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识 梁文道文档格式.docx
《常 识 梁文道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常 识 梁文道文档格式.docx（4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
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
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
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
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
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
知识分子在皓自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
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
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
“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
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
”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
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
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自序江山不幸诗家幸
（2）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
唯独托马斯·
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
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
《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
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
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
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
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
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
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
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Foucault）与理查德·
罗蒂（Richard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
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
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
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
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Greertz]语）；
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
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
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
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
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
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
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
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炒作
“宣传”的名与实
德籍犹裔维克多·
克伦贝勒（Victor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
“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
”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密：
“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
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
”“相反地，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
”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
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克伦贝勒增补了席勒美学的名言“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他进一步指出：
“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为我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我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无置疑毫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弃给它。
”
例如“宣传”，它本来是中性的，只不过在我们的语用习惯里，“宣传”多半和好事拉上了关系。
虽然也有“负面宣传”的说法，但究竟比较罕见；
平常一说“宣传”，就总是意味着有些很正确很伟大的东西，不能不让大伙知道。
“宣传”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
一个人要是肆无忌惮地公开胡言，引人注意，我们会怀疑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成名。
想出名不是坏事，但太想出名就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我们不齿地说他的举动是“炒作”。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人捉着中国丁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不放，还惹得其他同行纷纷跟进，这就更是“炒作”了。
因为我们可以断定那很“不可告人”的用心其实就是“反华”。
技术上讲，“宣传”和“炒作”几乎没有分别，都是有企图有计划地把一个讯息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开去，四散传播。
但由于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说总是正确的政府在“炒作”什么；
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怀不轨的可疑分子。
“宣传”与“炒作”之分别存乎一心，端看那条要被推广的信息正面与否。
但在长久的使用传统之下，于稳固的意义联系之中，我们再也不用先去判断某段讯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传”，那被宣传的东西就是正面的了；
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东西也自然就是负面，毋庸再说。
举个浅近的例子。
三鹿集团曾经在发现产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后，向政府提出报告，“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翻译成：
“请政府好好管一管媒体，别让我们的问题曝光，别让我们挨骂；
最好能让我们静悄悄地把产品弄回来。
万一媒体广泛报道了问题产品的事，社会大众以后就不再相信我们公司，那可就惨了。
为什么一家企业如此可鄙的意图，竟能用上这么义正词严的修辞去包装呢？
也许他们以为只要使出了“协调”、“良好环境”、“炒作”和“负面影响”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术语，他们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沟通甚至相互认同的基础。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在媒体环境中耳濡目染，应该都能自如地说出这类冠冕堂皇的大话，而且都以为这些言辞能够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场绑在一起。
因为这一连串词语都有价值定向的明确效果，特别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体是很喜欢“炒作”的。
它们有如亚马孙河里的食人鱼，一闻血腥，立即空群而出。
问题是用“炒作”去形容大众传媒的这种特性并不恰当，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别有居心的刻意图谋，而是市场倾向主导的结果。
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报道问题食品？
那是因为读者关心。
反过来说，假如某个不太重要的官员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做了“重要讲话”，就算媒体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来，因为打呵欠的受众对此不感兴趣。
也就是说，真正在推动炸作的不是什么媒体，而是整个社会的民情。
（百姓感兴趣为基础）
有些人总是用“宣传”的模型来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备受关注的议题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广积极散播的结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下宣传部，老是想弄些坏消息出来，搞乱“大局”。
可是包括相关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其实都明白，从北到南，自西往东，全中国这么多这么杂的传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威力庞大的小组织可以策动大家一起讨论某件事。
虽然用“炒作”去形容传媒的集体关注并不准确，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宣传”概念的反面，以传统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现代的大众传播。
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带有负面的价值联想，能够很笼统很含糊地定性不利于自己的情势。
就像三鹿集团那段报告一样，把所有自己不愿看到的新闻都说成是“炒作”，好让政府和他们站在一起去对抗那些看不见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
虽然，那“一小撮人”其实是全部的消费者。
城管
（二）
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
2006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教授雅各布斯（JaneJacobs），在她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20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
根据雅各布斯所言，这种意识形态期望一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宽大马路、光亮整洁的市容、恰到好处的公园和装饰。
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
在这个城市里面，该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该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业活动也都局限在划定的区域，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乱。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应天上有，人间只在规划展览馆；
一旦变成现实，难免就会衍生无数的意外，进而腐烂破败，成为无法管理的一连串问题。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虽是一种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梦想，同时也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
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根本需要，又不经思考地排除了社会上可能存在可能出现的所有变化。
什么是居民的根本需要？
流动无牌小贩就是答案了。
他们卖的东西价廉，满足了许多人捡便宜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想省下更多生活开支好把钱花在医疗和教育上的低收入市民。
他们总是能敏锐地掌握市场动向，哪一种货物流行就卖什么，这一阵子大家想什么他们就给什么。
而且他们够机动，上下班的要点他们存在，人流多的时候他们出现。
可以说流动小贩这种行当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种市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
什么又是社会的变化？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待业人口却不断上升；
城乡之别无法弥平，进城民工则越来越多。
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了。
在这样的趋势底下，流动小贩群体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吗？
当小商贩岂不是千百年来无权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
小贩本来没有无牌有牌之分，这牌照是政府放发政府管制的。
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例如香港，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
但在内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则之外，许多城市考虑的还有一些说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
比方说“保障治安”，又比方说，整顿市容。
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贩增加和治安恶化有没有因果联系。
但是凭常理推断，我却晓得你赶绝了基层谋生的活路，就会把人逼上梁山。
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
我们凭什么为了要让城市看起来更有秩序更美观，就断绝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机会，就阻碍市场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贫富与城乡之间差别日大的动向呢？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
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
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
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
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
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
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大局
（1）
“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
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
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
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
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
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
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
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
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
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
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
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
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
“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
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
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
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
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
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
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
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大局
（2）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损国家形象。
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
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
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
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
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
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
余先生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
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的角度。
同样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
”（《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明报》，2008.05.18）如果更进一步站在那些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刚刚经历丧亲之痛，那种悲愤难道还要让位于政府一时的形象问题吗？
何况他们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岂不更添依法治国的光彩？
我想恰恰因为有媒体在场，无告的父母们才要更加卖力地嘶喊。
这是传统智慧中迫使当局正视事件的理性行为，也是间接替全国无数学子争取安全环境的义举。
在这种时候，仍然要他们忍气吞声，回去默默流泪，无异于在公众面前删除他们的声音，在新闻构成的历史中抹消这一段不好看的记忆。
提出这种要求，的确是要含泪的。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
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
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题为“历史？
还是大局”，刊于《明报·
笔阵》2008年06月14日
反法
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7日）九周年的日子了。
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
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
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
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
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
”（“×
”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
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
所谓“反×
”指的又是什么？
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
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
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
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
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
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
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
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
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
升级会员 