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嬗变中的戴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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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嬗变中的戴震

学风嬗变中的戴震

内容提要：

清初启蒙学者戴震力纠宋学的空疏，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学，造成了清代朴学的黄金时代。

他大胆地破除对程朱理学的迷信，通过训诂的途径，对汉代儒学进行了重新研究，倡导实学，借求真以矫伪；他富于批评精神，把"求理"、"闻道"作为学术的目的，为改良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借复古以创新；他力抨宋儒僵死空疏的学风，在治学方法上，提出很多精辟的科学见解，对其时学风的嬗变起到重要作用，在学术史上开一代新风。

主题词：

戴震清初学术治学方法学术史

清代初年，王朝正朔的变易并未带来社会制度的变革，学风亦承袭旧朝，积弊甚多。

满清统治者仍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科举制度蹈袭明代规矩，士大夫多穷年皓首背诵经注以求科场飞黄腾达，狭窄和僵死的学风扼杀了无数学人的创造才智，造就了大批抱残守缺的腐儒。

一些有识之士已深感到宋学和八股文的流弊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潜心探求变革学风之途。

生于其时的启蒙学者戴震，起而承继顾炎武“舍经世无理学”的大旗，借求真以矫伪，借复古以创新，力纠宋学的空疏，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学，以他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继承发展了由清初阎若璩、胡渭等开创的汉学，造成了清代朴学的黄金时代。

他一生治学授徒，其力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撼动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1】，对其时学风的嬗变起到重要作用，预示出清代学术一个新时期的来临。

一

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首先表现在他大胆地破除对程朱理学的迷信，通过训诂的途径，对汉代儒学进行了重新研究，倡导实学，借求真以矫伪。

先秦学术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母，而尤以儒家学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为巨，甚而可以说，封建中国的整个精神文化形态和学术均被其规范和制约。

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传习儒经便成为历代士人的首要功课。

经学发展至宋，理学出现程朱及其门徒遍注诸经，标榜要阐发儒经的微言大义，实则是根据封建社会后期强化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统治理论的山穷水尽必然出现非理性的强权政治），借释经来建立新的“天理”至上的儒学思想体系，其实删割了先秦儒学的理性内涵。

然由于孱弱的封建社会肌体的需求，程朱理学经南宋理宗的褒扬得以占据官方哲学宝座。

明代王守仁倡导“致良知”的心学，虽是出于对程朱理学的怀疑和不满，但王学只专尚悟而不讲实学，空论良知心性而不求经邦定国，造成明末虚无主义和清谈学风的泛滥，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引向无用之地，如清汉学家江藩所斥：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不闻，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2】。

清初的朴学创始人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

而史称文韬武略的康熙又奉“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的理学为至尊。

使得清代前期呈现一种理学回光返照的格局。

由宋及清初，思想界主潮绕了一个“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的圆圈，这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前进步履的蹒跚，亦反映出这时期学人求索痛苦的心灵历程，他们徘徊于中世纪的故道，无法挣脱历史因袭的重负，陷入了矛盾的窘境。

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戴震幼年从学时就不肯漫然置信宋儒的许多立论，对宋元以来理学家随意解释附会经传，歪曲孔孟学说的原旨感到不满，对其宣扬的明心见性、明道穷性、主静主敬的那一套求学途经更是极不赞同。

他指责“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见，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

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

”【3】他决心通过治经来还先儒的本来面目，揭穿宋明理学家托名诠经，实为乱经的实质。

他指出：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

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4】这是针对宋儒片面玄谈义理，轻视训诂之学而提出的。

他十分重视对名物制度的考证，主张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了解古代经书的涵义，如他说：

“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

”【5】他治经的态度非常严谨，凡事力求追本穷源，常从他人不经意处找间隙，然后层层探究，直到正本清源。

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虽有先哲之言他也不相信。

戴震治经还特别强调要获得“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

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其众说以裁其化，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源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秒，不手披枝肆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6】在这里，他强调学者治经必须“巨细毕究，本求兼察”，所得结论要合乎客观规律，经得起多方验证。

他教授生徒时，鼓励弟子独立思考，从疑章难句中发现问题，敢于怀疑旧注，责难先儒，纠正了许多后世对先秦经传的附会解释，在学术上多发古人所未发，反映出他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

戴震对当时某些学人或称新立异哗众以扬名，或迎合名家附骥以得利的治学态度极为不满。

他指出：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有名之见，其弊二：

非掊击前人以自表，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

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

”【7】这就是说，治学应该采取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为迎合名儒亦步亦趋或为哗众取宠故作高论均是治学之大忌。

他认为学术必须创新，但创新需有所本，其成果方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而不至于名噪一时，倏忽间便湮沉莫闻。

他和门人本着这种精神，多向前人未发明的学术领域中去探索磨琢，其宏富的著述创树甚多，一时由经学而及于小学、史学、音韵、金石、校勘、目录、天算、地理、名物、制度等，都成为专门学问，这不能不归功于戴震等的倡导实学。

戴震对宋儒的批判和对汉代儒学和重新研究，把无数士子从对理学的迷信笃信中唤醒，使他们对被统治者奉为绝对真理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笼罩程朱的神圣灵光黯然失色，“驳朱”的风气一时漫延于当时的知识界，而由戴氏等开创的汉学则取代了宋学在学术界的支配地位，大有“移程朱而代其统”【8】的趋势，中国学术史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

