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论文字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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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纺织、造船等手工业生产,都超过了中国的历史最高水平。
农业的稳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活跃,更是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其足以支付遣使下西洋的庞大开销,此时的明朝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此外,在建国初期朱元璋工作的重心是国内政治,外交方面主要以“防”为主,推行海禁政策,虽是当时局面的不得已,但已是与时代发展相背离。
中国的国际威望明显下降,每年前来京城朝贡的国家越加减少,许多国家已多年不派使者来华,万国来朝的局面不再,更有甚者,出现了附属国无端杀害明朝使者的情况,这是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而且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后,需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便日益增加,他们需要更广阔的世界,再次提出开展海外贸易也就成为必然,而且海外诸国也希望同中国恢复贸易往来,发展经济。
(二)政治背景
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动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对此,我大概列举两点其一是为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朱棣率军攻进南京的皇城以后,未发现建文帝的下落,虽然有人说建文帝已经被烧死,但是对于这个被朱元璋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朱棣还是十分忌惮的,毕竟他才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
沈德符的笔记中曾写道:
“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澇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
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
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在此后的数年间朱棣不断听闻建文帝在西南甚至海外出现过,朱棣担心自己的统治收到威胁,决定派遣郑和出海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
其二,招抚张士诚在海外的残部。
张士诚和朱元璋一样,当年都是反元义军一支,但是成王败寇,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的起义军队后,张士诚的残余势力逃到了海外。
朱棣担心这些势力在海外发扬壮大起来,因而派遣了如此庞大的船队出行西洋,在宣扬国威的同时如果遭遇反明势力也可以一举剿之。
(-)海洋调查
行动前的详细调查的确保事件成功的保证之一。
据福建泉州的郑和研究专家介绍,郑和七下西洋,这么庞大的船队远洋航行,不仅每次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地,而且都能平安归来,这说明他们掌握或具有比较先进的海洋知识,而这些知识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经过缜密的海洋调查才能获得的。
郑和等航海家们在航行过程中经行了详细的海洋调查,在必经的一些海区、海域,对其的气候,地形,水势都做了观察记录,“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并且对一些特殊的地形海貌如“老古石地”“泥沙地”等都颇有研究。
郑和还向所至各国广泛征集他们所收藏的各种海图和航海资料,使得郑和船队对航海所经历的各地的山势、山峡、海陆分布、水文气象、环境条件都有了更为具体的详细的了解,为以后进行更远的航海旅行提供了科学的海洋知识和经验。
《海底簿》记载了郑和当年的海洋调查活动:
“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处。
一开谕后,下文索图,山峡,海域及水势,日夜不致误也。
”这说明了郑和等人正式下西洋之前在广大的海域开展了对海洋情况、海洋环境的调研活动,并且通过此次活动获取了大量有关东西洋各地海岛、山形、山峡、水势、水陆分布特点等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并与以前留下来的各种海图进行了对比和校正。
在《顺风相送》等海道针经中记载:
“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域,水势,山形图。
务要选取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浅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复仔细推详,莫作泛常,必不可误。
”文中提到的“牵星”相当于如今的天文导航,而海道针经则相当于现如今的指南针导航,郑和船队在航海行驶中所使用的郑和将二者在航行中有效的进行结合使用,白天用指南针导航,晚上则通过观察星斗位置和罗盘来保持船队的航向。
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日月星辰测定自己的方位以及船队航行的位置。
此时郑和已经能够熟练的把天文导航与罗盘导航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用,由此提高了对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称之为“牵星术”。
这项技术在那个时代是最高天文导航技术。
2、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这是郑和船队在前人技术总计的基础之上独造的航海技术,即“针位取海道”,“以六十里为更,以托避礁浅”[③]。
