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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百年，英、法、日、美、俄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致使国都三次沦陷。
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0—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
仅从1840年至1919年的近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10多次。
侵华战争的参与国之多，历时之长，频率之高，危害之重，世界罕见。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的军事侵略，通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列强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甚至企图瓜分全中国。
外国侵略者还屠杀了大批中国人，如旅顺大屠杀等。
这些自称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本性。
其次，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每一次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此割占中国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
仅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就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列强割走香港、台湾，“租借”澳门，侵夺、蚕食了大片国土。
仅仅百年，便有18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侵占，分别相当于3个法国、5个德国、7个英国的面积。
其间，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1100多项条约、章程，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各个方面。
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
俄国控制了长城以北，英国控制了长江流域，法国控制了两广和云南，德国控制了山东半岛，日本控制了辽东、台湾和福建，祖国的大好河山，就这样任人宰割，四分五裂。
谭嗣同声泪俱下地高呼：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第三，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
如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朝地方政府缴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银元），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银元）。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各得800万两白银的赔款。
甲午战争后，日本共从中国获得2.315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年收入的4.5倍。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额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以及各省的地方赔款，本息合计达近10亿两之巨。
至少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受过如此频繁、惨重的战争伤害？
又有哪个国家在支付了自己年收入3倍乃至12倍的赔款后，还能指望得到发展？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邹容：
《有感》）国家一旦失去主权，人民的生命与尊严也就没有了保障。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侵略者自己承认，他们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这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践踏文明的野蛮本性。
（2）政治控制。
首先，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逐步实现的。
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投降派贵族大臣，如琦善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才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
《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
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驻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一步步成为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其次，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列强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
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们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对义和团运动更是进行了残酷镇压。
英军血洗定海、镇江，日军对旅顺屠城，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赶尽杀绝，沙基惨案、五卅惨案、济南惨案，以及那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可以说，为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侵略者进行了最为野蛮的持续杀戮。
“东亚病夫”，这就是洋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猪仔”，这就是对被骗卖到海外华侨的蔑称！
爱国诗人丘逢甲曾经愤怒地指出：
“英之在香港，以狗与华人并论；
俄之在旅大，则人与牛马同税”。
在旧上海外滩公园，则设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
在殖民者眼中，中国人就是牛马猪狗，甚至不如，否则，怎么可能使出扫射、枪刺、挖心等高达170余种的虐杀手法？
第三，扶植并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资本——帝国主义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
到清末民初又支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并扶植各派系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和进行混战。
这些人曾都是列强扶植的对象。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系、皖系、奉系和若干小派系，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3）经济掠夺。
首先，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在那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
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其次，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
列强通过《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
海关税则》、《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逐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1898年，中国海关关税作为外国借款抵押担保，用于赔款。
甲午战争后，税收抵押由海关关税扩大到内地的消费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全部关税和盐税。
第三，实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对中国开展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经济侵略，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来源地。
甲午战争后，随着世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大量工厂，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在炮舰掩盖下疯狂掠夺。
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疯狂地增长，由20世纪初的1509.3百万美元，发展到1930年的3487.6百万美元，1936年的4285.4百万美元，1941年的9161.8百万美元，27年中增长了5.07倍。
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收入是它投资的10.6倍，换句话说，利润高达2120%。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不只是一种资本输入制度，而且是一种资本掠取制度，具有双重的超经济剥削性质。
第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开采煤矿，控制交通运输，强迫清政府举借外债偿付战争赔款，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形成了垄断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并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
