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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就具有客观的差异性,那么在进行具体的比较时,如果不去考虑这种差异性,只是简单地类比,其结论就不可能是可靠的。
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到物理学和政治学的比较上来。
从科学发展的来看,力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比较早就创立起来的一个门类。
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同科学中的各个门类之间在客观上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
对物理学来说,它所考察的、的客体是无意识的。
这种无意识性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
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动物学的例子来反驳。
其实,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虽有感觉、知觉,但都是无意识的。
因为,即使再高等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存在自觉的意识,因此,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时可以进行客观性观察,一块石头、一条小溪、一颗流星,其运动的轨迹,其运行的速度,不会因为有人在记录、在测定而有意地发生变化。
石头的下落、溪水的奔流、流星的飞逝,都是不以任何观察者、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的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还同这一学科实验的特点密切相关。
在自然界存在的物理现象是复杂的,比如气体,除有体积、温度、压力的因素外,还有流动的速度、比重等其它方面的物理属性。
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利用各种装置使气体处于理想状态下,并探求理想气体的温度、体积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再比如,物体的运动都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求得匀速直线运动中物体的速度、时间、路程三者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种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而得出理想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
而且,无论是在物理学中还是在化学中,人们为了获得某方面的知识,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地做某个实验。
一种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做,还可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做。
在科学上,只有经得起人们依据规定的条件在同一地点或者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同一种实验并且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样获得的规律或定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这些特性显然不是政治学也不是其它社会科学所能具备的。
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关系的、活动着的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
这是政治学同物理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的巨大差别,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们决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
如果想用物理学上述的研究与实验方法套用政治学的研究上面来,并以政治学不可能使用这类方法为依据得出这一学科不是科学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科学的。
政治学有无科学性决不能以这种方法或标准来裁定,它应当从另外的角度来衡量。
想否认政治学是科学的人们之所以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要求政治学,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思维假设,即在同一时代,各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物理学已成熟了,相当精确了,规范了,按理说,与之同处一个时代的政治学也应当如此。
假如不是这样,即政治学并不成熟,并不精确,并不规范,那么,问题就出在政治学按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有成为科学上。
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在同一时代,科学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一样的,具有同等思维水平的思想家们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都能够使这个领域的知识达到同等程度的科学性。
问题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就人类思维的发展来说,每一时代确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思维水平,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水平的思维,人们才能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但是,承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承认在同时代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思维水平上。
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某个时代的人类思维”这一用语,它只是就某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而言的,绝对不是指这一时代所有的人都达到了如此高的思维水平,也不是指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进行精神文明的创造。
关于学科发展上的这一差异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
金·
默顿有一段合情合理的评论。
他认为,也有不少的社会学家存在同样的误解,他们觉得既然社会学家与物理学家同处在20世纪,而同一时代的文化应当有相同的成熟程度。
因此社会学也应当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的成熟与完善了。
默顿嘲笑了社会学界这种麻木自满的情绪。
他说:
“虽然物理学与社会学同处于20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一门学科的成熟来推断另一学科。
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是物理学相对而言已达到上高度概括、实验上极大精确、研究手段多样化、技术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时代,因而,许多社会学家把物理学的成熟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他们欲与大哥相提并论,同享殊荣。
而当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大哥那样健壮的体格,又缺乏势不可挡的冲锋,一些社会学家就气馁了。
”〔1〕
默顿认为,在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科学化和积累性研究。
现在社会学或许还不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用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
如果把政治学同物理学比较一下,我想,其间的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
二、性与主观性