这里的一更是指在标准航海下2.4小时所航行的里程。
这里的针路是指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主要用于超出了既定的航海路线时使用。
3、《郑和航海图》的诞生,虽说它只是郑和船队当时活动所用的一份海图,但它是郑和七下西洋海航成就的伟大体现,是航海经验的积累,对世界海航事业也有着重要意义,对后世研究中国古航海史有着重要作用。
(二)技术成熟
郑和时期的科技成就表现主要体现在造船术和航海术这两个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海岸线绵长的国家,他的造船与航海事业一直都十分发达,到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
《明史-郑和传》记载:
“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
”换算单位,相当于船长达到约138米,船宽约56米。
明初造船业分布范围极广,如洪武二十六年规定:
打造船只由地方政府负责派遣专人打造。
“如或新造海运船只,须要量度产木、水便地方差人打造”[④],在海运交易的各大港口或者海军驻守的地方都设有官办的船厂,且造船工厂遍布全国:
北至松花江,南达广东沿海,东到黄海边。
在其广泛的区域中尤以江苏、福建、湖广、等地最为发达。
至今在南京市下关还残存着当年龙江宝船厂的“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
据考查龙江宝船厂是当时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
有史为证“明代文献中有关郑和船队旗舰的尺度,咋看似乎难以相信,但实际丝毫不是奇谈。
”据统计,在郑和航海时期,全国共造有大小海船近4000艘,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船,仅南京新江口就有400艘大型主力舰,由此可见造船技术的先进性在当时是不然而语的。
因而李约瑟感叹道:
“在明朝全盛时期,其海军也许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的亚洲国家。
甚至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以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寺田隆信在书中也赞扬了中国的传统的造船技术,他写道:
“造船技术的优劣,是一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
像以上所说的那样,15世纪初的中国,以高超的传统造船技术,建造了难以置信的巨大船舶,接连不断的把他们送入大海中。
’
三、郑和船队的概况
郑和下西洋组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
郑和每次远航,其船队共百余艘其中包括六十二大,中号宝船加上其他类型船只。
郑和船队实际上是一支混合舰队,其中包含宝船、坐船、马船、粮船、和舰船。
这些船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
最小的也有一十八丈。
换算成今天的比例尺最大的宝船,约合一百三十点六八米长,五十三点九四米宽,深度达到十二米,吃水线是八米,舷壁高一点五米,载重力高达七千吨,船上共有九根桅杆,四层甲板。
如此巨大的船只在当时是令许多人无法想象的。
在如此庞大的船队上必然会有庞大的队伍和完备的机制来调节航行。
“永乐三年(1405)六月,名和及其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次遍历诸蕃国”。
这是《明史》中关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记载。
在其他各种史料如《郑和家谱》、《菽园杂记》,《前闻记》、《皇明四夷考》中,都明确指出了郑和下西洋的人员数量达到两万七千多人。
人员大致分为“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舵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生、铁搭材等匠、水手、明稍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名。
”在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迈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位五十三员。
”[⑤]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郑和船队有明确而精细的人员分工。
例如:
有掌管天文气象监测的阴阳官,有掌管医疗卫生的医官医士,有掌管制造的舵工,火长。
因而概况人员职务用现代来讲可分为:
领导成员:
正使太监,副使太监;
军官:
都指挥;
外贸人员:
户部郎中,办事,买办,书算手等;
技术人员:
火长,舵工,阴阳官;
翻译、通事;
医官医士;
工匠;
还有水手、民稍等基层人员。
四、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是爱好和平的在中国的思想体系可以窥见,从儒家提倡的“仁”“仁政”,到墨家的“兼爱”“非攻”,再到道家的“无为而治”。
和平已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诞膺天命,统御万方”的世界主宰观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所推崇的统治思想,推行“内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友好政策。
(一)维和行动
明初,东南亚国家众多,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国家势力此消彼涨,不时互相争夺,导致战争不断。
随着暹罗、爪哇两国势力的不断增长,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欺压领国。
中南半岛上安南与占城两国更是仇怨深重,两国时有的摩擦影响到整个中南半岛的政局,甚至出现上文所提到的,在三佛齐出现了杀害明朝使臣,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他国使者的情况。
再有就是海盗猖獗,横行海上,经常抢劫商船,海上交通线收到严重干扰。
