理的利润，而不追求利润极大化，更不能唯利是图，这既是企业“平常心和良心”的体现，也是“健康长久地发展”的战略体现。
1.1.3内涵之三：
整体利益最大化
“同甘共苦”是中华民族倡导的团队精神。
可是人们通常在创业初期“共苦”，企业盈
利之后就很难“同甘”。
当企业所有人员不再为“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奋斗时，意味着企业出现了内耗。
内耗的杀伤力比“外患”还要严重。
总有一些人不断地制造问题，而另一些人忙碌地解决问题，本该用于发展企业的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企业从此走下坡路。
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状况有下列几种。
一、个人利益高于企业整体利益
不可否认，人类有自私的天性，适当的自私是正常现象。
但如果个人利益高于企业整体利益，那么企业整体将被损毁。
中国古人总结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成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个人利益是“毛”，企业整体利益是“皮”。
企业千万要注意，不能让过于自私的人身居领导岗位，因为这种人最有可能干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只要我在位时多赚钱，我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把风险和灾难留给别人或后人。
典型例子是美国华尔街金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和高管，他们拿着天价薪酬，制造了金融危机，害了社会，整倒了公司，自己却发大财了，拍拍屁股走人。
这些人号称“精英人才”，世界各国正乘着华尔街破败之际去“抄人才”，当心你抄来的不是精英，而是“人渣”。
二、局部利益高于企业整体利益
企业各部门的职能不同，因此薪酬和业绩考核的方式也不同。
企业天然存在“跨部门合作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滋生了“局部利益高于整体利益”的现象。
当遇到好处时，大家争着要；
可一旦发生问题、遇到麻烦，部门之间就会相互抱怨、推倭责任。
例如，营销部门的收益通常和销售额成正比，销售额越高，营销部门的提成也越多。
可见提高销售额对营销部门和个人都有利，他们就会朝有利于营销部门的方向努力，经常做出以下事情：
（1）为了能够顺利地让客户签订采购合同，客户提出的需求统统答应，反正不是营销部门自己开发，那是开发部门的事情。
签订合同之后，开发部门被客户不合理的、多变的需求累死，结果进度不断延误，质量很差，公司的成本越来越高，损害了企业的整体利益。
（2）为了增加销售额，什么开发合同都敢接，导致开发部门有限的精力被分散到多个领域，疲于奔命，结果哪个领域的开发都做不好，最终损害了企业的整体利益。
三、个人兴趣高于企业整体利益
IT企业绝大多数人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知识技能比传统行业髙得多。
但是学问越深、技术水平越高的人，往往有个通病：
他们追求先进的技术，追求完美，但是不关心企业效益。
企业的技术骨干，往往“智商很高，但商业智慧不高”。
这些人经常钻牛角尖，把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至于是否为企业创造了效益，他们不关心。
公司领导还不敢批评他们。
我本人以前也有这样的毛病。
我曾在上海贝尔有限公司从事流程改进工作，带领6个研究人员花了一年多时间，兴冲冲地写了全公司“最完善”的软件研发管理流程。
该流程有1000多页纸，正常人都懒得看，即使看了也很快忘了，这个流程由于太复杂而无法实施，价值几乎为零。
我在该公司工作近4年，写了无数理想化的流程，几乎都没有用起来。
我把自己磨炼成了名气不小的研发管理专家，但是没有为该公司创造效益，典型的“个人兴趣高于企业整体利益”，我很对不起这家公司。
四、不作为
人在其位，不谋其事，非常可恶。
他们不愿、不敢承担职责范围内的责任，干什么事情都说“我们要研究研究”，结果啥事也做不成。
“不作为”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一些在国企和事业单位里混日子的人就抱有这种心态。
“不作为”的人对企业最大的危害是“不仅自己无业绩，甚至耽误了企业正常运营，害了企业”。
为了避免出现“不作为”现象，企业应当宣扬：
在任何工作岗位，无功便是过。
五、投资方之间争权夺利
如果一家企业有多个旗鼓相当的投资方，投资方之间争权夺利，将使企业永无宁日。
中国合资企业的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十年前，杭州娃哈哈和法国达能的联姻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典范。
2007年这对“夫妻”终于撕破脸皮，大打出手，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
娃哈哈老板宗庆后受邀到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诉苦。
主持人总结说：
“看来娃哈哈和达能结婚这么多年，两口子一直都是同床异梦啊”。
嘉宾们哈哈大笑，主持人为自己的精辟总结而颇为得意，没有想到宗庆后一点儿都不给面子：
“你说错了，我们不是同床异梦，而是根本就没有同床过！
”。
这回集体爆笑。
我曾经在上海最大的电信合资企业“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工作。
2002年之前，中方绝对控股，公司很少有内乱。
2002年之后，阿尔卡特（外方）占“50%+1股”，老上海贝尔（中方）占“50%-1股”。
阿尔卡特人员想尽办法控制公司的重要职位和决策，老上海贝尔人员则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阵地，双方的精力大半用在内耗上了。
我曾听一些老上海贝尔的同事叹息：
“鬼子太坏了，咱们斗不过。
办公司最好是独资，不要搞不伦不类的合资。
如果非得要合资，最好只有一个老大，小弟弟跟班就行了，彻底死心不要争了。
”.