反对学能够成为科学的人所提出的上述种种论据应当说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如果将这些论据简单地抛弃在一边,认为那些统统是“荒谬”的话,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对于一个严肃的和科学的政治学者来说,他必须接受这种挑战,必须对每一个论据作出切合实际的、客观的评价。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主体,无论是政治角色还是政治组织或集团,其“意志自由”的表现主要是能够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
这种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但仔细地研究一下行为主体选择的过程,人们就会发现,行为主体头脑中的目的并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一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条件同他的需要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映照的结果,即就是说,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目的决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它是行为主体的客观需要同行为主体所能遇到的实际条件相对照的产物。
因此,目的就不是随意的、纯主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正是在具有客观性的目的作用下,政治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活动途径才是一定的。
方式、手段、途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的。
因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得无法捉摸。
其意志的作用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纷繁复杂得无从认识。
从正常的理性思维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意志自由完全是有边界的。
这种边界就是现实的、政治、环境以及行为者完全由客观条件所规定的需要。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那里,政治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像政治角色那样充满表面的偶然性。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时,起作用的是由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内的各个成员个别的目的和由目的所决定的个别的行为方式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带有合力性质的因素。
对于个别行为主体的活动来说,它们仅仅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个分力,这些分力是严格地按照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而构成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的。
合力对于分力来说具有一种不受其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不仅适用于对某个政治集团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而且它也完全适用于对处于更大范围内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行为的。
在全社会范围内,每个政治角色、每个政治集团,其行为的目的和方式,无论从某个局部看来是多么重要,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它只不过是一个个“分力”,它们最终都要被综合到总的“合力”之中去。
这种合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客观的。
由此可见,人的自由意志决不妨碍人们对政治生活作出客观的研究,也决不妨碍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
由于政治行为主体有选择行为的目的、方式的自由,而不同的选择又会出现不同的过程和结果。
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生活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借口这种复杂性而不愿去作过细的、持久的研究工作,轻易地得出政治学难以成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说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这其实只有相对的意义。
不少人举出物,认为物理运动所出现的参量很少。
物理学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对象上的简单性,才成为科学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远比牛顿用三条定律所概括出来的物理学体系复杂得多。
可能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比政治现象逊色。
只不过物理现象复杂、多样和多变的属性已被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通过严格控制条件的给大大简化了。
他们实际处理的是“理想气体”、“理想固体”、“理想液体”,他们只对这些处于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理想条件下的现象进行研究,努力从少数的参量中找出相互关系和某些性的东西来。
这种研究方法,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撇开种种非基本的限制因素,只对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参量加以研究,从中找出内在的和稳定的联系。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疑义,认为只考虑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主要的东西,会造成片面性。
这种疑义从表现上看似乎有道理,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当力求全面,最好能将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考虑进去。
但是,这种想法在实际的研究中是行不通的。
人们最多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去把握政治现象中的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不可能去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细节、环节和处在次要地位上的属性。
人们唯一能做到的并且只应当做的是依据实践的需要,科学地找寻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主要属性和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系。
要求政治学家毫无遗漏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客体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也就等于要求物理学家去掌握物理现象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没有一个物理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哪怕只是对一只在地上滚动的小球来说,即使是牛顿在场,他也无法对这只小球在运动中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比如小球一旦碰到地面上稍微有点高低不平所产生的微小偏斜或波动等等都用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来。
物理学家在对付这类简单不过的运动且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对比物理学要稚嫩得多的政治学提出那些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呢?
三、科学性与价值性
在政治学,乃至在一切社会科学中,人们都会碰到价值评价的。
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对人类的和平、有着直接的关联。
任何一种政治结构、政治规范乃至一个政治事件,对人类来说,不考虑其作用和影响,不从个人、集团的利益出发作出赞同或反对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尽管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会程度不等地存在政治冷漠阶?