海盗陈祖义是当时海盗中最强的一支,成员在最鼎盛是超过万人,拥有战舰近百艘。
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是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掠财物。
”[⑥]他不仅掠夺经过的商旅,而且打劫西洋来华的诸国使节,这不仅影响了明朝与该地区的正常来往,而且使得明朝在国际中的威望有所损害。
为消除不稳定因素明,成祖采取了笼络和武力并举的方法,改善航道不稳定的状况。
公元1407年,朝廷决定招谕陈祖义,使其归顺朝廷。
陈祖义假装归顺,暗中却准备抢夺郑和船队。
他对自己的部下说:
“明朝的船队虽然多,但是领导者却是第一次出海,而且军队都不擅海战;
他们船很大,但也以此行动缓慢,朝廷的水师虽然强大,但是已经多年未参加过战争而且是以步兵主力。
”这一阴谋被一个叫施进卿的人告诉了郑和,随后,郑和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待陈祖义前来偷袭时,率兵用火攻烧毁海盗船,剿灭海盗5000余人,并生擒陈祖义押回京城。
陈祖义后被明朝廷斩首示众,以警他人。
明朝廷此举可谓一举三得:
首先,它打击了海外的海盗势力,震慑了一些蠢蠢欲动的其它组织;
其次,保证了东南亚航道的安全性;
最后,此次举动在西洋各国赢得了声望,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有所恢复。
(二)树碑布施
在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
而文章开篇说道郑和出生于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父、祖先后都到曾到过麦加圣地朝圣,并且获得了“哈只”的尊称,这是只有顺利完成朝觐仪式的人,才能授予的头衔。
据史料表明郑和既是回教徒但又信奉佛教,郑和于永乐元年受道衍和尚的教诲,皈依佛教,并受“菩萨戒”取名“福善”。
郑和的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在这一地区妥善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能更好的和各国进行沟通。
而且郑和船队中还有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浦日和等一批信奉穆斯林的教徒。
郑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树碑布施,以表敬意,例如:
郑和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佛寺举行的布施活动,盛况空前。
正因为明朝政府推行郑和的和平外交政策,使其受到了海外各国的颂扬,于是一些和明朝廷断绝多年来往的甚至是过去从未来往的国家纷纷遣使节来华,和明朝廷建立外交关系,以表敬仰。
据统计,明成祖在位时期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更有如今的文菜、满刺加、苏禄、菲律宾四国的九位国王八次亲自率团前来访问,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
更有3位来华访问期间因病而逝但明确要求葬在中国的国王。
明朝都以王礼后葬。
遗留在中国的坟墓已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见证。
郑和下西洋所到国家一度掀起“中国文化热”,泰国研究学会会长周正荣说,泰国的礼拜寺,马六甲殿宇等建筑都是郑和下西洋时所建,马六甲有三宝庙、三宝亭、三宝井;
爪哇岛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洞等。
郑和下西洋把中国先进的优秀的的文化传到了西洋各国,例如丝瓷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货币文化等引起了西洋各国的争相学习。
对比此后西欧所进行的以掠夺贵金属、土地和进行殖民统治为目标,用枪炮和细菌掠夺当地无数居民性命的毁灭性的,殖民性的新航路旅程,郑和七下西洋给东南亚各国带去的是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
对此当地人们给郑和建庙树碑,并且世代香火供应不断,对比作为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联合国在1992年决定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定为全球节日之一,但却遭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
(三)结果反思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为何其后在海上销声匿迹,不见其踪迹?
客观原因是随着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眼光开始面向世界,在东方国家进行殖民活动,掠夺资源,堵塞交通,严重阻碍了中国同南洋诸国甚至更远地区的交流。
主观来讲可分为几个方面:
1、统治阶级的反对:
明成祖死后,朱高炽继位,史称仁宗,他一登位就下令“罢西洋取宝船”,而且他是一个短命皇帝,他死后传位给年仅九岁的宣宗,此时皇帝还很幼稚不太懂事,于是宫廷便由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当权,朝廷则由杨士奇、杨荣、杨缚掌握。
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他们已没有年轻时候的魄力,也没有远大眼光,不赞成朝廷耗费庞大的费用去赏赐那些来华使者。
2、经济困难:
郑和下西洋的前十年,就从内务府支取了六百万两左右的白银,这还不包括对来华的各国君臣或使节的赏赐,而明朝中叶一年的财政支出才三百万两左右,户部尚书夏元吉曾多次上书反对下西洋。
虽然明政府竭力的在发展经济,农业等,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到永乐后期,国库由于多年支付征伐安南和漠北、修建北京城和下西洋等,财政负担加剧。
3、其他因素:
郑和去死后,朝廷如需再次下西洋,必须派遣以为能够胜任组织如庞大的船队的人。
就经济贸易来讲,我们用丝绸,铁器,瓷器交换香料、珠宝、奇珍异兽等是不具备再生产条件的。
因而为节省国家支出,航海也便谢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