比如，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拥有雄厚的实力，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中国设立了上万家洋行和贸易公司（1930年为8297家），控制了中国90%的进出口贸易。
把持的铁路达到92%。
“以借贷形式控制中国，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种重要手段”。
1898—1911年间，清政府借外债110项，外债累计超过12亿银两。
借贷附有极其苛刻的条件，具有极大的掠夺性和奴役性。
利息很高，折扣很大，以关盐税作担保。
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等于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借贷成为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内政和束缚中国人民的锁链。
（4）文化渗透。
首先，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
19世纪60—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
他们在中国创办报刊，反映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
此外，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企图美化侵略，麻醉中国人民。
但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列强的侵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其次，侵略者还装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
侵略者在血腥征服的同时，还要装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
这里要提到福泽谕吉，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其肖像一直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纸币上。
甲午战争期间，他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声称日军是为中国的“文明开化”而战，为中国四百余州“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
中国人“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
”尔后，他又发表文章，鼓吹日军必须加紧进攻中国，“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
”“文明”、“蹂躏”、“亡国”——应该“感谢”福泽谕吉，能将问题讲得如此直白。
在侵略过程中，殖民主义者确曾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设学校，进行了许多似乎“文明”的“建设”；
中国人出于救亡的需要和对文明的期盼，也曾长期以西方为师，开启并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同为“建设”，二者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命运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
“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771—772页）
第三，侵略者公开抢劫摧毁华夏文明。
渗透不成，于是乎，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
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古老的华夏文明濒临灭亡的边缘。
英法军队对圆明园劫掠后的焚毁，八国联军对五代帝都北京的洗劫，西北流沙古道上“探险家”们对文物的盗骗……据不完全统计，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的珍贵文物不下百万件。
公开的劫掠伴之以无形的摧残。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
“有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万园之园），一个进行洗劫，一个放火焚烧。
”“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则叫做英格兰”。
是的，强盗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殖民者借助传教、办学、出版等方式，传播奴化思想，消解民族精神。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声称：
“我们的学校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要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
日军“笔部队”成员更是公开叫嚣：
“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
”正是在刀剑的威逼下，沦陷区人民被剥夺了学习母语的权利，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其他方式，进一步对中国进行野蛮残暴的侵略和掠夺，占领并瓜分中国领土，勒索赔款，在中国驻兵，取得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特权。
由此，中国一步一步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的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割地并丧失大量主权，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爱珲条约》等第二批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同时中国经济也日益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这样，中国经济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
同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危机。
1883—1885年中法战争，民族危机逐渐加深。
1895年4月，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发展到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并走向联合，利益趋向一致。
中国丧失大量土地和主权，付出巨额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1年9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强迫清政府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国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2、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
（1）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人民饱受灾难。
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掌握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同时支持和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它们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使中国陷入丧权辱国的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变为一个任人宰割、主权丧失的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从一个生产总量趋前的国家，变成一个丰富资源和财富被任意侵占随意掠夺、生产停滞、极为贫穷落后的国家；
中国从一个过去受封建主义一重压迫剥削的国家，变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大山剥削压迫、社会混乱、灾难频繁、人民遭受多重苦难、大量人口在贫困饥饿中死去的国家。
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极其悲惨的历史，一部屈辱的历史，一部灾难史，一部血泪史。
帝国主义不仅采取采取资本输出、占有资源等传统剥削方式，而且采取了抢劫、强迫借款、战争赔款等对中国特有的极其残暴的恶毒的少见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
他们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与泪。
比如，抢劫。
1839年，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走私鸦片，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就训令英国海军“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用以保证中国政府答应提出来的要求”。
1840年6月，英军舰艇侵入中国定海，英国水兵成群结队地到处洗劫，见什么抢什么，“稍或抵抗，即被剑击枪打”。
到达广州，“打破门扇，抢夺耕牛，搜索衣物，侮辱妇女，挖掘坟墓，祸及枯骨”。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丧心病狂地火烧圆明园。
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烧杀掠夺，无恶不作。
仅在天津长芦盐场一处，就被日军抢走纹银200多万两，随后又遭美俄英法军队的洗劫。
俄军从造币厂抢走几百吨存银。
法国主教樊国梁一人抢走价值100万两的财物。