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其次表现在富于批评精神，把“求理”、“闻道”作为学术的目的，为改良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借复古以创新。

稍后于戴震的学者汪中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学术时指出：

“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

”【9】

这大体勾勒出清初至中叶汉学发展的轮廊。

汪中认为汉学发轫者是顾炎武，其后的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各有专门创研，而给予戴震以诸大家集大成者的独特地位，此语很有见地。

在学术史上，人们在比较皖派与吴派对学术的贡献时，多以为皖派高于吴派，戴震高于惠栋。

其实，吴派诸人在治《周易》、《尚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可是，作为吴派中坚之一的汪中为什么会特别推崇戴震为汉学的集大成者呢？

就学术成就而言，皖吴两派实在伯仲之间，说皖派高于吴派，恐怕主要在于哲学思想方面的贡献，这正是戴震等把“求理”、“通道”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之结果。

学术研究的目的理当是为改造社会服务，考证理应只是“求理”、“闻道”的手段。

然而，清初的朴学家们却过于偏颇于考证，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谈存在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偏见，株守所谓汉儒的通经家法。

戴震高于惠栋之处正在于不仅以考证为满足，面是着重于掌握经传的思想内容并予客观评价，即所云“志存闻道”，“由字通辞，由辞通道”是他治学的宗旨。

如果说阎若璩、胡渭等人有开创朴学之功的话，戴震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迈了一步。

戴震特别强调治经要明义理，认为明义理方能“通道”。

段玉裁曾转述过戴震所说：

“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

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面后能考核、能文章。

”【10】在这里，他把学习分为义理、文章和考核（或称考据）三个方面，认为三者有主有次，他把义理称作“源”，视为文章和考核的根本。

他既不满意清初朴学的“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又坚决反对宋儒的“得其义理，失其制数”，主张两者应结合起来，而以“求理”、“通道”为治学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治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写下了闪烁新思想光辉的《孟子字义疏证》，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力抨程朱理学的舛误和腐朽，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近代刘师培曾评价些篇说：

“东原之说，名为伸孟子，实则与孟子相戾也。

”【11】确实，此篇已超出汉学的范畴，实在是清算程朱理学的一篇檄文。

它以精炼流畅、清楚透辟的论述，从理论上批驳了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运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重新解释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提出了“有人欲才有天理”的命题，否定了先验的、永恒的、绝对的“天理”的存在，即否定了封建社会秩序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无怪乎章太炎赞称戴震哲学的特点是“专务平恕，为臣民朔上天”，“是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的为民请命的哲学【12】，认为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不下于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哲学。

作为一部充满勃勃生气和创造精神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成为我国哲学史上的一块丰碑，这正是戴震高于其他汉学家的所在。

正由于戴震经常教导弟子以“求理”、“明道”为已任，故皖派诸家不仅在训诂学上多有建树，而且在重新认识整理古代经典的过程中时有新的思想闪烁出来，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

对于“求理”、“明道”之途，戴震指出：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13】。

他提出了“理在气中”、“气化即道”的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只有以精审的态度对事物细分缕析，方能发现客观存在于事物之中的“理”。

在思维方式上，他主张把自已放进去，深入事物内部去详细考察。

他说：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尽之乎？

以我絜之人，则理明”【14】。

如此把自己放到社会生活中，深入事物内部，通过人情的实际体验去求得义理的方法既有别于王阳明提倡的通过“静坐内省”去“致良知”的悟理方法，又与程朱以抽象的所谓“无理”来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分析扼杀人情和人性有着根本的不同。

明王守仁明显受佛教禅宗的影响，提倡“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15】，朱熹的“居敬”说则重视向内做明心见性的功夫，反对向外寻求客观真理，主张由熟读儒经、涵泳体察而上通天理，成为圣人。

朱、王学说均有明显的逃避现实社会矛盾的倾向。

而戴震治学重视客观的求理方法，体现了近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他以求实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治学，对改变宋明以来的不良学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的历史表明，一种酝酿新学风、新文化的运动，当其自身内容尚未寻找到成熟独立的表现形式时，常常不得不诉诸于古代权威，在复古的形式下偷偷地寻求革新。

这正如欧州文艺复兴运动决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标志着资产阶段的萌芽一样，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汉学实质上也并不是汉代经学的简单复活。

他们对古代经典的整理和剖析，始终包含着对旧文化的怀疑、反思和批判。

他们的求理，正意味着新的思想意识的孕育，先秦理性之光的复明，呼唤着学人正视这人心浇漓、充满灾难的社会，面对现实去进行艰难不懈的理性探索。

三

戴震于学风嬗变之功，还表现在他力抨宋儒僵死空疏的学风，在治学方法上，提出很多精辟的科学见解，在学术史上开一代新风。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理论大旗，严重地败坏了社会学风。

既然“天理”是现成的，那么士子只要熟记这“天理”谨谨循规蹈矩就有望终成圣人，独立思考自然是用不着的，如果竟然思考起这“天理”是非合理那是非议圣贤，更属大逆不道。

在这种学风影响睛，加之腐朽的科举制度，士人唯有死读书、读死书之一途。

宋元以来，朱熹提出的读书法被统治者定为士人进学的法规，“读书成诵”是这种读书法的核心内容。

所谓“成诵”就是要把所读的书记得烂熟直到能背诵出来，考试则是机械的经义问答和默写经书条文。

对清代士人影响较大的是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该书固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