小结：
我访谈过数百家IT企业，发现90%以上企业在“用人、做事方面”发生了“违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现象。
但是很多企业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和严重性，总以为员工们的素质不'
够好和工作经验不足。
我要强调说明：
如果企业全员不能围绕“整体利益最大化”开展工作，其后果是：
企业停滞不前，然后走向衰败，最后倒闭。
举更大的例子来说明“违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危害性。
在解放战争年代，解放军无数次打败“财力和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重重，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全局利益，最终导致全军覆灭。
企业、军队无不如此啊！
我总结的上述五种“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现象，国内企业普遍存在。
人类有自私的天性，靠自觉来杜绝自私是很难的。
企业一定要有“鲜明的制度和文化”，防止人们做出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事情。
要让全员明白，只有优先让企业整体获益了，个人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益。
一些对策
（1）如果发现公司里某些人很自私，那么尽可能不要让他担任领导职位，使其自私的影响范围最小。
如果最自私的人是公司老板，那么你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公司”。
（2）为了预防营销部门签订不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客户采购合同，一定要改进提成制度。
只有当公司拿到合同款之后，才算营销人员的业绩，再依据“毛利”而非“销售额”来计算销售提成。
这样营销人员自己就会谨慎地对待合同条款，否则如果开发部门做不好项目，客户不付款，营销人员自己就拿不到钱。
（3）对于喜好钻牛角尖的技术人员，公司领导一定要给他们灌输商业理念，要让他们明白公司不是学术机构，更不是慈善机构，不能为公司创造效益的技术，对公司而言就一文不值。
（4）对于“不作为”的人员，要么降级，要么辞退。
（5）尽可能不要出现几个旗鼓相当的投资方或者公司领导，否则争权夺利就开演了。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大部分公司的管理层最好只有一个“乾纲独断”的人。
如果某些机构的牛人太多，一定要设法分流，不要挤在一个地方。
1.1.4内涵之四：
健康长久地发展
对于和平年代的绝大多数正常人而言，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健康长寿”，而不是使劲赚钱。
正常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会把“健康和寿命”放在第一位。
如果在“命”和“钱”之间只能选择一个，革命分子和恐怖分子除外，你选什么？
这是无需解释就明白的事情。
同样道理，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健康长久地发展”，比“赚钱”重要得多。
企业领导人的主要使命是：
使企业活下来，并且使企业健康长久地发展。
“健康长久”意味着要“细水长流”而不要“大起大落”，重“稳健”而非“冒进”。
领导人只有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健康长久”，要时刻用心呵护，才能维系“健康长久”。
当他离开企业之后，他的接班人也会以相同的方式用心呵护企业。
人似流动的水，企业是铁打的营盘，长久地存在。
这样的企业，对于投资者，对于员工，对于社会大众都有极大的好处。
能够使企业健康长久地发展的领导人，才称得上是“企业家”。
这个“家”字责任重大啊，世上哪个家长都不会干出让孩子夭折的事情！
遗憾的是，很多企业的领导人只是“经理人”而非“企业家”，他们只把企业当作赚钱的机器：
只关心自己在位时多多地赚钱，我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企业领导人要时刻用心对待企业，不仅要关心“企业应该做什么”，还要警惕“企业不该做什么”。
多数企业往往死在“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上，前功尽弃。
例如，曾经是中国驰名品牌的三鹿公司，干了一件坏事（毒奶粉），就很快倒闭，连带董事长被判无期徒刑，“三鹿”品牌成了贬义词。
总结一些“企业不该做”的事情，用于参考和警示：
（1）主动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被迫违法的事情要切割。
（2）虽然不违法，但是缺德、伤害社会大众的事情不能做。
例如伤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暴力恶俗游戏，它们犹如精神毒品，为天下父母最痛恨。
这样的游戏公司赚钱越多，罪孽就越重。
（3）伤害企业品牌的事情不能做。
例如恶俗广告，如果消费者认为你很恶俗，将来你改变形象就很困难。