但是这种冷漠绝不是与政治隔离,它正好表明某些政治角色对它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的不满与反感。
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评价。
因此要想在现实的政治形态中生存与发展,只讲政治事实,不讲对政治事实的评价,不考虑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政治事实究竟是不是应当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
虽然戴维·
伊斯顿将乔治·
霍兰·
萨拜因看成是保守的政治理论家,并攻击他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但是,仔细读一读萨拜因的书,你会发现他的话还是有合理性的。
在《政治学说史》的第一版前言中,萨拜因认为:
“忠于史料———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学家的义务———或承认有所偏爱———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有的—也不可声称自己是公正无私的。
否则,以不偏不倚自诩,不是浅薄就是自吹自擂。
”〔2〕
萨拜因所说的偏爱,是对价值评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治学研究中要不要进行价值评价,而是这种评价会不会使政治学知识失去科学性。
在人类的知识发展中,真理、正义、美德是统一的。
真理总是代表着正义、美德;
而正义、美德又总是真实的。
因此,事实与价值,“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在政治生活中,任何对“应当”的规定,都来源于人类向前向上发展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最终又只能是依据政治生活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来作出。
因此,如果政治学家们能坚持站到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的立场上,运用反映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规范、原则、理想来对政治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非但不会削弱政治学知识的科学性,相反,由于它将真理与正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政治学既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又符合了全部政治生活中的能动者和创造者即人类的要求,因此,它就更富有科学性。
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经常谈论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的倾向,并以此来要求其它的政治学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框架中进行痛苦的选择:
或者是坚持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就应当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拒绝或排斥价值评价,即所谓的“价值无涉”;
或者是坚持在事实判断的同时进行价值判断,那么,就同自然科学的本性相背离,使政治学失去科学性。
行为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包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即对自然科学无法使用,也不能使用价值判断。
换句话说,对自然科学是不能进行价值评价的。
这种所谓“公理”其实是荒谬的。
自然科学既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和工具,因此,人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就必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人应当是自然科学的尺度。
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为自己服务,要求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去完善和发展。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人类对自己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加以价值评价的问题。
自然科学当然不会因为有这种评价而失去自身的科学性。
同样,政治学也像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并不排除价值判断,并且正是在严格的价值评价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性。
四、性与意识形态性
与价值性相关的是意识形态。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一种理解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中存在的从某些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形成的错误的认识或一整套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的神话与政治幻想。
这种理解与意识形态的最初起源有关,也与西方的政治传统有关。
另一理解是把意识形态（以下缺），它是同以社会心理形式表现出的社会意识相对应的范畴。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一批家和思想家为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学而提倡某种“思想科学”,他们认为要驱除宗教迷信、反对神学幻想,就需要寻找和创立某种思想的工具与手段。
这类作为思想的工具与手段就是“意识形态”。
显然,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性理解中已经包含着某种带有主观性的、强制性的、功利性的成分。
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消极成分后来被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承袭,并加以滥用。
它渐渐演化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病态进行辩护的政治神话和政治偏见。
对于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曾经对其进行过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弥漫着体现没落的封建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私利的错误思想和一整套政治幻想,他把这些称之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才能认清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性,并建立起正确的思维。
西方政治学家曼海姆也从另外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或多或少的有意识掩盖真实情况”;
一种是包含更广泛的概念,它是“一个或一个具体社会集团或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
〔3〕这样,在人类的现实政治生活进程中就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因素:
一种是掩盖政治生活真相、以虚假的东西混淆视听的政治宣传与说教;
一种是代表某个阶级与集团的政治原则、立场与理想的政治观念;
一种是作为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政治心理而存在的精神观念。
这三种意识形态因素又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着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包含着这三种因素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认为:
“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作出其它的选择安排是不现实的”。
〔4〕美国的官方就是以这一套观念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一致的,美国就会去支持,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左的,美国就会去讨伐。
美国想在全球将它的意识形态普遍化。
美国的官方政治学就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生活中,起着较大作用的意识形态,不仅代表着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着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立场、理想,而且它还包含着许多掩盖事实、欺骗公众、麻醉人民的货色。
虽然西方的不少政治学家想竭力地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研究的作用,但事实上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带有神话色彩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不对西方政治科学的产生坏的。
部分政治学家制造的神话政治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意识形态不再是恰当的到处存在传统的与新兴的意
识形态
政治学在价值上是中立的美国的政治学建立在意识形
态的基础上,受制于统治机构
政治生活依据的是多元、占统治地位的英美模式无法
平稳、谈判与一致去质疑资本主义和权势政治
的真正意义
参见Ｒ·
Ｈ·
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
新范式的探索》〔5〕
伴随着西方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政治偏见,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
这一命题本身既包含着合理性,也潜伏着神话色彩。
当这一命题只是用来消除西方政治家言论中和富有欺骗性的大众传媒中掩盖严峻的社会现实成分时,它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想用这一命题来表明任何政治立场、政治观念都不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它又在宣扬另一种迷惑人的政治神话。
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或者企图取消意识形态,这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在宣扬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
凭借这种神话是不可能达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的。
在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观察、思考政治生活,去描述、评价政治生活存在与发展的状态。
只有承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并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对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政治学家才能在在研究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冷静的态度,从而努力坚持研究的科学性。
五、科学性与统一性
相当多的否定政治学具有科学性的人,都以物理论的统一性作为标准,断言存在着众多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的理论体系的政治学不可能有科学性。
但是,如果我们能稍微考虑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遵循着“分散———统一———分散”的向前发展。
人们喜欢今天的物理学,是因为它基本上统一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很少有其它学派、流派起来与之相抗衡。
但是,物理学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今天这种状态的。
在此以前,物理学家们对本学科中许多重要范畴的见解都是不太一致的,争论也很激烈。
比如,在对光的本质的看法上,就出现过“微粒说”和“波动说”的长期论战。
又比如,在关于什么是物理的“实在”上,爱因斯坦学派和海森堡学派也有过长期的论争。
但是,物理学家并没有因为存在这些不同的学派、体系的分歧、争论,就轻易地下结论,否定物理学的科学性。
对于同一领域的不同学派、体系之间竞争、争论,默顿发表过看法。
他认为,学科中理论或体系的论争以及分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它会使各种问题、各种观点得到充分的阐释,并逐步汇合到一个更大的理论系统中去。
同时,默顿也客观地了体系、理论的纷争会有负面的影响。
例如,在这种争论中会产生成见,这些成见又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固定的模式。
他谈到社会学科中的情况,“每一个阵营的社会学家只是带选择性地观察其他阵营的研究工作,在对方的研究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唤起应战状态的敌对模型,然后很快就把对方一句偶然的话当作理论核心,把某一强调当作整个信念。
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去研究对方的成果,因为对方的理论纯属谬误,他们两眼盯着对方的文章,只去发现猛烈攻击的目标。
”〔6〕这种情况会导致理论研究的两极分化,使本质上并不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理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体系。
对于不同学科来说,理论和体系的争论与分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越是处在发展中的但还不够完善的和成熟的学科,体系分化和争论的程度就较为厉害。
但这种分化和论争是学科走向成熟而不断具备科学性的必经环节。
政治学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一学科体系、理论的繁杂性和竞争性,但它决不是这一学科不具备科学性的论据,相反,它标志着政治学正在走向发展和完善。
在学科由科学性程度不高到充满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中,体系和流派的纷争会一直延续下去。
当一个问题的争论结束以后,统一的法则、规范就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
但这种知识发展中的均衡状态是很快就会被打破的,它会为新的创见和新的争论所取代。
因此,政治学在自身的发展中避免不了争论,也不应该绕开争论。
正确的做法是,依据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自由地展开讨论,在正常的学术论争中,使政治学知识更加接近客观的政治生活过程。
注释:
〔1〕〔6〕[美]罗伯特·
默顿:
《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2〕[美]乔治·
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前言第4页。
〔3〕Ｋａｒｌ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ｂｙＬｏｕｉｓｗｉｒｔｈ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Ｓｈｉ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ａｎｄＷｏｒｌｄ,1936,ｐｐ55-56.
〔4〕〔5〕[美]Ｒ·
新范式的探索》,高锬、潘世强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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