比如，赔款。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反过来进行敲诈，强怕中国“赔款”。
赔款，是政府赔的，却摊到了每一个中国人头上。
据严中平计算，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大约支出军费4137931元，而英国向中国勒索到手的先后两次“赔款”，共计1800万元，是英国军费的4.35倍！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利息竟然超过“本”数。
要受害者赔偿侵略者！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也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和万恶的旧制度形成的半殖民地必然的悲惨结果。
（2）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得中国人民透不过气来。
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附属于帝国主义，既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统治盘剥中国人民，分割瓜分中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又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直接盘剥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腐朽无能落后的清政府，对内镇压剥削，对外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甘愿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清政府也不乏有为的官员，如林则徐、徐世昌，但不被重用，遭受迫害排斥打击。
相反，落后的生产关系必由落后的统治者来维持。
帝国主义入侵后，买办阶级是第一批依附于帝国主义而发财的人。
他们对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搜刮。
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专办签字画押，出卖民族权利，得到了大量的贿赂。
他在与沙俄签订辽东半岛租借条约时，就从沙皇财政大臣手中得到350万卢布的贿金。
而清政府为了赔款，练兵筹饷。
这些买办不仅帮助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而且是帝国主义政治侵略的帮凶。
袁世凯是大家所熟知的卖国贼，也是大买办，大地主。
他搜刮的耕地覆盖河南十几个县。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系、皖系、奉系和若干个小派系，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也是如此，他们依附帝国主义，卖国投降，垄断经济命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炒卖外汇，残酷镇压革命者，使全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社会陷入黑暗混乱落后状态。
仅举一例：
自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纸币额增长了1445亿倍，导致批发物价上涨了36万亿倍，粮价上涨了47万亿倍。
物价涨的速度达到不可想象的程度。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称，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为两头牛，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1/3盒火柴，1948年只能买1/500两大米，1949年5月只能买一粒米的2.5%。
当年一石米值23元，一个月后涨到1800元，5个月后涨到44万元，有人计算，买一粒米要金圆券137元。
老百姓说：
“粒米100元，寸布15万，呜呼蒋介石，哪能不完蛋！
”毛泽东说：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
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
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土地高度集中。
占农村人口不到5%的地主阶级拥有全国土地的70%以上，而占人口70%的贫农下中农占有土地不到20%。
乾隆年间，约60%的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
乾隆十八年，全国有耕地708万公顷，郝氏一家占了万顷，占有全国耕地的1/700。
和珅占地800多顷，琦善占地256万多亩，李鸿章仅在合肥东乡就占地50万亩，占该乡土地的2/3。
抗战前，占4%的地主占有全国耕地65%。
地主阶级“坐拥一县之田”，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出租给农民种，坐收地租，一般在收成的50%以上。
3、旧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综上分析，在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制度和生产关系，已经完全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和障碍。
具体来说：
首先，经济落后，被动挨打。
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
在旧中国，生产下降，技术进步停滞，经济水平在世界上越来越陷入最落后国家行列和被动挨打状态。
1820年至1949年，旧中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出于停滞状态，其中约2/3的时间，不但没有任何增长，反而是下降的。
从十九世纪60年代清末洋务运动起，中国也发展了一点工业，但花了100年时间，只积累起42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不到现在工业固定资产的0.001%，置办了一万家厂，不到现在制造业的1%，质量和规模更是无法相提并论。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
近代100多年，直到1948年，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因此，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自然不能不处于被动挨打的悲惨局面。
其次，社会混乱，天灾人祸不断。
盗贼横行，坏人当道，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频繁发生。
旧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天下，官僚资本的天下，军阀的天下，地主的天下，投机倒把者的天下，兵痞流氓的天下。
唯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只有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生存权利，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
帝国主义用炮舰贷款说话，官僚资本和军阀用权利、法令和监狱说话，地主用占有的土地说话。
而几亿人民必须服从，任何反抗必遭镇压。
旧中国，更没有法制。
帝国主义的大炮就是法制，官僚资本和各路军阀的告示就是法制化，地主的皮鞭就是法制。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正所谓兵亦盗，盗亦兵。
第三，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的结果，就是富者巨富，贫者赤贫。
这是旧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腐朽性、落后性并且严重违背社会发展要求的集中表现。
旧中国的工业生产资料，1936年2/3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1/3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
1946年，32.8%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2/3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
1949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集中了100亿—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而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才不过466亿人民币。
加之军阀、政客、官商、投机倒把者的巧取豪夺，广大百姓怎么能不贫穷呢？
旧中国农村的耕地70%以上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中，占人口不到5%的地主的收入与占70%的贫农下中农的收入是142:
1。
农业收入的70%—90%都集中到地主手中了。
这是广大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与官僚地主集中的财富比较，农村贫富收入差距更大。
李鸿章兄弟共占地60万亩，年收租5万石，一个人平均收租8333石，而一户农民一年租地种粮收成不过几担、十几担，还要拿出一半交租，李鸿章的收租收入要高于农民七八千倍。
所以，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资本家地主老财花天酒地，绝大部分农民吃不饱的现象。
而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
因此，英国记者费雷特·
厄特利1938年到中国，看到中国当时的情况时写道：
“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贫困与不幸。
无论是怀抱初生的婴儿的妇女，还是年幼的孩童，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还遭受饥饿之苦。
在这成千上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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