品牌一旦受到污染，后面洗刷干净的代价会非常高。
（4）承受不了失败的事情不能做，力不从心的事情不能做。
这是警告人们不要过度贪婪。
（5）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事情不能做。
（6）有损于“买方、卖方、投资方、合作伙伴”利益的事情不能做。
因为你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别人就会报复你，最终害了自己。
（7）破坏商业环境的事情不能做（例如扰乱商业秩序、攻击竞争对手等）。
因为没人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独善其身”。
1.2企业道德
1.2.1企业需要道德约束
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只是要求企业“守法”，甚至不要求、也无法要求“守德”。
众所周知，烟草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烟草公司赚钱越多，表明烟民受害越深。
从道德上讲，拯救广大烟民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政府封杀所有的烟草公司。
但是全世界的政府都不会出于道德而封杀烟草公司，因为烟草公司没有犯法，并且给政府缴纳了巨额利税。
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互利的合作关系：
政府应该为守法的企业提供服务，而不该干扰企业，企业付给政府的服务费就是税收。
既然有了法律约束，为什么还要道德约束？
理由如下：
（1）以“不犯法”为道德底线，这个要求也太低了。
很多事情不属于犯法，但会伤害社会（例如误导消费者的广告、劣质产品等），让社会大众痛恨。
（2）等到干坏事的人犯法了，再把他抓起来，惩罚他，已经太晚了。
最好能够预防人们干坏事，不要让坏事积累到犯法的程度，这样对社会伤害最小。
道德不能取代法律，法律也不能取代道德。
自古以来，社会既需要法治，也需要道德约束。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实现法治，国力蒸蒸日上，最终一统天下。
但是秦帝国灭亡也最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有法治、没有德治。
对付坏人靠法治，但管理人民还需要德治。
战国时期最完善的德治是儒家学说，儒家的仁义道德是维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好方法，但是秦始皇却“焚书坑儒”。
秦朝几件民不聊生的大‘事例如修长城，修皇陵都不违法（法律是皇帝自己定的，怎么会违法），但是失德、失人心，老百姓被逼造反了，导致秦朝灭亡。
明朝也实行严刑峻法，昏庸的皇帝很多，杀了很多进谏的言官。
但是言官都不怕死，因为言官有道德支撐，批评皇帝和朝政是道德所提倡的，他们以死谏为荣，前赴后继。
可见道德的力量有多大。
道德比法律管得广，而且人人可管（不限于执法人员）。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良好的企业道德可以预防企业干坏事，对企业健康长久地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2.2理解企业道德
法律是全国标准化的，具有强制力。
每个法律条款都写得清清楚楚，可以鉴定是否违法。
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道德无法标准化，你可以说某人道德高或道德低，但是无法定义什么是髙、什么是低。
道德不具有强制力，不能让执法人员把他认为道德低的人抓起来。
道德标准定得太高或者太低，都不利于管理。
如果以周恩来那么高的道德水准来考量政府官员，那么大部分人要被开除，政府组建不起来了。
如果以陈水扁那么低的道德水准来考量政府官员，那么会招致贪官污吏成灾，社会瘫痪了。
我们根据做人的常识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来探讨企业道德，可以总结一些行之有效的“企业道德”，并且遵循之，推行之。
一、企业必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再从社会增值中获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企业只有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才能使社会不断增值。
企业再从社会增值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自己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很容易理解“投资和投机”的区别。
投资是先让社会增值后再使自己获益，而投机是把别人的钱赚到自己的口袋里。
例如教育是投资行为，赌博是投机行为。
企业是人的集合，不是禽兽的集合。
企业不能做有损于社会公益的事业，这是做人起码的良知。
但令人遗憾的是，IT行业有不少缺德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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